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新中国的成立，为畲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随着畲族地区民族政策的逐步落实，交通的不断改善，教育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日益繁荣，各地方政府都对当地畲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并进行了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使畲族文化事业逐渐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第一节 畲族文化生存环境的变迁
  从史籍记载来看，畲族比较明确地出现在中国东南的历史舞台，是从隋唐之际开始的。那时畲族先民主要就聚居在闽、粤、赣一带的广袤山区。这一带尽管早有中原王朝活动的痕迹，如早在东吴时期就在今南安、晋江、同安等县境内设东安县，东晋时期又析东官郡之东设义安郡（后为潮州），在义安郡之东北设绥安县（今云霄），南朝时又在漳州境内设置了龙溪县（今龙海市）、兰水县（今南靖境内），但由于远离统治中心，加上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基本处于羁縻状态，中央政府在这里的影响十分有限，这里基本是被称为“蛮僚”“蛮”“峒蛮”“夷僚”的畲族先民的势力范围。因此，直至唐代，当大量内地汉人迁入这一地区时，这些受到挤压的“蛮僚”便经常“啸聚”为乱，给唐王朝在这一带的行政活动带来极大的困扰。
  在以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边地生活的时期，畲族先民“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为产业，刀耕火种，自供口腹，以木弩捕猎为生”，而且由于大山阻隔，当时畲民不仅不受政府的管束，与汉人的交往也十分有限，所谓“永免杂役，抚乐自安，代代不纳粮税，不与庶民交婚，不耕庶民田土”①。从其生产方式和民族交往来看，当时畲族的生产技术是十分落后的，生存环境也是十分艰苦。
  宋元时期，畲族居住区已经扩大到泉、潮、汀、漳一带，部分迁入闽东北山区。明清以后，畲族逐渐向浙南山区流动，之后又有部分畲民从浙南迁入安徽，并最终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关于迁徙的原因，其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方志中所谓“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率二三岁一徙”②，《潮州府志》也记载说畲民“有疫病，则焚其室庐而徙居焉”“贫不能存，则亡徙以走”，顾炎武也说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徒”③。然而，阶级和民族压迫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为了逃避封建徭役和租税的剥削，广东海阳县凤凰山一带的畲民“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赋”④。为了反抗压迫，畲族人民曾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在每一次起义被镇压后，都有大量畲民远走他乡。
  通过漫长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畲民与汉人之间的接触大大增多。在明清之后，出现一些民族融合的势头，如过去“不与庶民交婚，不耕庶民田土”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迁徙到闽北、浙南等地的畲民与汉人之间开始出现通婚的情况，浙南甚至出现畲民与汉人互认“谊父”“谊母”的现象。在浙南一带，迁入的畲民耕种汉族地主土地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然而，畲族的生存环境却并没有因为与汉人的接触、交往而得到根本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畲族居住地仍然以山区为主，交通闭塞的状况没有改变。在闽、粤、赣一带居住时，畲族先民就居住在山区。宋元时期，特别是明清以后，畲民大量迁居闽东、闽北、浙南，但这些区域的平地早为先到的汉人开辟，畲民只能继续“望青山而去”“依山而处”，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开山拓地，辟荒野为良田。艰苦的环境无疑锻炼了畲族人民勤劳、忍耐的开拓精神，但山区闭塞的交通，不仅造成了畲族经济上的极端贫困，显然也极大地制约了畲、汉民族间经济、社会和文化进一步深入接触与交流。
  二是虽然在长期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畲族从汉族那里掌握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但除了汉化比较明显的一些地区外，畲族的生产技术并没有明显的进步。最明显的证据是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材料中，关于畲民“出常挟弩矢以射猎为生”“刀耕火种”之类的记述仍然屡见不鲜。虽然方志的撰写中常不免有因循旧志的恶习，但如此频繁的类似记述，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因循”来解释，只能说明在不少地方，畲族的生产技术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仍保持着相当传统且原始的生产方式。
  三是在许多地方，畲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仍然明显，周边汉族对畲族的成见和歧视仍相当普遍。在闽东、浙南畲族聚居区，都曾出现过因汉人歧视畲民而起冲突的例子。这种成见和歧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所引起的，而究其原因，根本来说是由于畲族、汉族没有足够的交流和互动，就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因此，这一时期畲族的生存环境中仍面临着民族歧视的巨大社会压力。
  四是畲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元末明初开始，少数受汉文化影响显著的畲族地区，如闽、粤、赣交界地区，由于畲族、汉族之间的融合程度较高，民族歧视现象比较少见，畲族乡村和周边汉族乡村一样，出现了比较发达的私塾教育，甚至培养出了像雷鋐这样的理学巨擘。但在浙南、闽东一带，由于频繁的迁徙，直至清代前期，畲族地区的私塾、学堂教育显然还只是个别现象。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定居的畲族民众才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并开始延请汉族文人充当塾师，开展文化教育，培养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但显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除地处偏僻、经济贫困，不容易请到好的塾师外，无民族歧视和民族排斥更成为畲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突出障碍——钟良弼等畲族考生参加科举考试被逐出考场的事件①，就是当时畲族所受到的民族歧视和排斥的一个缩影。虽然后来钟良弼申诉成功，并考上秀才，但一个成功的反歧视案例并不能掩盖直至民国畲族学子在教育中仍受到歧视的事实。
  总之，自隋唐至明清的1000多年里，虽然在与周围汉人的既斗争又合作的互动过程中畲族社会也在进步，但由于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畲族的经济仍相当落后，直至同治年间，“处（州）之松、遂、云、龙诸邑，皆有之（畲民），习畋猎……佃耕以活”“……另编保甲，遇差徭县尉票致之，贫不能存，则亡徙以去”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结束也没有完全的改变。在大量畲民“贫不能存”的艰难生活情况下，畲族文化的发展也显得相当的缓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改变了畲族人民的生存环境，也为畲族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条件。
