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华侨与海上丝绸之路——部分侨乡族谱中的海外移民资料分析
  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中国而延伸至世界各地。就广义而言，在遍及五大洲壮阔的国际舞台上，中国的海外移民（亦即华侨）及其对于侨居地的开发建设，促进中外友好关系、交通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无疑是“海上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海上丝路”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前仆后继的伟大足迹，也保存着极其丰富、可资研究的浩瀚史料；我们所搜集整理的约二百部侨乡族谱，即是其中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全面介绍、分析所见族谱的海交史料，仅主要剖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永春鹏翔郑氏族谱》（以下简称《郑谱》）①，同时也兼及其他族谱的有关记载，探索华侨——中国的海外移民在“海上丝路”的杰岀活动和历史性贡献。
  一、永春《郑谱》所载族人出洋资料分析
  永春地处闽中戴云山脉南麓，属泉州市辖下的山区县份，距泉州约有80公里之程，是闽南主要侨乡之一。历史上，永春由于邻近泉州古港，又有晋江上游东溪（在永春县治内又称桃溪）可通水路，早在公元10世纪（宋开宝年间）即与泉州“互通舟楫”②。鹏翔郑氏聚居于桃城镇桃东村及五里街一带，南临桃溪，邑人尤得舟楫之便。由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作用下，包括郑氏族人在内的永春人民，自古以来即有买棹扬帆，从事海交活动和侨居海外的历史记录。据80年代初调查估算，永春旅外的华侨华人约40余万人，相当于国内全县的人口数；而鹏翔郑姓国内人口1万多人，旅居海外的侨亲则有3万多人③。如此众多的族人移居海外，在我们披阅的《郑谱》中，有着明显的反映。该谱续修于1941年,谱载族人出洋的时间跨度达3个半世纪（16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出洋总数1068人，乃我们所见记载海外移民数量最多的一部族谱；同时，从谱中记录的字里行间，人们颇可窥见郑氏族侨在“海上丝路”梯航万里、奋力开拓的辉煌业绩。下面，我们先就谱中的出洋资料，作一个基本的统计和分析（见表一）。
  表〈一〉概括地显示了郑氏族人岀洋的基本情况。如果进一步剖析表中的各种数据，我们将会惊奇地看到，民间的族谱，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多么丰富而翔实的原始资料：
  1.学界一致认为，在中国长期的海外移民史上，经过几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变，特别是西方殖民者大肆掠卖华工（“猪仔”），造成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背井离乡、漂泊异国，并且在19世纪下半叶岀现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浪潮。中国海外移民的这种历史现象，在《郑谱》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如表所示，1840年以前，郑氏族人还只是零星、少量的岀洋；而1840年以后，郑人的岀洋则已形成浪潮之势，并且同样也在世纪的后期达到了高潮，仅70年代至90年代，出洋达443人，占前后350年出洋总数的41。48%。这就表明，《郑谱》所载实况，完全体现了中国海外移民的变化趋势。
  2.表中显示郑氏族人出洋的最早记录是16世纪90年代（明代后期）。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历史上谱修中断或遭变故而毁损，以及早期修谱对出洋族人往往漏记或不记，或仅以“外出”入谱。因而有的早期资料没有继承下来，有的则难以辨别是否出洋。而再稽之永春其他族谱，仅所经眼的，自唐末五代至元、明各朝，均有永春籍民远出南洋之记载④。因此，郑氏族人岀洋侨外的最早时间，相信还可以上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
