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图腾是原始形态的姓名，即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姓名，但图腾毕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姓名，亦即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姓名。从图腾到姓名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人类的命名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象征系统，取决于社会组织方式的发展变化，人类社会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不同的命名体系。我们可以大致把由图腾到姓名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图腾阶段、符号阶段和姓名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人类社会的三种组织形态，即氏族社会、部落社会和政治社会（国家）。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氏族、胞族、部落、民族。他认为氏族是具有共同氏族名称的血亲集团，胞族是若干氏族为了社会目的和宗教目的而结合成的一种集团，部落是同一种族的各个氏族按胞族组织结合而成的一种集团，民族则是在一个共同领域内联合诸部落而形成一个氏族社会的集团。由于胞族和部落都是以亲缘而非以地缘关系由氏族组合而成的社会集团，因此，它们两者具有相似性，而与纯粹以共同血缘结合起来的氏族和以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民族有着鲜明的区别。因此，胞族和部落实际上可以归为一个阶段，可以将这一阶段的社会组织形式通称为部落。这样，摩尔根的前文明人类社会组织四阶段说可以归并为三个阶段，即氏族、部落和民族，实际上，摩尔根在其著作中亦常常把胞族和部落放在一起谈。
  氏族、部落和民族是从人类起源之初到文明社会这一漫长的史前时期三种本质不同的人类组织形式。氏族是纯粹由共同的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人类集团，其中的成员有一共同的祖先，有一共同的图腾；部落则是由不同的氏族联合而成的，部落的成员分属不同氏族，他们虽有不同的祖先，有不同的血统，但他们相信他们之间仍有着一定的亲近关系，他们甚至会为其各自的祖先虚构一共同的始祖，如中国夏代即是部落联盟，据史书记载，夏代的许多氏族都是黄帝的后裔，这自然只能是虚构的，在由不同氏族联合而成的部落中，各个氏族的图腾相互共存；民族作为一种人类组织形式已超越了自然血缘关系，不是共同的血统或始祖将不同的氏族结合在一起，而是由于他们共居一地，共同的经济、贸易、军事等方面的利益将他们联合起来，不同血统、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相与共处，组合为一个超血缘的人类群体。这时业已进入政治国家的范畴了，文字已经发展成熟，成为文明传播和流布的重要手段。
  由氏族，经部落，到国家，人类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其组织方式也日趋复杂，作为人类社会结构之象征体系的命名系统也随之而嬗变演化。
  在原始氏族时期，氏族成员对图腾奉若神明，他们认为图腾就是他们的祖先，而他们就是图腾动物或植物的后代，因此，他们直接用图腾动物或植物的名字来称呼和命名自己，熊氏族的人称自己为熊，狼氏族的人称自己为狼，他们甚至会认为自己就是熊或狼。《尚书·尧典》所谓“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表明远古时代的人们直接就将人之舞视为兽之舞，在他们的眼中，人即兽，兽即人，人与兽不分。于是，图腾原本只是人的象征或称呼，却因此而转化为人的实质，即人因为将自己命名为图腾动物或植物而变成了图腾动物或植物。原始图腾氏族的人们既然认为自己就是图腾动物，因此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按其图腾动物的形象来打扮装束自己，按动物的生活和行为习性来生活和行动。狼氏族的人可能真地会像狼一样的凶狠和结群，熊氏族的人可能真地会像熊一样地勇猛和笨拙，而狐狸氏族的人则会像狐狸一样机敏和狡猾。图腾动物的特征会渗透到人的行为方式中去，从而影响了人的品性，这一点已由文化人类学家的考察所证明了。万物有灵论者根据这一现象，会说某一氏族的人之所以会选中某种动、植物为图腾，是因为他们发现这种动物或植物身上有某些特点与其自身的某些品格特征相似。这种解释实际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它认为人天生自然就会具有某种由图腾所象征的品格特征。但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人是文化的造物，人的品格特征也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因此，与万物有灵论的解释相反，不是由于人天生具有的某种品性使人选择了某种具有此种品性的动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而正是图腾这种文化象征物的特征塑造了氏族的品性。图腾仅仅是一个标志，一个象征物，但象征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它还通过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而反过来塑造世界。
