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琉球位于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是中国东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面积2390平方公里。1897年，日本并吞琉球群岛, 置冲绳县。
  明清时代，琉球为中国藩属国，与中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同时，又有不少华侨移居该国，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侨居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拟就明清时代琉球华侨的构成，以及他们在琉球传播中华文化的情况略作探讨。
  一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朝统治者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①人们一般以为，这是中国人民移居琉球的开始。其实不然。
  我们知道，洪武三年（1370）,明王朝分别于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设立市舶司，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南洋、西洋诸国。自此，泉州便成为中琉交通的重要港口。直至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迁到福州，其作用才逐渐减弱。据研究，泉州通琉球的航路是“自泉州岀发，从北太武（在浯州屿，即大金门岛）发舶放洋，回程抵福州闽江口外之定海千户所。”②人们不禁要问，明政府为何要选择这条航路通琉球呢？杨国桢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条航路的选定，当然并非官方随意指定，而是早有民间私通琉球航路之开辟打下基础的。在古代，航路之开辟是无数航海人员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福建（特别是泉州、福州两府濒海一带）以海为生的人民可能是中琉航路的最早开辟者。”③杨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宋代，泉州和福州的舶商就已频繁往来于高丽和日本。民间私通琉球航路的开辟，似和这两个地区的航海传统相关，明中叶以降，常有闽船赴日遭风漂至琉球的记载，明代以前，可能即因此偶然原因而发现通琉球的航路的。”④通琉球的航路是否因此发现我们姑且略去不论。但杨国桢教授关于明以前即有通航琉球的推测，可以从史实得到佐证。
  《明太宗实录》载，闽人程复曾任琉球国相，辅佐中山王察度40余年。⑤察度执政时期为元至正十年（1350）至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由此不难知道闽人至迟在元末已经与琉球民间通航，故才有移民琉球的情况岀现。因此，杨国桢教授关于明太祖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想必是基于这一带居民有通琉球传统，熟悉航路，知晓琉球语言的事实而采取的”⑥的推测是可以肯定的。职是之故，笔者估计，此时移居琉球的闽人除上述的程复外，还会有其他人，甚至可能不是少数。
  有的学者认为，在明政府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之前移居琉球的这些人，理所当然“也列入闽人三十六姓之列，只是洪武二十五年由明政府宣布认可罢了。”⑦笔者认为，这只是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被忽视了。因为从当时禁止与琉球私贩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状况来看，除了少数直接或间接与明政府有关系的私商外，大部分私自与琉球通商之人，明政府是不可能知道的。下面仅举一例即可说明。嘉靖年间，高澄欲使琉球时，遍询备知琉球航道者，无有人应。他就怀疑“此辈必通番，恐律有禁，故讳之不言。”后令人持檄四下网罗，曰：“适天使琉球封王，至则有赏无罚，不必惧也。”⑧方有人来应。由此可见，即然明政府连那些人经常前往琉球、熟悉琉球航道都不知道，对那些移居琉球的人当然会更是一无所知，因而自然也就不可能把他们“赐姓”给琉球。因此，笔者以为，这些在明政府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之前移居琉球的闽人，是最早的琉球华侨。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所赐的“闽人三十六姓”是移居琉球的另一部分华侨（其中包括一些前已移居的人们）。从现存琉球久米村家谱来看，洪武永乐年间落籍琉球者，原籍为闽东福州府之闽县、长乐县和闽南泉州府南安县。⑨可见此时移居琉球的华侨是由闽东和闽南两部分人组成的。可是，由于年代久远，史籍乏载，移居琉球之三十六姓，“或老而返国，或留而无嗣”，10目前考证得出的只有梁、郑、金、蔡、毛、程、红、陈、阮、王十姓。11在这一方面，谢必震先生进行了认真的发掘和考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只想根据现有资料，对琉球泉州华侨的有关情况略作阐述。