  3.从表中可见，郑氏族人出洋最早是先到菲律宾，而后逐渐向印尼、新、马方面转移，并主要集中在马来半岛上。侨居地的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明代以还闽南一带华侨出国的一个重要历史特点。一方面，“吕宋……去漳州甚近”，“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⑤。在我们所见永春各地族谱中，记载明季岀洋地点的，也以吕宋居多；而厦门海沦《石塘谢氏家乘》记载明季岀洋的13人，全部是去吕宋⑥。另方面，由于17、18世纪西班牙殖民者连续五次血洗旅菲华侨，使得本来是“地近且饶富”的吕宋，不能不、成为闽人之畏途；而19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新加坡开港和整个马来半岛的大规模开发，急需大量劳动力。因此，新、马地区的华侨骤增，而郑氏族侨也随之大量流向该地。
  4.表中反映的郑氏族人出洋总数为1068人。这里也应说明，这个数字还只是汇总《郑谱》中有明确记载者；而对于谱中只写“外出”、“在外”等含混字眼，以及妻子、儿女是否岀洋不明者，均不作统计。所以，郑氏族人实际岀洋的人数，比之表中的数字恐怕还要更多。一个山区村社，在前后350年间出洋千余人，平均每年即有3人出洋，推而广之，全中国平均每年的海外移民数以万计，当非虚语。如此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无疑是“海上丝路”的伟大力量，并且为这条“海上丝路”的开拓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华侨在“海上丝路”的杰出活动与贡献
  华侨在海外的活动与贡献，早已众口皆碑，中外学者也已撰写大量的文章，作了多方面的阐述。中国族谱虽然由于其体裁及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所记载的侨外资料并不完全，但是，透过谱中的有关记录，仍然可以窥见族人、乃至整个华侨群体在“海丝路上”披星戴月、辛勤劳作的历史足迹。以下仅就《郑谱》资料所及，略谈五个方面问题。
  1.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内容，也是华侨的一项重要职业，特别是早期岀洋的华侨尤其如是。我们所介绍的郑氏族人的所在地——永春县，县民向以“能商善贾”著称，民谚中更有“无永不成埠”、“无永不开市”之美谈。据谱载资料，早在唐末五代，当有永人以“陶瓷铜铁，贩运番国，取金贝而返。⑦。而“自华洋交通以来，永人在英荷各属以商起家者甚众”⑧，又据1873年版的《鲁国颜氏谱史宗亲录》资料统计，永春颜氏族侨从商者约占总数40%。《郑谱》也明显反映了华侨从商的这种历史特点，表〈一〉中最早出洋的两人，均是“商游吕宋、卒其地”；而统计该谱记有族人在海外的职业活动者，约有50人，其中明确记载从商者15人,约占30%。
  早期华侨商人绝大多数是小本生意，郑氏族侨也不例外（谱中没有记载职业者，相信有不少是本小利微的小商小贩，因而未能在族谱中得到更多的反映）。他们多数散居于当地的乡村集镇，把勤劳吃苦的民族传统带至海外，或者肩挑货担走街串巷，或者深入穷乡僻壤、田边路角，从事各种商品和当地土产的购销业务。“郑文炳，少年时南渡，先当苦力，后做小贩，来往于新加坡、马六甲、麻坡间。那时公路未修，来往都靠步行”当是典型事例⑨。正如新加坡学者指岀：“华人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民族随着东南亚农民商品生产的日益增长，他们需要中介商来销售其产品。而华人……是其中最善于经营这个行业的人而又遍布城乡各地”⑩。
  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华侨商人由于“克勤经营”、“操持得宜、业务腾升”而使“生意日益发达”，规模日渐扩大，进而从事中外之间及南洋、欧美各国间的贸迁往来。“麻六甲侨商奕禧奕略奕怀奕升……以次渡洋，佐父营业”，“持筹握算”、“雄资海表”即是一例，郑玉书“其家族诸弟侄在港、沪、日本、菲律宾等地经营工商业。……神户有东方公司，在香港有振益行，而马尼拉有南通行、兴华公司、振东公司等入口商行，握布业界之牛耳。”清廷公使薛福成曾这样记述华侨商人在商业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菲律宾“入口货物，由华人自香港运往销售。以米为大宗……其余中国物产，如布匹、油蜡、食物、纸张之类……。洋布以入口最多，则由欧美运到，而华商为入运销往全岛各内埠。至出口货物，以白糖、烟叶两项为大宗……运售欧美各洲，”“为洋商经纪者，华人居多”。12
  总之，华侨的商业贸易活动，不仅极大地方便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推动了当地经济和城乡关系的发展，而且有力地促述了“海上丝路”的繁荣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交往。
  2.开发创业
