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内容
中国的谱牒之学渊源流长，据一般学者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至殷商时代。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已经记载了子氏家族自得姓以后的历代世系，然其时“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1］。西 周代殷，实行“授土授民”的分封制度，周王朝利用从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建立了严密而系统的世袭宗法制度。为了维护这种制度，周朝设有春官小史 “奠系世、辨昭穆”,［2］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史官修谱制度。
秦汉时期，封建政府设立宗正之官，“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并且“岁一治诸王世谱，差序秩第”［3］。这实际上就是编撰皇家谱牒。我们从《汉书• 艺文志》中可以获知当时已有《帝王诸侯世谱》三十卷。与此同时，世家大族的谱牒也已开始岀现，如应劭的《士族篇》、颍川太守聊氏的《万姓谱》、扬雄的《家牒》，以及《邓氏官谱》等。值得一提的是，秦汉之交还流传一部《春秋公子血脉谱》［4］，此书开 启了我国后世记载宗族史籍以“谱”为名之先河，“后世论谱学者，则以为汉以后士庶家史通谓之‘谱’者，殆以此为滥觞”［5］。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府设置九品中正制，崇尚门第，“有 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6］，从而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家谱成了豪门世族维护特殊权益的工具。据《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这一时期的谱牒著作达百余种之多。
唐代是世家士族由盛入衰的转折时期。唐初，以李氏皇族为核心的政治新贵为了确保自己的优越地位，由政府主持编撰《氏族志》、《姓氏录》，以谱牒形式颁布国家法令制度，把全国旧望族与新贵族的地位确定下来，使那些非士族出身的新贵进入士族行列，从而打破了旧士族的垄断局面，大大扩展了士族的涵盖面，推动了唐代谱牒之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另一方面，随着唐代中、后期社会、政治的激烈动荡，贫富贵贱升降无常，士、庶界限逐渐淡漠，官修谱牒制度也逐渐衰落下去。特别是唐末黄巢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制度，谱学的发展也就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衰落而走入低谷。五代时期封建割据，战乱频仍，更使历来尚存的谱牒大都化为灰烬，荡为寒烟。［7］ 经过唐后期和五代的百余年动乱之后，赵宋王朝总算又建立了一代比较统一和稳定的封建统治。随之而来的社会组织、阶级关系以及文化学术等，都进入了一个重构的时期。宋代的谱学也不例外，几乎是从一片废墟中重建起来的，“盖自唐衰，谱学废绝， 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谱遂大废”［8］，故此，今天存世的家谱大都是宋代以后的。同样是这个原因，也就使得不少人认为我国家谱起源于宋代［9］。
重建的宋代谱学比诸周秦以来的谱学确有划时代的不同。宋以前，谱牒多为皇室、诸侯世家之作，民间所撰的族谱，必须上之官府，以备综核，故其撰作，限制严格，非一般庶民之家所能为。赵宋以后，朝廷任官无须稽其谱状，除了皇家玉牒之外，官府不再组织撰修谱牒，家谱均由私家修撰，正如清人钱大昕所说： “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10］。再者，宋以前的谱牒，不少是众姓之谱，如汉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唐代的《氏族志》、《姓氏录》等，笼括众多姓氏世系。而宋代的谱牒，基本上是以一姓为主。福建安溪《谢氏总谱》在论及古代谱学与宋代谱学的这一差异时说： 自氏族立而后谱学兴，然世代之风俗不同，宗支之派系亦异，是以作谱之义例大有判别。如《经籍志》载王僧孺诸人撰《百家谱》，王司空诸人撰《诸姓谱》，此合众姓树一谱也。《艺文志》载刘沅诸人撰家谱，苏洵诸人撰族谱，此只一姓之谱也。盖唐以前意在别流品、备选举、通婚姻，故宜百家诸姓之谱。宋以后意在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故宜一家一族之谱也。［11］ 宋代谱学的重建，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向后期发展的转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也因之有所发展，土地私有化进一步扩展，土地的买卖和转移日益频繁，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在阶级斗争的打击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统治阶级本身的分化也十分激烈，政治身份地位升降无常，相互转化。这不仅使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茫无着落，就连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家庭地位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因此，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宣传孝悌、亲亲、睦宗收族等传统伦理观念以加强对社会的有效控制，注意到利用封建的“家法”来约束人民的行为，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统治的目的。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曾撰写《宗法》一文，主张“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 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12］。理学家程颐也有同样的主张，他认为“若宗子法立，则人知遵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13］。其他的一些有识官僚和理学家们亦纷纷提倡推行，如陆象山家居抚州时，数代同堂，累世义居。范仲淹则 在家乡创建义田，济养族群。司马光居家时规定了家长御子弟之法。［14］在这些官僚士大夫和理学家的倡导下，宋代形成了敬宗收族的社会风尚，新的家族组织开始构成，并且逐渐形成制度。而作为宗族组织三大支柱之一的族谱，理所当然地在宋代得到了社会的重视。族谱的修撰，不仅仅为官僚世家们所热衷，许多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学士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洵、司马光、刘敞、罗元杰等，都对修谱之事热情很高，其中尤以欧阳修、苏洵所创立的谱例最为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即使是一般的平民寒族，也都纷纷效尤。可以说，宋代以后的谱学，走上了社会大众化的道路。