  一是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畲族人民的民族身份第一次得到了确认。通过民族识别，大批畲族群众恢复了民族成分。畲族地区先后成立了一个民族自治县（景宁）和45个民族乡，畲族人民备受歧视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使畲族文化能够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昂首于民族文化之林，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示其魅力，使畲族人民和畲族文化得以重拾信心。
  二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畲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和政府从资金、政策、人才等各个方面，给予畲族地区大力的扶持，如福建省在实施“年万里农村路网工程“千万农民饮水工程“‘六千’水利工程”“造福工程”以及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中，都对民族乡村予以特殊支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各地大力投资改善畲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使千年封闭的畲乡敞开了大门。在福建，近年来畲族乡村不仅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基本目标，过去普遍存在的“三通三不通”①的现象也大为改善，大多数畲族乡村都实现了路面硬化。一些畲族村还通了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仅促进了畲族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畲、汉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三是党和政府对畲族地区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首先把少数民族村的私塾、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小学，并在少数民族村落兴办公立小学，又先后在畲族地区创办了一批民族小学、民族中学。这些学校为畲族培养了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子弟，为畲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四是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保护和开发畲族文化的重要性，并先后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地方性的畲族文化研讨会。国家和地方政府也不断推出保护、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并对畲族文化的调查提供资金支持，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保护进行了科学的规划。这些文化研讨、政策、措施和发展规划，对畲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多方的关照和努力下，畲族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并在发展中不断开辟出新的领域。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发展中的畲族文化，正越来越散发出迷人的独特魅力。
  第二节 影视演艺产业方兴未艾
  对于畲族来说，影视演艺业无疑是其文化发展中的全新领域。新中国成立前，电影是大城市中的奢侈品，偏居深山的畲族人民甚至不知道电影为何物。尽管热爱唱山歌，但几乎都是自娱自乐，或用于礼俗交往。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成分得到确认，畲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了国家的重视，畲族的民族影视、演艺业由此作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有效手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
  一、歌舞演艺业
  生性开朗的畲族是一个酷爱山歌的民族，在婚丧喜庆、待客会友等日常生活中，他们习惯通过盘歌、对歌等形式，以歌代言、以歌表意、以歌娱情、以歌致思，唱山歌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因民族识别需要而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畲族调查组对畲乡盛行唱山歌的现象就给予特别的注意，并在社会调查研究成果《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畲族》《畲族风俗志》等著述中，都有进行重点的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畲族人民一向用于田间地头、婚丧嫁娶、待客会友、祭祖“做醮”等场合，或自娱自乐，或传神通灵的畲族山歌、巫师舞蹈，竟逐渐成为畲族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呈现在世人面前。
  对畲族歌舞的搜集、整理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1956年畲族民族成分的确定和之后一批民族乡、区的建立，给包括歌舞在内的畲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畲族民族乡、区的设、撤反复，使对畲族歌舞的搜集、整理基本停留于文字状态，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有畲族民歌的表演，而畲族舞蹈则因与“巫事”相连，被视为“封建迷信”，更是少有人敢去触及。“文化大革命”十年，畲族歌舞的整理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风给畲乡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给畲乡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畲族乡的建立和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成立，为畲族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畲族民族文化的搜集、整理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不仅学术界开始介入畲族歌舞的研究，文艺工作者也开始将畲族歌舞作为编排歌舞节目的素材，成为浙南、闽东等地一些地方性歌舞团的重要表演内容。畲族歌舞由此开始逐渐走出稿纸，以生动的、立体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1984年，由景宁县民族文化工作队改制而来的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成立。1988年，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在全国畲族人口分布最多的闽东成立。这两个县、市级以上专业艺术团队的成立，是畲族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畲族歌舞的继承、弘扬、发展和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和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以来，不仅在国内外舞台上演出了众多的畲族歌舞，使畲族歌舞艺术走出畲区、走出国门，大放异彩，而且艺术团、歌舞团的文艺工作者还深入畲族乡村采风体验，创作出了一批畲族音乐、舞蹈和歌舞作品，在全国性的文艺汇演、展演和专业性舞蹈比赛中荣获金奖、银奖等奖项。如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创作的畲族风情歌舞剧《畲山风》、宁德市畲族歌舞团与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作的《山哈·雅美》在2001年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双双荣获创作金奖，并分获演出金、银奖。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创作的歌舞剧《三戏赤郎》也荣获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一等奖。其他荣获省、市级奖励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正是由于它们在弘扬畲族文化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和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多次被授予国家级、省级“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群众文化先进集体”“民族团结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