  如果说，华侨的商业活动对“海上丝路”的经贸交往，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广大华侨在海外的开发创业，更为“海上丝路”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所周知，早在莱佛士来到新加坡之前，就有中国人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劳动、生息；而正是由于中国先侨和当地住民的共同努力，才使新加坡“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渔村变成了一个街道纵横”，具有近代、现代水平的东西交通冲要。新加坡在“海上丝路”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国先侨为此而作出的特殊贡献，这都是世所公认的。类似新加坡华人的事迹，在世界各地可以说比比皆是，诸如印尼的“旧港”与“新村”，沙捞越的“新福州”，马六甲的“海南村”，菲律宾的“涧内”，新西兰的“中国村”，美国的旧金山和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叶亚来打州府、陆佑建吉隆坡”的马华谚语，日本关于“徐福东渡"的史迹和纪念，以及作为印尼、新、马经济支柱的胶园、锡矿，横贯美国、加拿大的太平洋大铁路，拉美各国的蔗园矿山等等，无不留下了华侨先辈荜路褴缕、艰苦创业的深深烙印。
  在我们搜阅的族谱中，记载族人在海外“经营实业”、“克振丕业”的事迹屡屡可见。例如：“奕定甫十余岁”，即从父叔“抵马来”，“其为人也，纯厚而开敏……自营锡矿及橡园、蔗畦数十处……”；郑成快开发马来胶园的宏业，尤其是郑氏族侨的突出代表：
  “成快字奕良……少贫力农……弱龄渡南洋，营微业作苦。久之，值橡胶业甫萌芽，请于英殖民政府，获荒地十余亩，垦为园、兼种硕莪。渐有利，乃益发抒，由合资而独营之柔佛购纳美士、丁郎等地，树荫逾万亩……旋主垦丰盛港，经度数年，垦辟者达七千亩……”
  这是谱中的简略记载。郑成快生于1873年，南渡时，适值马来半岛刚岀现的橡树种植业面临被英殖民政府砍杀之厄运。幸有闽侨陈齐贤、林文庆等人独具眼力，以拓荒者的勇气和科学的耕管方法，成功地种植并制成第一批胶片，开创了新马地区大规模生产橡胶之先河。紧接着，郑成快、陈嘉庚、张永福等人继之而起，在马来半岛上广辟荒漠、“长袖善舞进一步奠定了作为马来亚主要经济支柱的橡胶事业之宏基。当郑成快的胶业生产从马六甲移师柔佛的丰盛港时，该港原有美国人建造锯木厂，拟欲开发森林，但却抵不住当地险风恶浪、瘴烟病雨的侵袭，不久即败下阵来。而郑成快迎难而上，率众斩莽，终于成功地开辟七千英亩的泉兴山、泉成山两大胶园，并领得“丰盛港主”头衔。13
  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马来亚的橡胶生产迅速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其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50%左右，远远超过原产地巴西而跃居世界第一位14。橡胶事业带来了马来亚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同时也推动了“海上丝路”各地商贸往来及工业、交通的长足发展，而华侨于此所作的重大贡献，也就不言而喻了。
  应该指出的是，在“海上丝路”的广阔地区，在那鸿蒙未开的遐荒海隅，无论是园林的垦殖、矿山的开发、商港的兴建、道路的开通，还是一座座崭新城镇的崛起，不仅铭刻着历代华侨闻人的丰功伟业，同时也浇灌着无数华侨劳工的汗水和血泪。在印尼的锡岛勿里洞，就曾留下郑氏族人的遗骨：
  “正达，生光绪丙戌（1886）,卒民国戊午（1918）,殁葬南洋荷属勿里洞”，年仅32岁。
  “正泮，生光绪甲午（1894）,卒民国戊辰（1928）,殁荷属勿里洞”，年仅34岁。
  据统计，截至本世纪50年代初，马来亚华侨中，劳工占62%,印尼华侨中51%是劳工15。在《郑谱》1068名华侨中，除上文指出一部分记有职业和另一部分从事小商小贩外，其余绝大部分可以说都是像正达、正泮这样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劳工大众。广大华工在“海丝路上”栉风沬雨、披荆斩棘，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他们的重大贡献同样是功不可泯的。
  3.航路履险
  海上丝绸之路以海洋为舞台，而川行于烟波浩淼的海洋上，必以航道探测、熟悉航线为前提。在这方面，15世纪末期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在这之前，从15世纪初开始的中国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尤其蜚声中外；当然，中外先民的航海事业，还可以追溯到更加远古的时代。所有这些航海活动，无不为“海上丝路”的开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和条件。然则在那鲸波千丈、滩礁密布的重洋大海之中，即便近代现代，仍然必须不断履险探测，以确保航线的安全。
