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沈葆桢（1820～1879）,原名振宗，字翰宇，又字幼丹，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晚清官吏。他在总理船政大臣任内，积极发展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并带兵到台湾巡视，打破日本侵占台湾的企图，对台湾的开发作出重要贡献。
  沈葆桢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父廷枫，道光举人；母林氏，系林则徐之妹；妻林普晴，是林则徐的次女。林则徐的爱国思想对沈葆桢影响深远。
  沈葆桢自幼勤奋学习，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举人。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曾充武英殿撰修，顺天乡试同考官。咸丰四年（1854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不久转任贵州道监察御史。他多次上疏论兵事，得到皇帝赏识，咸丰五年（1855年）十二月授江西九江知府。次年六月，调署广信知府。因抵抗太平军，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历升广饶九南道、按察使等。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出任江西巡抚。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南昌群众不满天主教神甫专横，误信教会残害儿童的谣言，群起拆毁教堂。教案发生后，清廷命沈葆桢严厉镇压。沈葆桢为使民教长久相安，对此事未予深究，用赔偿教堂损失17000两银结案。太平天国失败后，余部逃往江西，清廷严令沈葆桢镇压。沈葆桢任用湘军将领王德榜、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在江西石城俘杀洪仁玕和幼天王等。沈葆桢也因此被授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头品顶戴。同治四年（1865 年），回闽丁母忧。
  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倡建福建船政局，自造机器轮船。未及兴工，左宗棠即于同年十月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离闽时，荐沈葆桢主其事，由清廷任命为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于同治六年六月到任。他按照左宗棠所定计划，在马尾中歧征购土地，建设厂房、船坞、学堂和宿舍。不久，船政洋监督日意格从法国归来，由他所采办的机器和所聘用的洋员洋匠也陆续到达，船政建设全面兴工，船政学堂首先开办。
  福建船政局是洋务派官员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产物，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闽浙总督吴棠接左宗棠任，一到任就说：“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并利用职权，不让船政局提调周开锡、局员叶文澜到局办公，还把已调到局工作的局员李庆霖无故革职，勒令回籍。沈葆桢坚持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同顽固保守势力和外来干涉势力作坚决斗争。他同左宗棠一起抗疏力争，使清政府批准周开锡等人到局差遣，把吴棠调离福建。同治十年（1871年），大学士宋晋又出来攻击船政，要求清政府下令停办。沈葆桢立即上疏批驳，他指出：福建刚兴办的船政，同西方造船大国相比，自然差距较大，但如果因此便不办船政，不搞海防，就象学生因为不如老师，便不读书一样的荒谬。在沈葆桢和左宗棠的大力坚持下，福建船政局终于保存下来。
  福建船政局的兴办也引起西方殖民者的干预。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认为“制造耗费，购雇省事”，企图阻止中国人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闽海关税务司美理登则企图充当船政监督，以控制船政。沈葆桢坚决拒绝外国人干涉船政的企图。美理登心存不甘，暗中挑拨船政总监工洋人达士博与日意格的关系，使之相互对立，无法开展工作，迫使沈葆桢不得不将达士博等人开革。这时，法国驻福州领事巴士栋又出面干涉，传讯日意格等人，要他赔偿达士博的“损失”。 沈葆桢对外国的干涉十分愤怒，他严正指出：“船政为中国工程，中国有大臣主之。若法国领事官可以任意把持，则是法国船政非中国船政也！”他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出面交涉，从而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沈葆桢总理船政期间，为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状况做了不懈的努力。在他严格督导下，福建船政局很快便建成为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一座新式轮船制造厂。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底，日意格等已按合同完成16艘轮船的建造任务，并教会中国员工能按图纸自己造船和驾驶轮船。沈葆桢清醒地认识到，办船政的目的在于把西方先进的造船技术和驾驶技术学到手。他反复强调：办船政，不重在造船，而重在学习。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他把办学堂作为船政的重点，指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他在左宗棠筹办的“求是堂艺局”的基础上，兴办船政前、后两所新式学堂。前学堂专门学习法语和轮船制造，后学堂专学英语和航海技术。此外还创办一所培养技工的“艺圃气在沈葆桢的关心督促下，船政学堂教学十分严格，学生也刻苦学习，先后为我国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海军将领。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日本以同治十年时台湾人误杀琉球渔民为借口，出兵侵占台湾的琅〓（今恒春半岛）。清廷命沈葆桢到台湾巡视，兼办各国通商事务。沈葆桢于五月一日率新式轮船船队朝台湾进发。并上疏清廷，要求朝廷将日本无理侵台的经过，照会各国，以引起公论遣责，使日本收兵而退。还要求购买铁甲兵船和鱼雷，铺设台湾与内地联络的电线，并要求将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调往台湾，以加强台湾的防务。沈葆桢到达台湾后，立即派潘蔚和夏献纶持照会到琅〓与日军司令西乡从道交涉，明确宣布“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与人”，严正要求日军撤出台湾。他同时派兵分防台湾南北，一面抚慰高山族居民，一面开凿通往高山族聚居地的道路。为加强台湾防御，沈葆桢还练营勇，办团练，并在安平改建炮台，安装西洋巨炮。这些措施，有力地遏制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使他们不得不派代表同清廷谈判，最后签订和约，于同年十月二十四日撤出台湾。
  日军撤出台湾后，沈葆桢对台湾的开发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他认为，台湾土地肥沃，自入版图以来，开发仅限于滨海平原地区，大片山区仍未开垦，今后应积极开发内地山区。对高山族聚居的山区，应该采取“抚番”和开路并举的措施，以达到稳步开发台湾的目的。沈葆桢指出，开发台湾，要办的事情很多，没有高级官员专门负责难以办到。他建议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专门负责台湾的开发。台湾的开发需要大批有经验的劳动者，因此要废除不准内地人民偷渡台湾和严禁台民私入番地的禁令，以招徕广大民众开发台湾。
  同年十二月，沈葆桢返回福州。不久，发生台湾狮头社高山族人狙杀游击王开俊事件。沈葆桢又于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再度赴台，对反抗开路的高山族人实行镇压。他在台湾考察后，建议清政府购买机器，开采基隆煤矿；并根据台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建议增设台北一府，下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沈葆桢两次赴台，对台湾的开发作出重大贡献。
  同年四月，沈葆桢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督办南洋海防。他于十月上任后，认真整顿吏治，革除不称职者。 对军队恩威并施，使将士们乐于尽力。当时两江地区历经多年天灾人祸，大片土地荒芜，人民流离。沈葆桢鼓励外地人民到江南开荒，制定垦荒政策，使土地重新开垦。他积极“修河堤，行海运，缓开关，筹积谷，拔罂粟，挖蝗子，整顿盐务，筹划海防气为两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光绪二年（1876年），皖南教案发生。沈葆桢对教案的处置尽量以法律为依据，不作偏袒。他对教案的起因详加探讯，在讯明教民白会清诬陷何诸父子导致这次教案后，立即将白会清绳之以法。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他对当时活动在两江地区的哥老会， 采取镇压的措施。
  沈葆桢十分关心海防事业。为了提高南洋舰队的战斗力，他曾奏请各省兵轮两月一次到吴淞会操，以免临战时张皇失措。对于福建船政局，他仍十分关注，临终前还遗疏道：“铁甲船不可不办。”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初六日，沈葆桢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清政府追赠太子太保，谥文肃，入祀贤良祠，政绩宣付史馆。遗著有《沈文肃公政书》等。他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所作的贡献，永远受到后世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