  明代，朝廷除了赐给琉球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外。还赐给琉球装载贡物的船只，“洪武、永乐年间数有叁拾号船。”12《崇武所城志》载：永乐年间，“百户经掌勇字五十九号，四百料官船一只。此船后送琉球国中山王，差长史郭祖尾去国。”13宣德六年间，拨永宁卫金门千户所顺字号船给琉球。14似这些随所赐之船“去国”往琉球的郭祖尾等人应该也是华侨。泉州《清源林李宗谱》载，明成化年间，李贽的四世、五世祖林易庵、林深因蒙政府委为通事官，曾引琉球入贡。⑮我们于此可知，林易庵、林深（或“林深因”）是在册封琉球的使团中任“通事官”，故“曾引琉球入贡”。在他们前往琉球册封时，是否有其他人跟随前往进行贩私贸易而定居其地呢？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日本《那霸市史·资料篇》第一卷第六分册《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收录的《蔡氏家谱》记载：“元祖讳崇，号升亭，行二。年二十七，丰腮，额广，风雅，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乃宋朝鼎甲端明殿大学士忠惠公讳襄字君谟六世孙，以太祖赐三十六姓居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授御奉敕始迁中山，择居于唐荣(营)。中山之有蔡氏于是乎始矣。”
  据傅金星先生研究，“族谱有一个地方失误，就是把崇作为蔡襄六世孙。应写为蔡襄六世孙分居泉州一带，其后裔有名崇者，赐户琉球。”16据调查，蔡襄后裔分支泉州者有三：一是曾孙〓，于宋大观三年(1109)知泉州，六世子孙一支居泉州新门外，其处称蔡庄；一是玄孙载，子孙分居晋江东石；一是玄孙咸，子孙一支分居永春。初步考证，蔡崇系东石蔡氏移居水头溪南者。17蔡氏自迁居琉球后，至清咸丰年间(1851—1861)传19世，共500多人。
  自明洪武五年(1372)至清光绪五年(1879),中国与琉球建立正式邦交关系期间，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都应其所请，不断对琉球册封。在组织使团前往琉球册封时，许多因海禁而丧失岀海贸易谋生手段的人，被迫冒充海员，混入册封使团去琉球贸易。至清康熙年间，这种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写道：“是时海禁方严，中国货物外邦争欲购致，琉球相近诸岛，如萨摩州、土噶喇、七岛等处皆闻风来华，其货易售。闽人闻说至今，故充役者众。”当然，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不是混进册封使团，而是违抗海禁令岀海前往琉球进行走私贸易者，福建泉州的安海港、漳州的月港即是其时的走私贸易港。可是，无论是混进册封使团进行走私贸易者，或是民间私自岀海进行走私贸易者，在史籍中都几乎未能看到具体记载。近几年来，我们在闽南侨乡进行华侨史料调查的过程中，从南安市诗山镇坊前村《坊前黄氏族谱》中发现了两条移民琉球的资料，似可补正史之不足。为了说明问题，特把有关资料抄录于下：
  “滨享公，讳绍埔，字孙海，维皇公三子。生乾隆戊戌(1778)十二月二十日寅时，卒嘉庆己巳(1809)四月初九日巳时，葬番邦琉球吧”。
  “江泳公，讳绍梅，字孙柳，明德公四子。生乾隆乙巳(1785)六月初四日卯时，卒嘉庆己巳(1809),葬在番邦琉球吧。
  上引资料显示，滨享和江泳都卒“葬在番邦琉球吧”，因而他们是琉球华侨无疑。从他们两人均“卒嘉庆己巳”（可惜江泳卒的具体时间没有标出）来看，很有可能是同卒于某次变故或某次海难。那么，他们是册封使团的成员，或是混进册封使团中的走私贸易商人，或者是民间走私贸易商人呢？笔者认为，以后两者的可能性为大。因为民间族谱是一部家族组织活动的完备档案。族人们往往以自己先辈的声望、地位为荣耀。如果滨享、江泳二人是随册封使团前往琉球，在族谱中必定会有所体现，如“随官往琉球”或其他。上引《清源林李宗谱》写林易庵、林深（或林深因）时，不就有“蒙政府委为通事官，曾引琉球入贡”的记载吗？“随官往番”、“从军往番”等记载在其他族谱中也不乏其例。而滨享和江泳两人之记载只有“葬番邦琉球吧”的几个字，可见他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因而当以走私贸易商人为是。进一步而论，究竟他俩是混进册封使团的走私贸易商人，或是民间私自岀海的走私贸易商人呢？笔者揣测，当以后者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因为明清政府对琉球册封，须得数年一次，而且混进册封使团中的走私贸易商人的人数也毕竟有限。