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朝统治者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①人们一般以为，这是中国人民移居琉球的开始。其实不然。
  我们知道，洪武三年（1370）,明王朝分别于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设立市舶司，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南洋、西洋诸国。自此，泉州便成为中琉交通的重要港口。直至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迁到福州，其作用才逐渐减弱。据研究，泉州通琉球的航路是“自泉州岀发，从北太武（在浯州屿，即大金门岛）发舶放洋，回程抵福州闽江口外之定海千户所。”②人们不禁要问，明政府为何要选择这条航路通琉球呢？杨国桢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条航路的选定，当然并非官方随意指定，而是早有民间私通琉球航路之开辟打下基础的。在古代，航路之开辟是无数航海人员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福建（特别是泉州、福州两府濒海一带）以海为生的人民可能是中琉航路的最早开辟者。”③杨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宋代，泉州和福州的舶商就已频繁往来于高丽和日本。民间私通琉球航路的开辟，似和这两个地区的航海传统相关，明中叶以降，常有闽船赴日遭风漂至琉球的记载，明代以前，可能即因此偶然原因而发现通琉球的航路的。”④通琉球的航路是否因此发现我们姑且略去不论。但杨国桢教授关于明以前即有通航琉球的推测，可以从史实得到佐证。
  《明太宗实录》载，闽人程复曾任琉球国相，辅佐中山王察度40余年。⑤察度执政时期为元至正十年（1350）至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由此不难知道闽人至迟在元末已经与琉球民间通航，故才有移民琉球的情况岀现。因此，杨国桢教授关于明太祖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想必是基于这一带居民有通琉球传统，熟悉航路，知晓琉球语言的事实而采取的”⑥的推测是可以肯定的。职是之故，笔者估计，此时移居琉球的闽人除上述的程复外，还会有其他人，甚至可能不是少数。
  有的学者认为，在明政府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之前移居琉球的这些人，理所当然“也列入闽人三十六姓之列，只是洪武二十五年由明政府宣布认可罢了。”⑦笔者认为，这只是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被忽视了。因为从当时禁止与琉球私贩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状况来看，除了少数直接或间接与明政府有关系的私商外，大部分私自与琉球通商之人，明政府是不可能知道的。下面仅举一例即可说明。嘉靖年间，高澄欲使琉球时，遍询备知琉球航道者，无有人应。他就怀疑“此辈必通番，恐律有禁，故讳之不言。”后令人持檄四下网罗，曰：“适天使琉球封王，至则有赏无罚，不必惧也。”⑧方有人来应。由此可见，即然明政府连那些人经常前往琉球、熟悉琉球航道都不知道，对那些移居琉球的人当然会更是一无所知，因而自然也就不可能把他们“赐姓”给琉球。因此，笔者以为，这些在明政府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之前移居琉球的闽人，是最早的琉球华侨。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所赐的“闽人三十六姓”是移居琉球的另一部分华侨（其中包括一些前已移居的人们）。从现存琉球久米村家谱来看，洪武永乐年间落籍琉球者，原籍为闽东福州府之闽县、长乐县和闽南泉州府南安县。⑨可见此时移居琉球的华侨是由闽东和闽南两部分人组成的。可是，由于年代久远，史籍乏载，移居琉球之三十六姓，“或老而返国，或留而无嗣”，10目前考证得出的只有梁、郑、金、蔡、毛、程、红、陈、阮、王十姓。11在这一方面，谢必震先生进行了认真的发掘和考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只想根据现有资料，对琉球泉州华侨的有关情况略作阐述。