  随着畲乡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大力扶持。近年来，畲族歌舞艺术团队的发展相当迅速。在旅游业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动下，许多畲族乡镇乃至民族村都建立了自己的歌舞团队，这些团队活跃在乡村民间，不仅丰富了畲族地区农村百姓的文化生活，丰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畲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弘扬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畲族风情旅游发展较好的畲族乡村，畲族歌舞更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特色内容之一，深受观众的喜爱。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畲族民族歌舞，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越来越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二、电影、电视业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放映成功之后，标志着电影时代的正式来临。1896年8月11日，法国商人在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内放映的“西洋影戏”，则是中国放映电影的开始。而1905年秋，由北京丰泰照相馆与京剧名角谭鑫培合作拍摄的京剧片断《定军山》则是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它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正式诞生。因此，尽管电影是西方传入的文化形式，但就电影业发展的起点来说，中国电影的发展几乎是与西方同步的。然而，尽管国人也在电影事业的发展中不断探索，但19世纪90年代年至20世纪20年代，外商在中国电影市场却占据了垄断地位。虽然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有所改观，但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电影基本上属城里人独享的新鲜玩意儿，尤其是城里达官贵人等有闲阶级消遣的玩意儿，对于世代居住在乡下、山区的畲族人民来说，那是十分遥远而陌生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提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工农兵要成为观影的主体，电影业随之发生了巨大变革。1950年，中央电影局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各地工会、各地文教机关、各地中苏友好协会培训了600个放映队的1800多名放映员，他们熟练地掌握了电影放映技术，携带新片奔赴全国各地的部队、厂矿、农村。此后农村电影放映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到1976年农村电影队增加到81367个，占全国放映单位总数的83％，达到了每个乡镇（公社）都有电影队。这些电影放映队定期到乡（公社）、村放映电影，给文化落后的乡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电影由此走进山乡，成为畲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电影成为当时山乡畲民最为喜闻乐见的事。
  20世纪80年代，不少畲族乡镇还建有专门的电影院，大大改善过去风吹雨淋露天看电影的状况。但进入8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大量年轻人进城打工，畲族乡农村的电影放映事业受到冲击，许多电影放映队被迫解散。进入90年代后，电影放映在畲乡再度成为罕见的事。这一涉及全国农村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98年“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开始实施，2006年这一民心工程进一步升级为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电影又重新回到畲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之中。
  然而，这时的电影已经不再是畲族人民唯一的现代文化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水电的普及，畲族乡电视、网络也逐渐普及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除年轻人这个电影的主要消费群体大量流出农村外，电视的普及也是导致农村电影放映业80年代末开始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与影视消费在畲乡蓬勃发展相对应的是，目前关于畲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却寥寥无几。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涉及畲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几乎都是宣传纪录片，文艺题材的作品一片空白。1982年，于石斌、洪平导演的《喜鹊岭茶歌》是第一部关于畲族题材的故事片，由此揭开了畲族题材电影的拍摄序幕。《喜鹊岭茶歌》讲述的是自学成才的汉族青年柳新泉帮助畲乡茶农科学种茶的故事，电影中演员的服饰、所演唱的山歌等等，都充满着浓郁的畲族特色，这是畲族文化第一次通过电影艺术的形式向世人展示，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经过20多年的沉寂之后，2007年导演姬诚与著名演员陈冲合作，爆发出耀眼的火花，一部《十七》将畲族风情题材电影演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十七》是一部温情脉脉的小成本电影，讲述的是一位17岁的少年离家出走的故事，这位名叫“十七”的少年在10岁的时候被母亲从城市寻回，但是“十七”不喜欢山野的生活，总是梦想着重新回到城市去，最终做出了离家出走的决定。整部电影在儿子与母亲走与不走这一冲突之间展开，将80后年轻人面临的母子冲突和亲情展现的淋漓尽致。整部电影人物简单，在舒缓温情的故事演绎中，将畲族少年“十七”的成长烦恼、寡母爱子的“霸道”和深沉、畲族风情的独特与鲜见，水乳交融地完美结合起来。影片中多次运用畲族歌曲这种形式，令人耳目一新，也充分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十七》放映后，在国内外反响相当热烈，广获好评，并赢得了许多的荣誉：2008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传媒大奖最佳女演员（陈冲）；入选新加坡《49年后的中国经典电影：青春献礼》电影展；参加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仅以一票之差，与最佳故事片擦肩而过；2009年获美国旧金山的Tiburonln-ternationalFilmFestival（蒂伯龙国际电影节）“费里尼奖”——最佳处女作电影及最佳处女作导演奖；中国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主角（陈冲）、最佳处女作导演（姬诚）两项提名；美国的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银奖”。