福建是中国的后开发地区，秦汉以前是闽越族人的栖息地，汉代以降，北方中原地区的士民不断南迁，特别是东汉末、东西晋、唐初、唐末五代，是北方士民大规模迁居闽中的高潮时期。北方上民的迁入，切断了闽中越人土著的固有文明，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制度，对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面对闽越土著文明，中原先进的文明，自然而然地显出了自己的优越性。尤其是西晋末、唐初和五代时期中原士民迁居福建的三次高潮中，他们都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进入闽中社会的。这样，正当中原地区的门阀士族制度由极盛走向衰微甚至土崩瓦解的时候，福建的巨家大族们仍然不忘以门第相高，以世阀自豪，并且久久长存于社会观念之中。再加上北方士民入闽之初和福建早期的开发，缺乏应有的政府控制力和社会秩序，人们获取生产和生活空间，大多依仗自身的势力甚至于军事实力，弱肉强食，强欺弱，众暴寡。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家族的团结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因此，至少在唐代，福建的一些家族就已开始 修纂私家族谱。如《林氏支谱》载有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尚书水部员外郎、邵武刺史林蕴撰写的修谱序言云：“（林） 禄公仕晋，永嘉丧乱，元帝南巡，禄公扈从。公初为征北将军，次牧合浦，考满任晋安、温陵二郡，又敕守温而终，即闽泉州也。后追封晋安郡王，子孙相继遂居于闽”［15］。浦城《徐氏宗谱》载有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徐商撰写的《徐氏族谱序》和唐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徐寅撰写的《徐氏唐入莆原序》，其中徐寅的序言云：“务公天宝八载（按：公元749年）入闽至泉州莆田县，北居崇仁里徐州村焉。务公生三子：长珍公，寅大父；次玖公，徙建安；三珖公，与松亩大父居岩麓溪南是也。子孙相承，虑其年代绵远，分派乖错，谨传原谱，传示后裔”［16］。唐代的修谱序文能够在族谱中流传下来，比较难得，这说明福建民间修纂族谱，自唐迄今，虽历经世道沧桑，但仍保持有某种延续性。
到了宋代，福建的开发进入了比较稳定和成熟的时期，中央政府对于福建地方的统治也完全确立。于是，当中原的官僚士大夫和理学家们大力倡导敬宗收族和修纂族谱之时，福建民间也掀起了构建家族组织和修纂族谱的热潮，并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代福建修纂的族谱，现在已不可见，但是我们从一些现存的族谱序言中，可以窥见当时修撰族谱的情景。如浦城《祖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光州固始县人，宋咸平间任建州别驾，……至于七世八世，人物称盛。至宋淳祐，于是缘旧谱请学士重纂之”［17］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该家族又再次修撰族谱。可见在南来 时期，浦城祖氏家族至少已三次修谱。建阳书林余氏家族，“历任司理昭攀公修于宋元祐二年（按：公元1087年），主簿大亨公修于南宋隆兴元年（按：公元1163年），尚书孙运公修于元至正十九年（按：公元1359年）”［18］。仙游傅氏家族在宋代也三次修谱，第一次是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第二次是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第三次是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19］。福州义山黄氏家族第一次修谱在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第二次在南宋嘉祐年间（公元1201—1204年），第三次在宋末［20］。
宋代福建民间修撰族谱的兴起，毫无疑问也受到当时官僚士大夫、理学家们积极倡导的影响。许多族谱都称其仿用欧（阳修）、苏（洵）谱式，如上杭《刘氏族谱》称“是谱画以五格，恪遵欧式，一世至五世为一图，六世至十世另起一图，以后皆然。使世次相承，昭然可考”［21］。泉州《尤氏族谱》载宋元时期的谱例云：“谱书字于宗子当修，增三世一大修。苏老泉云三世以为谱学者之事，盖近则致详，而远则难考，谱中宁过于详毋失其略，宁重出 毋省文”［22］。还有不少福建家族把司马光、程颐等人对于家族制度和谱学的论述引载于族谱之中，如《湖茫李氏三宗谱》载有陆放翁家训、裴晋公训子、郑氏家训、司马温公家范等。福州《云程林氏家乘》载有“司马温公居家杂仪”、“吴先生序谱要语”等。晋江《钟氏族谱》载有二程、韩琦、司马光、范仲淹、文天祥等宋代名臣硕儒的语录等［23］。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随着宋代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传播，特别是到南宋之时，福建经济发达，人文鹊起，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是宋代中国理学的大宗之一，他所讲学的闽北建州，被称为“南方理窟”，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理学中心。这些闽籍理学家和士大夫们同样十分重视福建家族制度的建设及其对社会的重大作用。他们的言论行动，无疑更直接地推动着福建家族制度的发展和族谱修撰的民间化。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重建民间的家族制度可谓是身体力行。为了制定合乎当时情形的宗法制度，他编撰了《朱子家礼》，并在序言中称：“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24］。因此他征古酌今，从居家婚丧祭祀等各个方面，设计了一整套完善的礼仪制度。尤其是对于尊祖敬宗，他把张载、程颐等人提出的恢复宗子法的主张予以完善并付诸实施，设计了一个宗子祭祖的方案，其法：每个家族内均须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而且，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由宗子主之，以给祭用［25］。我们从朱熹的《晦庵集》中，还可以看到他经常到祠堂祭祖和扫墓的记录，写下了《授官告家庙文》、《迁居告家庙文》、《致仕告家庙文》等一系列尊宗祭祖的文章。他还亲自远到祖家徽州祭祖扫墓，并在《归新安祭墓文》中写道：“一去乡井，二十七年，乔木兴怀，实劳梦想，兹焉展扫，悲悼增深，所愿宗盟，共加严护，神灵安之，余庆下流，凡在云初，毕霑兹荫”［26］。
