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严复（1854～1921）,初名严传初，又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的著名爱国思想家。他的译著《天演论》成为当时人民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
  严复生于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日（1854年1月8日），父严振先，行医为业，医术名重乡里。严复7岁入塾，11岁在同邑儒生黄少岩指导下学习经史，饱闻先哲学行。14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困难。时值福建船政学堂首次招生，入学子弟公费供应食宿，每月还给津贴，严复因无力求取功名，只好投考船政学堂。他考试名列榜首，被获准自行挑选专业，入船政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同治十年（1871年），严复以优等成绩学完驾驶理论，派到“建威”练船学习航海实践。第二年，福建船政局自制的“扬武”等五艘舰船下水，严复改登“扬武”号实习。他随轮船远航新加坡、槟榔屿、长崎、横滨等地，同治十三年又随同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布防，防止日本侵略。光绪元年（1875年），严复以优秀成绩毕业，留船政学堂工作。
  光绪二年，福建船政学堂拟派首批留学生出国留学，严复与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人获选派往英国学习驾驶。光绪三年（1877年）初赴英国。严复先到“抱士穆德”，后到“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各科成绩均列优等。严复除学习专业外，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产生极大兴趣，他为了寻求救国真理，经常比较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每有心得，便述于文字，抒陈己见。当时清朝驻英使节曾纪泽很赏识严复的才能，认为他日后必成大器。严复细心考察英国社会制度，曾到一家法院观其审理案件的全过程。
  光绪五年（1879年），严复学成回国，就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当时李鸿章正在经营北洋水师，第二年调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日益强盛，因而对当时清朝洋务派只学习西方的科技，不改革中国的封建政体和学术思想的做法很不满。他曾因日本兼并琉球，使中国藩属失去，愤慨地说：“再这样下去，不要三十年，藩属将被吞灭殆尽，中国也将象老牛一样被牵去任列强宰割。”严复的爱国忧国言论，刺痛了当权的李鸿章，使他长期屈居总教习之职，得不到提拔，也无法施展抱负。直到光绪十五年，才提升为会办（副校长），第二年升为总办（校长），但也仅是尽职而已，不参与机要决策。 严复感到自己不受重用是由于不是科举出身，于是便花钱捐了一名监生，并自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连续四次参加乡试，都因八股文不过关而落弟。严复深刻认识到科举制的腐朽性，感到改革教育的迫切性。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海陆军连遭惨败。第二年《马关条约》签订，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举子，联合各省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气维新思想空前高涨。严复在中国陆海军节节败退之时，就产生了维新变法思想。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强调中国若不变法，即使再有才能的人也无力回天。为了阐明维新变法的理论，严复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上半年，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呼吁变法图强。他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自秦朝以来，中国的形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急迫；中日战争惨败，决非一朝一夕的缘故。我国圣人教人知足，使人民安于鄙陋愚昧；又用科举制牢笼天下，这就是中国积贫积弱，无法与外国争胜的原因。再不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必将亡国灭种。在《原强》中，严复提出当前最迫切的救国方案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要鼓民力，就应禁鸦片，禁缠足，使人民身体强健。要开民智，就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学习西方科学文化。要新民德，就必须反对封建思想, 提倡西方民主思想，设立议院。试图以学习西方文化来挽救国家危亡。为提倡西方的民主思想，他在《辟韩》中对韩愈的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进行猛烈抨击。严复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韩愈提倡尊君，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这种反对君权、推崇民权的思想，是严复早期民主思想的集中表现。
  为了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严复还严厉抨击八股文和科举制度。提出八股取士有三大害，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他指出，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灭亡中国。因此，中国要变法， 最迫切的就是要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严复认为当时的维新变法思想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根据。于是在当年秋天，着手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的前两篇，译名为《天演论》。赫胥黎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生物是进化的，其原因是“物竞”与“天择“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选择与淘汰。 而这种生物的发展规律，也可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也同动物一样是互相竞争的，只有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在世界上，种族与种族间也存在互相竞争，也是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针对当时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加上按语，借题发挥。严复告诉人们：中国非常危险，西方列强无论在力、智、德哪一方面，都比中国强。根据达尔文“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确实将要灭亡。但是，严复又告诉人们，人经过努力，可以与天争胜，终将胜天，只要变法图强，国家就可以永存，民族就可以自立。 严复大声疾呼：中国的生死存亡，其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变法图强，与天争胜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底，严复与友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天演论》译成后先在 《国闻报》的增刊《国闻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又正式出版。《天演论》出版后，象洪亮的警钟，震动全国。上自学者名流，下至青年学子，无不争先阅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人们救国的理论根据， 维新变法思想深入人心，严复也名重一时。
  当时严复认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封建文化已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要把民智低下的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开民智”的工作。因此，严复把宣传教育工作看作是维新变法的基础。所以在维新派推动光绪帝进行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时，他除了奉诏进京一次，接受光绪帝的垂询外，都在天津专心为《国闻报》写文章，进行他的爱国宣传工作。
  “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镇压，“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严复对此十分悲痛，他悼念维新志士，对慈禧太后镇压爱国人士深表悲愤。他在诗中写道：“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严复因为没有具体参加戊戌变法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未受牵连。他精神苦闷，为寻找救国道路苦苦思索。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北京一带蓬勃兴起，严复离开天津，南下上海，从此脱离了北洋水师学堂。同年七月，唐才常等维新人士在上海组织“中国国会”，推举严复为副会长。但严复此时认定，进行政治斗争的时机还未成熟，重要的工作应是宣传教育民众，提高民族素质，因此他没有积极参加活动。
  严复选择翻译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试图通过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使中国人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别人的长处，通过提高自身的素质，自然而然地走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后来，严复历任天津开平矿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附属编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和安徽师范学堂监督、清政府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等职。随着他声望的提高，清政府在宣统元年（1909年）赐他文科进士出身，后又历任宪政编查馆二等谘议官、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福建省顾问官、资政院议员、海军协都统、海军部一等参谋官等荣衔。但严复对此不感兴趣，权当谋生手段，仍把精力放在介绍西学上。他先后译成出版的著作有：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共约170万字。严复对译书工作十分认真，强调“信、达、雅”的原则，每个句子都经过慎重考虑，力求准确达意。严复在这些书中继续宣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提高民族素质，教育救国的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民主政治，在经济上鼓吹自由发展工商业，这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1912年，严复受命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为北京大学的创办，竭力辛劳，但仅半年就被迫辞职。1913年受聘为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4年又受聘为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他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但政局比以前更加混乱，社会依然十分腐败，因而思想十分苦闷，希望再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中国的混乱局面，引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但事实已不可能。在傍徨与苦闷中，严复因病于1921年在福州逝世。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毛泽东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对严复的爱国主义思想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