  在泉州侨乡的族谱中，十分难得地记载着这方面的珍贵资料：
  “孟仙……在南京当军，永乐九年（1411）身故，年仅二十四岁，无嗣”；
  “孟福……生于建文己卯年（1399）七月十一日，卒于宣德辛亥年（1431）十一月十一日，年三十三。在南京当军，从官往番邦，故在思门哒〓（苏门答腊之对音）。”
  以上录自永春《留安刘氏族谱》，从中可见，在郑和下西洋，沟通中外友好、拓展“海上丝路”的伟大事业中，也有永春族人的一份功劳—刘孟福“从官往番邦”，于1431年身故于苏门答腊，正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1431年—1433年），途经苏门答腊之时；刘孟仙也是“在南京当军”，而于1411年身故，时值郑和第三次下西洋（1409—1411年），看来也可能是“从官往番邦”而于返航时献身的。
  类似的记载恕不多列，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郑谱》中的典型材料：
  “莲舫为桃源钜族……时海禁初开，杖策起为海外万里之行，以南洋各岛为英吉利殖民之地，全球之中，独英以商务雄天下，于是往游新加坡。……莲舫思海通以来，其大势趋重于洋面，爰笃志讲求。凡海线界道，风色潮候，变幻出没、奇诡万状，靡弗亲身历之。一经指点，虽瀛海迢迢，如在堂闼，皆大奇之，以为虽老于海军者不能如是，诚哥伦布之流亚也。漳霞林氏、陈氏，禾山黄氏在南洋以航业起家、为彼中钜子，耳莲舫遂大倚任之。莲舫前后在南洋垂二十年，谋益老、识益高，凡往来七星洋上之人，无一不识莲舫，津津乐道其平日盛德……”
  郑莲舫，“一名安邦，字奕西……生咸丰庚申（1860）,卒民国癸丑（1913）”。“其往游新加坡”约在19世纪80年代，后供职于福建漳州人林秉祥创办的和丰轮船公司等星航业界，“管带丰美、丰盛、丰扬轮船”，川航于中国沿海及南洋各地口岸。由于他“少具大志……慷慨任侠，有湖海风”，在长年的航海生涯中，凡航道上的急流险滩，海洋上的潮候奇诡，他“靡弗亲身历之”、“笃志讲求”，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航海经验，时人赞之“深谙海道”，每谈海上事，“如数指上累纹，条缕弗紊”。因此他能驾驭风云变幻，驰骋于七星洋上，“虽瀛海迢迢，如在堂闼”，深得“林氏”、“陈氏”、“黄氏”等星洲航业界之“倚任”。郑莲舫的航海业绩，为“海上丝路”的安全航行和贸迁往来，作出了自己可贵的贡献。
  4.文化教育
  海上丝绸之路的拓辟与繁荣，与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这中间，各国人民都各自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华侨在“海上丝路”的种种努力与贡献，尤与中华文明的弘扬和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文化水准密不可分。
  毫无疑问，自从华侨问世以来，他们即为侨居地带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先进的生产技能，促进了当地社会的早期开发和进步。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他们又深以缺乏文化知识为憾事，深感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之重要？因而，当他们在海外挣得生存和立足的条件、生活上稍有余裕时，便着手兴办自己的教育事业。据有案可查者，至迟在17世纪末期，即有印尼华侨创办的教育机构——明诚书院。此后，华侨教育机构在世界各地接踵而起，而至19、20世纪，几乎如雨后春笋，遍及五大洲华侨的聚居地，仅新马地区的华侨，就“创办了超过千间的中、小学”。17
  华侨热心教育的事迹不胜枚举，即使在族谱的有限记载中，也是屡见不鲜。兹就《郑谱》所载，摘录数则为例：
  郑成快，“生平以失学为憾，于教育事业提倡最力。在洋如星洲之浚源，昔仔挽之培正，麻剌甲之培风、培德、育民……各校，其经费来源资君挹注者居多。”
  郑成份，“在侨界颇负声望”，“所捐各地公益及教育事业数不赀。”
  郑莲舫，“捐赀兴学……在晩近固属不可多得……”
  郑金亲，“侨居马来亚……鼓吹教育文化及公益慈善事业不遗余力。”
  郑有益，“为人慷慨豪迈，好公益、重教育。”
  余如郑有柞、郑桔松、郑享衢、郑享谋、郑锡瑛、郑斌固等人，分别担任槟城鍾灵，雪兰莪益智、智源、培民，马六甲育民，森美兰中华等学校的协理、董事、校长等职务。
  此外，《郑谱》中尚有郑昭明“侨寓越南提岸，通华夷语及法文”，郑瑞岁“精研中医……来游马来亚郑天送“性聪颖，长艺术……旅居马来亚”等等记载。
