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泉州作为我国的著名侨乡，华侨出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泉州先民为了生存与发展，历尽艰辛，四处播迁，在人类的移民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足迹。泉州侨乡族谱以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向人们揭示了泉州华侨岀国的方方面面。诚然，我们搜集的谱书并不完全，特别是早期（明代以前）的谱书几乎无可寻觅，而后世的谱书对早期华侨的记载也寥若晨星，然则仅就我们所得资料，仍可窥见泉州华侨出国之一斑。兹就谱载资料所及，综述以下几个问题。
  （一）泉州华侨出国历程
  在我们收录的近200部族谱、1万多条资料中，有明确的时间可稽并可判明为华侨身份的最早记录，始见于晋江安海的两部族谱：
  《霞亭东房颜氏族谱》载：
  “嗣祥，字子端，号悠然，普智长子。生成化丁亥（1467）正月廿四日，正德辛巳年（1521）七月廿六日卒暹罗。”
  “贤良，字世纯，号清江，孝宗长子。生成化丙午年（1486）四月廿二日，卒嘉靖乙酉（1525）七月初一日，卒暹罗。”
  “森器，字世用，号益江，孟华次子。生弘治丁巳年（1497）十月廿九日，嘉靖丙戌年（1526）六月初七日卒暹罗。”
  “会，字世清，号翠林，嗣振长子。生弘治丙辰年（1496）十月廿二日，嘉靖甲寅年（1554）四月十四日卒海外。
  《飞钱陈氏族谱》载：
  “朝汉，名荣祖，号妙松，良舆公长子。生成化庚寅年（1470）十一月九日，卒嘉靖庚子年（1540）二月廿七日，殁真腊国。”
  谱中没有载明出洋的具体时间，但按常情一般于“弱冠南渡”，即以出生年加20年为其岀洋时间计（下同），则以上5人当在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亦即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至正德年间岀洋。诚然，这个时间远不是泉州华侨发生的实际年代但距今也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自16世纪二、三十年代（明嘉靖）以后，谱载泉州华侨出国的人数有了明显增加。例如同是《霞亭东房颜氏族谱》尚有：
  “森礼，字世东，号梗斋，真惠嗣子。生正德丙寅年（1506）五月廿八日，卒嘉靖辛卯年（1531）闰六月初二日，考卒暹罗。”
  “侃，字国式，号静崖，定宜长子。生正德壬申年（1512）十月十六日，卒嘉靖癸卯年（1543）四月十一日，考卒暹罗国塔寺”。
  “玺，字道节，号酉泉，生正德乙亥年（1515）六月廿日，隆庆丁卯年（1567）九月十八日卒占城。”
  又如其他县、市的还有：
  安溪《尚卿福林吴氏族谱》：“西溥公，字建茂，讳妈成，生于弘治乙丑年（1505）十一月十一日，卒于嘉靖乙未年（1535）九月廿日。长男文英往商日本无回。”（按：以一世20年计算，吴文英当于1525年前后出生，而于1545年前后出洋）。
  石狮《容卿蔡氏族谱》：“正晓，讳日明，号朋山，生嘉靖癸亥年（1563）十月初二日，万历癸卯年（1603）十月初七日卒于吕宋。”
  永春《鹏翔郑氏族谱》：“学闵，字思仍，号省吾，邑吏员，三考授惠安盐场大使。生万历丙子（1576）三月二十日，壬子（1612）商游吕宋卒其地。”
  鲤城《温陵弼佐刘氏宗支家谱》：“秉铸公，世旒公子，字召镰，生万历乙未年（1595）八月初五日，卒崇祯癸酉年（1633）七月十五日，往番邦不回。”
  惠安《崇武文献黄氏族谱》：“宝夫公，爱泉公三子，讳良珠，生万历卅七年己酉（1609）十一月十五日，商游日本国，籍长崎澳。
  统计所录资料，终明一代，泉州地区除南安、德化未见记载外，其余6个县（市、区）计有109人前往南洋及日本等地，其中又以晋江、石狮两市为最多。（见表一）
  谱载出洋人数的明显增多，一方面固然与谱牒的状况有所关系，即早期的谱书或者遗失，或者谱修中断致使后世修谱未能继承前代的资料，因而早年的华侨资料不多；而越往后期的族谱，或因存世较多，或因谱修较连续，是以记录和保存族人出洋的资料也就越多。然而，更主要的则是，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社会矛盾愈趋尖锐，从而导致民众出洋谋生的现象日益加剧。
