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姓氏合一，在中国姓名制度中导致一系列的变化。
由于秦代之后姓与氏没有区别，导致了人们在理解先秦时代人的姓名时往往姓氏不分、姓氏混淆，或者把姓当成氏、把氏当成姓，以至于说不清究竟是氏还是姓，这一点在谈论传说中的帝王姓氏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如黄帝的姬，究竟是姓还是氏，如果说是姓，则炎帝与黄帝同母所生，应当同姓，因为《左传》说：“因生以赋姓”，但炎帝却姓姜而不姓姬。史书上关于黄帝又有轩辕氏、帝轩氏、帝鸿氏、有熊氏、缙云氏等名号，这些是姓、是氏、还是名，都争论不休而无定论。即使博学多识如太史公司马迁，也分不清姓与氏的关系了。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据《索隐》注，这十四人共十二姓，即姬、酉、祁、巳、滕、〓、任、荀、僖、〓、嬛、依，如果说这十二姓是姓，则不应与黄帝之姓（姬）异，因为姓是血缘的标志，但十二姓中除姬外，其他十一姓都与姬异姓，如果这十一姓果真是黄帝的后代的话，它们应该是氏，而不是姓，当是黄帝族的支系分离出去独立成族之后获得的氏号，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也，因此，司马迁称这十二氏为姓，显然犯了姓、氏不分的错误。另外一个可能是由于汉代已经姓氏合一，因此，汉人在用“姓”字与“氏”字时已不加区别，正如今天我们通称姓氏一样。司马迁在《高祖本纪》里就说：“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既是姓刘，又曰刘氏，显然是“姓”“氏”二字未加区别。然而，“姓”“氏”二字通用，用于秦之后的人名则可，用于先秦时代的人名，则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姓氏合一导致中国人名字结构的变化，使中国人的名字在秦汉时代就已定型，至今未变。先秦时代，人（主要是贵族）有姓以记血缘，有氏以记家族，因此，先秦时的名字是由姓、氏、名（字、号）三部分构成的，而且在具体的称呼中，姓、氏、名（字、号）三部分的顺序并不一致，有时又字、名并举，字在名前。但到姓、氏合一之后，以上三部分结构就演变为姓、名（字、号）二部分结构了，姓名结构一般为姓在名先或姓在字先的形式，且名、字一般不并举。战国时出现的这一姓名组合形式到秦汉时代就完全稳定下来了，之后，历经二千年的历史风雨却未有任何改变，而且，一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推行了此种姓名体制，采取了汉姓汉名。
姓氏合一还导致了新的表示家族地位高低手段的产生。本来，在先秦时代，姓标志血缘，而氏则体现了家族的权力、地位，因此也就体现了家族等级地位的高低。战国时代之后，旧的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封建世袭制度虽已崩溃，但新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仍是一种等级制度。秦、汉之后，虽没有了公卿大夫士、公侯伯子男之类的等级差别，但社会上仍存在着士与庶、主与奴、官与民、城与乡等的差别，人与人之间仍存在着基于财产、名望、血统等之上的贵贱高低之分，这些等级差别必然要以一定的符号象征系统表现出来。从战国到西汉，旧的姓氏制度虽已荡然无存，但与之相关的以血缘论贵贱的观念依然存在，如起身草莽的刘邦本是一介匹夫，但他成了汉高祖之后却与陶唐氏（即尧）搭上了亲戚。据说，上古陶唐氏之后因居于刘地，因以刘为氏，刘氏后裔刘累，为夏朝十三世王孔甲驯龙御龙，被赐氏御龙氏。刘累之后分为两支，一支食邑于范，是为范氏，后来成为春秋时晋国的世族，而留在秦国的一支，仍姓刘氏。刘氏在战国时随魏迁到大梁，后来又迁到丰地，刘邦即其后代。这一血统谱系说得头头是道，谁又知道不是刘邦为了证明自己是名门之后所编造的鬼话。西汉末，王莽为了篡权也如法炮制，竟胡编乱造把自己也说成了尧舜之后，这样一来，王氏与刘氏同出尧舜，本为一家，因此，王家替刘家当皇帝，就不算篡位了。总之，秦汉时代，世袭制崩溃，血统虽已不再是权力的基础，但权力仍需血统的辩护和证明，姓氏则是进行此种辩护和证明的手段。