  《十七》的成功，似乎揭开了畲族题材电影的新时代。2010年，一部由南昌三鼎文化影视公司与中视威豪（北京）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作，体现畲族人民勇于建设新农村和近年少数民族跨越式发展的新影片《大天地》，已经通过文化部审定，剧组已在2011年初进驻江西省贵溪畲族乡开机。
  畲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引人入胜，可供拍摄的题材十分丰富。如畲族人民抗倭、抗日的光荣历史，闽西、赣南、闽东、浙南光辉的革命斗争史，“蓝氏三杰”收复与经营台湾的事迹，等等，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优秀题材。盘瓠传说、畲族机智人物故事等，则是动画影视的绝佳题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有关畲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屈指可数。因此，加强畲族题材影视文学的创作和演艺人才的培养，应该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三节 民族风情旅游大有可为
  作为华东地区唯一具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世居少数民族，畲族风情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日渐成为华东地区发展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的关注。尤其是在闽东和浙南，畲族风情游已成为当地旅游业的重要品牌，给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一、闽东的畲族风情旅游
  闽东是福建也是全国畲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这里所说的闽东，在地理范围上包括福州和宁德两个地级市。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福州市有畲族人口48152人，占福建省畲族总人口的1/8；宁德市有畲族人口17万，约占福建畲族总人口的49％。两者合计，约占福建畲族总人口的62％，全国畲族总人口的30％以上。
  闽东区域不仅是全国畲族最为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地质资源丰富。宁德市发展旅游产业在区位、生态等方面拥有许多优势，享有山海奇观、宗教文化和畲族风情三大特色旅游品牌。太姥山早在1988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屏南鸳鸯溪是全国唯一的鸳鸯与猕猴自然保护区，支提山、九龙漈瀑布群、柘荣东狮山、古田翠屏湖是省级风景名胜区，红色旅游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在福州，作为畲族主要分布区的晋安区的宦溪、日溪、寿山、连江、罗源一带，以良好的生态资源和山水景观著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仓畲族乡、霍口畲族乡的畲族风情旅游发展的有声有色，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前往游玩观光。
  为了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福州、宁德两市都着力把畲族风情旅游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旅游品牌，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和区域合作，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近年来，地处闽东的宁德市展开了大规模的旅游宣传促销活动，与温州、福州联手打造“两省三市”无障碍旅游协作区。随着福宁高速公路、温福铁路和闽浙沿海动车干线的贯通，旅游景区“一个半小时交通网”基本形成。交通条件的改善，大大优化了闽东地区的旅游环境，使旅游业逐步成为宁德市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每年的旅游黄金期，闽东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的人员达20万人次。“十一五”期间，全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270万人次，年均增长20％；国内旅游收入64.3亿元，年均增长25％。2005年，全市实现旅游业总收入24亿元，相当于全市GDP的6.5％。
  为了进一步推动闽东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十一五”期间，宁德市依托闽东苏区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加强配套设施建设，着力打造有吸引力的产品；做好木拱古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太姥山、白水洋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支提山申报国家级森林公园，临水宫申报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举办一系列旅游节庆，如太姥山国际母亲文化旅游节、白水洋文化旅游节、世界古廊桥文化节、中华畲都风情旅游节、中华鲤鱼文化节、陈靖姑文化旅游节等，树立闽东文化旅游品牌。在开发畲族风情方面，将建立畲族文化生态村，办好中国闽东畲族歌会，推出《五彩山哈》经典剧作。此外，将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构建吃、住、行、购、娱、游等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
  显然，闽东已将畲族风情旅游纳入其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整个旅游环境的改善，畲族风情旅游业必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浙西南的畲族风情旅游
  浙南是中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所在地，也是我国畲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其独一无二的畲族风情是我国华东沿海一带最具代表性的民族风情旅游线，同时其古朴的自然生态和清新怡人的气候环境，更是被人们称之为华东的“后花园”。多年来，畲族风情一直作为浙南旅游的重要品牌被加以开发，并形成了敕木山、封金山、浙西大竹海、雾溪江南畲族风情村和景宁山哈寨畲族风情旅游区等知名旅游景区，以古村落、古廊桥、民族风情、梯田、竹海、原始森林等多样化的景点，吸引着众多国内外的游者前来观光、探险。
  早在1999年，景宁畲族自治县就编制了全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并在2000年明确提出了“创畲乡生态优势，建风情旅游名城”的战略思想。2006年又对总体规划进行了重新修编，全县形成了以规划为龙头，立足民族特色，对旅游项目、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布局与开发，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关系的统一认识，提出了“合理开发、科学管理、持续发展”的思路。在总规划的指导下，景宁畲族自治县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各项功能，着力将景宁建设成为省内及华东地区有较大影响的新兴旅游强县。
  为了推动畲族风情旅游的发展，使旅游兴县的战略获得成效，近年来景宁县委、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为旅游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一是多角度、全方位地举办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活动，如2001～2004年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畲乡风情节，创作、排演了畲族舞台艺术的里程碑式作品——四幕畲族风情歌舞剧《畲山风》，并成立了畲族民间艺术团传播畲族歌舞艺术，举办了中华畲族服饰风格设计大赛等。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大力宣传景宁，提高景宁风情旅游知名度，树畲乡风情旅游品牌。