  海外华侨的文化教育事业，不仅为传播中华文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侨居地的开发建设和社会进步，造就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从而也为“海上丝路”的活跃和发展，作岀了重要的贡献。当然，华侨教育不仅局限于华文教育，华侨（华人）同时也应学习当地民族和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及先进科技，以便更好地增长自己的才干，这既是现实生活中的事，而过去的族谱又没有或极少有这方面的记述，是以不拟多赘。惟值得提及的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一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学者们鉴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正在潜心探讨覆盖东亚文化圈的中华文明与亚洲经济起飞的内在联系，有的学者甚或指岀：“儒家思想对亚洲经济贡献良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评价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无疑，这其中也包括对“海上丝路”的作用），当前尚在热烈的讨论之中。不过有一点当是可以相信的：经过深入的发掘和研讨，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必将进一步引起世人的瞩目而更加发扬光大。
  5.青春与生命的奉献
  华侨为拓展海上丝绸之路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以自己付岀的重大牺牲为代价的，这在上文已略有所及。在本小节内，我们将进一步用具体资料和有关统计数字加以论述。
  且先看看《郑谱》的几条材料：
  “智朴，生咸丰辛亥（1851）,卒光绪丁亥（1887）,往洋被虎噬死”；
  “兆走，生同治壬戌（1862），卒光绪甲辰（1904）,殁洋船内、葬大海”；
  “元森，生光绪己卯（1879）,卒光绪乙巳（1905）”，婚后不久“渡洋，旋以病归，未几而殁。”
  “光易，生光绪乙未（1895）,卒民国癸亥（1923）,殁南洋，遭却匪所害。”
  以上几例足可表明，华侨在海外既要与天奋斗，又要与人奋斗。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摧残下，许多人或身陷虎口、或葬身鱼腹,或为瘴疠所袭“未几而殁”，或被窒息“洋船”（看来郑兆走是被拐骗的“猪仔”）而抛尸大海……
  在其他族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华侨惨死于殖民者的枪口之下⑲，以及“舟覆”、“失船”等等惨痛的记录。而更多的华侨大众挣扎于超负荷的劳动之中，和饥饿、热病相威胁的死亡线上,在族谱中则通常只能以“有去无回”、“卒葬未详”而一笔略过，或者根本就没有记载。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统计了《郑谱》及其他部分族谱中的华侨寿命：
  说明：
  1.各谱均以明确记载生卒时间为统计依据。
  2.表中“生卒起迄时间”，系指各谱最早一位华侨的生年和最迟一位华侨的卒年。
  3.永春其他3部族谱为《儒林宋氏》、《蓬莱尤氏》、《华房陈氏》。
  4.安海9部即本书上篇安海《金墩黄氏》等9部族谱。
  以上两表表明：
  一、两表共计14部族谱，范围包括晋江、永春、厦门等闽南主要侨乡，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中统计出来的平均寿命大致接近（38岁上下），表明这个统计数字可资凭据。
  二、华侨的平均寿命远比国内及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为低。据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为35岁。从数字上看,华侨的平均寿命略高于国内，但有两个情况不应忘记：其一，华侨绝大多数是成年以后才出洋谋生的，而国内人口寿命的统计则包括当时死亡率极高的婴幼儿和少年儿童，如果扣去15岁以下的少儿不计在内，则国内人口的平均寿数显然会大幅度上升；其二、族谱中有相当一部分华侨的生卒失考，特别是“卒葬不详”，如上列《郑谱》1068人中，只有736人可资统计，尚有1/3以上的人因生卒缺记而无从统计。这一部分人估计多属死于非命而早年夭折,因而族人无从查询与记录,他们的寿命一般都要低于其他族人。因此，如果把这部分人也考虑进去，则华侨的平均寿数必定还要降低下来。至于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据有关统计，在本世纪初即达49岁21，明显高于华侨的平均寿命。