到东汉后期，一种类似于先秦世袭制度的门第制度建立了起来，门第制度源于汉代开始的察举制度。在先秦，官位是由世族大姓世袭的，卿大夫之家世世代代都可以任卿大夫。汉代由于已不存在官职的世袭，国家为选拔官僚人才而推行“察举”制度，即令各地官员在当地发现、选拔品行优异的人才担任各级官僚，量才而用，这就为平民百姓打开了晋身之阶，布衣而为卿相，如公孙弘等，一时成为美谈。但察举制度在施行过程中，难免蜕变，因为选拔推举的权力既然掌握在官员手中，他们自然就会举人唯亲，而不是举人唯贤，营私舞弊在所难免。于是，天下仕途又渐渐为一些豪门大族所控制，出现了“累世公卿”的现象。如东汉的袁氏家族四世出了五位公卿，此种“累世公卿”与先秦的世袭制度异曲同工，而累世公卿之家与先秦的世族并无区别，成为准贵族，门第势力因此就养成了。从东汉直到唐代，门阀制度盛行不衰，门阀制度发挥了命氏制度在先秦发挥的作用，即区别姓氏的贵贱高低。在门阀制度中，姓和先秦的氏一样，有高低之别，有国姓、郡姓、州姓、县姓等不同级别。因此东汉之后，编撰姓氏书风行一时，目的是通过联宗叙谱，维护世姓大族的地位和权力。尤其是到曹魏时代，制定九品中正制，各州郡由有名望的人担任“中正”，负责甄别当地各姓氏的高低贵贱，并划分为九级，以备朝廷选择官员参照。
由此可见，姓氏合一之后，虽已无区别贵贱的氏，但姓仍与贵贱地位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姓氏始终就不单纯是一个家族的符号标志，而总是或隐或显地反映了社会的权力结构。
由于秦代之后姓与氏没有区别，导致了人们在理解先秦时代人的姓名时往往姓氏不分、姓氏混淆，或者把姓当成氏、把氏当成姓，以至于说不清究竟是氏还是姓，这一点在谈论传说中的帝王姓氏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如黄帝的姬，究竟是姓还是氏，如果说是姓，则炎帝与黄帝同母所生，应当同姓，因为《左传》说：“因生以赋姓”，但炎帝却姓姜而不姓姬。史书上关于黄帝又有轩辕氏、帝轩氏、帝鸿氏、有熊氏、缙云氏等名号，这些是姓、是氏、还是名，都争论不休而无定论。即使博学多识如太史公司马迁，也分不清姓与氏的关系了。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据《索隐》注，这十四人共十二姓，即姬、酉、祁、巳、滕、〓、任、荀、僖、〓、嬛、依，如果说这十二姓是姓，则不应与黄帝之姓（姬）异，因为姓是血缘的标志，但十二姓中除姬外，其他十一姓都与姬异姓，如果这十一姓果真是黄帝的后代的话，它们应该是氏，而不是姓，当是黄帝族的支系分离出去独立成族之后获得的氏号，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也，因此，司马迁称这十二氏为姓，显然犯了姓、氏不分的错误。另外一个可能是由于汉代已经姓氏合一，因此，汉人在用“姓”字与“氏”字时已不加区别，正如今天我们通称姓氏一样。司马迁在《高祖本纪》里就说：“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既是姓刘，又曰刘氏，显然是“姓”“氏”二字未加区别。然而，“姓”“氏”二字通用，用于秦之后的人名则可，用于先秦时代的人名，则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姓氏合一导致中国人名字结构的变化，使中国人的名字在秦汉时代就已定型，至今未变。