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华侨出国是一种国际间的移民现象，它既有一般移民问题所具有的规律性原因，也有着具体的时间、空间等方面的特定因素。根据我们所录资料，泉州华侨出国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一般人口移动所普遍具有的原因，也即普遍性原因；第二是移居地的经济状况和对劳动力的需求因素，这种原因有其时限性和地域性；第三是侨乡社会与侨居地之间的血缘、地缘联系；这种联系对移民活动着特殊的影响。当然，这三大原因的影响力并不平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从不同的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
  （一）人□迁移普遍具有的原因
  从族谱资料看，泉州华侨岀国所具有的人口迁移的普遍性原因，即一般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经济政治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社会危机、经济破产，寻求生存而出洋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到了明清之世，封建的生产关系日益显示其腐朽性。龚自珍说过：“「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之民，狼艰狈獗，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⑤这种社会危机必然诱发的人口迁移现象，在滨海的泉州地区，则突岀地表现在“浮海居夷”、异国求生。岀国华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士农工商、官军士卒，各式人等无不厕身其中。
  士：“永铃，……幼禀家学，然数奇屡空，为村塾师，时渡洋谋生。”（永春《桃源前溪周氏族谱》）
  农：“如金公……少贫苦，助人耕樵，外祖怜而食之授田耕而归其获。然山田瘠壤，终岁勤勤仍不得以养其父母……出洋觅生。”（南安《刘林刘氏族谱》）
  工：“名江……素学机艺，良工精制，远适异国，经商不计……”（石狮《梅林蔡氏族谱》）
  商：“寿吉，……少承父业，即能措置裕如。既壮以内地商业不振，泛舟南渡。”（永春《桃源前溪周氏族谱》）
  官军士卒：“开完，……公任粤东臬司经历，迁居在外邦（石狮《五福王氏族谱》）“振舟，……以东石龙江澳团练军功议叙六品衔，葬安南郡波地名福建冢。”《晋江鳌江周氏重修族谱》）
  岀国者涉及面之广，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危机之深重。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危机的首当其冲者，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群众。千百年来，农民的温饱乃至生存问题一直是无法解决的死结，尤其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农村经济日益破产，而本来就人多地少的泉州地区，农民的土地问题更形尖锐。由是，泉州农民因生计无着而被迫岀洋的记载，无论是山区还是沿海的谱牒资料，比比皆是：
  安溪：“御玉，……公少即采薪以糊口，比长岀洋谋生。”（《湖头虞都许氏族谱》）
  永春：“嗣英，……因家境困难，浮海居夷，设帐外邦。”（《桃桃潘氏族谱》）
  南安：“垂韭……家徒四壁，地无立锥……弱冠后南渡槟城。”（《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
  石狮：“朝光，字君辉……君辉兄弟幼失怙，家徒壁立，比长客游海外。”（《金埭黄氏族谱》）
  晋江：“世祥，……因家清淡，志在起家，成童即萌远游之志，二九初春南渡〓埠。”（《金瓯王氏五柱敦项公派家谱》）
  从侨乡族谱我们还看到，农村土地的奇缺，在某些地方已达到举村难以生存的地步，南安《丰溪蓝园陈氏族谱》载：“限于疆界壤山褊小，庐舍纵横，田园益蹙，食多生寡，故士农工商，维持家计颇费踌躇。于是，奔走外洋，披星戴月，不辞跋涉之苦，别祖离宗，只为〓粥之计。”联系宋代诗人谢履《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的咏叹，充分表明了土地稀少而导致的农村破产和整个社会的危机，是泉州华侨出国的根本性原因。