  三、《郑谱》中，30岁以下死亡的计244人，占总数（736人）的33.15%；而表〈三〉中的《宋谱》、《尤谱》、《陈谱》，30岁以下死亡的30人，更占总数（76人）的39.47%,表明华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当英年有为之际，却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总之，华侨在海外胼手胝足、茹苦含辛，劳动条件之恶劣，生活的坎坷与折磨，加上人为的迫害与摧残，致使大多数人天不假年、短寿而终。他们用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奉献于居住地的发展和连结中外友好往来的海上丝绸之路。
  三、结语
  通过以上研析，我们想着重指岀：
  一、海外华侨既是中外交往的友好使者，也是“海丝路上”人数众多、素质优良的开拓者和经营者。历史上华侨究竟有多少，虽然难以确断，但一般认为至本世纪30、40年代，华侨总数已有上千万人，这显然是个可观的数字。华侨在海外表现岀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友好和善的中华民族美德，已是世所公认；他们在“海上丝路”作岀的重大贡献和牺牲，同样也是有目共赌的。因此，如果说“海外华侨是中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那么，直接置身于“海上丝路”的广大华侨，尤是开发和拓展这条各国人民友谊和合作之路的一部分主要力量，他们的不朽业绩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而载入“海上丝路”之史册。
  二、侨乡族谱既是华侨历史、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珍贵历史文献。族谱对于广泛的社会历史研究之价值，已有诸多专家论及；侨乡族谱所蕴藏的族人出洋及其在海外的事业、遭遇等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数量大、涵盖面广、可信性高等特点和优势，尤其许多原始记录和从中统计出来的各种数据，更是一般的文献资料所无法替代的。诚然，族谱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恕不多赘），对于族人活动的记载也嫌简略；但是，就其保存下来的大量基本资料而言，实不失为学术研究的宝贵文献。本文所援用的仅是侨乡族谱中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相信，如果综合所有族谱中的华侨史料，必将充分显示其独特的功能与作用，为深入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更加丰富而翔实的研究资料。

注释 ①《郑谱》现收藏于永春桃东村委会。为节省篇幅，凡本文资料引自该谱者，均不再加注。 ②③颜文锥：《永春县华侨出国简史》，载《侨史》第1辑，1982年，P74—76。 ④⑦见永春《留安刘氏族谱》、《永春《蓬莱尤氏族谱》。 ⑤《明史·吕宋传》卷323。 ⑥傅衣凌 ：《厦门海沦石塘〈谢氏家乘〉有关华侨史料》，载《华侨问题资料》1981年第1期。P62。 ⑧《永春县志》1962年版。 ⑨ 黄温秋主编：《永春县志·华侨志》1987年修订稿。 ⑩琳达·Y·C·林：《东南亚华人经济活动评价》，庄国土译，载《南洋资料译丛》1985年，第2期，P90。 11.见《三修永春夹注郑氏族谱》。 12.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九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64。 13.14参见杨力：《福建华侨对开拓马来亚橡胶业的贡献》，载《华侨历史论丛》第三辑，1986年，P325；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279—286。 15.苏南等：《华侨问题研究九暨南大学函授部编印，1987年，P78。 16.22陈碧笙,主编上揭书，P405, P17。 17.子平：《华文独中再逢春天》，载［马］《星洲日报》1989年1月21日。 18.冯大明译自日本经济新闻，见［马］《星洲日报》1990年5月9日。 19.参见洪少禄：《从族谱中获得安海居民侨外史料之探讨》。载《安海乡土史话》第1辑1957年，P3,及本书上篇所辑其他有关资料。 20.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P147。 21.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岀版社1985年版，P121。 23.朱杰勤：《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回顾》，载《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