  二是不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努力强化硬件建设。近年来，景宁县编制了中华畲族园项目规划，加快了对区域内景区的投资开发。至2011年初，建设中的云和至景宁高速公路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3％，通景区公路都列入了县康庄工程规划，多个景区的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面景区工程都已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景区交通状况。
  此外，景宁畲族自治县还组织人力、物力，深入挖掘畲族历史文化，不断完善、提高现有旅游项目。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并在体制创新基础上，强化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探索与市场结合的新路子。正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景宁畲族风情旅游获得了快速发展。2009年7月26日，在北京“首届中国国际旅游文化品牌推广大会”上，景宁县获得了“中国国际旅游文化目的地”荣誉。2009年8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2009中外旅游投资高峰论坛暨建国六十周年旅游业成果颁奖盛典上，景宁畲族自治县以其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浓郁的民族风情、独具特色的畲族文化，再次获得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被推选为“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名县”，成为全国25个获奖单位之一。这些荣誉的获得，无疑是对景宁发展畲族文化旅游努力的一种肯定。
  三、各地畲族风情旅游存在的问题
  除闽东、浙西南外，粤东、闽西南、赣南、赣东北、安徽宁国等畲族分布的相关地区也都在跃跃欲试，不断营造气氛，强化基础建设，力图在旅游业中推出畲族风情品牌，一些地方的畲族风情旅游还在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些都说明，畲族风情旅游的未来发展是值得期待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前各地畲族风情旅游在热闹上场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困境。如各地畲族地区旅游点大多景区小而分散、旅游项目单一、可观赏性较差、配套设施和服务不完善、尚没有形成高品质的旅游产品等等，这些都大大限制了畲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如果不能适时进行跨区域的协作规划，各自为战、雷同而缺乏特点的畲族风情旅游势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未来旅游业格局中遭遇重重困难。因此，加强区域间的协调、规划和合作，结合各景区自身的优势，发展自成特色的畲族地方文化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旅游项目，打造跨区域的畲族文化旅游区，应该是畲族风情旅游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第四节 畲族研究成果日渐丰富
  汉唐以来，畲族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十分突出，成为活跃在中国东南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很早就引起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文人学者的注意，畲族也由此成为我国文献资料记载较为丰富的少数民族之一。从早期史书中语焉不详的简单记述，到后来方志和文人笔记中日渐详细的记载，再到近现代学者深入的调查论著，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识别为中心的畲族历史调查得以全面开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卓有见地的研究论文和专门著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畲族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型，不仅研究视角更广、更全面、更深入，还出现了一批本民族的研究学者。这种正在进行中的转型，必将推动畲族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畲族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前，文人学者对畲族的关注和研究，主要体现在四类文献中。
  一是正史。以《唐书》《资治通鉴》《元史》等史书为代表。这些史书或以“蛮僚”“蛮獠”，或以“畲民”“畲军”称呼畲族民众，所记载内容多是畲族地区发生的武装动乱事件，言辞简单，常常一笔带过。而且这些史书多从官方的立场出发，缺乏必要的调查，对畲民多有诋毁和歧视。因此，这些史书虽然对畲族研究能提供一些线索，但由于其记载太过简略，对我们了解早期畲族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并没有太大意义。
  二是地方志。明清以来的地方志，是研究畲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史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也是目前可资引证的最为丰富和可靠的文献资料。当时畲族聚居的各州、府、县的地方志，如《永春县志》《云霄厅志》《漳州府志》《汀州府志》《处州府志》《景宁县志》《福宁府志》等方志中，几乎都有关于畲族的专门记载。一些方志还收入了当时名宦的奏稿、著文，其中不少涉及到畲族的内容。虽然这些记载不免道听途说，甚至以讹传讹的信息①，但由于资料比较详细，对我们今天研究畲族的传统风俗及其变迁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是个人的笔记、杂文、文集之类。这些笔记、杂文、文集虽然主要内容不是为了专门记述畲族，但与畲族有着重要的关联，如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谢肇淛的《五杂俎》、熊人霖的《南荣集》、李调元的《南越（粤）笔记》、王守仁的《王阳明全集》、杨澜的《临汀汇考》等，都对畲族的社会、政治、生活有较详细的记述。尽管这些从个人视角进行的记述难免掺杂着私人情感和个人体验的色彩，但毫无疑问，与正史和方志相比，这些私人文献的记述更为详细和鲜活，成为畲族研究的重要资料。
  四是专门的畲族民族志。由于畲族的风俗习惯和服饰与周边汉人迥然不同，清末以来，其浓郁、鲜明的民族特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还深入畲区调查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详细的畲族民族志资料。
  代表性的作品有浮云（魏兰）的《畲客风俗》，沈作乾的《畲民调查记》《括苍畲民调查记》，史图博、李化民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等。这类作品的数量虽然有限，但它们是作者深入畲族地区调查的成果，资料翔实、内容可靠、涉猎资料丰富，《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甚至还附录了大量当时敕木山一带畲族生活风俗的珍贵照片。因此，这些民族志文献无疑是研究畲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参考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可见，新中国成立前的关于畲族的文献，基本都是描述性的民族志资料，对畲族社会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作品十分罕见。