再如浦城的真德秀也是如此，十分重视家族的先人之祀，用祭祀来睦宗收族。他在《睦亭记》中写到：“古者合族而祭，事已必有燕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亲亲，其义一也。予之为精舍也，以吾之王父与吾先人之丘垄在是也。……今为精舍于斯，欲吾子子孙孙钦奉其先之祀。又为亭于斯，欲吾子子孙孙毕其先之祀，而相与会聚于斯矣。劝酬欢洽之余，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则服属虽远，而情不至于疏；情不至于疏，而恩不得而绝，庶几免于相视为途人也：［27］。这些闽籍理学家和士大夫在重视自家的家族制度的同时，还极力把这些制度推广于福建社会。真德秀曾经说过：“夫自吾一家而观之，则吾之兄弟宗族同一体也；自天地而观之，则凡与吾并生于穹壤者皆同一体也。以吾尊祖睦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粢盛、有屋以眡茔域者，犹吾心也，吾其忍心货与力取之耶？吾而不忍，人人亦将不忍于我矣”［28］。真德秀在这里讲得十分明白，即希望通过倡导敬宗睦族，达到社会的和睦相处，长治久安。因此，朱熹、真德秀等人都曾经在闽北等地倡立义仓、义田，谋求社会的稳定互助。他们还写了大量的劝俗文、教民文，以推行这种收族睦邻的教化理想。蔡襄曾在福州颁布《教民十六事》和《戒文》五则，强调了“孝悌”乃子孙久远之计。真德秀在福州颁发了《谕俗文》，在泉州颁发了《劝孝文》，并希望“使之通晓，庶几人人兴起，家家慕效，渐还淳古之俗”。朱熹也在泉州、漳州等地撰写了《谕俗文》等，劝谕社会应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宗姻，周䘏邻里”［29］。在这些理学家、士大夫的倡导推动下，宋代福建民间开始形成建造家族组织的风尚。
同样地，这些闽籍理学家和士大夫们在推动重建家族制度时，自然不会忽略对于族谱修纂的高度重视。蔡襄、杨时、胡宏、朱熹、真德秀等人都曾为福建的宗族族谱写过序言、赞词、跋语、诗句等（详见第五章），以赞扬、支持这种敬宗收族的行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福建出现过两位名闻全国的谱学专家，这就是北宋泉州的吕夏卿和南宋莆田的郑樵。
吕夏卿曾参加《新唐书》的编撰。《宋史》列传云：“吕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举进士，为江宁尉。编修《唐书》成，直祕阁，同知礼院。……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30］。欧阳修撰写《欧阳氏谱图》，被后世视为家谱的范本，殊不知欧阳修曾因此而请教过吕夏卿。他在《唐欧阳璀碑跋》中说：“余自皇祐、至和以来，颇求欧阳氏之遗失，……以与家所传旧谱及《陈书》、《元和姓纂》诸书参较。又问于吕学士夏卿，夏卿世称博学，精于史传，因为余考正讹舛，而家谱遂为 定本”［31］。由此可知吕夏卿的谱学造诣及对当时的影响。
郑樵（公元1103-1162年），字渔仲，不应科举，居兴化夹 漈山上，刻苦力学三十年，访书十年，知识十分广博，尤其对史学多有建树，其中《通志》之《氏族略》，是关于谱学的专著。他在书中写到：“自汉至唐，世有典籍，讨论兹事（按：谱学），然皆出于一时之意，不知澄本正源，每一书成，怨望纷起。臣今此书则不然，帝王列国世系之次，本之史记，实建国之始也。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谱，实受氏之宗也。先天子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卿大夫士，先卿大夫士而后百工技艺，先爵而后谥，先诸夏而后夷狄，先有纪而后无纪，绳绳秩秩，各归其宗，使千余年湮源断绪之典，灿然在目，如云归于山，水归于渊，日月星辰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者也”［32］。可以说，郑樵的谱学著作，对宋以前和宋以后的谱系之学的延续，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故后人对于郑樵的谱学地位予以很高的评价，所谓“宋人关于姓氏与谱系之学，终于郑樵所撰《通志》之《氏族略》为大殿”［33］。
正因为在闽籍理学家、士大夫和著名谱学专家的直接影响下， 宋代福建民间的家族构建与族谱修纂进入了-个发展时期。
宋末迄明初，中国又进入了比较混乱的时期，形成了中原人民迁移入闽的又一次高潮。在这一时期内，虽然仍有一些福建家族撰修族谱，如尤溪《叶氏族谱》首修于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闽北《徐氏族谱》曾于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重修，仙游《傅氏族谱》曾于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重修［34］。 但从整体上讲，这一时期社会缺乏安定，人民流离颠沛，许多家族一时还无暇顾及修谱。同时，元朝实行轻视汉人的政策，沿海特别是泉州等地多为色目人所统治，汉人社会地位低下，这也影响到修撰族谱的顺利进行。因此，元代福建民间的族谱修撰，一时处于低谷状态。
明朝建立之后，恢复了汉人的统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以光复传统儒学礼仪为己任。再加上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给福建家族组织的构建和族谱的修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特别是到了明中叶，福建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海上私人贸易的高潮，山海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福建民间各家族的修谱活动，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于是，自明代中叶始，福建民间的修谱活动，进入了兴盛时期。在宋代，福建的一些大族固然已经数修族谱，但这种修谱活动毕竟尚未普及于所有的家族。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修谱活动出现了普遍化的趋向，许多福建家族都是在这一时期内首次修纂族谱的。如上杭县中都何氏家族，第一次修纂族谱是明代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有裔孙何石溪者，“志切修谱，用以寻源究本，明世系，辨昭穆，别尊卑，序长幼”［35］。 连城文川李氏家族的族谱“创自前明”，正德年间李元瑫、彦信公等修辑之后，“复经学诜暨涵二公重新编辑，凡所为统宗支分世系者仿古制而伸明之，其法甚良，其意甚美”［36］。泉州尤氏家族也是在明中叶开始创修族谱，该谱序云：“我族祖宗……自（五代）开基卿田，至今五百有余岁矣，而族谱尚未兴修，我族人每以为憾。今幸有族兄世著，……劝捐归襄其事泉州梅溪陈氏家族，其 族谱“相传修葺自太学介石公之手，介石公以弘治丙辰（按：公元1496年）岁贡入太学，丁巳（按：公元1557年，即嘉靖三十六年）卒”［38］。泉州薛氏家族的族谱，“创自有明中叶，当世伯南 塘公之世”［39］。
