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赐姓亦是姓氏的一个重要来源。帝王将某个新的或现成的姓氏赐给某个族群作为它的成员的姓氏，就是赐姓。
赐姓制度可以秦代为界分为前后两种类型。秦代是中国姓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线，秦代之前姓是姓，氏是氏，两者泾渭分明，秦代之后姓、氏合一，姓与氏已无区别，源自先秦时代的氏已被等同地视为姓。
我们在前文曾指出，姓源于原始氏族的图腾，是随人类社会的进化而历史地形成的，姓是氏族成员内部约成俗定的产物，并不是由氏族之外的某个人物赐予或恩惠的，它是氏族血缘同一性的标志。既然姓是氏族血缘这种“自然关系”的标志，因此，就不存在所谓“赐姓”，姓是无待于赐予的，而是一个氏族“与生俱来”的。
但史籍中却多有关于“赐姓”的标志。如《尚书·禹贡》说：“锡（赐）土姓。”《左传·隐公八年》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昭公八年》说周王使帝舜的后代胡公主祀帝舜，并赐之姓曰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帝舜赐予为之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董，氏豢龙，《国语·周语下》说帝虞“命姓授氏”之事，赐禹姓“姒”，氏曰“有夏”，赐四岳姓“姜”，氏曰“有吕”，《国语·楚语下》说：“民之彻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如果说从来不存在什么“赐姓”制度，古人的这些说法莫非全是空话了吗？对上述记载应具体分析。细绎诸段文字，可知其中所谈包括“赐姓”和“命氏”两种情况。《尚书·禹贡》的“锡土姓”、《左传·隐公八年》的“因生以赐姓”、《国语·周语》的“命姓”及赐禹姓姒、赐四岳姓姜是“赐姓”，但姓非由赐而得，禹之姓姒、四岳之姓姜并非由赐而得，而是源于图腾，姒、姜诸姓与图腾之间的渊源关系前文已述。但“赐氏”或“命氏”制度却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左传·隐公八年》的“胙之土命之氏”，《昭公八年》的周王封虞舜后代胡公于陈地并赐之姓曰陈氏，《昭公二十九年》之舜赐为之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曰“豢龙”，《国语·周语》之舜命禹氏曰“有夏”、命四岳氏曰“有吕”，《周语》之“彻其官者，物赐之姓，以监其官”等，都不是赐姓，而是赐氏，姓不可赐，而氏却可赐。我们在上文曾经说过，只有贵族才有氏，氏是权力、地位等的象征，因此上述所列举的命氏事件均与赋予土地、官职、权力等活动同时进行，《左传》所谓“胙之土命之氏”、周封胡公于陈地而赐之姓曰陈、舜命禹氏曰有夏、四岳曰有吕（夏、吕均为地名或国名），都是因封地而赐氏，而舜赐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曰“豢龙”，《周语》所谓“物赐其姓，以监其官”等则是因任命官职赋予权力而赐氏。《左传》说舜赐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曰“豢龙”，实际上，“董”亦当为氏，而非姓，因为“董”原本有董理、料理、管理之义，现代汉语中的“董事会”、“董理”等词仍取“董”字的这个意思，而“豢”也无非是“管理、料理”之义，因此，此族以“董”为姓当源于其以“豢龙”为氏，或许董氏是豢龙氏的一个支族。
综上所述，先秦之所谓“赐姓”，实际上是指“赐氏”，或者说，先秦只有赐氏而无赐姓，赐氏是在一个新的族群从其母体族群分化出来之时，由官方赋予它一个正式的与其地位、财富、权力相当的名号，因此，赐氏活动总是伴随着新的“氏族”的形成，伴随着这个新形成的族群对权力、财富的占有。赐氏是一种具有实际的政治、经济后果的行为。