直到清末乃至民国时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畲族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党和中央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畲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畲族的民族成分得到了国家的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在政府的推动下，畲族研究深度、广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大致来说，根据研究内容和导向的特点，可以将新中国的畲族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以民族识别为导向的畲族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突出地表现为鲜明的目的性，即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提供理论依据。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族成分和族称十分混乱。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竟多达400多个。为了解决这种混乱现象，弄清这些族称是否是单一民族或是某一民族的分支，以更好地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大批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开始又由全国人大、民委牵头进行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这两次调查延续的时间都很长，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地区的民族识别还在陆续进行，如贵州东家人的畲族成分，便是到1996年才得以确认的。但总体上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民族识别是人民政府领导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族工作，它较科学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构成，在中国是一大创举，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族识别问题，这是中央为民族识别而派出的第一支民族识别调查队。通过调查，认定畲族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之后又通过多次民族识别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不仅确认了畲族作为独立民族的族称，恢复了畲族群众的民族成分，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民族志调查资料。这些民族志资料不仅成为后来编写“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的重要素材和依据，也成为新中国畲族研究的起点。
  在民族识别的社会大背景下，在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也基本集中在畲族的历史、社会形态和凸显畲族特征的畲、汉文化上。关于畲族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便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第二阶段大致是1980年至今，为多元化的畲族研究阶段。与第一阶段相对单一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不同，这一阶段的畲族研究不仅参与的人数众多，视角多样化，研究成果丰硕，观点的碰撞也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点。
  从研究成果来看，与第一阶段以调查报告和民族志为主体的研究成果不同，这一阶段呈现出学术著作、民族志、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共同繁荣的景象。出现了不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著作，如《中国民族大观·畲族卷》《畲族音乐文化》《闽东畲族文化全书》等，都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力作。这个阶段学者深入畲区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和民族志著作也相当丰富，如石奕龙、张实主编的《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龙远蔚等的《福安市：畲族卷》，雷弯山主编的《丽水地区畲族志》，蓝炯熹总纂的《福安市畲族志》，蓝纯干主编的《宁德市畲族志》，等等。畲族的文史资料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成绩斐然，如雷阵鸣、雷招华主编的《畲族叙事歌集萃》，蒋风、陈炜萍、陈华文编的《畲族民间故事选》，游文良编著的《福安畲族方言熟语歌谣》，陈永成主编的《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朱洪、李筱文主编的《广东畲族古籍资料汇编》，丽水、景宁等各市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畲族专辑》，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十分丰硕，在1980～2010年间，仅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畲族主题的论文就达1900余篇①，其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这一阶段畲族研究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先后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畲族史学、畲族文化、畲族地区经济学术研讨会，出版发行了多部学术研究文集。
  从研究的内容来说，第一阶段关于畲族社会形态与历史的民族识别主题仍然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研究内容，并通过民族识别，恢复了闽西、闽南、赣南、黔东南等地畲族群众的民族成分。民族史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民族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如吴永章的《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谢重光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对畲族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与过去面面俱到的民族志式研究不同，出现了不少专题性的高水平研究著作，如蓝雪霏的《畲族音乐文化》、蓝炯熹的《畲民家族文化》、游文良的《畲族语言》等。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畲族医学）也取得了突破，如陈泽远、关祥祖主编的《畲族医药学》，雷后兴、李永福主编的《中国畲族医药学》，林荫生、王健民编的《畲族拳》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力作。同时一些区域性的畲族文化研究也十分活跃，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地方性畲族文化研究论著与文集，如雷必贵的《苍南畲族的源流与分布》，潮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编著的《潮州凤凰山畲族文化》丛书、宁德市组织编写的《闽东畲族文化全书》，朱洪、姜永兴著的《广东畲族研究》等，都展现了相当的实力。此外，过去很少被人关注的关于畲族的教育研究、畲族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畲族的文化旅游的研究等等，都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发表了不少颇有新意的作品。
