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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基业289年，有李姓皇帝20位,新旧唐书在诸本纪后皆有“史臣曰”与“赞曰”，是对20位皇帝所做的评语，今择其要叙之，以评其治乱。
  高祖在隋朝季年，审炀帝独夫之运将去,知新主将勃兴，于是密谋雄图，“屈己求可汉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于是高祖因时特起，开大唐三百年之基业,然高祖“优柔失断”，错诛文静，宠裴寂过甚，“奸佞由之贝锦，劈幸得以掇蜂”,故其有治有乱。李渊功在创业,但并非明君。
  李世民“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通、尉迟恭，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而卒委钧衡”。太宗为政，“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故太宗为唐代大治之君。然亦存其弊，立浮图，好大喜功，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等。
  唐高宗李治靠太宗所建鸿业，仅保其位,然荡惰于帷薄，奸佞得志，导致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太宗时的贤士大夫被害者十之八九。不过先与高宗并称二圣、后又自称武周皇帝的武则天尚能“礼正人”，“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故高宗、武后之时虽对李氏王族是场灾难，但对国家而言尚不能算是乱世。《旧唐书》所云高宗“伏戎于寝，构堂终坠，自蕴祸胎，邦家殄瘁”,此言对李氏王族是贴切的，对国家则不甚确切。
  唐中宗“心无远图，不知创业之难，唯取当年之乐”，由于越轨行事，在瘴〓之乡度囚禁生活，亏狄仁杰等奏论而生还再继帝位，然不知其过，“而更漫游以隳八政"，纵艳妻之党，“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齐眉之祸”。故中宗乃昏君也。
  睿宗“率情背礼，取乐于身”，但在位不久，又因其子而继位， “固无可称者”，亦是糊涂君也。
  玄宗平韦氏之乱而夺权,故初常以为鉴，能拨乱反正，“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杜奸、戒奢、明教、厚俗，庙堂之上皆经世济国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然而自天宝以来,“小人道长， 如山有朽壤，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荣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 靡有姚、宋之言‘妬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 明哲于是乎卷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结果前功尽弃。“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行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故玄宗前为明君，后为放荡之昏君。
  肃宗为太子时，逢天宝之乱，天子岀奔，肃宗以皇太子治兵讨贼,蒙六世之遗业，“号令朔方，旬日而车徒云合”，赖大臣宣力，诸将效忠，平定关陇,复两京，迎上皇玄宗从蜀道回京。“然而道曲知几，志微远略。残妖未殄。”《新唐书》说他与代宗是中材之主。
  唐明皇失驭，安禄山暴起，唐肃宗失驭，史思明又陷河洛，代宗失驭，仆固怀恩又给犬戎作向导，三盗先后作乱,“九州羹沸， 军士膏于原野，民力殚于转输，室家相吊，人不聊生”。代宗皇帝 “少属乱离，老于军旅,识人间之情伪，知稼穡之艰难”，故能使李光弼、郭子仪效忠，使吐蕃退兵,惩治李辅国，贬死程元振，勒死鱼朝恩，用朝臣制宦官，使元凶传首，但却不能制方镇，故《新唐书》说:“代宗之时，余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但“猜忌刻薄”，忠奸不辨。信卢杞、杨炎，杀忠臣刘晏，罢宰相陆贽，夺李晟兵符，“得奸伤善，听断不令”,“罄国用不足以餽军，竭艮力未闻于破贼”，“果致五盗（指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僭拟于天王，二朱（朱泚、朱滔）凭陵于宗社”，致有奉夭之难， “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故德宗非明君。
