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从汉文史料和畲族世代相传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知道畲族先民原先主要聚居在闽、粤、赣交界一带的山区。在唐以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由于南迁中原汉人的挤压，畲族通过漫长的迁徙，辗转散布在东南各省广大山区，与汉族的客家、福佬、吴越各民系以及瑶族、苗族等各个族群产生了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既有对抗也有合作，但合作是主流。正是在这种以合作为主流的族际交往中，畲族与各民族人民不断地相互交流、学习，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并在共同反抗封建上层和外族侵略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第一节 商贸交往
  自隋唐以来，畲族长期居住在山区，依山结庐，耕山为业，射猎为生，生活所需大都依靠自己生产，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贫困生活，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即使偶尔需要一些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如铁制农具、生活用具，也多用以物易物的形式，与周边汉族进行交换。因此，在畲族聚居的村落内部，很少有定时、定点的集市贸易，一般都到邻近的集镇进行必要的商品交换。畲族地区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直到明清时期仍然存在。如顾炎武就曾经记述说，偏远畲村“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长短为验”①；魏蓝也说清代浙西南畲区“凡物以人换物者，即以高价与之，畲客亦不肯售。畲妇持鸡至城市，换人旧衣服，或挑番薯、芋头、萝卜之属，与人换鞋”②。可见畲族地区的商品贸易十分落后，这与当时畲族地区文化教育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畲民经济生活极端困难是密切相关的。
  但从清代以后，由于与周边汉人的交往日渐密切，畲族地区的生产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畲民劳动生产所获的产品也逐渐丰富，一些多余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便进入集市，成为贸易商品，如畲民所制竹器、所酿蜂蜜，“所畜有鱼豕鸡鹜，皆鬻于市”①。更多的畲族山民则是“负薪鬻于市”②，“易币以购各种棉纱布匹等杂货归焉”③。这些表明，这个时期畲族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畲民已经比较频繁地介入贸易市场，商品意识大有提高。但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直到清代中期，畲族内部尚没有出现专门从事贸易营生的商人。
  由于畲民多以耕猎为生，平时手头很少有现金，购买能力比较差，因此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不得不向商家赊账。而在畲族地区开设杂货店的汉族商人也乐于向畲民赊销货物，“予取予求”。因为尽管赊销可能造成一定的资金回笼困难，但对畲民的赊欠，汉族商人是要计算利息的，一到农产品登场，就要本利还清，分文不欠，因此仍然是有利可图的。虽然这种赊欠货款的贸易方式带有高利贷的意味，但它的确给一时手头拮据的畲民带来了许多方便，因而颇受畲民欢迎。而通晓畲语的汉族商人，在畲族地区也很受畲民的尊敬。④
  到清代中后期，在一些土特产品生产数量较大的畲族地区，开始逐渐形成专业市场，并逐渐出现了专门从事土特产贸易的畲族商人。如在著名的“处州茯苓”的主要产地、我国香菇生产发源地之一、素有“菇乡”之称的浙江景宁，据传所产香菇早在明初即为贡品，到清代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增加，景宁香菇远销华东、华南，其中就有不少畲民开始专门从事香菇贸易；而在闽东畲区，畲民村寨所产的茶叶也开始大量外销，宁德八都猴墩畲村则是当时闽东茶叶外销的门户之一，从事茶叶贸易的畲族商人为数不少，该村著名的茶庄就有雷氏“振昌号”、雷氏“泰盛号”等。这些茶庄每年收、售的茶叶数量相当大，仅收的头春茶就多达700担，主要销往闽中、闽北一带汉族地区，获利颇丰。由于茶叶贸易的兴盛，猴墩一时成为商旅辐辏之地，各种商业、服务业也得到发展和繁荣，屠宰店、杂货店、豆腐店、酒店、糕饼店、客栈等相继开设，生意十分兴隆。其中不少店铺就是畲民所开设。而在浙江平阳莒溪，清同治年间，族人钟瑞凤由莒溪迁往桥墩，以“货值起家”，操“醯酱盐梅之事”，由于钟瑞凤在经营生意中交易公平，童叟无欺，在畲、汉乡邻中都颇有声望。
  到民国时期，畲族商人不仅在乡间从事贸易，一些殷实的畲族人家还将商铺开进了城市。如1929年浙西南的蓝姓畲族人就在云和县城首先创办了该县最早的糕饼店“聚芳斋”，品质之优，令人称道。1931年，云和的六家蓝姓畲族在青田县西门外开设“陆同春”木行，资金雄厚，交易公平，业务遍及浙西南诸县，在青田县木行中首屈一指。这一时期，畲族乡村还出现了贩卖米酒、耕牛、山羊等的专业户，他们在农业劳动之余，通过商业经营赚取少量的利润弥补生活所需，一些人也由此过上了比较宽裕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商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和计划经济的施行，在城乡经营商业的畲族商人也逐渐退出商业领域，畲村所需的商品、货物主要通过供销社和代销点供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畲村才重新出现私人开办的杂货店、代销店，但多不成规模，仅勉强维持生计。但一些具有经营才能的畲族才俊开始兴办企业、经营商业，有些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民族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大展身手。