秦代之后，由于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经济、政治权力由天子一人所独揽，已不再存在受天子册封、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的诸侯国（汉代曾一度出现封建制的反动，但很快就被荡除，封建制在秦代之后只是昙花一现），权力不再是靠世家大族独断专行，而是由国家官僚行政系统实施，也就是说，权力与家族分离了，因此，原本作为权力之象征的氏到这时已丧失了意义，它除了仅仅作为家族血统的标志之外，已不具备象征权力的作用了，也就是说，氏蜕变成了姓，或者说，姓氏不分、姓氏合一了。秦代之后，仍常有皇帝赐姓的事情发生，但这时的赐姓已大大不同于先秦的赐氏，赐姓不像赐氏那样伴随着土地、权力等的赋予，而仅仅是赐予一个家族某个名号，即准许它用某个字为姓而已。因此，秦代以后的赋姓主要是具有一种象征的、荣誉的意义，而不再具有如先秦赐氏那样的实际价值了，只是一种精神鼓励，而非物质奖赏。
秦代之后赋姓与先秦赐氏的另一个区别是，先秦赐氏导致一个前所未有的氏号的产生，如舜赐其驯龙之官为豢龙氏，就标志着豢龙氏族和豢龙氏号的产生；而秦代以后的赋姓则只是将一个现成的姓赋予一个人及其后代，而这个人原来亦有姓，例如，天子可能把他的姓赐予他的亲信，特准后者随他的姓。由此可见，秦代之后的赋姓并不导致新的姓氏的产生，而只是导致某些家族姓氏的改变而已。
秦代之后的赋姓活动最常见的是皇帝将自家的姓赏赐给臣下，作为对后者的奖赏，而臣子能随皇帝的姓，虽不得不抛弃祖先的姓氏，有改宗忘本之嫌，但与皇族攀上本家，却仍是光宗耀祖、造福后人的幸事。
秦末楚、汉之争时，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有一个齐人娄敬，此人能言善辩。刘邦取得江山之后，商议建都大事，由于刘邦手下都是东方人，众人皆议提建都洛阳，只有娄敬力排众议，说服刘邦建都长安，以得天下形势之要，从而奠定了汉家数百年基业。刘邦建都长安后，心中高兴，于是特许娄敬姓刘，改名刘敬。
唐代皇族姓李，唐开国后，许多追随李氏家族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开国元勋也得以赐姓李氏。如燕郡王罗艺、吴王杜伏威、曹国公徐世勣，以及邴元纮、胡大恩、祁子和、董忠臣等，均因赐姓而改姓李氏，于是，这几支的罗、吴、杜、曹诸姓从此之后就改姓李了。
又如天宝年间的功臣安重璋，因安禄山反叛，遂上书玄宗说“耻与逆臣同姓”，玄宗嘉其忠心和气节，特批其“徙籍京兆，举族以李为氏”。安重璋家族因此得以改姓为李，可谓“弃暗（安）投明”。
盛唐之世，中外文化交流盛极一时，不乏异族人仰慕中华文明大唐繁华，一心归顺唐王朝，由于其异族色彩的姓氏与汉族姓氏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改为汉姓，而唐天子也大开方便之门，为一些投诚归顺的异族首领等赐姓李氏。如唐太宗时，鲜卑拓拔赤辟率部归唐，太宗赐姓李氏；太宗时还以契丹首领库克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并赐姓李氏；唐玄宗时，沙陀族首领朱邪赤心归唐，玄宗亦赐其姓为李氏。现在李姓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姓之一，或许与唐代许多异姓改为李姓不无关系。
宋代皇帝在赐姓方面也十分慷慨。宋神宗时，西藩木征率河、洮二州投靠宋朝，神宗赐其本人及其诸弟皆姓赵，并分别赐名为思忠、继忠、济忠、绍忠、醇忠、存忠等，可见其赐姓不过是为了获得被赐姓者的忠心。另外，西羌的降赞归附宋朝，宋王朝亦赐姓赵氏，后来建立西夏国的赵元昊即是其后人，西夏的历代皇帝均以赵为姓。
明代皇帝姓朱，他们也把朱姓作为“无形资产”到处“收买人心”，如蒙古人就一度得赐朱姓。