  2.因商贸活动而出洋
  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早自唐宋以来，当有许多人因商贸活动而“住蕃”，由商民而变侨民。在族谱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因经商而“居夷”的移民传统，直至明清之际，仍然是泉州华侨岀国的重要特点。
  除了上文阐析华侨出国历程时，已例举的吴文英、郑学闵、黄宝夫等贩商日本、吕宋外，谱中还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渭，“生万历丙子年，万历丙辰年贩日本国货，八月廿日舟至日本病作而卒（永春《桃源东山颜氏族谱》）
  为，“生万历甲申十月初五日，万历丙辰十二月廿八日，商游吕宋卒其地。”（《永春鹏翔郑氏族谱》）
  丑官，“生崇祯十二年己卯六月廿一日，商游吕宋，卒葬其处（晋江安海《金墩黄氏族谱》）
  懋雍，生雍正丁未年，卒乾隆甲午年。“公长于货殖，有端木氏之遗风，少与堂兄懋伟贸易浙闽，操其计赢，历数十年之久。既而用饶足，退养乡庐。公是时齿发颇衰，壮心犹在，越数载，仍往外夷吕宋，满载而归，视少年往外经商，犹觉光景一新矣。”永春《桃源潘氏族谱》）（永春《桃源潘氏族谱》）
  正赵，“生乾隆壬寅，往南洋贸易无归，卒葬未详。”（德化《龙浔奎兜李氏族谱》）
  这种经商移民的现象，既反映了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也表明了当时中国的周边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因而欢迎中国商品，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商人前去贩商贸易。可以说，这是早年泉州华侨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3.被迫于苛政兵灾而出洋
  明清之世，泉州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外有倭患猖獗，内有匪患兵灾，更有统治阶级凶残的高压政策陷民于水火，迫使老百姓或者揭竿而起，或者抛舍家园四处逃生。这种主要由政治上的原因造成民众出洋的情况，在族谱资料中有不少反映。
  (1）因倭患而出洋。明代中后期，泉州严遭倭寇侵扰，地方史籍关于“永宁洗街”、“安海毁城”、“东石荡里深沪断
  烟”的记载，可谓血泪斑斑。倭乱中，不少人被倭掳去，更多的人被迫离家出走、踏上出洋之路。“希朝公……生嘉靖十三年甲午，被倭掳去无回。”(鲤城《虹山彭氏族谱》)“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石狮《大仑蔡氏族谱》)都是倭患恶果的原始记录。
  （2）因“迁界”而岀洋。清初，郑成功据台抗清，清政府为了隔绝沿海人民与郑氏政权的联系，实行残酷的“迁界”政策，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造成大量人民无家可归。“更多者乃因清兵毁镇迁界，家园毁为废墟，生活濒于绝境，辗转流落南洋”。⑥族谱资料也有这方面记载；松标，生顺治丙戌，卒康熙戊戌，“年方弱冠适值迁移，随叔父远祥公游艺浦城，远祥公年近六旬，劝其归家，自以中年外国经营。”(晋江《温陵晋水东皋吴氏族谱》)
  （3）因兵灾匪患而岀洋。近代以来，泉州地区的匪患兵灾极其严重，据1935年统计资料显示，福建人离家岀走的原因之中，匪灾占33%,是各调查项目中比例最高的⑦。从中可见，泉州华侨因匪乱而出国所占的比例当不在少数；尤其山区县份，华侨岀国往往导源于此。这里仅举永春数例，足可见当时问题之严重：
  “鼎革后，南北纷争，奸民乘机煽乱，迄无宁岁，邑人挈眷南渡者，相属于途。太君欲尽室南迁，以避匪患……泊匪氛益炽，而太君及诸妇孺已安抵南洋”。（《永春鹏翔郑氏族谱》）
  溥恩，“民国癸丑，安匪肆起，住屋被焚，产业耗罄，乃舍身直抵南洋谋生（《桃源荣华郑氏族谱》）
  振森，值“民军群起，伏莽滋多，公……不忍弃家室，命其子庆章南渡避乱。”（《蓬莱黄氏族谱》）
  嗣升，“先母……因避乱，同家君渡洋”（《桃源潘氏族谱》）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正如当年民间《竹枝词》所倾诉的：“自从民七至于今，百税征收苦不禁。但使兵匪知悯我，无衣无食也甘心。”在那无力回天的黑暗年月，山村民众挈妻携孥，异域避难，实乃求生之一途。