然而到了明末清初，福建又进入了战乱时期。自从1644年清兵入关以来，福建就成了南明反抗清军的重要基地之一，郑成功父子经营台、澎、金、厦诸岛，在福建沿海与清政府对峙达40年之久。清政府为了消灭郑氏反抗势力，在福建沿海实行迁界政策，沿海居民流离失所，家业尽毁。在这段动乱的年代里，福建民间族谱，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族谱，经历了一次劫难，散失不少。如泉州《董氏大成宗谱》记云：“吾宗世谱，一失于元至正二公挈家下水之时，再失于明嘉靖倭乱，三失于海上黄凯、林顺之纵掠 （按：清初），沧桑迭变，文献尽湮，由是统绪散失，而世传杳杳难明矣”［40］。《霞山陈氏家谱》记云：“余族经康熙海氛，族多散离，有徙于泉郡，再徙于十三都塘仔乡者，有升平复界而归耕于科任之厅前者，比乡相望，不过数十里，而杂乱参错，名号相袭，种种不可胜纪。……谱牒未正，心每恙焉”，“吾祖经海氛兵锋，谱牒无存，是以徽音善行不传于族”［41］。 漳州府诏安《杨氏族谱》亦载云：“吾家杨氏，……皇明时丁几千数，代有名人。……明末不造，草寇窃发，大清初起，海氛未平，昔之闾阎扑地者化为坵墟矣，昔之鸠宗聚族者化而星散矣。……慨自皇明鼎革海氛变乱之时，父子兄弟相聚者少，离散者多；入城多致困毙，入山惟恐不深，又何有于房亲，又何有于族属哉？故今族谱既失，其长次三房之先世，……慎勿以其举一遗百而忽之，可乎！”［42］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结束了数十年的战乱，福建的社会经济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阶段。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号称“康乾盛世”，是清代社会经济的繁盛时期。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再一次为福建民间的修谱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自康熙中后期始，福建的许多家族都进行了族谱的重修工作，而到清代中后期，不少家族的族谱一再重修，体例和规模也日益完善和扩充。如连城县文川李氏家族的族谱创自明初，入清以后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进行一次大修；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二次重修；三十年后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择吉鸠工，在祠开局，公举诸裔恪供厥事”；其后又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民国六年 （公元1917年）反复修订，基本上实现了三十年一修谱的俗例［43］。 闽西何氏家族自明代至民国年间一共修了五次族谱，第一次为明代嘉靖年间，其余四次都是入清以后重修的［44］。《延陵吴氏宗谱》也是如此，明代分别于弘治、万历年间修了两次，入清以后，于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各修一次，光绪年间与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又各修一次［45］。浦城《刘氏族谱》创修于清康熙己丑年（公元1709年），其后历经四次重修，均在清代；基本上也是三、五十年一修。清代后期因太平军入闽，刘氏家族颇受战乱之害，致使该家族的族谱于同治之后失修［46］。
清代福建民间修谱与前代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族谱的细分化。同一个家族，除了共同的总谱之外，往往还修撰了房谱、支房谱等等，这种情况，在清代以前福建的民间族谱中比较少见。其二是统谱和联谱的兴起与流行。所谓统谱和联谱，就是把同一姓氏而非居住在同一地方的族人族谱合编、联编在一起，从而形成“合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47］的大宗谱。有些统谱、联谱所拢括的族人，并非真有家族上的血缘关系，而只是同一姓氏而已。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清代福建民 间修撰族谱的进一步发展，而在另一方面，这种泛血缘的统谱、联谱的出现，表明族谱的修撰已在某种程度上冲破家族的界限，它的社会作用已经超出了家族的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以来，随着福建沿海居民移居海外以及迁居台湾人数的增多，台湾宗亲和海外华侨岀资赞助福建家族建设家族组织和修撰族谱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1年）晋江县玉山林氏家族修纂族谱时，在台湾淡水经商的族人林正兴，“积金满千，公鸠佛银，交入行中，言念宗谱未修， 以为修谱之用。又恐不足，自独加捐以补足”［48］。又如泉州《蓬岛郭氏家谱》记载族人郭腾蛟,“自其祖徙居台湾苗粟郡苑里庄猫盂，公生长其地，与蓬岛祖居远隔万里。…当光绪庚寅（按：公元1890年），我族三修谱牒，公亲率其子若侄，越重洋归来相视，并为其一派先灵填还冥库，虽云聊从俗例，亦属孝子顺孙所用心。今家乘四修，其孙木火又能慷慨赞成，捐银二百元以助经费。可见公虽身在海外，而其水源木本之念，实相传勿替”［49］。
清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清王朝的腐败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趋势。经济的衰退和农村的萧条，无疑抑制了民间修撰族谱的进一步发展，而这段时期海外华侨和台湾宗亲的赞助，恰好为近代以来福建民间族谱的继续盛行注入了新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华侨和台湾宗亲的赞助，在维持福建家族组织活动和修撰族谱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族谱作为敬宗收族、报本崇功的重要依据，它维系着每个家族成员的血缘与精神联系，也寄托着外迁族人寻祖追根的慎终情怀。可以预见，近代以来福建民间族谱修撰的这一格局，还将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且有所更新。
秦汉时期，封建政府设立宗正之官，“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并且“岁一治诸王世谱，差序秩第”［3］。这实际上就是编撰皇家谱牒。我们从《汉书• 艺文志》中可以获知当时已有《帝王诸侯世谱》三十卷。与此同时，世家大族的谱牒也已开始岀现，如应劭的《士族篇》、颍川太守聊氏的《万姓谱》、扬雄的《家牒》，以及《邓氏官谱》等。值得一提的是，秦汉之交还流传一部《春秋公子血脉谱》［4］，此书开 启了我国后世记载宗族史籍以“谱”为名之先河，“后世论谱学者，则以为汉以后士庶家史通谓之‘谱’者，殆以此为滥觞”［5］。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府设置九品中正制，崇尚门第，“有 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6］，从而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家谱成了豪门世族维护特殊权益的工具。据《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这一时期的谱牒著作达百余种之多。