皇姓确实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但也不能滥用，否则会贬值，因为物以稀为贵，如果普天下人都姓了皇姓，则皇姓也就不足为贵了，因此，历代皇帝还常拿别的姓氏赏赐给臣民，而并不总把皇姓随便予人。如汉代的扶嘉，原不姓扶，汉祖刘邦为嘉奖他扶翼汉室的功劳，因赐姓扶氏。西汉名将李陵的后裔后来归顺魏朝，因是在丙殿被魏帝召见的，故赐姓曰丙。历事唐朝五代皇帝的员半山之祖，本来姓刘，自梁入魏，由于其德操颇像战国时的伍员，遂赐姓为员，其后人即以员为姓。唐时回鹘国的宰相原叫爱邪勿，唐朝皇帝赐其姓为爱，名弘顺。后唐时契丹耶律阿保的长子耶律突欲投靠后唐，唐明宗赐姓东丹，后来又赐姓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郑和，本不姓郑，而姓马，是阿拉伯血统的元代功臣赡思丁的后裔，郑和是被明军掳入皇宫作太监之后才赐姓为郑的。蒙古人脱欢之父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归附明朝，朱元璋赐其姓为薛，脱欢后来嗣父为官，得赐名为斌，薛斌之子在其父死后又得明成祖朱棣赐名为绶。蒙古人都帖木儿，于永乐年间率部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吴，赐名允诚。蒙古王子也于永乐年间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金，赐名为忠。
由于赐姓，导致不少家族的姓氏发生改变，使后人的姓不同于先人的姓，这是在根据姓氏寻根问祖时必须注意的，因为现在同姓李氏的人在唐代之前可能并非都姓李，他们在一千多年之前并非本家，有的还可能源于西域少数民族血统。总之，赐姓、改姓的现象提示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姓氏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或异姓交融，或同姓分化，姓氏的历史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一脉相传的历史，人们在与同姓的陌生人初次相见时，常情不自禁地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事情或并不尽然。
赐姓制度可以秦代为界分为前后两种类型。秦代是中国姓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线，秦代之前姓是姓，氏是氏，两者泾渭分明，秦代之后姓、氏合一，姓与氏已无区别，源自先秦时代的氏已被等同地视为姓。
我们在前文曾指出，姓源于原始氏族的图腾，是随人类社会的进化而历史地形成的，姓是氏族成员内部约成俗定的产物，并不是由氏族之外的某个人物赐予或恩惠的，它是氏族血缘同一性的标志。既然姓是氏族血缘这种“自然关系”的标志，因此，就不存在所谓“赐姓”，姓是无待于赐予的，而是一个氏族“与生俱来”的。
但史籍中却多有关于“赐姓”的标志。如《尚书·禹贡》说：“锡（赐）土姓。”《左传·隐公八年》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昭公八年》说周王使帝舜的后代胡公主祀帝舜，并赐之姓曰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帝舜赐予为之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董，氏豢龙，《国语·周语下》说帝虞“命姓授氏”之事，赐禹姓“姒”，氏曰“有夏”，赐四岳姓“姜”，氏曰“有吕”，《国语·楚语下》说：“民之彻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如果说从来不存在什么“赐姓”制度，古人的这些说法莫非全是空话了吗？对上述记载应具体分析。细绎诸段文字，可知其中所谈包括“赐姓”和“命氏”两种情况。《尚书·禹贡》的“锡土姓”、《左传·隐公八年》的“因生以赐姓”、《国语·周语》的“命姓”及赐禹姓姒、赐四岳姓姜是“赐姓”，但姓非由赐而得，禹之姓姒、四岳之姓姜并非由赐而得，而是源于图腾，姒、姜诸姓与图腾之间的渊源关系前文已述。