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治父子怯懦无能,李隆基夺位盛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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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历代李氏望族》 图书
唯一号: 131020020210000949
颗粒名称: 2.李治父子怯懦无能,李隆基夺位盛又衰
分类号: K810.2
页数: 10
页码: 148-157
摘要: 本文讲述了李治父子怯懦无能唐太宗时长孙皇后有三子,初立李承乾为太子,李泰与太子承乾争皇位,李治在为太子时即钟情于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将已削发为尼的武则天接回宫中。武则天不惜杀女诬陷王皇后,李治竟随武则天之欲,贬斥了许多反对武则天当皇后的大臣,武则天亲信李义府、徐敬宗被擢为宰相,李治这时感到武则天太专横,武则天得其在皇帝身边的亲信报告后,李治竟将废后之事推给了上官仪,上官仪成了李治反控制的牺牲品,武则天竟垂帘于后协助高宗理政,三子李显于其父李治病逝后即位。裴炎将此事告知武则天。
关键词: 夺位 唐太宗 李氏望族

内容

(1)李治父子怯懦无能唐太宗时长孙皇后有三子,初立李承乾为太子,李承乾不谨慎,李泰与太子承乾争皇位,〓蚌相争渔人得利,性情温和而天赋不高的李治当了皇帝,是为高宗。高宗执政,谨守太宗治国路线,也无什么特殊作为,在太宗时的老臣辅佐下,政局平稳,然而在皇后问题上却给李氏家族带来了灾难。李治在为太子时即钟情于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即位后不久,将已削发为尼的武则天接回宫中。武则天在太宗时当才人12年,从14岁到26岁寂寞地在宫中度日。太宗驾崩,却又削发为尼,强烈的压抑感压出了武则天奋斗不息、残酷无情、刚毅果断的性格。武则天不惜杀女诬陷王皇后,又以美色加聪明能干控制了李治,李治成了武则天手中之物,竟不顾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反对,让武则天戴上了皇后桂冠。武则天初当皇后,对李治百依百顺,但却暗中活动,排除异己,组织了以李义府、徐敬宗为核心的统治中心, 逐渐控制李治。李治竟随武则天之欲,贬斥了许多反对武则天当皇后的大臣,如宰相褚遂良以“谋不轨”一再贬斥,死于外任。在武则天授意下,徐敬宗编造朋党案,将长孙无忌扯进去,先予以贬斥,后逼令自杀,贞观时代留下来的元老大臣除李世勣外,大部分被罢免或疏远。武则天亲信李义府、徐敬宗被擢为宰相,武则天集团控制了朝廷,控制了李治,并且将亲信安插在皇帝身边。李治这时感到武则天太专横,想反控制,支持宰相上官仪掀起废后风波,并命上官仪草拟了废后诏书,武则天得其在皇帝身边的亲信报告后,立即到李治身边申诉,李治竟将废后之事推给了上官仪,上官仪成了李治反控制的牺牲品,从此李治附首贴耳,一任武则天所为。武则天自14岁入宫,熟悉朝政,在为皇后之前,即参与朝政。显庆五年(660)冬,李治开始生病,头痛脑晕、两眼模糊,难以主持日常政务,故上朝时往往委托武则天代为处理。武则天生性聪明,又有很好的文史修养,对朝政处理得体。664年,上官仪废后风波平息后,武则天竟垂帘于后协助高宗理政,朝廷内外恭称“二圣”。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683年李治病死为止。李治从649年四月登基,时年22岁,至56岁病死,当政 34年,而实际上在长孙无忌等元老大臣辅佐下,独立当政仅14 年,在武则天控制下当傀儡皇帝20年。武则天四子,长子李弘 24岁时暴死,次子李贤文才高妙,却因母子感情不好,以谋反罪被杀。三子李显于其父李治病逝后即位,是为中宗,时年28岁。但快进入而立之年的李显却不谙政事,一上任即将其岳父韦玄贞由一个小小的普州参军升为豫州刺史,接着便要再拜侍中,当宰相,引起了宰相裴炎的坚决反对。年轻气盛的中宗皇帝却气哼哼地说:“我把天下都给韦玄贞也没有什么不可,何况一个侍中呢?”裴炎将此事告知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召集百官到乾元殿,将才当了两个月的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先徙往均州(今湖北十堰市),后徙房州(今湖北房县)。李显被废,其弟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李旦一向怯懦,举行仪式不久,即被母后武则天软禁起来,武则天临朝称制,处理一切政事,没有母后谕旨,李旦不能随意出入宫廷,李旦名为皇帝,实为囚徒,整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武则天大肆杀李唐宗室和王公大臣,准备篡唐称帝时, 李旦为寻求生计,违心地上表母后,要求赐姓武氏。