  明代，朝廷除了赐给琉球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外。还赐给琉球装载贡物的船只，“洪武、永乐年间数有叁拾号船。”12《崇武所城志》载：永乐年间，“百户经掌勇字五十九号，四百料官船一只。此船后送琉球国中山王，差长史郭祖尾去国。”13宣德六年间，拨永宁卫金门千户所顺字号船给琉球。14似这些随所赐之船“去国”往琉球的郭祖尾等人应该也是华侨。泉州《清源林李宗谱》载，明成化年间，李贽的四世、五世祖林易庵、林深因蒙政府委为通事官，曾引琉球入贡。⑮我们于此可知，林易庵、林深（或“林深因”）是在册封琉球的使团中任“通事官”，故“曾引琉球入贡”。在他们前往琉球册封时，是否有其他人跟随前往进行贩私贸易而定居其地呢？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日本《那霸市史·资料篇》第一卷第六分册《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收录的《蔡氏家谱》记载：“元祖讳崇，号升亭，行二。年二十七，丰腮，额广，风雅，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乃宋朝鼎甲端明殿大学士忠惠公讳襄字君谟六世孙，以太祖赐三十六姓居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授御奉敕始迁中山，择居于唐荣(营)。中山之有蔡氏于是乎始矣。”
  据傅金星先生研究，“族谱有一个地方失误，就是把崇作为蔡襄六世孙。应写为蔡襄六世孙分居泉州一带，其后裔有名崇者，赐户琉球。”16据调查，蔡襄后裔分支泉州者有三：一是曾孙〓，于宋大观三年(1109)知泉州，六世子孙一支居泉州新门外，其处称蔡庄；一是玄孙载，子孙分居晋江东石；一是玄孙咸，子孙一支分居永春。初步考证，蔡崇系东石蔡氏移居水头溪南者。17蔡氏自迁居琉球后，至清咸丰年间(1851—1861)传19世，共500多人。
  自明洪武五年(1372)至清光绪五年(1879),中国与琉球建立正式邦交关系期间，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都应其所请，不断对琉球册封。在组织使团前往琉球册封时，许多因海禁而丧失岀海贸易谋生手段的人，被迫冒充海员，混入册封使团去琉球贸易。至清康熙年间，这种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写道：“是时海禁方严，中国货物外邦争欲购致，琉球相近诸岛，如萨摩州、土噶喇、七岛等处皆闻风来华，其货易售。闽人闻说至今，故充役者众。”当然，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不是混进册封使团，而是违抗海禁令岀海前往琉球进行走私贸易者，福建泉州的安海港、漳州的月港即是其时的走私贸易港。可是，无论是混进册封使团进行走私贸易者，或是民间私自岀海进行走私贸易者，在史籍中都几乎未能看到具体记载。近几年来，我们在闽南侨乡进行华侨史料调查的过程中，从南安市诗山镇坊前村《坊前黄氏族谱》中发现了两条移民琉球的资料，似可补正史之不足。为了说明问题，特把有关资料抄录于下：
  “滨享公，讳绍埔，字孙海，维皇公三子。生乾隆戊戌(1778)十二月二十日寅时，卒嘉庆己巳(1809)四月初九日巳时，葬番邦琉球吧”。
  “江泳公，讳绍梅，字孙柳，明德公四子。生乾隆乙巳(1785)六月初四日卯时，卒嘉庆己巳(1809),葬在番邦琉球吧。
  上引资料显示，滨享和江泳都卒“葬在番邦琉球吧”，因而他们是琉球华侨无疑。从他们两人均“卒嘉庆己巳”（可惜江泳卒的具体时间没有标出）来看，很有可能是同卒于某次变故或某次海难。那么，他们是册封使团的成员，或是混进册封使团中的走私贸易商人，或者是民间走私贸易商人呢？笔者认为，以后两者的可能性为大。因为民间族谱是一部家族组织活动的完备档案。族人们往往以自己先辈的声望、地位为荣耀。如果滨享、江泳二人是随册封使团前往琉球，在族谱中必定会有所体现，如“随官往琉球”或其他。上引《清源林李宗谱》写林易庵、林深（或林深因）时，不就有“蒙政府委为通事官，曾引琉球入贡”的记载吗？“随官往番”、“从军往番”等记载在其他族谱中也不乏其例。而滨享和江泳两人之记载只有“葬番邦琉球吧”的几个字，可见他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因而当以走私贸易商人为是。进一步而论，究竟他俩是混进册封使团的走私贸易商人，或是民间私自岀海的走私贸易商人呢？笔者揣测，当以后者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因为明清政府对琉球册封，须得数年一次，而且混进册封使团中的走私贸易商人的人数也毕竟有限。相对而言，民间百姓违抗海禁令出海前往琉球走私贸易必定会更经常地进行，而且规模（总体而言）也必定会比前者大，因而滨享和江泳更可能是此类走私贸易商人。这些走私贸易商人（无论是混进册封使团中者，或是私自出海者）前往琉球贸易以后，必定会有部分人由于商贸关系而定居于该地（滨享和江泳即是），而且还是为数不少。仅泉州一带就会不在少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琉球的“林、郑、吴、周、高、翁诸姓都可以找到他们在泉州沿海一带的根源。”⑱因此，这些由于走私贸易而定居琉球者也就成了琉球华侨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可是，为什么在我们调查的族谱资料中，移民琉球者仅此两例，寥若晨星呢？笔者以为，不可否认，这是由于我们所征集的族谱资料不够完整的缘故。可是，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族谱中大量未注明具体地点的“夷、外夷、外洋、番、番邦”中可能包含着“琉球”这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