相对而言，民间百姓违抗海禁令出海前往琉球走私贸易必定会更经常地进行，而且规模（总体而言）也必定会比前者大，因而滨享和江泳更可能是此类走私贸易商人。这些走私贸易商人（无论是混进册封使团中者，或是私自出海者）前往琉球贸易以后，必定会有部分人由于商贸关系而定居于该地（滨享和江泳即是），而且还是为数不少。仅泉州一带就会不在少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琉球的“林、郑、吴、周、高、翁诸姓都可以找到他们在泉州沿海一带的根源。”⑱因此，这些由于走私贸易而定居琉球者也就成了琉球华侨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可是，为什么在我们调查的族谱资料中，移民琉球者仅此两例，寥若晨星呢？笔者以为，不可否认，这是由于我们所征集的族谱资料不够完整的缘故。可是，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族谱中大量未注明具体地点的“夷、外夷、外洋、番、番邦”中可能包含着“琉球”这一因素。
  二
  华侨移居琉球以后，对琉国家的治理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谢必震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考证和论述。笔者此处不再重复。笔者拟就华侨在琉球传播中华文化的情况(尤其是泉州华侨在这一方面的贡献)略作介绍。“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面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本文所说的“文化”即指技术工艺及风俗习惯等。
  琉球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岛国，“地无货殖”，“缚竹为筏”,21人民生活之贫困及技术工艺之落后可想而知。带有先进文明的华侨移居琉球以后，便把中国的石雕工艺、食品制作技术及各种民风习俗在琉球传播，使该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琉球在尚真时代(1477—1527)建造了圆觉寺。里面的石雕群，尤其是放生池石桥的20面石屏的花鸟、莲花、狮子、鹤龟、牡丹、云、鹿等精细的浮雕，堪称琉球历史上石雕工艺的杰岀代表作。22桥的支柱上刻“大明弘治戊午(1498)岁春正月吉日建立。长史梁能、通事陈仪督造”。23这些石雕连同其时的首里城正殿前的龙柱，都被日后的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而加以保护。日本方面评价说，这些石雕杰作是在中国石匠的合作下创造的。㉔详考福建石雕建筑的发展情况，明弘治年间有如此精湛的石雕工艺者，舍惠安石匠而莫属。惠安县也是泉州一重点侨乡，在明万历十八年(1590)惠安华侨就把石雕工艺传播到菲律宾,那么，在此近百年前，他们是否有可能已经把石雕工艺传播到琉球呢？这一问题甚是值得深入探讨。笔者以为,圆觉寺的这些石雕作品，很可能是出自惠安华侨石雕工匠之手。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有待于以后发掘的资料来补充说明或修正。
  华侨曾把福建的烹饪技术及食品制作技术传播到琉球。有人曾与日本冲绳的朋友就明代闽菜的特点与今日琉球料理加以比较，发现今日琉球料理所具有的风格，乃今日闽人不上酒宴的家常小菜，因为它们还保留着闽菜的古朴特点，故与今日演化后的闽菜已相去甚远。26可见今日琉球料理乃由明代闽菜演化而成,这当与移居琉球的闽人传播其时的烹饪技术不无关系。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个冲绳朋友说：他是开面条厂的。他走过好多地方，看到的面条都跟冲绳的面条不同;惟独泉州的面条跟冲绳的一样。他们又说：古代冲绳人取碱，是用草木灰浸水滤出的。我们告诉他们：（泉州）这里过去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才用现成的制品的碱了。”据此,笔者认为,琉球面条的制作技术是由泉州华侨传播过去的。
  从目前琉球保留的一些风俗习惯来看，与福建（尤其泉州）的风俗习惯十分相似。1984年10月28日，日本冲绳“文化交流友好访中团”曾与泉州海交馆有关人员进行座谈，现将座谈中介绍的有关情况摘要如下，以见一斑。从传统节日看，两地都是：五月初五叫端午节，各地有赛龙舟；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要送神，送灶君上天；新年正月初四日要迎接神回来；七月十五日要祭祖宗……从一些习俗来看，泉州人称祖母为“阿妈”，琉球亦然；闽南人的墓如龟状，琉球也是；泉州人猜拳用三个指头，叫做“鸡、土地、白蚊”，琉球也一样；甚至连“死猫吊树头”，琉球也跟泉州相同。泉州的孔子庙旁边建有明伦堂，琉球的孔子庙旁边也一样建有明伦堂。28这些风俗习惯，无疑是福建（包括泉州）华侨传播到琉球去的。