  顺宗在东宫20年，然享国日浅，不幸疾病，想有为而不成，悲哉！宪宗将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元和之政，闻于颂声。“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 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及其晚节，信用非人（指令狐楚与皇甫湜）， 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患，亦可以悲夫。”“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于败乱”。“文宗恭俭儒雅,岀于天性，尝读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锐意于治。”“故大和之初，政事修饰，号为清明。然而仁而少断，承父兄之弊，宦官挠权,制之不得其术，故其终困以此。甘露之事, 祸及忠良，不胜冤愤，饮恨而已。”故《旧唐书》说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
  武宗“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故亦算是有为之君。
  宣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自宝历（敬宗年号）已来，中人擅权•事多假借，京师豪右，大扰穷民”，宣宗继位,使“权豪敛迹”，“奸臣畏法”,“阍寺詟气”。因此“行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故宣宗亦算明君。
  懿宗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奸雄乘隙”。懿、僖以昏庸相继，僖宗之际，“岁大旱蝗，民愁盗起”，其乱不可收拾。
  昭宗“初亦有志于兴复，而外患已成，内无贤佐，颇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非其人，徒以益乱”。哀帝之时，政由凶族，“九六之数穷”，“天人之道尽”，故成亡国之君矣。
  综上,可称为有道明君者仅太宗一人而已，但有为有政绩者又可算玄宗、宪宗、武宗、宣宗共计五人，中材之君为高祖李渊、 高宗李治、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其余不是昏君便是无帝王之才者，不过，中宗、睿宗当国之日短，且系武则天当政，二人虽昏庸,但国势并未衰，亦列入平庸之君。今就20位君主排列图示如下:肃代宗注:①0. lcm代表一年 ②|有道之君 ③一平平之君 ④\无道及无能之君从上图可看岀，皇帝政绩跳跃上下相间，而且中叶以前大起不大落,平平之时多，中叶以后,小起大落相间，平平者无。换句话说父子相袭，中叶以前，明君之子平平，平平之子昏君，昏君或无能之君的继承者多明君。中叶以后，明君不甚明，为国之日短, 昙花一现后即进入昏君期,为何这样呢?原因复杂，情况不一，概而言之，是社会与家庭影响左右着又时时改变着每个皇帝的处事态度或处事哲学,大致可分析如下：其一，为帝前参政确定其处事哲学。
  此点在太宗、高宗、玄宗身上表现最突岀。太宗李世民出生在其父李渊去陇州赴任的途中，尔后随其父先后到达陇州（陕西陇县）、岐州（陕西风翔）、荥阳（河南郑州）、楼烦（山西静乐）等地,14岁到长安，迁徙不定的生活必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故锻炼了其艰苦奋斗的精神。四处行走，闻多见广,饱览名山大川，了解风俗民情和社会现实，养成了爱动脑筋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李世民18岁那年突厥将隋炀帝围困于雁门，李世民应诏参加了勤王军，提岀了虚张声势，多设旗动为疑兵的御敌策略。勤王军解第六章洋洋大唐，李氏天下181散后的第二年，李世民随其父来到太原,镇压起义军。20岁时协助父亲在晋阳起兵反隋，一年后攻入长安，父亲李渊为帝。22岁时开始担起削平群雄的重担，南征北战四年多，收揽了许多名臣勇将。看到隋亡的惨状，找到了隋亡的教训，形成了广任贤良，虚怀纳谏，积极进取,大治天下的处事态度，从而形成了贞观之治。
