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历来的学者多从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理解“正名”，实际上，孔子“正名”思想直接的文化前提是姓名制度。
卫国之君很信任孔子，邀请孔子帮他治理国家，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孔子说：“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准备从哪里着手呢？”孔子说：“先从正名抓起。”子路不解，问道：“什么？您老夫子竟如此迂腐，名有什么好正的？”孔子见其弟子如此不开窍，就把子路教训了一顿，并给他讲了一套“正名”的大道理，他说：野哉！由也。君子于孔子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听孔子这么一说，“正名”确实是非同小可之事，在孔子看来，正名是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国家的礼法刑罚全系于名之正否。那么，孔子所说的“正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孔子所要“正”的“名”，并非一般的“名”，即意指各种事物的名词，孔子所谓“正名”，也并不是要端正一般的名词与其所指的关系，以避免名词的误用和误解。孔子对语言学、逻辑学问题不感兴趣。孔子的“名”，是“名分”的“名”，而孔子所要端正的，则是“名”与“分”的关系。
“名分”是针对人而言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具体的名或称谓，在家庭中，他被称为“父、子、夫、妻、兄、弟”等，在政治生活中，他被称为“卿、大夫、士”等，在社会交往中，他又有一定的姓氏和名字，他可能是“孔丘”、“子路”、“颜渊”、“叶公”等。诸如此类的名或称谓并非单纯的符号或词语，而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在等级制度中，一定的名或称谓都对应于一定的社会等级，对应于一定的权力和义务，尤其在封建世袭制度下，每一种“名”都标志了承担此名的人在社会的财富和权力总额中所占的分额，其所占有的土地、能支配的奴隶、能组建的军队、能使用的车驾仪仗、能穿戴的衣饰服色、能享用的妻妾，甚至每一天能吃饭的顿数，都根据其“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份额，这就是“分”，一定的“名”对应着一定的“分”，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守着他的“名”所能拥有的“本分”而无“非分之想”，这个社会就会一切按部就班地运作，天子的政令就会畅通无阻，令行禁止，就不会有因争权夺利而引起的社会矛盾，这个社会就会永保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太平无事。“名”的系统实际上是“分”的系统——也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象征化或符号化，统治者不可能每事必躬，但只要他控制了“名”的系统，按名责实，控名御实，就会轻而易举地治理好社会。因此，当卫君请孔子帮助他治理卫国时，孔子决定从“正名”下手。子路嗤笑孔子迂阔，是因为他不懂“名”的厉害，不懂“名”与“分”的关系。
规定“名”与“分”关系的一套法度规则就是“礼”，礼实际上是一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度，它规定着等级社会中不同等级的权利与义务。孔子的时代，周礼不断遭到破坏，因此，“克己复礼”是孔子所孜孜追求的理想。《论语》中记载说，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认为，如果天下人都能“克己复礼”，则就人人相爱无争，天下太平了，而所谓“克己复礼”，与“正名”实在是一个意思。“正名”，就是按礼制的规定，根据自己的“名”取自己的“分”，不要有越出“名”的限定的非分之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心，这不就是“克己复礼”吗？可见，“克己复礼”为了“正名”，而“正名”也为了“克己复礼”。实际上，“礼”与“名”是指的一个东西，它们都是对不同等级的权力和行为的规定，因此，“礼教”又称为“名教”。
孔子在回答了颜渊的关于“仁”的问题之后，颜渊又要求他能把“克己复礼”说得更具体点，孔子就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实际上也就等于说，不属于自己“名分”规定的事情，不要去做，如果做了不属于自己的“名”所规定的事情，就是非礼，就是越分，这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事情。据《论语·八佾》记载，有一次，鲁国的大夫季氏在家里举行“八佾舞”，孔子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因为按礼的规定，由八八六十四人表演的八佾舞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观赏，而季氏只不过是鲁国的大夫，竟胆敢在自己的家中举行八佾舞，自然属越礼的非分之举了。《论语》接着又记载说，鲁国大夫仲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祖时，也窃用天子之礼，用《雍》这首乐诗伴奏来撤除祭品，孔子听说此事，又愤愤不平地说：“《雍》诗是天子的诗，与这三家有何相干呢？”由孔子对“季氏”和“三家”非礼行为的谴责，可见其“正名”思想与姓氏制度的关系。季氏即季孙氏，也是“三家”之一，“三家”指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是鲁国的三大世族，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庶系后代，“仲孙、叔孙、季孙”即为三个家族的氏号，这三个号标志了三个家族各自的血统，仲孙是鲁公第二子之后，叔孙是鲁公第三子之后，季孙则为鲁公第四子之后，“孙”字表明三家是在其家族之祖的孙子这一代开始命氏的，各自以其始祖的排行字为氏，此即命氏制度中的“以王父母字为氏”。这三个家族的氏号，既标明了三家的血统是源于鲁国公族，也标明了三家各自的地位，它们只是大夫之家，因此，这三个氏号也就规定了三家的地位和权力，亦即相对于其氏这个“名”的“分”。但在孔子时代，三家已不满足于其本分了，竟然越礼窃用了本属天子才能用的礼乐。由《论语·八佾》之记载特意强调“季氏”、“三家”的家族氏号，可知孔子正是按名责实，据三家的氏号而谴责其非分之举的。
