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清廷采取压曾扬李分而治之的策略，长期浮沉宦海的曾国藩，鉴于“自古握兵而兼窃权利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的惨痛教训，采取裁湘留淮之策，消除清廷疑忌。湘军既裁，清廷新患刚去,捻军声势又起，清廷只能仰仗淮军，这样淮军便有了向江北发展并急剧扩大之机。李鸿章从此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一路扶摇，青云直上。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位上达25年，同时兼任大学士,后来又加太子太傅衔。作为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他对任何涉及外交的问题，诸如采用西方技术或派遣留学生，无不关心。
  应该说，李鸿章的外交思想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坛上，李鸿章面临内外交困的变局，独力支撑，大厦将倾，忧思惶恐。他在致吴永的书信中坦言： “（清王朝）犹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说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 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就是在这种勉为其难的政局中, 李鸿章开始了他艰难的外交生涯。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大致分为早期和戎外交和晚清的游历欧美二个部分。在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中，它的核心是依据“理”、 “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从他议结天津教案到联日，到联俄拒日，无一不是在他的外交指导思想F促成的产物。在中秘关于华工的交涉中，李鸿章执意抗争，为防止西方殖民强盗掳掠，虐待华工，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因为在李鸿章心目中，秘鲁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小国，“国贫势弱”，远隔重洋，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而在中英关于马嘉理一案的交涉中，李鸿章因“内顾中原则创痍未复，外顾各国则战守难凭”,所以抱着“不得不隐忍以图息事”的态度，力求避免战争，妥协了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至于《中法条约》，更是为后人留下了骂柄，爱国将领冯子材的镇南关大捷化为泡影，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当中法停战协定签订后，前线爱国将士“拔剑斫地，恨恨连声”。①应该说，李鸿章外交中的一杯杯苦酒有些是不得已的，他说:“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是“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遇”。他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的活动是难以抗拒的，惟有因势利导，才能防患于未然，反映到其外交结果上，也就成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外国之欢心”。但他没有充分认识欧美资本主义列强贪得无厌、侵略成性的本质，打又打不贏，只能从签订的条约中争个面子，避战主和，最后落得个“李二先生是汉奸”的讥讽。
  李鸿章服官长达半个世纪，他倡导改革，已为国家尽其所能。他一贯主张改良，但又不愿得罪别人而尽量忍耐，他注定要因失败而蒙受责骂。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战胜，朝野震动,导致李鸿章采取亲俄政策,但是亲俄政策并没有达到李鸿章的预期目的，反而导致了国土沦丧的一系列后果。
  1896年，已是高龄的李鸿章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先访问俄国，后在德国拜见德皇和俾斯麦，路经葡萄牙、比利时、法国， 并晋见了维多利亚女王。8月，在华盛顿会晤克利夫兰总统,9月乘船自温哥华回国。李鸿章此行游历欧美，用他的话说就是“顿扩灵明”,“博考诸国政治之道”，“寻求欲使中国之复兴善策”，通过亲自考定而有了实感,并进而与中国国情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欧美“上下一心”,中国“政杂言庞”的结论。因此，李鸿章在觐见光绪和慈禧时，就说：“沥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①

①《李中堂来电》，载《中法战争》第4册第498页。 ①李鸿章：《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载《李文忠尺牍〉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