  当然，沿海地区也有许多因匪患而出洋的，这里恕不一一。
  （4）因反抗斗争失败而出洋。历代泉州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失败后,许多仁人志士远走南洋群岛避难，族谱资料对此也有所记载。德化“陈拱反”的事例颇有典型意义。1891—1892年，陈拱发动反盐税斗争，波及德化各地，失败后父老相率，渡洋者不下数十家”（《丁溪陈氏族谱》）这是德化县较大规模的一次华侨出国，而陈拱的家乡——丁溪坪埔村也由此而逐渐成为知名的侨村。在安溪，则有“庆年……组织民军，孙总理授为护法混成旅旅长，驻军华安，阻击军阀不果，旋旅居南洋”的记载。（《罗岩林氏族谱》）
  4.因理想幻灭和追求个人价值观的实现而出洋
  在侨乡谱牒中，我们看到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知识分子因科场失意，仕途无望而愤然远游、另谋生计：
  “士敏……学力深醇，品诣高超，惜不得获售其志，故往吧。”（安溪《参山二房黄氏族谱》）
  “士点……躬习儒业，屡科应试，惜未见售，莫遂厥志，舍往夷邦。”（永春《蓬莱尤氏族谱》）
  特别是清末废除科举，使多少儒生寒士苦苦追求的仕宦目标，一夜之间化为泡影，彷徨之中加入了出洋的行列：
  “先进……少读诗书，长研文史，适科举废，以仕进未由，乃驾范蠡之扁舟，效端木以货殖，托迹菲岛。”（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
  “连钧……性聪明，善于诗文，因停科举，往夷求利。”（安溪欧阳膠氏族谱》）《上卿欧阳膠氏族谱》）
  “拱昭……入学而习孔孟诗书，长而负笈从师……至清季废科举而远涉外国。”（安溪《大墘林氏族谱》）
  如果说这些村坊儒士由于十年寒窗理想的破灭，而踏上离乡背井的征途；那么，在资料中所反映的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不满足于现状、不愿株守家园而奋起南迈。如所周知，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因循守旧的观念十分浓厚。然则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逐渐增长，人们的自我意识也不断有所觉醒；而泉州地区又较早较多地接触到外界思想文化，从而促使一部分人敢于突破因循守旧的观念，为施展个人抱负、追求个人价值观的实现而“弃本服贾”买棹出洋。
  丕合，“思株守家园，终无扬眉之日，故慨然贾權于菲律宾。”（晋江《塘滨刘氏九耀公派斯谱》）
  隆堵，“独其见解，以商战时代致力于学不如致力于商，遂勃然兴起，迳往南洋之麻六甲。”（永春《桃源前溪周氏族谱》）
  阀阅，以“当今宦途维艰，奉檄之官将俟何时，不如弃本服贾，营求升斗，以怡悦高堂之犹易也。爰弃儒就贾，托足吕宋之埠。”（南安《社坛叶氏族谱》）
  以上事例，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部分出洋族人对某些传统价值观的叛逆与抛弃，从而也使我们看到当年华侨岀国积极生动的一面。
  （二）国际间对劳动力的需求因素
  泉州华侨大规模移居海外，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开发掠夺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的时期发生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世界各地的资源财富，西方殖民者继无耻的黑奴贩卖活动之后，又把罪恶的目光投向中国，千方百计刺激、拐骗中国劳工（即所谓“契约华工”）岀国，甚至进行卑鄙的“猪仔”贸易，从而导致了中国的海外移民达到空前的规模。泉州华侨的大规模出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的。有关这个问题，本文的其他部分已分别有所述及，这里我们仅用具体资料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诗睨，“生咸丰辛亥年，被卖猪仔去外洋，卒在外，有去无回（安溪科洋黄松柏、黄金土家谱）
  昭执，“未娶，被人诱卖番，生同治己巳年正月廿八日（《晋江《凤池李氏族谱》）