  总之，尽管商贸经营在畲族传统文化中并不占特别突出的地位，但对畲、汉民族交融来说，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商业贸易，密切了畲族与汉族的交往，在贸易往来中，畲、汉人民进一步加强了接触和交流，同时也增进了理解和沟通。
  第二节 族际往来
  就目前已知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来看，至迟在隋唐之际，畲族已经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汀、漳、赣、潮一带。经过十多个世纪的辗转迁徙，如今已经广泛分布在福建全省各地、浙南、浙西南、赣南、赣东北、粤东等地的广大山区。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畲族与客家人、福佬人、兴化人、江浙人等汉族民系和瑶族族群都有过接触，尤其与客家人、福佬人、江浙人关系最为密切，并在文化上有与这些族群逐渐融合的趋向。
  一、畲族与客家民系的往来
  客家民系又称“棚民民系”“程乡民系”“嘉应民系”“流民”，是中国汉族十大民系之一，主要集中分布在粤东、闽西、赣南等地区，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台湾、海南等省区的客家人也不在少数。客家民系讲的是汉语客家方言，又称“客家话”“棚民话”“嘉应话”等。关于客家民系的起源，主要有中原说、土著说等不同说法。客家中原说以罗香林等人为代表，是客家研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①；而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移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但大致来说，都承认中原移民是客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客家中原移民始于何时，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秦统一中国后，曾先后派兵“南征百越”和“南戍五岭”，两批南下的100多万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有人认为汉唐时期的中原移民才是最早的客家先民；有人则主张客家人源于唐末黄巢起义导致的大批中原难民移民；还有人认为从两宋开始，中原汉民大举南迁，经赣南、闽西到达梅州，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等等。
  但不管哪种说法，基本都认可闽、粤、赣三省交界的赣南、闽西、粤东一带，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核心区域。而这一区域，恰恰也是史书上所能看到的畲族最早的活动区域。从隋唐出现记载到明清大规模陆续外迁，畲族与客家先民在这一区域共同生活了近千年的时间，畲族与客家人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之密切，甚至已到了难分彼此的地步。
  至少在闽、粤、赣交界区，畲族与客家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是全方位的，从经济生产到所操持的语言，从婚姻嫁娶到文化风俗，都进行了全面的互动。其结果，导致今天畲族近95％的人口操持一种与汉语客家方言接近的语言。在风俗习惯上，畲族、家人也没有了根本的区别；在经济生产上，山区的客家人秉承了畲族的“燔土为肥”的山地农耕技术；在生活中，畲族和客家人通婚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在文化方面，畲族也逐渐接受了客家人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同时畲族文化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客家人。
  在这种民族融合的情况下，到民国时期，留居闽、粤、赣地带的畲族便基本被视同为客家人了。而明清时期迁往福建各地、浙南一带的畲族，也带有明显的畲、客两个族群文化融合的影子，甚至被称为“畲族客人”了。如1905年浙江云和人魏兰所写的《畲客风俗》就说：“畲客见官长，自称畲民。而土人皆呼其为畲客，或称为客家人，或称为畲客人，或称为畲家人。然对面称呼，讳称畲字，并讳称客字。必曰尔边人，我边人。”①显然那时当地人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畲民，哪些是客家人了。
  二、畲族与福佬的关系