  在学术观点上，这一阶段有几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关于畲族的族源问题，至今仍处于探讨之中，并在“武陵蛮”说、“东夷”说、“南蛮”说、“越人后裔”说等传统论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肖孝正、钟玮琦等通过大量的畲族族谱的研究和比较后，提出畲族来源于“河南夷”的观点。谢重光则反对单一族源的观点，提出多元一体新说，认为畲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其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畲而被畲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这些观点的提出，使畲族的族源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二是关于畲族图腾盘瓠的性质问题。传统的观点一致认为畲族图腾盘瓠就是神犬，畲族的图腾崇拜上就是犬崇拜。在大多数地区的畲族祖图中，盘瓠也是以犬的形象出现的。但近年来一些畲族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钟玮琦通过考证认为盘瓠不是畲族的图腾崇拜，畲族崇拜的始祖是龙麒而不是盘瓠①；雷阵鸣也认为畲族崇拜的始祖不是盘瓠，狗图腾是汉族统治者和文人扣到畲族头上的②，肖孝正更认为“‘畲族狗图腾’说是历史阶段的误会”③。对于这种质疑盘瓠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志超就认为“畲族文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又一个原因，是以盘瓠传说为核心文化特质的文化传承”，龙麒（或写作“龙期”）是对盘瓠（犬图腾）的“历史重塑”，“忠勇王”是对盘瓠的人格化升华，显示了畲族的文化智慧，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假如是出自文化的抵御而祛除盘瓠，那恰恰将畲族民间流传系统的并非‘犬’的盘瓠形态的传承阻断，变相地承认盘瓠系犬，因而忌讳。这样，使得忠勇王成为没有历史来源的文化英雄，使得大量书写着盘瓠的畲族历史文献处于尴尬的境地，使得畲族文化的核心特质面临着消解而导致一系列连带性的文化丧失”④。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畲族研究成果卓著，无论形式、内容还是学术观点上，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展示了畲族研究日渐繁荣的良好局面。
  三、未来畲族研究的趋势
  当前畲族研究的良好局面，预示了未来畲族研究的美好前景。笔者认为，未来的畲族研究，有三个趋势值得期待。
  一是关于畲族族源历史的研究，仍将会是畲族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并在新的证据和不断深入的研究中，逐渐理清疑点，还畲族历史以本来面目。
  二是关于畲族文化的研究将成为畲族研究中的重点。特别是关于传统文化抢救和保护，并将传统文化与畲族社会发展进行有机结合的研究课题，将成为畲族研究的焦点。
  三是关于畲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必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
  第五节 畲族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向
  任何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历史。畲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同样与畲族的历史和当下息息相关。正如郭志超教授所说：“历史运行的惯性依然存在，历史的经验总结成为走向未来的重要指向。”①循着畲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我们认为畲族文化的未来发展有几个基本的趋向。
  一、与周边民族的文化融合将进一步加强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畲族文化发展史就是畲族文化与周边汉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自汉唐之际出现在历史舞台以来，畲族就一直走在与汉族客家、福佬、吴越诸民系的接触、斗争、合作、交流的道路上。正是在这种既斗争又合作的族际交往中，畲族感受到了自身文化的不足，不断在文化更为发达的汉族民系中吸取营养，诸如生产技术、优良农作物种子、文字典籍、文化教育等等，而这种文化上的借鉴和学习，不仅使得畲族与周边汉族的关系日渐密切，也大大加快了畲族文化的发展步伐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与汉族接触之前，畲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仅有的教育就是通过长辈言传身教，传授基本的生存知识。到明清时期，随着畲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日益深入，一些畲族祠堂开始延请汉族塾师教授本族子弟，由此逐渐培养了畲族自己的文化教师，并在畲族地区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乡风。正是在这种文化风气的陶冶下，畲族培养出了蓝鼎元、雷宏等本民族优秀的文人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推行民族平等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消除了影响民族交往的各种制度性、心理性、经济性等方面的民族歧视因素，畲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变得更为顺畅和自然。特别是近年来，各地政府加大了对畲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畲族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生活条件，千年封闭的山区敞开了怀抱，不仅方便了畲族群众走出大山、了解外部世界，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到畲族地区观光旅游。这些都将大大促进畲族与周边民族、民系的文化融合。而这种融合，无疑又将进一步推动畲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的衰落不可避免
  族际间的文化交融，必然给畲族的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外界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畲族传统文化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导致畲族民族传统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外界强势文化有多先进，倒不如说是这种文化更“合群”。毕竟，与周边汉族相比，散居的畲族只能算是一个小群体，要顺利地走出大山，融入这个社会，而不被作为“异类”看待，至少适度地放弃传统是必要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衰落”并不等于“消失”。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所表达的是在畲汉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畲族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将逐渐淡化的事实。其实在畲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畲族传统文化特征的淡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以最具特点的畲族妇女服饰为例，闽东直到清末、浙南直到民国时期，畲族传统服饰仍是当地畲族妇女的常服，无论居家生活、下地劳动，还是走亲访友、出入市井，都是穿着传统服饰的。但由于这种服饰过于鲜艳，在与汉族的交往中被认为是“奇装异服”而受到歧视。为了免于这种歧视，后来畲族妇女外出时便改穿与周边汉人一样的服饰，传统服饰只在居家时穿着，甚至只在婚丧嫁娶和三月三歌会时穿，发展到最后，一些地方的畲民甚至不知道畲族的传统服饰为何物。
  面对畲族传统文化面临的衰落现象，我们应该学会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其所得以产生、存在的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所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也随之部分地消失。以畲族妇女的发式为例，在传统的与外界接触不多、生活节奏缓慢的畲族山村，梳一个漂亮、复杂而费时的凤凰髻，既不影响生产生活，又能满足畲族妇女的爱美天性，这是传统的凤凰髻存在的合理性所在。但在大量畲族妇女进城入厂务工、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以及审美观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每天都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做凤凰髻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畲族妇女改成披肩、齐耳，甚至抓髻等发式，或许就是一种进步。