唐代是世家士族由盛入衰的转折时期。唐初，以李氏皇族为核心的政治新贵为了确保自己的优越地位，由政府主持编撰《氏族志》、《姓氏录》，以谱牒形式颁布国家法令制度，把全国旧望族与新贵族的地位确定下来，使那些非士族出身的新贵进入士族行列，从而打破了旧士族的垄断局面，大大扩展了士族的涵盖面，推动了唐代谱牒之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另一方面，随着唐代中、后期社会、政治的激烈动荡，贫富贵贱升降无常，士、庶界限逐渐淡漠，官修谱牒制度也逐渐衰落下去。特别是唐末黄巢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制度，谱学的发展也就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衰落而走入低谷。五代时期封建割据，战乱频仍，更使历来尚存的谱牒大都化为灰烬，荡为寒烟。［7］ 经过唐后期和五代的百余年动乱之后，赵宋王朝总算又建立了一代比较统一和稳定的封建统治。随之而来的社会组织、阶级关系以及文化学术等，都进入了一个重构的时期。宋代的谱学也不例外，几乎是从一片废墟中重建起来的，“盖自唐衰，谱学废绝， 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谱遂大废”［8］，故此，今天存世的家谱大都是宋代以后的。同样是这个原因，也就使得不少人认为我国家谱起源于宋代［9］。
重建的宋代谱学比诸周秦以来的谱学确有划时代的不同。宋以前，谱牒多为皇室、诸侯世家之作，民间所撰的族谱，必须上之官府，以备综核，故其撰作，限制严格，非一般庶民之家所能为。赵宋以后，朝廷任官无须稽其谱状，除了皇家玉牒之外，官府不再组织撰修谱牒，家谱均由私家修撰，正如清人钱大昕所说： “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10］。再者，宋以前的谱牒，不少是众姓之谱，如汉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唐代的《氏族志》、《姓氏录》等，笼括众多姓氏世系。而宋代的谱牒，基本上是以一姓为主。福建安溪《谢氏总谱》在论及古代谱学与宋代谱学的这一差异时说： 自氏族立而后谱学兴，然世代之风俗不同，宗支之派系亦异，是以作谱之义例大有判别。如《经籍志》载王僧孺诸人撰《百家谱》，王司空诸人撰《诸姓谱》，此合众姓树一谱也。《艺文志》载刘沅诸人撰家谱，苏洵诸人撰族谱，此只一姓之谱也。盖唐以前意在别流品、备选举、通婚姻，故宜百家诸姓之谱。宋以后意在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故宜一家一族之谱也。［11］ 宋代谱学的重建，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向后期发展的转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也因之有所发展，土地私有化进一步扩展，土地的买卖和转移日益频繁，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在阶级斗争的打击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统治阶级本身的分化也十分激烈，政治身份地位升降无常，相互转化。这不仅使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茫无着落，就连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家庭地位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因此，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宣传孝悌、亲亲、睦宗收族等传统伦理观念以加强对社会的有效控制，注意到利用封建的“家法”来约束人民的行为，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统治的目的。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曾撰写《宗法》一文，主张“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 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12］。理学家程颐也有同样的主张，他认为“若宗子法立，则人知遵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13］。其他的一些有识官僚和理学家们亦纷纷提倡推行，如陆象山家居抚州时，数代同堂，累世义居。范仲淹则 在家乡创建义田，济养族群。司马光居家时规定了家长御子弟之法。［14］在这些官僚士大夫和理学家的倡导下，宋代形成了敬宗收族的社会风尚，新的家族组织开始构成，并且逐渐形成制度。而作为宗族组织三大支柱之一的族谱，理所当然地在宋代得到了社会的重视。族谱的修撰，不仅仅为官僚世家们所热衷，许多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学士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洵、司马光、刘敞、罗元杰等，都对修谱之事热情很高，其中尤以欧阳修、苏洵所创立的谱例最为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即使是一般的平民寒族，也都纷纷效尤。可以说，宋代以后的谱学，走上了社会大众化的道路。
福建是中国的后开发地区，秦汉以前是闽越族人的栖息地，汉代以降，北方中原地区的士民不断南迁，特别是东汉末、东西晋、唐初、唐末五代，是北方士民大规模迁居闽中的高潮时期。北方上民的迁入，切断了闽中越人土著的固有文明，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制度，对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面对闽越土著文明，中原先进的文明，自然而然地显出了自己的优越性。尤其是西晋末、唐初和五代时期中原士民迁居福建的三次高潮中，他们都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进入闽中社会的。这样，正当中原地区的门阀士族制度由极盛走向衰微甚至土崩瓦解的时候，福建的巨家大族们仍然不忘以门第相高，以世阀自豪，并且久久长存于社会观念之中。再加上北方士民入闽之初和福建早期的开发，缺乏应有的政府控制力和社会秩序，人们获取生产和生活空间，大多依仗自身的势力甚至于军事实力，弱肉强食，强欺弱，众暴寡。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家族的团结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因此，至少在唐代，福建的一些家族就已开始 修纂私家族谱。如《林氏支谱》载有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尚书水部员外郎、邵武刺史林蕴撰写的修谱序言云：“（林） 禄公仕晋，永嘉丧乱，元帝南巡，禄公扈从。公初为征北将军，次牧合浦，考满任晋安、温陵二郡，又敕守温而终，即闽泉州也。后追封晋安郡王，子孙相继遂居于闽”［15］。浦城《徐氏宗谱》载有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徐商撰写的《徐氏族谱序》和唐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徐寅撰写的《徐氏唐入莆原序》，其中徐寅的序言云：“务公天宝八载（按：公元749年）入闽至泉州莆田县，北居崇仁里徐州村焉。务公生三子：长珍公，寅大父；次玖公，徙建安；三珖公，与松亩大父居岩麓溪南是也。子孙相承，虑其年代绵远，分派乖错，谨传原谱，传示后裔”［16］。唐代的修谱序文能够在族谱中流传下来，比较难得，这说明福建民间修纂族谱，自唐迄今，虽历经世道沧桑，但仍保持有某种延续性。
