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党和中央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畲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畲族的民族成分得到了国家的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在政府的推动下，畲族研究深度、广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大致来说，根据研究内容和导向的特点，可以将新中国的畲族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以民族识别为导向的畲族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突出地表现为鲜明的目的性，即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提供理论依据。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族成分和族称十分混乱。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竟多达400多个。为了解决这种混乱现象，弄清这些族称是否是单一民族或是某一民族的分支，以更好地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大批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开始又由全国人大、民委牵头进行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这两次调查延续的时间都很长，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地区的民族识别还在陆续进行，如贵州东家人的畲族成分，便是到1996年才得以确认的。但总体上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民族识别是人民政府领导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族工作，它较科学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构成，在中国是一大创举，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族识别问题，这是中央为民族识别而派出的第一支民族识别调查队。通过调查，认定畲族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之后又通过多次民族识别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不仅确认了畲族作为独立民族的族称，恢复了畲族群众的民族成分，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民族志调查资料。这些民族志资料不仅成为后来编写“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的重要素材和依据，也成为新中国畲族研究的起点。
  在民族识别的社会大背景下，在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也基本集中在畲族的历史、社会形态和凸显畲族特征的畲、汉文化上。关于畲族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便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第二阶段大致是1980年至今，为多元化的畲族研究阶段。与第一阶段相对单一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不同，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不仅参与的人数众多，视角多样化，研究成果丰硕，观点的碰撞也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点。
  从研究成果来看，与第一阶段以调查报告和民族志为主体的研究成果不同，这一阶段呈现出学术著作、民族志、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共同繁荣的景象。出现了不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著作，如《中国民族大观·畲族卷》《畲族音乐文化》《闽东畲族文化全书》等，都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力作。这个阶段学者深入畲区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和民族志著作也相当丰富，如石奕龙、张实主编的《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龙远蔚等的《福安市：畲族卷》，雷弯山主编的《丽水地区畲族志》，蓝炯熹总纂的《福安市畲族志》，蓝纯干主编的《宁德市畲族志》，等等。畲族的文史资料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成绩斐然，如雷阵鸣、雷招华主编的《畲族叙事歌集萃》，蒋风、陈炜萍、陈华文编的《畲族民间故事选》，游文良编著的《福安畲族方言熟语歌谣》，陈永成主编的《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朱洪、李筱文主编的《广东畲族古籍资料汇编》，丽水、景宁等各市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畲族专辑》，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十分丰硕，在1980～2010年间，仅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畲族主题的论文就达1900余篇①，其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这一阶段畲族研究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先后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畲族史学、畲族文化、畲族地区经济学术研讨会，出版发行了多部学术研究文集。
  从研究的内容来说，第一阶段关于畲族社会形态与历史的民族识别主题仍然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研究内容，并通过民族识别，恢复了闽西、闽南、赣南、黔东南等地畲族群众的民族成分。民族史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民族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如吴永章的《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谢重光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对畲族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与过去面面俱到的民族志式研究不同，出现了不少专题性的高水平研究著作，如蓝雪霏的《畲族音乐文化》、蓝炯熹的《畲民家族文化》、游文良的《畲族语言》等。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畲族医学）也取得了突破，如陈泽远、关祥祖主编的《畲族医药学》，雷后兴、李永福主编的《中国畲族医药学》，林荫生、王健民编的《畲族拳》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力作。同时一些区域性的畲族文化研究也十分活跃，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地方性畲族文化研究论著与文集，如雷必贵的《苍南畲族的源流与分布》，潮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编著的《潮州凤凰山畲族文化》丛书、宁德市组织编写的《闽东畲族文化全书》，朱洪、姜永兴著的《广东畲族研究》等，都展现了相当的实力。此外，过去很少被人关注的关于畲族的教育研究、畲族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畲族的文化旅游的研究等等，都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发表了不少颇有新意的作品。
  在学术观点上，这一阶段有几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关于畲族的族源问题，至今仍处于探讨之中，并在“武陵蛮”说、“东夷”说、“南蛮”说、“越人后裔”说等传统论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肖孝正、钟玮琦等通过大量的畲族族谱的研究和比较后，提出畲族来源于“河南夷”的观点。谢重光则反对单一族源的观点，提出多元一体新说，认为畲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其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畲而被畲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这些观点的提出，使畲族的族源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二是关于畲族图腾盘瓠的性质问题。传统的观点一致认为畲族图腾盘瓠就是神犬，畲族的图腾崇拜上就是犬崇拜。在大多数地区的畲族祖图中，盘瓠也是以犬的形象出现的。但近年来一些畲族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钟玮琦通过考证认为盘瓠不是畲族的图腾崇拜，畲族崇拜的始祖是龙麒而不是盘瓠①；雷阵鸣也认为畲族崇拜的始祖不是盘瓠，狗图腾是汉族统治者和文人扣到畲族头上的②，肖孝正更认为“‘畲族狗图腾’说是历史阶段的误会”③。对于这种质疑盘瓠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志超就认为“畲族文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又一个原因，是以盘瓠传说为核心文化特质的文化传承”，龙麒（或写作“龙期”）是对盘瓠（犬图腾）的“历史重塑”，“忠勇王”是对盘瓠的人格化升华，显示了畲族的文化智慧，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假如是出自文化的抵御而祛除盘瓠，那恰恰将畲族民间流传系统的并非‘犬’的盘瓠形态的传承阻断，变相地承认盘瓠系犬，因而忌讳。这样，使得忠勇王成为没有历史来源的文化英雄，使得大量书写着盘瓠的畲族历史文献处于尴尬的境地，使得畲族文化的核心特质面临着消解而导致一系列连带性的文化丧失”④。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畲族研究成果卓著，无论形式、内容还是学术观点上，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展示了畲族研究日渐繁荣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