因此，姓氏制度，尤其是以氏号体现社会等级的制度，是孔子提出“正名”思想的重要依据或时代背景。氏，是春秋时代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是礼制的重要内容，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不可能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了解了这一点，方能理解孔子“正名”思想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方能更深入地探讨姓名制度的历史文化内涵。
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和“正名”思想，他在《荀子·正名篇》中把孔子“正名”思想与姓氏制度的关系阐释得很明确：知（智）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正名”是为“明贵贱”，而姓氏制度——尤其是命氏制度——本来就是用以“别贵贱”的。因此，严格实行姓氏制度，使世袭氏族坚守与其氏名相称的名分，自然就是“正名”的题内应有之义。
当然，孔子所欲“正”之“名”决不仅仅限于姓氏之名，而是广泛涉及一切与人的等级地位、权利义务有关的名号称谓，如亲属称谓、爵号、官阶称号等，孔子曾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就是说，君、臣、父、子各自的行为要符合由其“君、臣、父、子”这些称谓所规定的名分，这里，“君、臣”是政治称谓，“父、子”是亲属称谓，它们也是人的“名”，因此也属于孔子要“正”的范畴。
实际上，姓氏制度与各种各样的称谓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关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如“以王父母（祖父母）字为氏”，就把姓氏制度与亲属血缘关系交织到一起，因此，也就将姓氏与亲属称谓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在“仲孙、叔孙、季孙”三氏中体现得尤为典型，仲、叔、季是排行字，孙是辈份字，横向的和纵向的亲属称谓组合成了姓氏。又如“以爵为氏”即以祖辈的爵号为氏，“以谥为氏”即以祖辈的谥号为氏，就把姓氏与社会等级称谓和政治地位称谓等结合了起来，可见，姓氏制度与各种称谓体系密切相关。而且，在各种名号或称谓体系中，以姓氏体系最为稳定和具体，因此，为政而从正名入手，正名而从严明姓氏制度入手，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了。
卫国之君很信任孔子，邀请孔子帮他治理国家，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孔子说：“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准备从哪里着手呢？”孔子说：“先从正名抓起。”子路不解，问道：“什么？您老夫子竟如此迂腐，名有什么好正的？”孔子见其弟子如此不开窍，就把子路教训了一顿，并给他讲了一套“正名”的大道理，他说：野哉！由也。君子于孔子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听孔子这么一说，“正名”确实是非同小可之事，在孔子看来，正名是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国家的礼法刑罚全系于名之正否。那么，孔子所说的“正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孔子所要“正”的“名”，并非一般的“名”，即意指各种事物的名词，孔子所谓“正名”，也并不是要端正一般的名词与其所指的关系，以避免名词的误用和误解。孔子对语言学、逻辑学问题不感兴趣。孔子的“名”，是“名分”的“名”，而孔子所要端正的，则是“名”与“分”的关系。
“名分”是针对人而言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具体的名或称谓，在家庭中，他被称为“父、子、夫、妻、兄、弟”等，在政治生活中，他被称为“卿、大夫、士”等，在社会交往中，他又有一定的姓氏和名字，他可能是“孔丘”、“子路”、“颜渊”、“叶公”等。诸如此类的名或称谓并非单纯的符号或词语，而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在等级制度中，一定的名或称谓都对应于一定的社会等级，对应于一定的权力和义务，尤其在封建世袭制度下，每一种“名”都标志了承担此名的人在社会的财富和权力总额中所占的分额，其所占有的土地、能支配的奴隶、能组建的军队、能使用的车驾仪仗、能穿戴的衣饰服色、能享用的妻妾，甚至每一天能吃饭的顿数，都根据其“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份额，这就是“分”，一定的“名”对应着一定的“分”，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守着他的“名”所能拥有的“本分”而无“非分之想”，这个社会就会一切按部就班地运作，天子的政令就会畅通无阻，令行禁止，就不会有因争权夺利而引起的社会矛盾，这个社会就会永保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太平无事。“名”的系统实际上是“分”的系统——也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象征化或符号化，统治者不可能每事必躬，但只要他控制了“名”的系统，按名责实，控名御实，就会轻而易举地治理好社会。因此，当卫君请孔子帮助他治理卫国时，孔子决定从“正名”下手。子路嗤笑孔子迂阔，是因为他不懂“名”的厉害，不懂“名”与“分”的关系。