公元690年, 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称神圣皇帝,将李旦降为皇嗣,赐姓武氏,迁居东宫。这时武承嗣想争皇嗣,几次加害李旦,先是诬告李旦的皇后刘氏和窦氏诅咒武后,武则天将刘、窦二氏凌迟处死。后又诬告李旦隐蓄异图,有谋反之心。武则天令酷吏来俊臣逮捕李旦左右的侍从,严刑逼供,逼其侍从承认李旦谋反,太常乐工安金藏为证明李旦确无谋反之心,在廷堂剖腹明心,以死劝谏武则天,武则天才醒悟,了结此冤案。但从此李旦心灰意冷,请求放弃皇嗣,后在狄仁杰等劝谏下,于698年三月迎立已废为庐陵王的李显为皇嗣,允李旦废皇嗣,被封为相王。
  神龙元年(705)初,武则天病情恶化,身边只有男宠张易之、 张昌宗兄弟二人,宰相、太子难得见女皇一面,诏令皆出自二张之口。为避免假传圣旨篡帝位,宰相张柬之、崔玄联络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进宫,杀死二张,迫武则天返政太子。705年正月二十日,唐中宗复位,年近50岁的李显登上阔别了 18年之久的皇位,武周帝国宣告结束,史称神龙革命。
  李显下野18年,失魂落魄,其妻韦后常以将来会有岀头之日开导他,他也常对妻子发誓说:“有朝一日,若能重见天日,将满足你的愿望和要求。”李显复辟,册立韦氏为皇后,韦后也想满足其权力欲。中宗在御座听群臣奏事,韦后在帘后听政,中宗懦弱又无任何治国思想,也巴不得韦氏扶持,因此对韦后言听计从,中宗又成了傀儡。韦后时年刚过40岁,又与武三思勾搭成奸,韦后有女皇的野心,却无武则天的政治才干,武三思在武周朝掌大权,有政治经验,于是韦氏与武氏联合掌握了中宗朝政大权,张柬之等人却糊涂地要求中宗杀武三思,然中宗却视武三思为知己,将张柬之密陈杀武之事告知武三思,武三思、韦后竟将神龙革命的五功臣张柬之等流放,并于流放途中杀死。张柬之等被杀,武三思专权,又与原武则天的心腹笔杆、中宗秘书、年约 40余的上官婉儿私通,后宫淫乱。中宗之第四女长宁公主、第七女安乐公主又纳贿卖官,朝廷政治极度腐败。突厥也趁朝乱发动进攻,进入唐境,大唐国威一落千丈。面对这种情况,太子李重俊联络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击毙武三思及其同党,韦后与上官婉儿挟持中宗躲到玄武门楼上,中宗听从上官婉儿之计, 悬赏杀死了太子和李多祚。太子和李多祚被杀后,中宗和韦后等整日沉湎于享乐奢靡之中,中宗大肆建造佛寺,韦后养着男宠马秦客和杨均。韦后想当女皇,其女安乐公主也想当女皇,二人合谋毒死了中宗,立16岁的幺子温王李重茂为皇帝,韦后临朝称制,韦氏家族控制了禁军和台阁尚书省要职。但韦后感到要易天命,最大的障碍是相王李旦及其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韦氏家族便密谋除相王李旦等。在这关键时刻,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也密谋杀韦氏家族,李隆基率羽林军万骑攻入皇宫,将韦氏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废李重茂,拥立相王李旦重登皇帝宝座。李隆基有讨逆拥立之大功,但却是李旦第三子,李旦长子李成器(后改为李宪)让贤给弟,从而立李隆基为太子。李旦二次为帝,根据李隆基建议,任命姚崇和宋璟为宰相,姚、宋二人精心辅佐,裁减冗官,整修纲纪,朝政出现一派振兴气象。但是不到一年,朝政又出现了麻烦,太平公主之所以支持李隆基,是想立睿宗,然后夺权当女皇,当立精明强干的李隆基当太子时,她是反对的,故睿宗当政,她积极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与李隆基展开激烈斗争。李旦力图在其妹太平公主和其子李隆基之间搞平衡,第一年听李隆基之言,太平公主与李旦软缠硬磨,第二年便将姚崇、宋璟罢相,任命太平公主党羽窦怀贞等四人为相,公主派在宫中占了上风。李旦想搞平衡又难平衡,早已对皇权索然无味的睿宗皇帝李旦想及早传位给李隆基,却遭太平公主反对,干是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下制书说:“凡政事皆由太子处理,然后再上奏。”李旦越想早传位给太子,太平公主越痛恨,越想及早除掉太子李隆基,于是姑侄二人矛盾激化。713年7月3日,李隆基获悉太平公主及宰相窦怀贞要发动政变,于是抢先下手,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黜逐公主党,李隆基掌权,政局稳定,进入了开元盛世。