  正是由于华侨把包括以上技术工艺、风俗习惯在内的优秀中华文化传播到琉球，从而使琉球逐渐“风俗淳美”，“易而为衣冠礼义之乡。”29正如日本冲绳时报社社长比嘉敬所说：“经过五百年的交流，冲绳深受中国的影响，形成独特的文化，从而迎来了今天的发展和繁荣。”㉚虽然比嘉敬此处是从贸易角度而言，但笔者认为其中应该也包括华侨的贡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明清时代的琉球华侨应该包括元末（甚至更早）明初私下前往琉球贸易而定居于该地的走私商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所赐的“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以及走私贸易商人〔包括混进册封使团前往者及私自岀海者）而定居该地者；从地域来看，琉球华侨包括闽东出国者和闽南出国者，其中泉州华侨占有相当比例。岀国华侨为琉球人民带去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为琉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龙文彬：《明会要》卷七十七，外藩1.琉球，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②③④⑥杨国桢：《明代闽南通琉球史事钩沉》，《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16、16、17、17页，中国海交史研究会、泉州海交馆主办。 ⑤《明太宗实录》卷115,永乐九年四月癸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 ⑦26谢必震：《明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考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39、44页，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 ⑧张学礼：《中山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0帙（1）,石印本。 ⑨日本《那霸市史•资料篇》第一卷第六分册，《家谱资料（二）久米村系》蔡、郑、林、梁诸姓家谱。 ⑩（中山世谱》卷3,伊波普波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44页，东京美术刊，昭和47年版。 11详见谢必震《明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考述》，同⑦。 12.14《历代宝案第一集抄》，《那霸市史•资料篇》第一卷第四分册，第102、102页。 13.明·叶春及《惠安政书》（附《崇武所城志》）第26页，泉州历史研究会、惠安 县志办公室、惠安县文化馆整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15.27.28刘志诚：《文化的交流，友好的座谈——记晋江地区海交馆与日本冲绳“文化交流友好访中团”的一次座谈》，《社联通讯》1984年第4期，第69、70、69——70页，福建省晋江地区（现泉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出版。 16.17.18傅金星：《泉州人在琉球及贡献》，《泉州学刊》1988年第1期，第45、45、45页，福建省泉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出版。 19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第82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20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四，琉球国，故宫博物馆图书馆铅印本，1941年版。 21《使琉球录三种（诸家）》第112页，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 22外间正幸：《日本的工艺别卷——琉球》（日文版）第239页，淡交社昭和47年。 23《琉球》卷三，第188页，球阳研究会编，角川书店，昭和57年版。 24谢必震：《略论明代闽人移居琉球的历史作用》，《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 第68页，中国海交史研究会、泉州海交馆主办。 25详见拙作《惠安华侨华人与惠安石文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 29潘荣：《中山八景记》，《使琉球录三种（诸家）》，第137页。 30《日本冲绳时报社社长比嘉敬贺信（译文）》，《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3页，中国海交史研究会、泉州海交馆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