但“赐氏”或“命氏”制度却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左传·隐公八年》的“胙之土命之氏”，《昭公八年》的周王封虞舜后代胡公于陈地并赐之姓曰陈氏，《昭公二十九年》之舜赐为之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曰“豢龙”，《国语·周语》之舜命禹氏曰“有夏”、命四岳氏曰“有吕”，《周语》之“彻其官者，物赐之姓，以监其官”等，都不是赐姓，而是赐氏，姓不可赐，而氏却可赐。我们在上文曾经说过，只有贵族才有氏，氏是权力、地位等的象征，因此上述所列举的命氏事件均与赋予土地、官职、权力等活动同时进行，《左传》所谓“胙之土命之氏”、周封胡公于陈地而赐之姓曰陈、舜命禹氏曰有夏、四岳曰有吕（夏、吕均为地名或国名），都是因封地而赐氏，而舜赐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曰“豢龙”，《周语》所谓“物赐其姓，以监其官”等则是因任命官职赋予权力而赐氏。《左传》说舜赐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曰“豢龙”，实际上，“董”亦当为氏，而非姓，因为“董”原本有董理、料理、管理之义，现代汉语中的“董事会”、“董理”等词仍取“董”字的这个意思，而“豢”也无非是“管理、料理”之义，因此，此族以“董”为姓当源于其以“豢龙”为氏，或许董氏是豢龙氏的一个支族。
综上所述，先秦之所谓“赐姓”，实际上是指“赐氏”，或者说，先秦只有赐氏而无赐姓，赐氏是在一个新的族群从其母体族群分化出来之时，由官方赋予它一个正式的与其地位、财富、权力相当的名号，因此，赐氏活动总是伴随着新的“氏族”的形成，伴随着这个新形成的族群对权力、财富的占有。赐氏是一种具有实际的政治、经济后果的行为。
秦代之后，由于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经济、政治权力由天子一人所独揽，已不再存在受天子册封、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的诸侯国（汉代曾一度出现封建制的反动，但很快就被荡除，封建制在秦代之后只是昙花一现），权力不再是靠世家大族独断专行，而是由国家官僚行政系统实施，也就是说，权力与家族分离了，因此，原本作为权力之象征的氏到这时已丧失了意义，它除了仅仅作为家族血统的标志之外，已不具备象征权力的作用了，也就是说，氏蜕变成了姓，或者说，姓氏不分、姓氏合一了。秦代之后，仍常有皇帝赐姓的事情发生，但这时的赐姓已大大不同于先秦的赐氏，赐姓不像赐氏那样伴随着土地、权力等的赋予，而仅仅是赐予一个家族某个名号，即准许它用某个字为姓而已。因此，秦代以后的赋姓主要是具有一种象征的、荣誉的意义，而不再具有如先秦赐氏那样的实际价值了，只是一种精神鼓励，而非物质奖赏。
秦代之后赋姓与先秦赐氏的另一个区别是，先秦赐氏导致一个前所未有的氏号的产生，如舜赐其驯龙之官为豢龙氏，就标志着豢龙氏族和豢龙氏号的产生；而秦代以后的赋姓则只是将一个现成的姓赋予一个人及其后代，而这个人原来亦有姓，例如，天子可能把他的姓赐予他的亲信，特准后者随他的姓。由此可见，秦代之后的赋姓并不导致新的姓氏的产生，而只是导致某些家族姓氏的改变而已。
秦代之后的赋姓活动最常见的是皇帝将自家的姓赏赐给臣下，作为对后者的奖赏，而臣子能随皇帝的姓，虽不得不抛弃祖先的姓氏，有改宗忘本之嫌，但与皇族攀上本家，却仍是光宗耀祖、造福后人的幸事。
秦末楚、汉之争时，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有一个齐人娄敬，此人能言善辩。刘邦取得江山之后，商议建都大事，由于刘邦手下都是东方人，众人皆议提建都洛阳，只有娄敬力排众议，说服刘邦建都长安，以得天下形势之要，从而奠定了汉家数百年基业。刘邦建都长安后，心中高兴，于是特许娄敬姓刘，改名刘敬。
唐代皇族姓李，唐开国后，许多追随李氏家族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开国元勋也得以赐姓李氏。如燕郡王罗艺、吴王杜伏威、曹国公徐世勣，以及邴元纮、胡大恩、祁子和、董忠臣等，均因赐姓而改姓李氏，于是，这几支的罗、吴、杜、曹诸姓从此之后就改姓李了。