  (2)李隆基夺位盛又衰李隆基政变得皇位,基本上承袭了武则天时代的政局。武则天为了广收士人之心,扩大科举,多予拾遗补阙之职。同时她的用人路线是酷吏嬖臣监能臣治国,能臣如狄仁杰、姚崇、宋琛治国以忠,无隙可乘,酷吏常兴大狱,令人胆寒,诸武、男宠常兴风作浪,互相排除异己,能臣利用诸武、男宠、酷吏三者之间的矛盾,以求武则天支持治国安民之举,因此武则天以来,社会经济有发展,但冗官泛滥、法度常乱是武则天时代的一大弊病。自神龙元年(705)革命到先天元年(712)的七年中,皇宫又陷入权力之争之中,连换二帝,朝政几乎无暇顾及,人心也惶惶,国弱遭人欺,边境又不安,大片土地丧失。李隆基即位,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大堆问题,百废待举,首在整顿吏制,收复失地,发展经济。
  唐太宗时重视谏官作用,凡与宰相议事,都让谏官与史官参加,以引古讽今,匡正纠违,武则天任命了许许多多“拾遗”、“补阙”之类的谏官,却作摆设,与许敬宗、李义府等宰相议事,不允谏官、史官参加,政多私弊,不敢公开。唐玄宗即位,于开元三年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受”,一举裁汰了冗官数千员,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财政开支。接着又恢复太宗时期传统,除非特殊机密外,允史官、谏官参与宰相议事。
  武则天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为巩固地位,在人事制度上采用两手政策,一方面延用小人,以作为鹰爪和耳目,另一方面广延人才以治国。为广延人才,他提倡科举,又增加进士名额。在武则天和唐高宗统治时期,共录取千余名进士,平均每年20余人,比贞观时期增一倍。她开创了武举、南选、试官、殿试的先例。武举即招考有武艺之人,“南选”是专设名额录取岭南偏远地区人才,殿试即对科考的贡士在宫殿由她本人面试。试吏、殿试在汉代即有先例,武则天推行得更得力,故史书上讲武则天开试官之始,殿试成了科举考试中的最后一级考试。自唐朝立国,到高宗去世武则天临朝称制的683年,唐朝已度过了 65个春秋,晋阳起兵时的20岁的小伙子也已是80多岁老翁,不死也退出了政治舞台,因此朝中已无立唐时的元勋。一般一个人最有所作为的时期是在30-60岁之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30年为一代人的含义。每一代人有不同的思维,也有不同的用人方法和用人标准。可以说唐朝第一代人是元勋执政,这些人知道政权来之不易,工作尽职尽责,生活克勤克俭,这就是高祖、太宗时情形。第二代仍受着第一代的影响,少数功臣元勋仍旧执政,其子女居高位者不少,这就是高宗时期情形。到武则天时代,已进入第三个 30年,按照“富不过三代”的规律,功臣之后大都腐朽而不可用, 武则天便对李氏宗室和功臣勋旧子女大加清洗。功臣勋旧之后不可用,李氏宗室不可用,魏晋以来的门阀已腐朽,也就是说原来以关陇集团为骨干的统治基础已破坏,那就要建立一个新的统治基础,这个新的统治骨干的来源只有靠科举,所以自武则天以来扩大了科举取士,玄宗时的名相除姚崇非进士出身外,宋璟、张九龄、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不是进士及第,便是明经及第。玄宗后期听信李林甫谗言,想任用目不知书的牛仙客为宰相,便遭到宰相张九龄等人的非难。因此,唐玄宗沿用武则天以来的用人路线,并在前期选人用人较成功,使贤人在位。武则天任用酷吏在于震慑异己,因此讲不到有什么么严格规范的官吏考核制度,唐玄宗重视选拔任用官吏,更重视考核,奖惩官吏。玄宗认为郡县是国之本,即位之初曾对县官亲自出题考试,了解应考者是否通晓治国之道,凡考试优者即可任用,劣者即罢免。开元四年组织了一次县令考试,其中被淘汰者45人。为搞好吏治,玄宗亲自颁布《整饬吏治诏》,对地方官一年一考核, 有功者升,有过者降。营州都督宋庆礼屯田有方,民人殷富,擢升为御史中丞;刺史裴景先,非法聚敛5000匹绢,玄宗下令处死。
  唐贞观之治时的经济发展,靠的是均田制。均田制推行的基础一是皇帝控制着大批无主荒地,二是政权建立之初,人心思治,政治清廉,少土地兼并之害。到武则天时代,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政府难以按足数授田。唐武德七年(624)规定,18岁以上丁男,每人授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史载武则天时,江西彭泽,“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①唐敦煌户籍残卷记载了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余善义、张玄宗、曹仁备等八户授田数,余善义一户授田最多,其授田亩数仅是应授田亩数的 1.9%。与授田不足并行的是富豪巧取豪夺,大肆吞噬田产,高宗永徽年间(650 —655)“豪富兼并.