  唐高宗李治是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子中排行第三，本无做皇帝的份。13岁以前，其同胞兄弟李承乾为太子，但李承乾因玩失宠，其另一同胞兄弟李泰耍阴谋施鬼计,谋求太子之位，导致李承乾谋反。〓蚌相争，渔人得利，李治两兄长因不老实而失去太子资格，李治因性情温和听话而获太子之位,从而养成了其循规蹈矩、忍辱负重的处事哲学，导致了武则天篡权，一度改朝换代的结果。对于武则天的篡权，高宗李治并不是一开始就心甘情愿，他经历了一个屈从、服从，同化、内化的过程，武则天利用色貌取得李治宠幸，又用权术除掉了情敌王皇后、萧淑妃，取得了皇后桂冠，在这之前，武则天对李治百依百顺,也协助李治处理了许多政务，李治是满意的。但皇后桂冠到手之后，便培植亲信，编织朋党案，贬杀了长孙无忌、于志宁、柳奭、韩瑗等元老大臣。唐高宗宠幸武则天,又难忍受其专横牵制，这就岀现了心理不平衡，要达到平衡，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夺回失去的权力，废后、限后。二是屈从。李治曾于664年与上官仪密谋废后，并让上官仪起草了废后诏书，诏书未发，武则天赶到，陈述废后无理， 高宗李治竟将此事推到了上官仪身上，上官仪成了替死鬼、替罪羊。李治屈从了武则天，尔后一切听从武则天安排，让武则天一块到泰山封禅，听任组织北门学士，尔后同情武则天劳累，晋升武则天为天后。当太子李弘死后，又内化为将宝座让给武则天， 只是因中书令郝处俊、中书侍郎李义琰极力劝阻才未使李治逊位。但不久武则天即位则成了事实。这些都因李治生性怯懦的处世哲学而造成。玄宗李隆基生于685年，当时其祖母武则天刚刚将徐敬业反叛镇压下去，政局稳定，但却非李家天下。李隆基自小就受大唐是李家天下的教育,7岁那年，他例行至朝堂举行祭祀仪式, 金吾将军武懿宗对其随从大声喝斥，李隆基竟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轻视,立刻声色俱厉斥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我骑从？”故李隆基自幼即有光复李氏天下之大志。神龙元年 (705),张柬之等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李隆基一度兼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县)别驾，写过《早登太行山中言志》诗，诗云：“野老茅为尾，椎人薛作裳，宣风问著艾，教俗劝农桑。”由此可见他对民情有所了解。中宗在位，韦后掌权，朝政日坏,李隆基便暗中积蓄力量，于710年与太平公主合谋灭韦后，拥立其父为皇帝，后又杀太平公主。非凡的经历，使其明了无贤人不能治国的道理，于是立定用贤人，图进取，大治天下的处事哲学，从而导致了开元盛世。
  武宗在为王时，即与想摆脱宦官羁绊的文宗皇帝李昂关系密切，宦官之害,从文宗口中知之甚多.从而中下了不除宦官无以振朝纲的思维,宦官不知其心中秘密，拥立其为君主,才使他演岀了抑宦官专权、削唐藩镇威势的好戏。
  宣宗之母本为罪臣李锜之爱妾，因年轻貌美被宪宗纳入宫中，大概李忱年幼时在宫中地位甚低，为保护自己，便装傻卖呆， 也学会了利用矛盾保护自己，学会了忍辱偷生之术。在武宗死后，宦官以为他是痴呆之人，便于利用，立为皇帝。李忱为帝,一反常态，报复心理强，为报杀父之仇，视杀父之后的穆宗及其继承人敬宗、文宗、武宗为逆子，对武宗所用之人一律贬斥，对武宗政策反其道而行之。重儒士，利用矛盾收复河西，有一定政绩，但因青少年受压抑，故猜忌心强，刚愎自用，所以美政有暇。
  太宗、高宗、玄宗、武宗、宣宗为帝前皆有从政或处事实践， 有主动、被动之别。太宗、玄宗主动参政，故其为政能进取。高宗、武宗、宣宗虽深居宫中，但耳闻目睹皇家内部或朝廷内部残酷无情的斗争，又因太宗支配一切，使高宗养成怯懦之性;而武宗、宣宗长期受压抑，故养成奋争之性,但却不免有固执偏激之嫌。
  其二，家教对皇帝终身处世的影响。
  这点在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宪宗身上体现得最深。
  有人将双亲子女的教育制度分为支配性、干涉性、娇宠性、 否定性、不关心、专制性、民主性七种类型。唐太宗天分极高，文治武功皆有，故其支配性强。为父者支配性强，其子处世态度多是消极的，缺乏主动性，依赖性强，遇事多顺从。故太宗之强造成了高宗之弱，一强一弱，相间而治，多是常理。