规定“名”与“分”关系的一套法度规则就是“礼”，礼实际上是一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度，它规定着等级社会中不同等级的权利与义务。孔子的时代，周礼不断遭到破坏，因此，“克己复礼”是孔子所孜孜追求的理想。《论语》中记载说，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认为，如果天下人都能“克己复礼”，则就人人相爱无争，天下太平了，而所谓“克己复礼”，与“正名”实在是一个意思。“正名”，就是按礼制的规定，根据自己的“名”取自己的“分”，不要有越出“名”的限定的非分之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心，这不就是“克己复礼”吗？可见，“克己复礼”为了“正名”，而“正名”也为了“克己复礼”。实际上，“礼”与“名”是指的一个东西，它们都是对不同等级的权力和行为的规定，因此，“礼教”又称为“名教”。
孔子在回答了颜渊的关于“仁”的问题之后，颜渊又要求他能把“克己复礼”说得更具体点，孔子就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实际上也就等于说，不属于自己“名分”规定的事情，不要去做，如果做了不属于自己的“名”所规定的事情，就是非礼，就是越分，这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事情。据《论语·八佾》记载，有一次，鲁国的大夫季氏在家里举行“八佾舞”，孔子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因为按礼的规定，由八八六十四人表演的八佾舞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观赏，而季氏只不过是鲁国的大夫，竟胆敢在自己的家中举行八佾舞，自然属越礼的非分之举了。《论语》接着又记载说，鲁国大夫仲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祖时，也窃用天子之礼，用《雍》这首乐诗伴奏来撤除祭品，孔子听说此事，又愤愤不平地说：“《雍》诗是天子的诗，与这三家有何相干呢？”由孔子对“季氏”和“三家”非礼行为的谴责，可见其“正名”思想与姓氏制度的关系。季氏即季孙氏，也是“三家”之一，“三家”指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是鲁国的三大世族，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庶系后代，“仲孙、叔孙、季孙”即为三个家族的氏号，这三个号标志了三个家族各自的血统，仲孙是鲁公第二子之后，叔孙是鲁公第三子之后，季孙则为鲁公第四子之后，“孙”字表明三家是在其家族之祖的孙子这一代开始命氏的，各自以其始祖的排行字为氏，此即命氏制度中的“以王父母字为氏”。这三个家族的氏号，既标明了三家的血统是源于鲁国公族，也标明了三家各自的地位，它们只是大夫之家，因此，这三个氏号也就规定了三家的地位和权力，亦即相对于其氏这个“名”的“分”。但在孔子时代，三家已不满足于其本分了，竟然越礼窃用了本属天子才能用的礼乐。由《论语·八佾》之记载特意强调“季氏”、“三家”的家族氏号，可知孔子正是按名责实，据三家的氏号而谴责其非分之举的。
因此，姓氏制度，尤其是以氏号体现社会等级的制度，是孔子提出“正名”思想的重要依据或时代背景。氏，是春秋时代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是礼制的重要内容，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不可能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了解了这一点，方能理解孔子“正名”思想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方能更深入地探讨姓名制度的历史文化内涵。
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和“正名”思想，他在《荀子·正名篇》中把孔子“正名”思想与姓氏制度的关系阐释得很明确：知（智）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正名”是为“明贵贱”，而姓氏制度——尤其是命氏制度——本来就是用以“别贵贱”的。因此，严格实行姓氏制度，使世袭氏族坚守与其氏名相称的名分，自然就是“正名”的题内应有之义。
当然，孔子所欲“正”之“名”决不仅仅限于姓氏之名，而是广泛涉及一切与人的等级地位、权利义务有关的名号称谓，如亲属称谓、爵号、官阶称号等，孔子曾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就是说，君、臣、父、子各自的行为要符合由其“君、臣、父、子”这些称谓所规定的名分，这里，“君、臣”是政治称谓，“父、子”是亲属称谓，它们也是人的“名”，因此也属于孔子要“正”的范畴。
实际上，姓氏制度与各种各样的称谓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关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如“以王父母（祖父母）字为氏”，就把姓氏制度与亲属血缘关系交织到一起，因此，也就将姓氏与亲属称谓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在“仲孙、叔孙、季孙”三氏中体现得尤为典型，仲、叔、季是排行字，孙是辈份字，横向的和纵向的亲属称谓组合成了姓氏。又如“以爵为氏”即以祖辈的爵号为氏，“以谥为氏”即以祖辈的谥号为氏，就把姓氏与社会等级称谓和政治地位称谓等结合了起来，可见，姓氏制度与各种称谓体系密切相关。而且，在各种名号或称谓体系中，以姓氏体系最为稳定和具体，因此，为政而从正名入手，正名而从严明姓氏制度入手，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