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姓与氏，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功能，姓源于氏族社会的图腾，氏则是贵族集团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姓专标血缘，而氏则标志权力，因此，在先秦时代，只有贵族才有姓有氏，平民则只有姓而无氏，“氏”意味着部落族姓内部的等级化，是贵族或世族区别于平民的标志，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
但从战国时代开始，随着封建宗法制度日益走向穷途末路，赐氏命族之制也渐渐变得混乱了，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而随着士与平民权力、地位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了，氏一滥，也就不再是贵了，于是氏不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氏与姓的作用没有什么区别，其界限日益泯灭，到秦灭六国，结束了分封制度，姓与氏就合一了。
中国姓氏制度在战国时代经历的这一重大变局，即由姓、氏分途到姓、氏合一，古代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如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周末风俗”一条中明确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即战国时代）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
先秦的姓、氏分离制度既然是分封制的随带产物，那么，分封制度的崩溃必然导致姓氏合一，顾炎武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由分封制产生的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不同等级的世袭贵族占有不同的土地和生活于这一土地上的人口，从而亦具有不同的权力，而氏号就是为了区分这一等级而制定的。此种等级制度的要害是贵族对土地的世袭占有，“封建”的“封”字之本义，就是指在领土边界植树立“封”，以表示土地的划分和归属，后来的“封疆”一词即由此义而来。
但中国再大，土地也是有限的，因此，此种分封土地给卿大夫之族的作法，终究有个尽头，实际上，到春秋晚期，封土赐田制度就逐渐被谷禄制度代替了。所谓谷禄制，即不是授予贵族封邑食田，而是按其官职地位的不同授予其相应数量的谷物作为俸禄。《史记·孔子世家》说：“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俸粟六万。’”可见身为鲁国大夫的孔子亦无封地，而只取谷物为俸禄而已。
谷禄与封地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封地是田产，是不动产，可以世袭继承，由此就产生了世袭贵族；而谷禄则不同，谷禄当官则有，去官则无，因此它是无法继承的动产，一个人一旦不再做官，也就不再有谷禄，因此又复归于平民百姓。由此可见，随着土地资源在战国时代划分完毕，谷禄制度的广泛实施，不再会有新的世袭贵族产生，而与世袭贵族相依为命的命氏制度也就必然寿终正寝了。
贵族世袭制度的衰微，同时给一般的平头百姓起家发迹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现在的权力和晋身之阶不再仅仅被世袭贵族之家把持了。清代学者赵翼在其《二十四史札记》一书中把这一点讲得很透彻，他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
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卿相之例。……（秦末）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
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五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赵翼指出，经过战国的纷年兼并，再到秦汉的扫荡涤除，周代的分封世袭制度至秦汉已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徒步白身之徒却因游说和战功而为相为将，汉高祖刘邦手下的官员，则更是出身自亡命无赖之徒。战国时代的平民之徒发迹而为将相，由于受春秋时代贵族遗风的影响，也想过一把贵族的“瘾”，因此也给自己命氏，但此时的氏已不同于过去的氏了，已无春秋时代及其以前那种贵族的内涵了。
一方面是贵族世袭制度的衰微，一方面是平民阶层的上升，正是在这两种趋势的两面夹击之下，先秦时代的封建宗法制崩溃了，与之相依为命的姓、氏分离制度也因之“落花流水春去也”。
但从战国时代开始，随着封建宗法制度日益走向穷途末路，赐氏命族之制也渐渐变得混乱了，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而随着士与平民权力、地位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了，氏一滥，也就不再是贵了，于是氏不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氏与姓的作用没有什么区别，其界限日益泯灭，到秦灭六国，结束了分封制度，姓与氏就合一了。
中国姓氏制度在战国时代经历的这一重大变局，即由姓、氏分途到姓、氏合一，古代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如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周末风俗”一条中明确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即战国时代）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
先秦的姓、氏分离制度既然是分封制的随带产物，那么，分封制度的崩溃必然导致姓氏合一，顾炎武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由分封制产生的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不同等级的世袭贵族占有不同的土地和生活于这一土地上的人口，从而亦具有不同的权力，而氏号就是为了区分这一等级而制定的。此种等级制度的要害是贵族对土地的世袭占有，“封建”的“封”字之本义，就是指在领土边界植树立“封”，以表示土地的划分和归属，后来的“封疆”一词即由此义而来。
但中国再大，土地也是有限的，因此，此种分封土地给卿大夫之族的作法，终究有个尽头，实际上，到春秋晚期，封土赐田制度就逐渐被谷禄制度代替了。所谓谷禄制，即不是授予贵族封邑食田，而是按其官职地位的不同授予其相应数量的谷物作为俸禄。《史记·孔子世家》说：“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俸粟六万。’”可见身为鲁国大夫的孔子亦无封地，而只取谷物为俸禄而已。
谷禄与封地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封地是田产，是不动产，可以世袭继承，由此就产生了世袭贵族；而谷禄则不同，谷禄当官则有，去官则无，因此它是无法继承的动产，一个人一旦不再做官，也就不再有谷禄，因此又复归于平民百姓。由此可见，随着土地资源在战国时代划分完毕，谷禄制度的广泛实施，不再会有新的世袭贵族产生，而与世袭贵族相依为命的命氏制度也就必然寿终正寝了。
贵族世袭制度的衰微，同时给一般的平头百姓起家发迹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现在的权力和晋身之阶不再仅仅被世袭贵族之家把持了。清代学者赵翼在其《二十四史札记》一书中把这一点讲得很透彻，他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
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卿相之例。……（秦末）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
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五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赵翼指出，经过战国的纷年兼并，再到秦汉的扫荡涤除，周代的分封世袭制度至秦汉已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徒步白身之徒却因游说和战功而为相为将，汉高祖刘邦手下的官员，则更是出身自亡命无赖之徒。战国时代的平民之徒发迹而为将相，由于受春秋时代贵族遗风的影响，也想过一把贵族的“瘾”，因此也给自己命氏，但此时的氏已不同于过去的氏了，已无春秋时代及其以前那种贵族的内涵了。
一方面是贵族世袭制度的衰微，一方面是平民阶层的上升，正是在这两种趋势的两面夹击之下，先秦时代的封建宗法制崩溃了，与之相依为命的姓、氏分离制度也因之“落花流水春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