  武则天野心勃勃,在家中极专制，专制型家长教育岀来的子女可能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反抗的、情绪不定的人，二是依赖性强、爱顺从的人。高宗初立太子李弘，李弘因同情萧淑妃的两个女儿,惹怒了武则天，武则天竟用药酒将亲生儿子——太子李弘毒死在洛州合壁宫。李弘死后，又立李贤为太子,李贤天分高， 聪明好学,深受高宗喜爱，高宗的宰相们几乎全拥护李贤。武则天为圆女皇梦，竟罗织罪名告发太子，兴师动众搜东宫，以盔甲数百件定太子谋反罪，将李贤党羽贬杀无数，唐宗室子孙受牵连者甚多。李贤被废的翌日，李显继为皇太子。李显生于656年， 4岁时其舅老爷、唐开国元勋、高宗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被杀， 宰相于志宁、柳奭、韩瑗等元老大臣被贬杀或流配。5岁时父皇李治即开始生病。武则天决百司奏事。看来中宗李显自小就失去了母爱。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说:“婴儿期必须得到双亲保护，养成依赖心理，这是对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性格发展取得成功， 这就奠定了对人的信任心，如果失败,就会形成不信任心理。”① 李显幼儿时是得不到母爱的，恐怕父爱得到的也不多，故对社会①转引自林秉贤著《管理心理学》。的信任感极差。当时又遇到上官仪被杀,21岁时李弘被杀。失去母爱,专制型的家教，一连串的被杀事件，使中宗情绪不定，又带有反抗与屈从兼备的矛盾心理,所以中宗即位，马上便升迁其岳父韦玄贞为宰相。当顾命宰相裴炎提出反对意见时，他竟说:“我要把天下都给韦玄贞，又有什么不可，何况一个侍中呢?”这是一种扭曲的反抗精神。这种扭曲的反抗，使他丢掉了皇位,被幽禁了18年。再次复位后，又由反抗变成顺从，一任韦氏所为，最后命丧他人之手。睿宗李旦生于662年，比中宗李显小6岁，幼年时父亲生病，母亲忙于政务。15岁时李弘死，18岁时李贤废,22 岁时李显又废，同胞兄弟四人，三人皆遭母算计。初登皇位，他就不感兴趣，被软禁起来，还噤若寒啴。在儿子和妹妹的帮助下，二次登基，也无雄心。第一年听任李隆基所为，第二年听任太平公主所为。最后导致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火并,退位称太上皇，了却残生。而玄宗与宪宗则不然。玄宗李隆基生于685年，是武则天刚刚平定了徐敬业叛乱，调整了宰相班子，政权稳定时期。其父早已软禁在宫，与其妻、妾相安生活，父爱尚浓。其母窦氏，岀身于名门，循礼则，故幼年有良好的双亲保护，所以对社会充满了信任感。因此能奋发有为，有解救大唐危难之志向。做皇帝能充分信任姚崇、宋璟等贤人、能人，使天下大治。宪宗生于777年， 2岁时其祖父德宗即位为皇帝。其父顺宗李诵为太子18载，满有时间尽其父道。故幼年的宪宗受父母保护，养成了对社会的信任感，所以即位后有魄力削平藩镇,能充分信任人，用人纳谏，明察不惑，从而造成了中兴唐朝的气势。
  其三，认知失调导致处世态度改变。
  心理学家弗斯汀格在研究态度改变理论时创造了认知失调理论。认知又称认识。认知失调理论以认知元素作为基本单位。认知元素是个体认知结构中的基本成分。个体的认知结构由许多有关环境、个人及个人行为的知识、观念、观点、意见、信念等组成,而知识、观念、观点、意见、信念等又都是认知元素。各认知元素之间有的相关，有的不相关。两个认知元素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协调、不协调、不相关三种。以皇帝为例：认知元素A：要做皇帝。
  认知元素B：要以天下为己任，戒奢勤奋，广任贤良,虚怀纳谏。
  认知元素C：个人享乐至上。
  认知元素D：求长生不老。