先秦时代，人（主要是贵族）有姓以记血缘，有氏以记家族，因此，先秦时的名字是由姓、氏、名（字、号）三部分构成的，而且在具体的称呼中，姓、氏、名（字、号）三部分的顺序并不一致，有时又字、名并举，字在名前。但到姓、氏合一之后，以上三部分结构就演变为姓、名（字、号）二部分结构了，姓名结构一般为姓在名先或姓在字先的形式，且名、字一般不并举。战国时出现的这一姓名组合形式到秦汉时代就完全稳定下来了，之后，历经二千年的历史风雨却未有任何改变，而且，一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推行了此种姓名体制，采取了汉姓汉名。
姓氏合一还导致了新的表示家族地位高低手段的产生。本来，在先秦时代，姓标志血缘，而氏则体现了家族的权力、地位，因此也就体现了家族等级地位的高低。战国时代之后，旧的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封建世袭制度虽已崩溃，但新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仍是一种等级制度。秦、汉之后，虽没有了公卿大夫士、公侯伯子男之类的等级差别，但社会上仍存在着士与庶、主与奴、官与民、城与乡等的差别，人与人之间仍存在着基于财产、名望、血统等之上的贵贱高低之分，这些等级差别必然要以一定的符号象征系统表现出来。从战国到西汉，旧的姓氏制度虽已荡然无存，但与之相关的以血缘论贵贱的观念依然存在，如起身草莽的刘邦本是一介匹夫，但他成了汉高祖之后却与陶唐氏（即尧）搭上了亲戚。据说，上古陶唐氏之后因居于刘地，因以刘为氏，刘氏后裔刘累，为夏朝十三世王孔甲驯龙御龙，被赐氏御龙氏。刘累之后分为两支，一支食邑于范，是为范氏，后来成为春秋时晋国的世族，而留在秦国的一支，仍姓刘氏。刘氏在战国时随魏迁到大梁，后来又迁到丰地，刘邦即其后代。这一血统谱系说得头头是道，谁又知道不是刘邦为了证明自己是名门之后所编造的鬼话。西汉末，王莽为了篡权也如法炮制，竟胡编乱造把自己也说成了尧舜之后，这样一来，王氏与刘氏同出尧舜，本为一家，因此，王家替刘家当皇帝，就不算篡位了。总之，秦汉时代，世袭制崩溃，血统虽已不再是权力的基础，但权力仍需血统的辩护和证明，姓氏则是进行此种辩护和证明的手段。
到东汉后期，一种类似于先秦世袭制度的门第制度建立了起来，门第制度源于汉代开始的察举制度。在先秦，官位是由世族大姓世袭的，卿大夫之家世世代代都可以任卿大夫。汉代由于已不存在官职的世袭，国家为选拔官僚人才而推行“察举”制度，即令各地官员在当地发现、选拔品行优异的人才担任各级官僚，量才而用，这就为平民百姓打开了晋身之阶，布衣而为卿相，如公孙弘等，一时成为美谈。但察举制度在施行过程中，难免蜕变，因为选拔推举的权力既然掌握在官员手中，他们自然就会举人唯亲，而不是举人唯贤，营私舞弊在所难免。于是，天下仕途又渐渐为一些豪门大族所控制，出现了“累世公卿”的现象。如东汉的袁氏家族四世出了五位公卿，此种“累世公卿”与先秦的世袭制度异曲同工，而累世公卿之家与先秦的世族并无区别，成为准贵族，门第势力因此就养成了。从东汉直到唐代，门阀制度盛行不衰，门阀制度发挥了命氏制度在先秦发挥的作用，即区别姓氏的贵贱高低。在门阀制度中，姓和先秦的氏一样，有高低之别，有国姓、郡姓、州姓、县姓等不同级别。因此东汉之后，编撰姓氏书风行一时，目的是通过联宗叙谱，维护世姓大族的地位和权力。尤其是到曹魏时代，制定九品中正制，各州郡由有名望的人担任“中正”，负责甄别当地各姓氏的高低贵贱，并划分为九级，以备朝廷选择官员参照。
由此可见，姓氏合一之后，虽已无区别贵贱的氏，但姓仍与贵贱地位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姓氏始终就不单纯是一个家族的符号标志，而总是或隐或显地反映了社会的权力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