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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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南安姓氏志》 图书
唯一号: 131020020210010239
颗粒名称: 第四节 人物
分类号: K820.9
页数: 3
页码: 163-165
摘要: 本节讲述了第四节的人物介绍等。
关键词: 福建 人物 地方

内容

傅应嘉(1524—1567年),字德弼,号钟山,出生在穷苦的农民家庭。
  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傅应嘉应赴,考中武举第二名,授把总武职。时倭寇猖獗,烧杀抢掠,闽粤沿海州县惨遭荼毒,应嘉受命带兵入粤,协同俞大猷、戚继光抗击倭寇。每战身先士卒,有勇有谋,所向披靡,屡立奇功。
  《南安县志》“人物志•傅应嘉传”曾记载一段生动的战例:有一天夜里,傅应嘉率兵偷袭敌营,行到阵前,军士见敌垒森严,众寡悬殊,畏缩不前。应嘉遂令驻扎营外,单骑闯入敌营,遇狡黠之寇辄击杀之,来回冲杀,如入无人之境。继尔,他见敌垒置有大鼓,心生一计,便跳下马,持短剑戮开一面大鼓,将未戳破之面翻上,人潜坐鼓中,击鼓雷动。倭寇不知官军来了多少,顿时慌乱起来,月黑之夜辨不清人影,敌人自相残杀,弃营惊遁。战况上闻,朝廷破格授升傅应嘉建宁行都司,统四卫,每卫5600兵,计统领22400兵。故世传傅应嘉“夜袭巧用计,鼓手升都司”。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吴平旧部曾一本,又在广东海上起兵为患。朝议欲起用傅应嘉,并委派三学士到福建泉州府锦堂村搜其家,斟定有否受贿纵贼罪证。钦差见其宅低矮,生活清贫,家中无任何值钱之物。深为感动,上京复命。穆宗下诏复应嘉原职。诏书已到三日,应嘉尚未知闻,与子还在金门驻地关押,想到一生光明磊落,受不了奸臣的诬陷,愤懑难堪,郁郁寡欢,仰天长叹:“大丈夫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今日死于谗谄之手,天也!”忧忿自弃,年仅44岁。
  一代名将,英年早逝,死于奸臣小人谗谄之下,朝野闻讯皆扼腕痛惜。皇上念其忠心报国,劳苦功高,追封“昭勇将军”,赐横棺竖葬,并优恤遗属。同时下诏惩办兵部主事和扣压诏书失职之罪。
  傅夏器(1509—1594),字廷璜,山后傅村人(现泉州鲤城区江南镇山后傅),人称锦泉先生。生于明正德四年(1509),童年时读书专精、博学强记、稍长居紫帽山麓,十八岁读书万卷,嘉靖辛卯科(1531)乡试中举,应进士试数不如愿,益发奋攻书,精研易理,博览百科知识,嘉靖庚戍科(1550)会试第一,考试文章一出,京都人士盛赞其文从来会元所没有。
  夏器归隐后,在山后傅村岩石下建屋居住,亲自培植荔枝、龙眼、青李等名果,以此为生计。当时,登门求学的人络绎不绝,夏器都热情接待,指教。还告诫年青学者说,为人最要紧者在于立身,大节处切不可随声袭响,依人门户,以至不可收转。
  穆宗继位,朝臣意欲起用夏器,但夏器无意仕途,隆庆间,他因德高望重,被聘协修《泉州府志》。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卒,年89岁,葬金鸡报亲寺西,有《易义》传世。
  傅维彬(1884—1924),字高霖,祖籍南安,其父为石匠,移居泉州释仔桥,为泉州人。
  辛亥革命前夕,维彬在厦门加入同盟会。后回泉州鼓动革命,与许卓然、叶青眼、陈仲瑾等人,在小开元寺创办西隅学堂,并作为党人联络点。泉州同盟会成立统一组织时,维彬任司法股长。泉州光复前后,地方动荡不安,绅商学侨各界组织保安会,负责维持秩序,林那鹤当选为会长,维彬参加保安会工作。晋江商会组织商团时,维彬兼任团长,亲自带领团丁出巡,维持社会秩序。对剪辫、破迷信、禁缠足等,提倡甚力。
  傅维丹(1906—1985),乳名傅甘,丰州人。1925年随兄嫂往印尼谋生。先后在工厂、商店做过学徒、店员、出纳、会计。在印尼泗水工作时,结识了华侨共产党员洪雪立、洪骏声,接受革命思想,参加创办进步刊物《赤潮》,发动侨胞集资在家乡创办华岩小学。“七七”事变后,三发埠华侨响应陈嘉庚的倡导,成立“三发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维丹任第一届文书,第二届被选为主席。
  1951年,维丹到印尼椰城任《生活报》经理,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维丹奉命以《黎明报》记者的身份,日夜跟随,保卫总理的安全。1956年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尼,他跟随采访,摄下许多珍贵的镜头。1957年,维丹回国定居,初任福州华侨大厦副经理。1958年担任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晋江专区办事处主任,为该公司募得股款四千多万元,投资于泉州市源和堂、晋江通用机器厂、仙游糖帮、永春化肥厂、永春天湖山煤矿、同安油厂等。还担任过泉州市侨联主席、全国侨联委员、福建省侨联常委、福建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六届政协常委会委员、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华侨大学、培元中学校董会董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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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姓氏志

《南安姓氏志》

本书主要由各姓指派专人负责撰稿,大部分稿件均送回审校,最后由市方志委统稿编纂,尽量使资料真实可靠。本书所用人口数字系市方志委2003年6月的调查统计,个别漏统,敬请原谅。本书所用资料文献众多,不能一一列举。由于众手成书,有些语言及风格上未能一致,个别材料或缺;南安历史人物灿若繁星,只择其代表性,人物难免挂一漏百,在此谨向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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