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在我们收录的近200部族谱、1万多条资料中，有明确的时间可稽并可判明为华侨身份的最早记录，始见于晋江安海的两部族谱：
  《霞亭东房颜氏族谱》载：
  “嗣祥，字子端，号悠然，普智长子。生成化丁亥（1467）正月廿四日，正德辛巳年（1521）七月廿六日卒暹罗。”
  “贤良，字世纯，号清江，孝宗长子。生成化丙午年（1486）四月廿二日，卒嘉靖乙酉（1525）七月初一日，卒暹罗。”
  “森器，字世用，号益江，孟华次子。生弘治丁巳年（1497）十月廿九日，嘉靖丙戌年（1526）六月初七日卒暹罗。”
  “会，字世清，号翠林，嗣振长子。生弘治丙辰年（1496）十月廿二日，嘉靖甲寅年（1554）四月十四日卒海外。
  《飞钱陈氏族谱》载：
  “朝汉，名荣祖，号妙松，良舆公长子。生成化庚寅年（1470）十一月九日，卒嘉靖庚子年（1540）二月廿七日，殁真腊国。”
  谱中没有载明出洋的具体时间，但按常情一般于“弱冠南渡”，即以出生年加20年为其岀洋时间计（下同），则以上5人当在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亦即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至正德年间岀洋。诚然，这个时间远不是泉州华侨发生的实际年代但距今也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自16世纪二、三十年代（明嘉靖）以后，谱载泉州华侨出国的人数有了明显增加。例如同是《霞亭东房颜氏族谱》尚有：
  “森礼，字世东，号梗斋，真惠嗣子。生正德丙寅年（1506）五月廿八日，卒嘉靖辛卯年（1531）闰六月初二日，考卒暹罗。”
  “侃，字国式，号静崖，定宜长子。生正德壬申年（1512）十月十六日，卒嘉靖癸卯年（1543）四月十一日，考卒暹罗国塔寺”。
  “玺，字道节，号酉泉，生正德乙亥年（1515）六月廿日，隆庆丁卯年（1567）九月十八日卒占城。”
  又如其他县、市的还有：
  安溪《尚卿福林吴氏族谱》：“西溥公，字建茂，讳妈成，生于弘治乙丑年（1505）十一月十一日，卒于嘉靖乙未年（1535）九月廿日。长男文英往商日本无回。”（按：以一世20年计算，吴文英当于1525年前后出生，而于1545年前后出洋）。
  石狮《容卿蔡氏族谱》：“正晓，讳日明，号朋山，生嘉靖癸亥年（1563）十月初二日，万历癸卯年（1603）十月初七日卒于吕宋。”
  永春《鹏翔郑氏族谱》：“学闵，字思仍，号省吾，邑吏员，三考授惠安盐场大使。生万历丙子（1576）三月二十日，壬子（1612）商游吕宋卒其地。”
  鲤城《温陵弼佐刘氏宗支家谱》：“秉铸公，世旒公子，字召镰，生万历乙未年（1595）八月初五日，卒崇祯癸酉年（1633）七月十五日，往番邦不回。”
  惠安《崇武文献黄氏族谱》：“宝夫公，爱泉公三子，讳良珠，生万历卅七年己酉（1609）十一月十五日，商游日本国，籍长崎澳。
  统计所录资料，终明一代，泉州地区除南安、德化未见记载外，其余6个县（市、区）计有109人前往南洋及日本等地，其中又以晋江、石狮两市为最多。（见表一）
  谱载出洋人数的明显增多，一方面固然与谱牒的状况有所关系，即早期的谱书或者遗失，或者谱修中断致使后世修谱未能继承前代的资料，因而早年的华侨资料不多；而越往后期的族谱，或因存世较多，或因谱修较连续，是以记录和保存族人出洋的资料也就越多。然而，更主要的则是，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社会矛盾愈趋尖锐，从而导致民众出洋谋生的现象日益加剧。
  基于同样道理，入清以后至民国年间（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泉州侨乡族谱中关于华侨出洋的记载，则已屡见不爽。以晋江安海12部族谱的统计数字为例，仅从清初至鸦片战争以前，出国华侨即达138人，超过整个泉州地区明末以前的出洋总数，其他各县市或各部族谱的情况，大致也都如是。而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前这段时间内，谱载侨史资料更可谓俯拾即是，有的族谱所载岀国华侨，则几乎集中在这一时期，如南安市《泉南芦川刘氏族谱》、《诗山戴氏族谱》等即是如此。再看《永春鹏翔郑氏族谱》，该谱记载族人出洋的时间跨度350年，出洋总数1068人，其中仅1840—1910年岀国华侨达708人，占66.29%；而综合统计晋江市44部族谱，出洋总数1493人，时间跨度为460年，其中同样在1840年至1910年间，岀国华侨740人，占49・56%。这就表明，无论是山区或者沿海，也无论是单部族谱或综合统计出来的数字，都以较大的比例，反映岀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是泉州华侨岀国的最高潮时期。
  民国时期的族谱资料进一步显示，虽然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但泉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仍然处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民众相率渡洋者，依然不绝于途。以晋江市的资料为例，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诞生前后的40年中，有时间可稽的岀洋人数又达230余人，而且这个数字主要是集中在前30年（计190多人，约占85%左右），可见民国时期泉州华侨出国仍呈继续增长的趋势。至于40年代，一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交通阻断，出洋人数锐减；再则不少谱书修纂于40年代以前，40年代以后的情况自然也就无从反映。因此，从现有的资料来看，40年代华侨出国明显减少。
  以上仅就谱书资料所及，大致勾勒了泉州华侨出国的历史进程。这里需要指岀的是，过去华侨出国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尽艰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甚至是九死一生才能侥幸抵达彼岸。他们中有的才刚离开家门便在“泉州湾沉没”、或者刚到厦门便在五通港“舟覆”，有的则“船到广东洋面遭风沉溺”；还有的更在茫茫大海之中，横“遭洋匪海亡”；特别是在西方殖民者大肆掠卖“猪仔”的年月，泉州华工被抛入贩运“猪仔”的“浮动地狱”，“或病死，或打死，或饥饿死，或乘间投海死”，更是“不知几许。”①如“兆走，生同治壬戌，卒光绪甲辰，殁洋船内，葬大海。”(《永春鹏翔郑氏族谱》)看来郑兆走就是被拐卖的“猪仔”而窒息洋船、抛尸大海的……。华侨出国历程的种种悲惨记录，在许多谱书中不乏记载。我们相信，综览我们所收录的族谱资料后，对华侨历史又是一部苦难史、血泪史的结论，必将有更加具体的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