贫者失业”②严重。许多均田农民为求生存,只好将土地交给豪强,到豪强地主家中当荫客,由国家的编户齐民变成了豪强荫庇的逃避国家赋税的荫户。与此同时,武周、中宗、睿宗都信佛至甚,在全国各地大设寺院,“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③豪强兼并,横行乡里,荫户、僧人逃避赋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了财政危机。玄宗为缓解财政困难,采取了以下措施:其一,支持官吏整治不法豪强。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抢夺民田,玄宗对王仙童依法惩治。玄宗下令在开元九年(722)至十三年(725)开展检田括户运动,该运动使中央增税18万,从而一度制止了荫户和兼并现象的蔓延。其二,抑制佛教发展。唐玄宗于即位的第二年即下令裁汰天下僧尼,当时全国各地还俗者1. 2万人。唐玄宗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佛经,禁止贵族官员与僧尼交往,使佛教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抑制了僧人逃赋税和僧院浪费资金现象的发展。其三,劝课农桑。在开元年间,玄宗重视兴修水利,全国共建50大项水利工程,在一部分地区保障了水利灌溉,提高了农业产量。农业的丰收,出现了“公私仓廩俱丰实”,“齐纨鲁缟车班班”的繁荣景象,史称开元盛世。
  由于神龙革命以后,朝纲混乱,使边塞又造成危机,玄宗即位时,西域的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唐安西都护府四旗之一),北方的云州(今山西大同)以北以及辽西十二州,都已被突厥、契丹奴隶主贵族占领,玄宗采取各种措施整顿军旅,于开元五年收复辽西十二州,开元二十七年攻陷碎叶城, 重建安西都护府,重震国威。
  自唐玄宗即位后,励精治国,用贤人,重吏治,发展经济,靖边图强,出现了封建时代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这时的玄宗已当了 20多年皇帝,年近花甲,歌舞升平令其陶醉,直臣们喋喋不休的谏诤,国家繁多忙乱的政务令其厌倦和不耐烦,老皇帝想找一个顺从意旨的人作宰相,以使自己纵情娱乐享晚年。这时唐宗室之后李林甫正投机钻营想寻主子,先是求其亲戚、进士岀身的宰相源乾曜提拔,源宰相素厚李林甫。后又通过关系巴结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想以拥戴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太子得武惠妃信赖,从而达到升官的目的,此举果然有效,从此,武惠妃宠信李林甫。这时高力士正受玄宗信任,高力士本系武三思家奴,而武三思之女又与李林甫有旧情.于是李林甫与高力士结好,求其媚言。时宰相韩休与萧蒿有矛盾,韩休直率爱上谏,常受玄宗指责. 想请人从中斡旋,既使玄宗满意又不受制于萧蒿,于是推荐李林甫任宰相,武惠妃也吹起了枕头风,高力士又借机吹风,不久即将李林甫从国子司业之小吏职位上擢为黄门侍郎,又擢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之ー,与张九龄等名相同列。张九龄等不知玄宗心思,尚一味为国亢直上谏.越上谏玄宗越讨厌。李林甫摸准了玄宗心理,以顺从玄宗心意为办事方针.从而使皇帝感到张九龄专权,而李林甫不爱权不专权,于是罢张九龄宰相,用李林甫为中书令,自此李林甫独掌宰相之权,以皇上之意行事。同时李林甫又嫉贤妒能,天宝元年(742)的科举考试,李林甫竟不录取一人,却对皇帝说这是“野无遗贤”,李林甫专权, 蔽皇帝之目,塞玄宗之耳。开元二十四年(736),56岁的玄宗又将22岁的儿媳——武惠妃之子李瑁之妃杨玉环接入宫中,朝暮相处,贪恋床第之欢,无心留意于政务,由开始放任李林甫办理政务,发展到公开委政于李林甫。这点连李林甫的推荐人高力士都为皇帝担心,对玄宗说:“天下权柄,怎能轻易给人呢?他若养成权势,一旦有变,谁还敢说个不是呢?”然而唐玄宗李隆基为纵情于与杨玉环的声色享受,却不愿理朝政。李林甫杜绝言路,谏官上书,先经李林甫,视其好恶再上奏,使皇帝再也听不到逆耳之忠言。李林甫为保住其位,一方面结好唐玄宗信任的宦官高力士以迎合上意,一方面又妒贤嫉能,排除异己。他怕忠厚持重的边关大将入朝为相,夺其专宠,提议让胡人为边关大将,因为胡人文化水平低,虽有战功,但无能力理朝政。唐玄宗也对足智多谋的边关大将存有疑心,一拍即合,任命了一批胡人如安禄山、 哥舒翰、高仙芝等为边关大将。哥、高二人尚且忠勇,唯安禄山有野心,由小军官至天宝元年(742)升任平卢节度使(治所今辽宁锦州市西),到天宝十年(752),又兼范阳(治所今北京)河东(治所今太原)节度使,他用欺骗、献媚、贿赂等手段取得了玄宗的信任。