  无疑，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对畲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是必要的，许多过去实用的文化形式（如畲族妇女服饰、彩带等）甚至还可以作为民族艺术加以弘扬和传承。但是，文化与社会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力无法更改的社会历史规律。任何企图阻止传统文化衰落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任何企图让畲族回归传统文化生活的努力，也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
  三、旅游业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畲族文化的复兴
  如前所述，在长期的族际交往中，畲族民族文化的特点不断淡化和消退，最典型的莫过于畲语的失落，早在1980年语言学家罗美珍就指出：“占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的客家方言。这种客家方言同现在的汉族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完全相同，同客家方言的分布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域而又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①毛宗武、蒙朝吉也认为除惠东等县外的畲族语言“都是客家话”②。尽管一些学者主张畲族所说的这种语言“跟现在汉族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又有所不同，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③，并将之称为“福安畲语”④，但不争的事实是，这种福安畲语中的畲族成分已远不如客家成分明显了。而转型时期畲村人口的流动，又进一步加快了畲族文化淡化和衰退的步伐。
  然而，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在推动畲族民族文化衰落的同时，也给畲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转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富裕后的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开始了对精神生活追求，由此催生了巨大的旅游市场。在逛遍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之后，风情浓郁的民族旅游成了国内外游客的旅游时尚。作为华东地区唯一的世居民族，畲族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从20世纪末开始，闽东、浙南等畲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县市便开始了畲族风情旅游的规划和推广，并在取得良好效益的前提下，进行了更富于创造力的规划。如景宁畲族自治县提出了“创畲乡生态优势，建风情旅游名城”的发展战略，按照“畲族文化有形化、文化载体项目化、文化成果精品化”的原则，积极建设打造“全国畲族文化发展地”，全力向“旅游大县”迈进。
  民族风情旅游打的就是文化牌，就是要通过畲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来吸引海内外游客。因此，各地政府和旅游部门都十分重视对畲族文化的搜集、整理和宣传。大量濒临消失和日渐衰落，甚至早已淡出畲民生活视线的畲族传统文化，因为旅游业的兴起而重新焕发了生机。比如：早已束之高阁的畲族服饰，为适应发展旅游的需要，又回到了旅游区畲民的身上；本已冷落的“三月三”歌会又重新闹腾了起来；濒临失传的彩带又重新获得了市场；畲族歌舞也因为旅游业的推动而得以重新发掘……似乎都预示着一个畲族文化复兴机遇的到来。
  无疑，经济目的明显的民族旅游对畲族文化的振兴和发展，的确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近年来畲族风情歌舞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旅游业的这种推动作用终归是有限的，而且因旅游的功利需要而“挖掘、创造”出来的、表演性的畲族文化，与源于生活、寓于生活的原生态畲族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表演性的畲族文化的繁荣，并不能够掩盖畲族的民族文化总体衰落的态势。除了旅游产业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工程，是否还有更好的保护和推动畲族文化发展的途径？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①江西省贵溪县：《重建盘瓠祠铁书》（油印本），转引自施联朱：《畲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②明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 ③（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七册，《广东上·博罗县》。 ④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海阳县志》。 ①参阅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畲族第一秀才’钟良弼”。 ①同治《《景宁县志》卷15，《风俗·畲民》卷6《武备·兵制和保长》。 ①“三通三不通”是指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乡村交通落后，公路等级低而引起的交通问题，即：晴天通雨天不通、三轮车通大车不通、行政村通自然村不通。在很长的时间里，“三通三不通”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①如明万历癸酉（1573年）《漳州府志》所载：“徭人，属邑深山皆有之，俗呼畲客。……其与土人交，有所不合，詈殴讼理。一人讼则众人同之，一山讼则众山同之，土人莫敢与敌。国初设抚徭土官，令抚绥之。”这里所谓的畲客“其与土人交，有所不合，詈殴讼理”的记载，显然受传言的影响。 ①据清华同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的结果，1979-2010年，主题为“畲族”的论文为1933篇。 ①钟玮琦：《盘瓠与龙麒其人的探讨》，转引自姜永兴：《畲族族源、迁徙及盘瓠的新探索》，载《韩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②雷阵鸣、雷银才：《再论把“盘瓠”神话当作畲族史实之虚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雷阵鸣、钟进和：《畲、瑶信仰实不同》，《《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③肖孝正：《再论畲族图腾及其高辛夷史源——兼与“盘瓠即犬”“畲族狗图腾”说商榷》，福建学刊1995年第4期。 ④郭志超：《畲族文化发展：经验与超越》，《宁德师专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①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①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②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③游文良：《论畲语》，载《畲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④雷恒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编》，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