到了宋代，福建的开发进入了比较稳定和成熟的时期，中央政府对于福建地方的统治也完全确立。于是，当中原的官僚士大夫和理学家们大力倡导敬宗收族和修纂族谱之时，福建民间也掀起了构建家族组织和修纂族谱的热潮，并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代福建修纂的族谱，现在已不可见，但是我们从一些现存的族谱序言中，可以窥见当时修撰族谱的情景。如浦城《祖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光州固始县人，宋咸平间任建州别驾，……至于七世八世，人物称盛。至宋淳祐，于是缘旧谱请学士重纂之”［17］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该家族又再次修撰族谱。可见在南来 时期，浦城祖氏家族至少已三次修谱。建阳书林余氏家族，“历任司理昭攀公修于宋元祐二年（按：公元1087年），主簿大亨公修于南宋隆兴元年（按：公元1163年），尚书孙运公修于元至正十九年（按：公元1359年）”［18］。仙游傅氏家族在宋代也三次修谱，第一次是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第二次是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第三次是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19］。福州义山黄氏家族第一次修谱在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第二次在南宋嘉祐年间（公元1201—1204年），第三次在宋末［20］。
宋代福建民间修撰族谱的兴起，毫无疑问也受到当时官僚士大夫、理学家们积极倡导的影响。许多族谱都称其仿用欧（阳修）、苏（洵）谱式，如上杭《刘氏族谱》称“是谱画以五格，恪遵欧式，一世至五世为一图，六世至十世另起一图，以后皆然。使世次相承，昭然可考”［21］。泉州《尤氏族谱》载宋元时期的谱例云：“谱书字于宗子当修，增三世一大修。苏老泉云三世以为谱学者之事，盖近则致详，而远则难考，谱中宁过于详毋失其略，宁重出 毋省文”［22］。还有不少福建家族把司马光、程颐等人对于家族制度和谱学的论述引载于族谱之中，如《湖茫李氏三宗谱》载有陆放翁家训、裴晋公训子、郑氏家训、司马温公家范等。福州《云程林氏家乘》载有“司马温公居家杂仪”、“吴先生序谱要语”等。晋江《钟氏族谱》载有二程、韩琦、司马光、范仲淹、文天祥等宋代名臣硕儒的语录等［23］。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随着宋代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传播，特别是到南宋之时，福建经济发达，人文鹊起，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是宋代中国理学的大宗之一，他所讲学的闽北建州，被称为“南方理窟”，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理学中心。这些闽籍理学家和士大夫们同样十分重视福建家族制度的建设及其对社会的重大作用。他们的言论行动，无疑更直接地推动着福建家族制度的发展和族谱修撰的民间化。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重建民间的家族制度可谓是身体力行。为了制定合乎当时情形的宗法制度，他编撰了《朱子家礼》，并在序言中称：“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24］。因此他征古酌今，从居家婚丧祭祀等各个方面，设计了一整套完善的礼仪制度。尤其是对于尊祖敬宗，他把张载、程颐等人提出的恢复宗子法的主张予以完善并付诸实施，设计了一个宗子祭祖的方案，其法：每个家族内均须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而且，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由宗子主之，以给祭用［25］。我们从朱熹的《晦庵集》中，还可以看到他经常到祠堂祭祖和扫墓的记录，写下了《授官告家庙文》、《迁居告家庙文》、《致仕告家庙文》等一系列尊宗祭祖的文章。他还亲自远到祖家徽州祭祖扫墓，并在《归新安祭墓文》中写道：“一去乡井，二十七年，乔木兴怀，实劳梦想，兹焉展扫，悲悼增深，所愿宗盟，共加严护，神灵安之，余庆下流，凡在云初，毕霑兹荫”［26］。
再如浦城的真德秀也是如此，十分重视家族的先人之祀，用祭祀来睦宗收族。他在《睦亭记》中写到：“古者合族而祭，事已必有燕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亲亲，其义一也。予之为精舍也，以吾之王父与吾先人之丘垄在是也。……今为精舍于斯，欲吾子子孙孙钦奉其先之祀。又为亭于斯，欲吾子子孙孙毕其先之祀，而相与会聚于斯矣。劝酬欢洽之余，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则服属虽远，而情不至于疏；情不至于疏，而恩不得而绝，庶几免于相视为途人也：［27］。这些闽籍理学家和士大夫在重视自家的家族制度的同时，还极力把这些制度推广于福建社会。真德秀曾经说过：“夫自吾一家而观之，则吾之兄弟宗族同一体也；自天地而观之，则凡与吾并生于穹壤者皆同一体也。以吾尊祖睦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粢盛、有屋以眡茔域者，犹吾心也，吾其忍心货与力取之耶？吾而不忍，人人亦将不忍于我矣”［28］。真德秀在这里讲得十分明白，即希望通过倡导敬宗睦族，达到社会的和睦相处，长治久安。因此，朱熹、真德秀等人都曾经在闽北等地倡立义仓、义田，谋求社会的稳定互助。他们还写了大量的劝俗文、教民文，以推行这种收族睦邻的教化理想。蔡襄曾在福州颁布《教民十六事》和《戒文》五则，强调了“孝悌”乃子孙久远之计。真德秀在福州颁发了《谕俗文》，在泉州颁发了《劝孝文》，并希望“使之通晓，庶几人人兴起，家家慕效，渐还淳古之俗”。朱熹也在泉州、漳州等地撰写了《谕俗文》等，劝谕社会应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宗姻，周䘏邻里”［29］。在这些理学家、士大夫的倡导推动下，宋代福建民间开始形成建造家族组织的风尚。
同样地，这些闽籍理学家和士大夫们在推动重建家族制度时，自然不会忽略对于族谱修纂的高度重视。蔡襄、杨时、胡宏、朱熹、真德秀等人都曾为福建的宗族族谱写过序言、赞词、跋语、诗句等（详见第五章），以赞扬、支持这种敬宗收族的行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福建出现过两位名闻全国的谱学专家，这就是北宋泉州的吕夏卿和南宋莆田的郑樵。
吕夏卿曾参加《新唐书》的编撰。《宋史》列传云：“吕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举进士，为江宁尉。编修《唐书》成，直祕阁，同知礼院。……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30］。欧阳修撰写《欧阳氏谱图》，被后世视为家谱的范本，殊不知欧阳修曾因此而请教过吕夏卿。他在《唐欧阳璀碑跋》中说：“余自皇祐、至和以来，颇求欧阳氏之遗失，……以与家所传旧谱及《陈书》、《元和姓纂》诸书参较。又问于吕学士夏卿，夏卿世称博学，精于史传，因为余考正讹舛，而家谱遂为 定本”［31］。由此可知吕夏卿的谱学造诣及对当时的影响。