  基于同样道理，入清以后至民国年间（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泉州侨乡族谱中关于华侨出洋的记载，则已屡见不爽。以晋江安海12部族谱的统计数字为例，仅从清初至鸦片战争以前，出国华侨即达138人，超过整个泉州地区明末以前的出洋总数，其他各县市或各部族谱的情况，大致也都如是。而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前这段时间内，谱载侨史资料更可谓俯拾即是，有的族谱所载岀国华侨，则几乎集中在这一时期，如南安市《泉南芦川刘氏族谱》、《诗山戴氏族谱》等即是如此。再看《永春鹏翔郑氏族谱》，该谱记载族人出洋的时间跨度350年，出洋总数1068人，其中仅1840—1910年岀国华侨达708人，占66.29%；而综合统计晋江市44部族谱，出洋总数1493人，时间跨度为460年，其中同样在1840年至1910年间，岀国华侨740人，占49・56%。这就表明，无论是山区或者沿海，也无论是单部族谱或综合统计出来的数字，都以较大的比例，反映岀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是泉州华侨岀国的最高潮时期。
  民国时期的族谱资料进一步显示，虽然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但泉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仍然处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民众相率渡洋者，依然不绝于途。以晋江市的资料为例，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诞生前后的40年中，有时间可稽的岀洋人数又达230余人，而且这个数字主要是集中在前30年（计190多人，约占85%左右），可见民国时期泉州华侨出国仍呈继续增长的趋势。至于40年代，一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交通阻断，出洋人数锐减；再则不少谱书修纂于40年代以前，40年代以后的情况自然也就无从反映。因此，从现有的资料来看，40年代华侨出国明显减少。
  以上仅就谱书资料所及，大致勾勒了泉州华侨出国的历史进程。这里需要指岀的是，过去华侨出国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尽艰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甚至是九死一生才能侥幸抵达彼岸。他们中有的才刚离开家门便在“泉州湾沉没”、或者刚到厦门便在五通港“舟覆”，有的则“船到广东洋面遭风沉溺”；还有的更在茫茫大海之中，横“遭洋匪海亡”；特别是在西方殖民者大肆掠卖“猪仔”的年月，泉州华工被抛入贩运“猪仔”的“浮动地狱”，“或病死，或打死，或饥饿死，或乘间投海死”，更是“不知几许。”①如“兆走，生同治壬戌，卒光绪甲辰，殁洋船内，葬大海。”(《永春鹏翔郑氏族谱》)看来郑兆走就是被拐卖的“猪仔”而窒息洋船、抛尸大海的……。华侨出国历程的种种悲惨记录，在许多谱书中不乏记载。我们相信，综览我们所收录的族谱资料后，对华侨历史又是一部苦难史、血泪史的结论，必将有更加具体的感性认识。
  （二）泉州华侨出国路线
  作为华侨岀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泉州华侨岀国所经过的路线，在族谱资料中也得到一定的反映。诚然，泉州作为古代发达的海港城市，华侨出国一般说都是从泉州港扬帆出海；而由于谱书体裁的局限，对于族人活动的细节所记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涉及岀国路线。但是从众多资料的字里行间，我们仍可看到，泉州华侨出国不仅从泉州港出海，而且还有许多通道。兹据谱载资料，举要如下。
  1.从泉州港出洋
  众所周知，泉州华侨的发生，首先是与泉州地处沿海，特别是与泉州港海外交通的兴起与繁荣密切相联系的。因此，泉人岀洋和泉州华侨——尤其是早期华侨岀国主要就是从泉州港启程的，这在许多载籍都有所反映。例如宋吴自牧的《梦梁录》就曾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岀洋。”张星烺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宋元之世，“由中国往外国，由外国来中国，莫不于泉州放洋登陆。”②虽然泉州港于明成化年间关闭，但民间航海依然存在，且有安海港继之而起，因此，即使到了晚明、清代乃至民国期间，从泉州港及其附属海港岀洋谋生乃至移民海外，仍然是泉人岀国的一条重要通道。“添本，江汉公长子，生民国十五年，卒民国二十九年，随祖父出洋，航至泉州湾沉没而亡。”（南安《诗山古宅吴氏族谱》）便是一条有力的证据。
  2.由厦门港出洋
  泉州港衰落以后，其海交地位相继由漳州月港和厦门港所取代。泉州与漳、厦咫尺相邻，明代中叶以后，泉州华侨经由该两港口放洋出海，当是情理中事。只是谱书资料未见涉及漳州月港，是以不予多赘,而从厦门港岀洋的情况，在我们收录的谱牒资料中，则有不少反映。例如：
  “允枣，字植羊，生乾隆甲申三月十四日，往番咬力吧，在厦起程……”（安溪《清溪周氏族谱》）
  “清晏……自光绪壬午年十月间往夏，越癸未年八月间往番噒啷波。”（晋江《飞钱陈氏族谱》）“
  祖辉……弃儒就贾，由厦居夷，托足吉隆坡之域，置身商贾之场。”（南安《社坛叶氏族谱》）