  认知元素A与B是协调的，认知元素B、A与C是不协调的。许多皇帝都想寻求长生不老之术，谁也未找到，却误食仙丹， 中毒而死。D与皇帝寿命有关,而与皇帝政绩无关。因此认知元素A与D是无关的。对一个人来讲，两种认知元素之间协调则易达到目的，实现个人的价值。两种认知元素之间不一致叫认知失调，认知失调就会有不愉快或有紧张的感觉，因而会产生驱使个体解除这种不协调状态的动机。解除或减少不协调状态的办法，多是改变某种认知元素，或强调某一认知元素的重要性，使其它元素间的不协调关系趋于协调。如认知元素C,个人享乐至上，与认知元素A不协调，可以将C改变为有节制的享乐或者以国事为重，也可以将A改变为不当皇帝当王公。享乐是人之所欲,不克制，必纵欲奢侈，有为的皇帝如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都注重用贤人虚怀纳谏，从而在某一时期做到节欲而天下治。但封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除非个人考虑到民意,愿意纳谏外， 否则无人可以约束他。因此历代明君几乎都是先俭后奢。唐太宗多少能克制自己，晚年虽开始奢侈，但尚不过份，未酿成大祸。唐玄宗奋发有为，与群臣共创了开元盛世后，竟纵情声色，怠于政事，竟想把国政委任给李林甫，从而使认知改变为不当皇帝图享乐。宪宗本也是一代英主，但在完成自己的辉煌业绩之后，忘乎所以，逐步骄奢放纵起来。罢免贤相裴度，信用小人皇甫湜、令狐楚，佞佛贪财，又求长生不老之术，政事荒废,被宦官杀死。太宗、玄宗、宪宗三位英主先俭后奢，损失虽程度不一，但性质相同，究其因，盖封建专制王权的独尊性所至，故无约束，则不能使君主善其终，完其节也。
  宦官仇士良退休回家时曾对送行的诸官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阐外事，万机在我， 恩泽权力欲焉往哉?”①仇士良说出了另一认知失调公式，即在外力诱惑下，使皇帝只知玩乐，不做皇帝之事。皇帝政事一任奸臣、宦竖所为，穆宗李恒游猎无度，赏赐无节，不问政事,信任宦官王守澄等小人，用奸相元稹、段文昌，当政四年,使宪宗一朝的成果毁于一旦。敬宗李湛更是个浪荡公子，使穆宗朝的混乱更加严重,文宗想除宦官，但用人不当，又成为宦官的囊中之物。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是人之常情。君信任臣，臣忠于君，是一种认知协调。但是阴谋家、野心家却不讲信用，唐玄宗对安禄山宠幸无比，直到反叛时，唐玄宗还不相信真有此事。这种打击对玄宗太大，对其后代几君主影响也大。安史之乱时肃宗45岁， 代宗29岁，德宗13岁。对玄宗与安禄山的关系，肃代德三帝应该是耳闻目睹的。因此，对君信臣，臣忠君,这种正常的认知统一产生怀疑,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猜忌心理，具体表现为猜忌功臣， 安抚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功越高,皇帝疑心越大，反而用降将、宦官等限制功臣。这种认知失调导致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长期存在。
  大唐天下289年，天宝前算是上升期，天宝以后，国势日益衰落，顺宪中兴，略有挽回。穆、敬、文三朝20年,加剧了大唐衰①《新唐书•宦官上•仇士良》。第六章洋洋大唐，李氏天下187败,虽经武、宣二帝再奋，也已无力回天了。
  四、命运坎坷的皇子公主们1.皇子略况大唐王朝有皇帝20人，唐制：“皇后而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是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是为九嫔。婕妤、美人、才入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①一个皇帝有百余个妻妾嫔妃，故子女甚多。史载,高祖李渊有子22人，太宗李世民有子14人,高宗李治有子8人，中宗李显有子4人，睿宗李旦有子6人，玄宗李隆基有子30人，肃宗李亨有子14人，代宗李豫有子20人,德宗李适有子10人,顺宗李诵有子23人，宪宗李纯有子20人,穆宗李恒有子5人,敬宗李湛有子5人，文宗李昂有子2人,武宗李炎有子5人,宣宗李忱有子11人,懿宗李漼有子8人,僖宗李億有子2人，昭宗李晔有子8人，哀帝李机未成年而亡，无子，总计20位李姓皇帝,有皇子217人。
  在217位李姓皇子中，有政绩者仅有11人而已。
  高祖第十二子李元则，折节励引，颇著政声。
  高祖第十三子李元懿，好学，数断大狱，甚有平允之誉。
  高祖第十四子李元轨，多才多艺,抵御突厥有功，礼贤下士， 屡屡上书陈述时政得失，但在高宗时却因反对武则天而被杀死。
  高祖第十六子李元庆，在刺史任上以政绩清闻，事母谨孝。
  高祖第十八子李元名，性高洁，为刺史以善政闻，在武则天时被丘神勣杀死。

①转引自林秉贤著《管理心理学》。 ①《新唐书•宦官上•仇士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