李林甫病死以后,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任宰相,杨国忠本不学无术,为宗党所鄙视,而且也从未想过做高官,却因杨贵妃受宠之故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也想利用高官好好地享乐一番,因此便又沉湎于酒色之中,从而朝纲更混乱。在李林甫当权时,许多人都已看出安禄山必反的征兆,张九龄指出将来乱幽州者必此胡雌,不杀必生后患,名将王忠嗣、太子李亨都言安禄山必反,唐玄宗对此一概听不进去,反而一味满足安禄山的要求,从而使安禄山羽翼丰满。杨国忠为相,又嫉妒安禄山恩宠特深,派门客搜集安禄山的阴私,并贬斥安禄山亲信的官职, 想激怒安禄山,使安禄山失态,从而在玄宗面前失宠,求得个人专宠。安禄山本想在唐玄宗死后再反叛,杨国忠的激化,使其提前谋反。天宝十四年(755)11月9日,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 在范阳起兵叛乱,挥军南下,直指长安。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至长安,唐玄宗初以为是谣言,后证实消息确凿后,才委派当时在长安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赶至洛阳,让大将高仙芝率军东向御敌。封常清足智多谋,高仙芝能征善战,但却率乌合之众,封、高二人抵御不住,退守潼关。但玄宗又听信宦官边令诚谗言,将封、 高二将斩杀,派大将哥舒翰到潼关御敌。哥舒翰患有中风病,也准备屯兵潼关,以寻机出兵,但玄宗又听信杨国忠谗言,逼迫哥舒翰出兵决战,结果哥舒翰兵败被俘,潼关失守。72岁的老皇帝唐玄宗慌了神,带着杨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宫中近侍及几个大臣,仓皇向西南而逃,想去蜀地避难。第二天走到马嵬驿(陕西兴平西),愤怒的军士杀死了杨国忠,又逼皇帝缢杀了杨贵妃,唐玄宗如惊弓之鸟,带少数人逃亡成都。太子李亨在录武即位,挑起抗击叛军大旗,于758年初收复两京,玄宗才由成都返回长安, 先住玄宗自己当太子时的宫殿兴庆宫,因多和臣下接触,遭太子猜忌,宦官李辅国在李享的赞同下,强令玄宗李隆基搬进太极宫。玄宗在太极宫郁郁寡欢,生活二年有余,便悲惨离世。
  唐玄宗自713年当皇帝,至756年太子李亨即位,他失去皇帝位,实际在位43年。736年武惠妃去世,纳杨玉环为贵妃,在此以前的23年属励精图志期,尚算明君,在此以后的20年沉湎于酒色之中,属昏君期。从756年到762年的6年,玄宗下野,惨度晚年。一个皇帝前后判若两人,使一个唐王朝急转直下,由盛而衰,这在中国所有皇帝中是最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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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李氏望族

《历代李氏望族》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文讲述了家族史、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但是,并非所有的家族都能雇历史上留下较深的家族印记。大浪淘沙,风云流散,只有那些人才相继,名流辈出,从而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产生过较长影响的家族,才有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较为丰厚的家族文化积淀(如至少在历代正史、稗史、州县方志、谱牒文集中存留着较多的可供研究的资料)。这样的家族,就是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一门望族史或变幻着历史风云,或凝结着人世沧桑,或负载着文化的传继,其丰厚底蕴,决定了其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学术界以往对名门望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宏观分析上,和对该时期个别门阀望族的“个案研究”上。而对其他时期的名门望族,尤其是门阀制度崩溃之后的宋元明清时期的望族研究,除30年代潘光旦先生的《明清时期的嘉兴望族》和近年来少数几篇论文外,总体上还较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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