  德化《龙浔奎兜李氏族谱》更有李忠廉等10人于1930年，从厦门五通港渡洋“舟覆沉亡”之记载。
  厦门自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设置海关后，日益成为“通九泽之番邦”的贸易大港和闽南华侨进出国的主要门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西方殖民者更把厦门变成贩卖华工的一个中心据点。他们在厦门广设“卖人行”、“猪仔馆”，将从各地诱骗、拐掠而来的华工（“猪仔”），再由厦门港贩运至世界各地。在这场劫难中，邻近厦门的泉州地区尤其首当其冲，我们所收录的晋江、安溪等地族谱，就有关于“被诱卖番”的原始资料（详后），虽然谱中没有载明他们从何处出洋，但亦不难判断，当时一般都是从厦门港被贩运出去的。总之，不管是出洋自谋生路，还是被迫“卖番”出国充当苦力，自清以降，厦门港就日渐成为泉州华侨出国的一个主要通道。
  3.经台湾转赴海外
  泉州与台湾隔海相望，泉州人移居台湾的历史由来已久；为了谋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从台湾向海外发展，亦即泉州人俗称的“往台过番”。从族谱资料看，这种“先台后洋”的移民现象，大致有几种情况：就一个家族而言，一部分人先往台湾，尔后另一部分人移居南洋，这种现象在泉州各地的族谱中，屡屡可见。就一个人而言，则有先往台湾、后回大陆又再放洋出国的；也有直接由台湾而转赴世界各地的。前者如祥趩，“〓龄东渡台湾，依季父学贾……未能少获微赀为双亲甘旨之奉……乃决计归来，灌园食力，贩菜卖葱，助父家政。旋又念稼圃终难发达……故未冠又随人渡菲。”（石狮《晋邑仑山祥凤蔡氏家谱》）传禀，“生咸丰壬子年，自幼家贫当长工，二十岁往台湾采茶，不久即回，于二十四岁往印尼巨港打米包。”（安溪科洋黄松柏、黄金土家谱）后者如世稀，“生乾隆十六年辛未……一生律度，艰辛劳苦。跋涉台湾，逐利吧岛。”（石狮《鳌江余氏二房家谱》）“廷执，生乾隆庚寅年；廷德，生乾隆癸已年；廷俊，生乾隆壬辰年。以上诸人亦是往台过番，故失年月。”（安溪《参山二房黄氏族谱》）还有如黄光辉先在台湾中了县学武生，后“卒康熙四十七年……于吧洋中”（晋江《金墩黄氏族谱》）类似记载，不一而足。
  这种“先台后洋”或曰“往台过番”的移民过程，既是泉州华侨岀国的一条重要路线，也可以说是泉州华侨出国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据我们所知，近些年来许多回乡寻根或作学术交流的海外华人中，不少人都说其祖辈是先迁往台湾而后辗转到美国、日本或者南洋各地定居的。这也进一步证明，仅一衣带水的台湾，曾经是泉州华侨出国的重要中继站。
  4.经广东出国
  在浩繁的史料中，我们还可看到，泉州华侨除了从本地、厦门及台湾出国外，还有不少人是经广东而向南洋发展的。例如：
  “梦麟……生康熙辛巳年七月初十日，卒雍正辛亥年，由粤往吧，不知所之。”（晋江《霞亭东房颜氏族谱》）
  “辰伯……生崇祯庚辰年七月廿二日，卒康熙庚辰年十二月廿五日，移居广东西关，殁吕宋。”（晋江《存耕堂柯氏族谱》）
  “克传……生崇祯戊寅年九月十九日，卒康熙乙酉年正月廿三日,住潮州府往柔佛，身故在柔佛（同上）
  以上资料表明，部分泉州华侨或取道广东岀洋，或先移居广东而后出国。广东省东连闽南，南濒南海，广东人民同样有着悠久的出洋历史。由是，在泉州人民四岀谋生的年代，通过毗邻的广东再向外发展.也就成为泉州华侨岀国的又一条途径。
  （三）泉州华侨在海外的分布
  据有关估计，现有泉州籍华侨华人约达600万之众，散居世界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以上分布在东南亚各国,并且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泉州华侨华人这种分布态势，在我们收录的族谱资料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本书所录的一万多条（人）出国史料，约有6、7千条（人）有明确记载侨居地，其中除去20多人（条）是到日本、美国、秘鲁、荷兰等地外，其余全部集中在东南亚各地，并且同样是以到马、印（尼）、菲、新的人数为最多，此外就是分布在缅甸、越南、泰国、柬埔寨、文莱等国家；至于资料中将近一半的条（人）数侨居地不明，仅以“洋”、“夷”、“番”入谱，或者用闽南方言记载而一时难以查对者，一般来说主要也是在南洋一带。为了说明问题，我们综合统计了所搜集的南安市21部族谱的侨居地资料，从中颇能反映泉州华侨在海外的分布格局。（见表二）
  泉州华侨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其中有地理、历史、文化诸多因素，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经济方面的原因。