又如天宝年间的功臣安重璋，因安禄山反叛，遂上书玄宗说“耻与逆臣同姓”，玄宗嘉其忠心和气节，特批其“徙籍京兆，举族以李为氏”。安重璋家族因此得以改姓为李，可谓“弃暗（安）投明”。
盛唐之世，中外文化交流盛极一时，不乏异族人仰慕中华文明大唐繁华，一心归顺唐王朝，由于其异族色彩的姓氏与汉族姓氏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改为汉姓，而唐天子也大开方便之门，为一些投诚归顺的异族首领等赐姓李氏。如唐太宗时，鲜卑拓拔赤辟率部归唐，太宗赐姓李氏；太宗时还以契丹首领库克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并赐姓李氏；唐玄宗时，沙陀族首领朱邪赤心归唐，玄宗亦赐其姓为李氏。现在李姓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姓之一，或许与唐代许多异姓改为李姓不无关系。
宋代皇帝在赐姓方面也十分慷慨。宋神宗时，西藩木征率河、洮二州投靠宋朝，神宗赐其本人及其诸弟皆姓赵，并分别赐名为思忠、继忠、济忠、绍忠、醇忠、存忠等，可见其赐姓不过是为了获得被赐姓者的忠心。另外，西羌的降赞归附宋朝，宋王朝亦赐姓赵氏，后来建立西夏国的赵元昊即是其后人，西夏的历代皇帝均以赵为姓。
明代皇帝姓朱，他们也把朱姓作为“无形资产”到处“收买人心”，如蒙古人就一度得赐朱姓。
皇姓确实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但也不能滥用，否则会贬值，因为物以稀为贵，如果普天下人都姓了皇姓，则皇姓也就不足为贵了，因此，历代皇帝还常拿别的姓氏赏赐给臣民，而并不总把皇姓随便予人。如汉代的扶嘉，原不姓扶，汉祖刘邦为嘉奖他扶翼汉室的功劳，因赐姓扶氏。西汉名将李陵的后裔后来归顺魏朝，因是在丙殿被魏帝召见的，故赐姓曰丙。历事唐朝五代皇帝的员半山之祖，本来姓刘，自梁入魏，由于其德操颇像战国时的伍员，遂赐姓为员，其后人即以员为姓。唐时回鹘国的宰相原叫爱邪勿，唐朝皇帝赐其姓为爱，名弘顺。后唐时契丹耶律阿保的长子耶律突欲投靠后唐，唐明宗赐姓东丹，后来又赐姓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郑和，本不姓郑，而姓马，是阿拉伯血统的元代功臣赡思丁的后裔，郑和是被明军掳入皇宫作太监之后才赐姓为郑的。蒙古人脱欢之父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归附明朝，朱元璋赐其姓为薛，脱欢后来嗣父为官，得赐名为斌，薛斌之子在其父死后又得明成祖朱棣赐名为绶。蒙古人都帖木儿，于永乐年间率部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吴，赐名允诚。蒙古王子也于永乐年间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金，赐名为忠。
由于赐姓，导致不少家族的姓氏发生改变，使后人的姓不同于先人的姓，这是在根据姓氏寻根问祖时必须注意的，因为现在同姓李氏的人在唐代之前可能并非都姓李，他们在一千多年之前并非本家，有的还可能源于西域少数民族血统。总之，赐姓、改姓的现象提示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姓氏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或异姓交融，或同姓分化，姓氏的历史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一脉相传的历史，人们在与同姓的陌生人初次相见时，常情不自禁地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事情或并不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