  昭未，“往石码作棉工，被人诱卖番作工，未详吉凶，生光绪庚辰年正月廿三日。”（同上）
  这是我们征集到的明确记载被卖“猪仔”的三条史料；再如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所载的“沙漠……往夷邦比鲁
  国”，也应是当年被贩运至遥远异域的苦力华工；此外像德化的“负茂……葬南洋马来亚直淳埠公司山灰矿。”（《龙浔甲头连氏族谱》）“宜侨……葬南洋麻埠五枝半石公司山。”（奎斗徐氏族谱》）“仁滔……葬在南洋麻埠武吉巴西永德公司山。”（《华山肖氏族谱》）等等，也应都是以种种名目被“招募”出去的“契约华工”。
  诸如此类的材料，还可举岀许多。泉州劳工被拐、被诱岀洋究竟有多少，现已无从统计，但据吴凤斌先生从档案中找到19世纪40—70年代29位较完整的契约华工个人材料看，祖籍泉州的就有惠安唐建、泉州陈阿吉、永春罗福安、南安林水头、晋江黄箕等12人，居各地区人数之首。”⑧再联系上文关于1840—1910年出洋的统计数字，不难看出，西方殖民者掠卖华工的猖獗活动，是造成这一时期泉州华侨出国高潮的直接原因。
  （三）华侨社会与侨乡社会亲缘关系的影响
  我们在分析侨居地分布时已指出，泉州华侨在海外的分布格局，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人“聚族而居”的传统习惯。实际上，这种浓厚的乡亲观念，也正是华侨大量岀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由于泉州华侨保持着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亲友相携、邻里相帮的传统美德，一旦他们在海外求得立足与发展，多能念及尚在国内渡日维艰的乡邻戚友。于是，在海外亲友的直接提携和互相介绍牵引下，或为承接祖业.或为投亲靠友而络泽南渡者，也就成为侨乡社会的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
  永春《桃源前溪周氏族谱》在这方面有较详细的记载：二十世永炭，“弱冠遵父命南渡营商，开张万振兴布店于麻六甲埠，率诸弟学商……”随后，其弟永通、帝山相继赴洋，“再张万振兴商店……启子侄辈商战之基”；至二十一世隆炽、隆堵，或“〓年随父往南洋麻六甲学商”、或为“致力于商”，而“径往南洋之麻六甲”，“将其先人所遗万振兴号商店张而大之。”永春《东熙王氏族谱》也有明产，“早岁南渡东呷坡，经营橡皮业，以勤俭起家……
  旋命子侄辈相继南行，开拓所业。”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同样记有创业壮年游非，袭其叔父宗高旧业。”东堦，“君居荷属爪亚篮，袭父之业，再加推广，与弟东坛君同心协力……南洋一带称为富家翁。”
  关于投亲靠友，晋江《凤池李氏族谱》载，昭著，“少失怙恃……无处依靠，因往安南寻兄大成”，当属代表性事例。南安《社坛叶氏族谱》所记的登科，因从商负债，“不得已避债岀洋……寄迹菲律宾，依人作嫁，劳人草草”，后“与提坎君组织会社”，终于“藏镪巨万，万里回帆，债务履行，财力饶裕……”也是依靠海外亲友的提携帮助而走岀困境的。
  华侨社会与侨乡社会这种亲缘关系，是维系海内外乡亲情谊的重要纽带，在促使侨乡民众移居海外的诸多原因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谱载侨史资料基本反映了泉州华侨出国史概貌。虽然限于所得资料尚不完全，其所提供的佐证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我们认为，就现有的这些资料来看，不仅有华侨岀国的时间、过程、路线、遭遇、原因以及在海外的分布等一般移民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岀泉州华侨出国的某些特有现象。所有这些资料，都是侨史研究和考察侨乡社会十分珍贵的原始记录，值得深入总结与探讨。
  本文仅从现有所得资料作些粗略的阐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我们相信，通过对侨乡族谱的进一步发堀整理,必将发现更多更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促进华侨历史各个领域的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