  这一点也适应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名。名字与被其命名的人之间并无本质上的联系，也就是说，名字是随意地约成俗定的。但用来作为自己孩子的名字，他们总是煞费苦心地为孩子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因为，当一个男孩被命名为“斌”时，他长大后或许果真会注意文、武双修，从而成长为一个能文能武的有用之人；而当一个女孩被命名为“娴”或“静”时，她懂事后或许真地会把这些字眼的意蕴作为追求的理想，从而出落成一位娴静文雅的姑娘。——自然，文明社会中人的姓名与其品格之间关系已远没有原始氏族社会中人的图腾与其品格之间的关系那样密切了。
  部落是较氏族更高级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相邻而居的氏族由于其共同的种族、语言以及血统上的亲缘关系等联合为部落，部落中的各个氏族都有其各自的图腾。千奇百怪的图腾争奇斗妍、相映成趣。多种图腾共处的情形导致了图腾原本具有的神圣性和神秘性的淡化。在氏族时代，氏族成员无法将自己与图腾物区分开来，人与兽（图腾动物）浑然未分。但在部落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图腾浑然杂处，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图腾却对应于面貌、品性大同小异的人，这一点很容易使部落社会的人们认识到人与图腾的区别：人是人，图腾是图腾，图腾仅仅是各个不同氏族的标志。于是，图腾恢复了其作为氏族或人群象征物的本来面目，氏族社会所赋予图腾物的神性灵光消失了，图腾物不再是祖先，不再是亲属，图腾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如今只存在于神话中，而不再会有人把它当真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氏族在部落中相与杂处，各个氏族之间的区分和标识愈显重要，因此，在部落社会中，图腾的标识或徽志作用被突现出来。图腾不再是神，而只是氏族标识自身并与其他氏族区别的符号。图腾既然被主要作为标志物，人们也就不必只有用图腾生物本身来标志，任何能体现图腾物形象特征的东西都可以充当图腾的代用品，起到标志物的作用。于是，此一时期的人们就用各种材料雕刻或绘制成图腾的形象，如用木桩刻成的图腾柱、用兽骨或石头刻成的图腾饰件、绘在房屋上的图腾壁画、陶器上的图腾纹饰、图腾纹身、图腾面具、铜器中的图腾浮雕图案等。总之，部落社会的图腾被符号化、图案化了，因此，我们不妨称这一阶段的图腾为符号化图腾。
  美洲印第安人社会被西方殖民者和人类学者发现时，大多尚处于部落社会阶段，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形形色色的体现其图腾形象的美术品和工艺品，尤其是图腾柱，即刻有氏族图腾物形象的木柱，更是印第安文明的一个鲜明特色。图腾柱往往竖立在氏族聚居地的入口处或广场上，以表示这是本氏族的领地，图腾柱在这里的徽识或符号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图腾成了对领地、财产等占有权的标志，而文明时代的姓氏又何尝未曾充当土地和财产占有权的标识呢？中国古代姓氏来源中有“以地为氏”这一途径，“以地为氏”实际上正反映了氏族对土地的占有，地名源自占有这片土地的氏族的姓氏。人类按其特定的社会结构塑造和划分了自然资源，于是，自然资源也因此被按人类社会结构而命名，也有了人类的姓氏。直到今天，我国农村许多地方的村镇、田地仍有大量以姓命名者，如梁家疃、张家湾、马家河之类的村名、地名，它们正反映了姓氏与财产占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在部落社会就建立起来了。
  图腾的符号化为图腾演变为正式的姓氏架起了桥梁。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最初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即以图形表示意义的文字，它通过模仿事物的形象指谓此事物，而一旦这一绘画形象被赋予读音，它就成了文字，此即象形文字，汉字即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
  随着地缘意义上的民族发展起来，政治国家也就呼之欲出了，此时的社会组织结构更为复杂，规模更为庞大，政治事务也日渐纷繁，较之口头语言更能可靠的保存信息并更为有效地传播信息的书面语言（文字）应运而生了。随着文字的产生，人类社会就迈进了文明的门槛，而由符号化的图腾演变为文字化的图腾也就水到渠成，因为最初的文字原本就是脱胎于绘画符号，文字化的图腾，就是姓氏，人类最早的姓氏，必定是由图腾蜕变而来的。
  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虽然其中还保存着不少部落社会的遗风，商代还是汉字成熟和开始大量使用的朝代，但商代的文字还保留着浓厚的绘画特点，表明它是从绘画符号中蜕变而来的。我们从商代文字中就能发现大量被古文字学家称为“徽识”的文字。这些文字一般是刻在青铜器上，青铜器是商代贵族的重要财产，刻在青铜器上的徽识文即标明了这一器具的所有者，因此，所谓“徽识文”，实际上就是家族或氏族的标志，这些标志许多是动物形象（见下图），如马、鱼、龙、凤、豕等，其图腾色彩彰然可辨，它们显然是由图腾符号演变而来的文字，亦即姓氏。这些文字亦画亦文，明显地体现了由符号化图腾到姓氏的演变之迹。不过，由于历史久远，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知晓那些文字究竟是代表的什么古老的姓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