郑樵（公元1103-1162年），字渔仲，不应科举，居兴化夹 漈山上，刻苦力学三十年，访书十年，知识十分广博，尤其对史学多有建树，其中《通志》之《氏族略》，是关于谱学的专著。他在书中写到：“自汉至唐，世有典籍，讨论兹事（按：谱学），然皆出于一时之意，不知澄本正源，每一书成，怨望纷起。臣今此书则不然，帝王列国世系之次，本之史记，实建国之始也。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谱，实受氏之宗也。先天子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卿大夫士，先卿大夫士而后百工技艺，先爵而后谥，先诸夏而后夷狄，先有纪而后无纪，绳绳秩秩，各归其宗，使千余年湮源断绪之典，灿然在目，如云归于山，水归于渊，日月星辰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者也”［32］。可以说，郑樵的谱学著作，对宋以前和宋以后的谱系之学的延续，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故后人对于郑樵的谱学地位予以很高的评价，所谓“宋人关于姓氏与谱系之学，终于郑樵所撰《通志》之《氏族略》为大殿”［33］。
正因为在闽籍理学家、士大夫和著名谱学专家的直接影响下， 宋代福建民间的家族构建与族谱修纂进入了-个发展时期。
宋末迄明初，中国又进入了比较混乱的时期，形成了中原人民迁移入闽的又一次高潮。在这一时期内，虽然仍有一些福建家族撰修族谱，如尤溪《叶氏族谱》首修于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闽北《徐氏族谱》曾于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重修，仙游《傅氏族谱》曾于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重修［34］。 但从整体上讲，这一时期社会缺乏安定，人民流离颠沛，许多家族一时还无暇顾及修谱。同时，元朝实行轻视汉人的政策，沿海特别是泉州等地多为色目人所统治，汉人社会地位低下，这也影响到修撰族谱的顺利进行。因此，元代福建民间的族谱修撰，一时处于低谷状态。
明朝建立之后，恢复了汉人的统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以光复传统儒学礼仪为己任。再加上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给福建家族组织的构建和族谱的修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特别是到了明中叶，福建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海上私人贸易的高潮，山海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福建民间各家族的修谱活动，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于是，自明代中叶始，福建民间的修谱活动，进入了兴盛时期。在宋代，福建的一些大族固然已经数修族谱，但这种修谱活动毕竟尚未普及于所有的家族。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修谱活动出现了普遍化的趋向，许多福建家族都是在这一时期内首次修纂族谱的。如上杭县中都何氏家族，第一次修纂族谱是明代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有裔孙何石溪者，“志切修谱，用以寻源究本，明世系，辨昭穆，别尊卑，序长幼”［35］。 连城文川李氏家族的族谱“创自前明”，正德年间李元瑫、彦信公等修辑之后，“复经学诜暨涵二公重新编辑，凡所为统宗支分世系者仿古制而伸明之，其法甚良，其意甚美”［36］。泉州尤氏家族也是在明中叶开始创修族谱，该谱序云：“我族祖宗……自（五代）开基卿田，至今五百有余岁矣，而族谱尚未兴修，我族人每以为憾。今幸有族兄世著，……劝捐归襄其事泉州梅溪陈氏家族，其 族谱“相传修葺自太学介石公之手，介石公以弘治丙辰（按：公元1496年）岁贡入太学，丁巳（按：公元1557年，即嘉靖三十六年）卒”［38］。泉州薛氏家族的族谱，“创自有明中叶，当世伯南 塘公之世”［39］。
然而到了明末清初，福建又进入了战乱时期。自从1644年清兵入关以来，福建就成了南明反抗清军的重要基地之一，郑成功父子经营台、澎、金、厦诸岛，在福建沿海与清政府对峙达40年之久。清政府为了消灭郑氏反抗势力，在福建沿海实行迁界政策，沿海居民流离失所，家业尽毁。在这段动乱的年代里，福建民间族谱，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族谱，经历了一次劫难，散失不少。如泉州《董氏大成宗谱》记云：“吾宗世谱，一失于元至正二公挈家下水之时，再失于明嘉靖倭乱，三失于海上黄凯、林顺之纵掠 （按：清初），沧桑迭变，文献尽湮，由是统绪散失，而世传杳杳难明矣”［40］。《霞山陈氏家谱》记云：“余族经康熙海氛，族多散离，有徙于泉郡，再徙于十三都塘仔乡者，有升平复界而归耕于科任之厅前者，比乡相望，不过数十里，而杂乱参错，名号相袭，种种不可胜纪。……谱牒未正，心每恙焉”，“吾祖经海氛兵锋，谱牒无存，是以徽音善行不传于族”［41］。 漳州府诏安《杨氏族谱》亦载云：“吾家杨氏，……皇明时丁几千数，代有名人。……明末不造，草寇窃发，大清初起，海氛未平，昔之闾阎扑地者化为坵墟矣，昔之鸠宗聚族者化而星散矣。……慨自皇明鼎革海氛变乱之时，父子兄弟相聚者少，离散者多；入城多致困毙，入山惟恐不深，又何有于房亲，又何有于族属哉？故今族谱既失，其长次三房之先世，……慎勿以其举一遗百而忽之，可乎！”［42］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结束了数十年的战乱，福建的社会经济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阶段。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号称“康乾盛世”，是清代社会经济的繁盛时期。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再一次为福建民间的修谱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自康熙中后期始，福建的许多家族都进行了族谱的重修工作，而到清代中后期，不少家族的族谱一再重修，体例和规模也日益完善和扩充。如连城县文川李氏家族的族谱创自明初，入清以后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进行一次大修；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二次重修；三十年后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择吉鸠工，在祠开局，公举诸裔恪供厥事”；其后又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民国六年 （公元1917年）反复修订，基本上实现了三十年一修谱的俗例［43］。 闽西何氏家族自明代至民国年间一共修了五次族谱，第一次为明代嘉靖年间，其余四次都是入清以后重修的［44］。《延陵吴氏宗谱》也是如此，明代分别于弘治、万历年间修了两次，入清以后，于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各修一次，光绪年间与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又各修一次［45］。浦城《刘氏族谱》创修于清康熙己丑年（公元1709年），其后历经四次重修，均在清代；基本上也是三、五十年一修。清代后期因太平军入闽，刘氏家族颇受战乱之害，致使该家族的族谱于同治之后失修［46］。