  在地理位置上，泉州与南洋相近，气候相宜，来往也方便。从历史文化渊源上看，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早在唐宋时代当已有泉州人或因商贾而在南洋“住蕃”，或因其他原故而“流寓”南洋；而自“唐威令行于东南”③，中国与南洋关系日益密切，其间尤其“海上丝路”的频繁往来和曾经取道泉州的郑和船队下西洋，中国的传统文化、泉州的人文风情，长期以来对南洋各地影响颇深，当地人民对唐人尊重、友善；加之中国人民素有“聚族而居”的传统习惯，于是，千百年来世代相因，泉州人对南洋由陌生到熟悉，由熟悉到适应，因而越来越多的泉州人为了谋生而移居南洋各地，这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泉州华侨如此密集于东南亚，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南洋一带的经济状况，换言之，南洋各地对中国商品和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促使泉州华侨大量移居当地的关键性因素。
  大家知道，过去南洋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比中国落后，中国的农副产品和传统的手工制品，泉州人的勤劳刻苦及其在农耕、商贸和手工艺方面的技能、经验，在南洋一带广受欢迎，到南洋谋生相对比较容易；即便是殖民者东来后，他们也馋涎于中国的丰富物产和精致的工艺制品，在掠夺之余，仍竭力扩大对华贸易，吸引华侨前去从事商贸或其他劳务活动。在谱牒资料中，有不少关于早年泉州人“贩商南洋”、“商游吕宋”等的记载，就是很好的说明。后来，由于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资源掠夺的加剧，他们极尽招探诱骗、掳掠拐卖之能事，把一批又一批的华工（其中无疑有大量的泉州劳工）投放于各地矿山、种植园以及其他艰苦的劳动场所，这就大大促使了泉州华侨主要集中于东南亚的分布格局之形成。
  虽然谱牒资料没能具体记载侨居地分布的这样那样原因，但是纵览本书所录资料，却有几种现象很能说明问题。
  其一，从资料看，明末清初泉州颇有一些人前去日本，如上文《表一》所示，终明一代泉州华侨总数109人中，到日本的有6人，占5.5%；但后来就很少有到日本的记载，其比例也就更低了（据目前的有关统计，旅日泉籍华人占海外泉籍华人的比例远不到一个百分点）。这种情况的岀现，除了与日本的锁国政策等因素有关外，恐怕主要还在于日本国土狭小，又偏于东亚一隅，远不如南洋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又处于东南交通要冲等这样一些在经济方固能够吸引移民的基本要素。
  其二，在不少谱书所载的岀国族人中，往往是一部分人先到距离泉州较近的菲律宾及“海丝”航线上的印支半岛沿海。尤其是菲律宾，不仅“地近且饶富”④，而且在西班牙占领马尼拉后：还曾一度称霸东洋贸易，于是，许多泉州人首先就到这些地方寻求生存与发展。同样如《表一》所示，明末以前出洋的109人，有明确地点者95人，其中到吕宋（菲）的73人，占76.8%；而到真腊（柬）、暹罗（泰）、占城（越）等地也有相当一些人。但是到后来，随着印尼「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大规模开发，大量的华侨劳工、商贩就转而流向马来半岛及印尼各地（当然，其间与17—18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几次血洗菲律宾华侨而影响华侨入菲不无关系，此处恕不多论）。我们所收的晋江安海《霞亭东房颜氏族谱》、《武城曾氏宗谱》、永春的《鹏翔郑氏族谱》、《桃源潘氏族谱》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岀这种侨居地转移的变化情况。
  其三，就总体而言，泉州华侨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但泉州各县、市、区华侨的分布，却又不尽相同。例如《表二》南安市的华侨，在泉州华侨四个主要居住国（即马、印尼、新、菲），都分布有较多的数量；而晋江、石狮两市的华侨，则主要集中在菲律宾，其他国家分布就明显较少（如石狮市族谱明确记有出国地点的1400多人中，旅菲华侨达1100多人，约占80%）；再如安溪县的华侨大多分布在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永春县的华侨主要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而德化县的华侨则绝大多数集中于马来西亚……。这种按地域相对集中的分布态势，除了上述经济、历史或其它方面原因外，看来与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乡里相携”、“聚族而居”的传统习惯又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