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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依靠自己所掌握的禁军，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赵氏王朝。然而，赵匡胤深知，得天下易，守天下难。如何能保住赵家王朝，不再像五代政权那样短命夭折，这是他思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一天，赵匡胤向赵普请教：“为什么自唐季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个姓氏，战乱不已？有什么办法使天下息兵，使国家长治久安？”赵普是赵匡胤的头号智襄，北宋初年许多重大决策都闪烁着赵普的智慧之光。他并非赵匡胤宗族，原是幽州人，随父辈徙居洛阳，在后周担任下级军官。一次特殊的机遇，他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赵匡胤也十分欣赏他的才智。后来赵匡胤移镇宋州，便辟赵普为高级幕僚，担任书记。陈桥兵变,赵普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从而也成了北宋的开国元勋。
  赵普听了赵匡胤的询问，便回答道：“社会纷乱，主要是地方节镇的权势太重，君弱臣强。如今要想长治久安，别无奇策，只有削弱他们的军权，经济上控制他们的收入，军事上收缴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太平了。”话还没有说完，赵匡胤就连声说:“卿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明白。”君臣二人想法一致。一个“强干弱枝”、重建中央集权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并逐步付诸实施了。
  首先，为了杜绝节镇、禁军拥立闹剧的重演，赵匡胤果断地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分散禁军统帅的权力；第二，收节镇精兵于中央。
  历史上所谓“杯酒释兵权”的事实，其实，就是赵匡胤削弱禁军将帅权力的一项巧妙而大胆的行动。
  早在宋朝立国后的第二年（961）, 一天，赵匡胤召“义社兄弟”进宫。这些把兄弟，或拥有节镇方面大权，或典掌禁军兼节度使，个个权势煊赫，灼炎逼人。人到齐了，赵匡胤发给了每人一弓、一剑、一匹御马，撇开侍从，私自率众将帅驰出固子门（开封外城西门之一，又称金辉门），来到城郊森林里开怀畅饮。都是结义兄弟，不分皇上皇下，无拘无束，行令猜拳，好不痛快。酒饮方酣畅，赵匡胤突然起身问道：“此处另无外人，你辈之中谁想当官家（皇帝）的，方便得很，动手把我干掉，便做成了。”诸将帅一听，不寒而栗，醉意顿无，一齐跪下去伏地求饶。赵匡胤于是接着追问：“你们真的是要我当皇帝啰？”一听皇上语气有所缓和，把兄弟们舒了口气，赶快拜呼“万岁最后，赵匡胤一槌定音:“你辈既然真心拥护我为天下王，从今后，必须尽臣子之节，不得无礼犯上。”这是“杯酒释兵权”一幕的“预演”。通过“预演”，赵匡胤感到自己在禁军中威望未衰，尚能驾驭。事不宜迟，在闰三月，就罢去慕容延钊前都点检、韩令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这两个禁军最高统帅职务，改任节度使。
  七月的一天，赵匡胤又召石守信等人入殿喝酒。当酒兴正浓之时，赵匡胤突然屏退侍从，长长地叹了口气，对石守信等人说:“我如果不是靠你们出力，得不到皇帝的宝座。但是，你们不知道当皇帝是多么艰难呀？我自从做了皇帝后，每夜都睡不好觉，实在不如做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忙问为什么？赵匡胤平静地说：“这有什么难明白的，皇帝位，谁不想坐？”石守信等听了，知道此话中有话，都慌忙离席下跪说：“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还敢再有贰心？”赵匡胤马上说：“不见得吧，你们是无异心，难保诸位的手下没有贪图富贵的人，一朝谁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纵使你们不想干，办得到吗？”一席话，使在席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慌得哭泣起来，要求赵匡胤指明一条“可生之途”。赵匡胤长叹一声，说道：“人生短促，有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的人，不过想多积蓄点钱财,尽情地吃喝玩乐，并长保子孙能过上好日子。诸位何不释去兵权，到地方上当个大官，买上一批好田好宅，为子孙立下永远不动产业，家中多置一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神仙般地过完一辈子。
  我则将与你们结为亲家，君臣之间，两相无猜，上下相安，岂不更好？”很明显，这是用经济手段的办法来换取兵权。石守信等人见赵匡胤的话已经说得如此明白，就不再说什么，连连称谢而退。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微等人都上表说自己有“病”，要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十分高兴，欣然同意。
  事后，赵匡胤也遵守前约，与这些解除了兵权的禁军将领结成姻亲，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之女则嫁给赵匡胤的三弟赵光美。
  赵匡胤杯酒从容间，一朝解去宿卫勋臣统领禁军的要职，趁热打铁，将原禁军两司之一的侍卫司一分为二，即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另外任命一批资历较浅的军官为“三衙”使，原先沿五代旧制设置的禁军中地位最高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兵步军正副都指挥不复设置。“三衙”首领鼎足而立，互不相隶，地位也较低，且直接听命于皇帝。
  赵匡胤为了进一步分割禁军将领权力，还规定“三衙”只握统兵的指挥权，军队调动权归枢密院，后勤供应归三司，“三衙”、“枢密院”、“三司"又形成一个三足鼎立，构成三股力量互相牵制的局面。皇帝则高居其上，利用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操纵自如。这样一来，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杜绝了唐末五代以来的那种“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防止了兵变的发生。