清代福建民间修谱与前代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族谱的细分化。同一个家族，除了共同的总谱之外，往往还修撰了房谱、支房谱等等，这种情况，在清代以前福建的民间族谱中比较少见。其二是统谱和联谱的兴起与流行。所谓统谱和联谱，就是把同一姓氏而非居住在同一地方的族人族谱合编、联编在一起，从而形成“合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47］的大宗谱。有些统谱、联谱所拢括的族人，并非真有家族上的血缘关系，而只是同一姓氏而已。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清代福建民 间修撰族谱的进一步发展，而在另一方面，这种泛血缘的统谱、联谱的出现，表明族谱的修撰已在某种程度上冲破家族的界限，它的社会作用已经超出了家族的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以来，随着福建沿海居民移居海外以及迁居台湾人数的增多，台湾宗亲和海外华侨岀资赞助福建家族建设家族组织和修撰族谱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1年）晋江县玉山林氏家族修纂族谱时，在台湾淡水经商的族人林正兴，“积金满千，公鸠佛银，交入行中，言念宗谱未修， 以为修谱之用。又恐不足，自独加捐以补足”［48］。又如泉州《蓬岛郭氏家谱》记载族人郭腾蛟,“自其祖徙居台湾苗粟郡苑里庄猫盂，公生长其地，与蓬岛祖居远隔万里。…当光绪庚寅（按：公元1890年），我族三修谱牒，公亲率其子若侄，越重洋归来相视，并为其一派先灵填还冥库，虽云聊从俗例，亦属孝子顺孙所用心。今家乘四修，其孙木火又能慷慨赞成，捐银二百元以助经费。可见公虽身在海外，而其水源木本之念，实相传勿替”［49］。
清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清王朝的腐败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趋势。经济的衰退和农村的萧条，无疑抑制了民间修撰族谱的进一步发展，而这段时期海外华侨和台湾宗亲的赞助，恰好为近代以来福建民间族谱的继续盛行注入了新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华侨和台湾宗亲的赞助，在维持福建家族组织活动和修撰族谱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族谱作为敬宗收族、报本崇功的重要依据，它维系着每个家族成员的血缘与精神联系，也寄托着外迁族人寻祖追根的慎终情怀。可以预见，近代以来福建民间族谱修撰的这一格局，还将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且有所更新。
附注
注释：[1]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
[2] 《周礼》，《春官》。
[3] 范晔《后汉书》志二十六，《百官志》。
[4]《春秋公子血脉谱》一书的写作时代，有人认为是战国末期，有人 认为是秦代，但据宋代杨时《龟山集》卷二十六所载，杨时曾见过此书，当为秦朝灭亡以后的作品，所谓“有《春秋公子血脉谱》，得之于南康玉严先生杨孝本，其传本曰荀卿撰。夫荀卿尝仕于楚矣，不用故退死兰陵，而史不纪其岁月，以其时考之，当在周秦之间。而是书《秦谱》，乃下及乎项（羽）灭子婴之际，吾知其非荀卿氏作明矣。……学者其慎择诸。”
[5]潘光旦《中国谱学略史》，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一号，第107页。
[6]《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7] [9]参见欧阳宗书：《中国家谱》第79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8] 苏洵《嘉祐集》卷十三，《谱例》。
[1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
[11]民国安溪《谢氏总谱•联谱序》。
[12]《张子全书》卷四。
[13]转引自明邱浚《朱子家礼》卷一，《通礼杂录》。
[14]参见拙著《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第二章，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
[15]《福建林氏四修支谱》卷首，《族谱序》。
[16]浦城《徐氏宗谱》卷一，《谱序》。
[17]浦城《莲湖祖氏族谱》卷之一，《旧谱序》。
[18]光绪《书林余氏重修宗谱》卷首，《增修余氏宗谱序》。
[19]仙游《罗峰傅氏族谱》卷一，《重修族谱题名》。
[20]《虎丘义山黄氏世谱》卷一。
[21]《闽杭刘氏族谱》，《凡例》。
[22]《闽泉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旧首本，《元镇国将军加九锡宣抚使祖贤公立家族谱训例八章》。
[23]《湖茫李氏三宗谱》卷九；民国《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晋江《钟氏族谱》不分卷。
[24]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五，《家礼序》。
[25]明邱浚《朱子家礼》卷一，《通礼余注》。
[26]《晦庵集》卷八十六。
[27]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十四。
[28]《西山文集》卷二十四。
[29]参见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五、五十六，《风俗志》。
[30]《宋史》卷三三一。
[31]《欧阳永叔集》卷十六。
[32]郑樵《通志》，《氏族略》。
[33]参见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第33页，香港中国学社，1971年版。
[34]见《傅氏族谱》、《徐氏族谱》、《叶氏族谱》各序言。
[35]民国上杭《中都何氏五修宗谱》卷一，《序文》。
[36]民国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卷首，《文川李氏族谱续修发刻序》。
[37]泉州《闽泉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首本，《序言》。
[38]《梅溪陈氏族谱》附录，《裱续旧谱前序》。
[39]《薛氏族谱》卷首，《续修薛氏族谱序》。
[40]民国泉州《董氏大成宗谱》卷首，《重新族谱例》。
[41]民国泉州《霞山陈氏家谱》，乾隆陈硕捷、陈克宪《序》。
[42]诏安《清漳霞山杨氏族谱》不分卷，《谱序》。
[43]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卷之首，《谱序》。
[44]《中都何氏五修族谱》卷一，《谱序》。
[45]民国《延陵吴氏族谱》卷首，《序》。
[46]浦城《刘氏四修谱》，《序文》。
[47]参见欧阳宗书《中国家谱》第25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48]晋江《玉山林氏宗谱》，《传记》。
[49]民国《蓬岛郭氏家谱》，《腾蛟公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