  在解决禁军飞扬跋扈问题的同时，赵匡胤又通过收精兵于上的办法来削弱藩镇手中的军事实力。具体做法是，凡才力、技艺过人者，统统选人禁军；还选好强壮卒定为“兵样”（标准兵），分送到诸路，地方即须按“兵样”选拔兵员，招募训练，送到京师，编入禁军。地方镇兵（亦称厢军）中的精锐，概不例外地被选拔入禁军。京师中的禁军，俸禄从优，赵匡胤亲自加以教导、检阅。地方军待遇低，很少训练，往往用于服役、听差，不但兵弱，而且素质差，士气不高，无法与中央禁军相抗衡。对此，司马光在《涑水纪闻》卷一中曾加评论说:“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非京师禁军精锐之对手，不敢再生异心。这都是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拨乱致治的结果。”针对唐末五代以来，拥有重兵的藩镇，在财政来源、征收方法方面，不受中央管束的弊病，赵匡胤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而有成效的收回财权的措施。建隆二年（961）,赵匡胤就从中央派参官去地方参加管理地方财政。乾德二年（964）,又接受赵普的建议，下令各地方每年的财政收入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运送到京城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翌年，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掌管一路财赋。这样，地方的财政完全收归中央了。
  另外，还剥夺了方镇节度使的司法权。建隆三年（962）,赵匡胤下令此后各州的死刑案件，都要报告朝廷，由刑部复查。各州管理司法的官员原由州府的牙校担任，开宝六年（973）也由朝廷委派通过科举录取的文官去担任。赵匡胤还恢复各县县尉的建置，把原来通常由节度使亲随担任的镇将所掌的一县司法治安权力夺到朝廷派去的县尉的手中。这样，地方的司法权也归到中央手中了。
  通过这些措施，赵匡胤确实把地方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在北宋初年，虽然还有藩镇，但已不再有唐、五代时那种专制一方甲兵、钱谷、生杀予夺的权力了。
  宋朝中央指挥藩镇，真正做到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灵便。
  即使是带兵在边镜并兼相位的藩镇节度使，只要皇帝一召见，就马上奔命而至。唐、五代时那种藩镇对抗朝廷的情况不再出现了。
  除上述之外，赵匡胤还对中央和地方官僚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
  在中央，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三权分立，削弱和降低宰相的权力、地位。在宋代以前，宰相是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军、政、财各种部门的事无所不管。赵匡胤将其权一分为三，设“枢密院”掌武事，“三司”掌财政，宰相只管民政。为进一步分割宰相之权，又增设“参加政事”（副宰相）一职，宰相的民政权力也被分散了。在宋代以前，宰相晋见皇帝，皇帝让他们坐下面议大事，还常赐茶招待。在宋初，宰相见皇帝时“坐论”和赐茶都取消了。有一种记载说，当时宰相范质等人因为心存顾虑，每事都要向赵匡胤报告，朝见时事情太多，无暇坐论，所以坐论和赐茶的制度无形中取消了。另一种记载则说，有一天，范质等人奏事时还坐着，赵匡胤说自己眼睛有点昏花，让他们把奏疏送到他面前，等范质等人起身走向赵匡胤后，宫廷侍卫立即把他们的座椅搬走了，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站着奏事就成了定制。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宰相见皇帝不再有座位，即从宋初以后成为一种制度，从形式上也反映了宰相地位的下降。
  在地方，实行职官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赵匡胤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后，许多官僚机构依旧保留，旧政权的职官也都继续留用，这主要是为了减少政权更替而产生的震荡。但赵匡胤却没有再让他们行使相应的职权，而是另外差派官员，让他们在官衔上带着“判”、“知”等等字样，去行使实际职权。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官与职殊，名与实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官”只表明一个官员的位品，作为领取俸禄的依据，并无实际执掌的权力。
  “职"只是一种荣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事，才拥有行政权力。这种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巧妙地剥夺后周旧臣实际权力的策略，它既安抚了旧政权的官员，又有效地控制了政府的各个部门，有利于宋初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重建。
  另外，赵匡胤对科举考试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为扭转五代时重武轻文的风气，打破武人擅权的局面，赵匡胤重用文臣，改变以前科举制的恶习，规定不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应举；为杜塞势家权贵私人请托之门，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录取进士。科举考试是产生文官的途径，赵匡胤的这番改革，也是加强皇权的一个措施。
  赵匡胤所采取的削弱藩镇权力的“强干弱枝之术”和分化事权、加强皇权的措施，使得北宋出现了一个“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的统治体制，一变君弱臣强为君强臣弱，从而奠定了赵宋皇族三百余年的基业。其重文轻武等措施，为后世赵氏帝王奉为“祖宗之法”，代代相传。在赵宋家族史上，赵匡胤“创业垂统”之功，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但把整个天下变成了赵氏皇族的私产，而且为赵氏子孙世代保有这份家产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