  福佬又称为“河洛”“合佬”“鹤佬”“学佬”，福佬是广东一带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对讲“福建佬”的简称。实际上福佬的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福佬指的是讲闽南话的闽南人，人口主要分布在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福建龙岩的漳平、新罗，广东的汕头、潮州等地以及台湾的闽南语人群；广义的福佬人则凡讲闽语族各方言的人群都属于福佬人，包括闽南人、兴化人、闽东人、闽北人、龙岩人在内，其分布范围遍及除闽西几个纯客县外的所有县市以及台湾的闽语人群分布区，浙南、粤东的部分地方。“合佬”“鹤佬”“学佬”实际上是“河洛”（Hō－ló）不同方言音，而在闽西一带的客家民间，则不论闽南语、闽东语还是粤语，都称为“学佬话”，讲这种话的人统称之为“学佬”（Hō－ló）。在这里，我们用的是广义的福佬概念。
  福佬民系遍及福建各地以及浙南、粤东地区，而这一地区也正是畲族散布的区域。从唐代开始，特别是明清以后，畲族从闽、粤、赣交界区大量向外迁徙，其迁徙路线主要是向东、向北，不可避免地进入福佬民系的分布区域，他们之间的交往便在所难免。
  畲族与福佬人的交往，可谓斗争与合作并存。从唐代开始，畲族与福佬系的士绅官僚之间关系密切：与陈政、陈元光为代表的闽南系福佬士绅官僚的殊死斗争是一种交往方式，与王潮、王审知为代表的闽东系福佬士绅官僚的密切合作也是一种交往方式。
  而在民间，随着畲族人的迁徙扩散，长期杂处于福佬之间，受其影响之深不亚于客家人。尤其到明清以后，畲族的汉化（应该说主要是“福佬化”）已经相当严重。在泉州，《永春州志》说当地畲民“今具遵制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异，近又与土民联婚，并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这些畲民“今多同化于汉人，与华族无异矣。……钟姓闻亦有改为章者，今皆与齐民无别”①。在闽北，“嘉乐一带余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②。在闽东，畲族与汉族（福佬）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今则出入相友，婚嫁相通，与汉种无分彼此焉”③。
  三、畲族与江浙人的交往
  江浙人也称吴越人、江南人，一般指称说吴语的汉族民系。江浙人所操的方言称为“江浙话”或“江南话”，学术上称为“吴语”“吴方言”，而徽州话则被认为是吴语的一个分支或是与吴语有高度的亲缘性。江浙人主要分布在浙江全境，上海，苏南，安徽徽州、宣州部分地区，江西东北部。
  畲族人迁入江浙人居住区域比较晚，大多为明清以后从福建迁入。如浙南畲族中，一直被认为是迁入景宁最早的雷氏先祖雷进裕，《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说：“据本县惠明寺村和敕木山村各存一本《唐朝元皇南泉山迁居建造惠明寺报税开垦》的资料所述：永泰二年丙午岁（766年），公一家五人与僧昌森子清华二人，从福州罗沅县十八都苏坑境南坑，一同来到浙江处州府青田县鹤溪村大赤寺。雷祖后居叶山头，砍伐山林，开垦田园。由此可见，畲族最早到景宁的时间在公元766年的说法基本是可靠的。”但有学者研究证明，雷进裕于唐代迁入景宁的说法并不可靠，已有史料证明，雷进裕很大可能是于明万历年间迁入浙江景宁。此外如苍南县灵溪镇南水头金岙的钟姓一族先祖钟振宝、钟振宗兄弟，原籍福建泉州府永春县十八都上半村龙头山水尾，于明末因避乱迁居浙江平阳县境内创基立业；原籍广东的钟天锡，也是在明末经连江马鼻道登岸后定居于罗源县大坝头，明嘉靖年间转迁浙江平阳县山门王庄大岭外定居。
  这些迁居浙江的畲族先民，或靠租种当地地主的土地山场，或迁至人迹罕至的深山，开山筑田，耕山种地为业。在之后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与当地汉人发生密切交往，不仅在经济文化方面有着频繁的交流，族群上的互动、融合也相当深入，畲、汉居民之间互认“契子”、互拜“谊父”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据《松阳县志》载，畲民“惟乐为土人认谊父，俗谓称爹。土人亦以其子女善达，冀其庇荫，故多认之。相认之始，则祭其祖，先赐以保名，赠以花带，而为之螟蛉者，亦果得善达焉。虽世家大族，亦往往有之，习以为常，直呼之曰亲爹、亲娘，不足为怪也”①。不仅如此，当地不少汉人在与畲民的交往中，还逐渐接受了畲族的文化、风俗，融于畲族之中。如畲族传统上只有盘、蓝、雷、钟四姓居民，但现居闽东、浙南的畲族中却有李、吴、杨诸姓。这些非畲族传统姓氏的畲民，便是数百年来通过婚姻或谊养关系，主动接受畲族文化，在文化心理和生活习俗方面认同畲族的畲族化汉人。
  促使畲族与汉人客家、福佬和江浙民系交往、融合的因素不外乎几点：一是政治因素。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畲区的控制，都在畲族聚居区设置郡县时，强行迁入大量的汉民。如汀州设置时，就曾从其他地区迁入汉民“三千余户”，杨澜记述说：“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之曰畲客”②。陈政、陈元光父子开拓漳州时，大量内地汉人也“负耒耜望九龙江而来”，并在此定居开发。这一带原为“苗人（畲族）散处之乡”，由此逐渐变为“民僚杂处”之地。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畲、汉民族的交融。二是经济因素。从内地迁入的汉人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手工业（如冶金和金属工具的加工）技术，这些技术对畲民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在杂处的环境下推动着畲民向汉人接近，并最终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三是军事因素。自唐代以后，畲族曾前仆后继地开展过无数次反抗压迫的斗争，几乎每一次斗争，都有大量汉族劳动人民参与其中。畲、汉人民在共同的反压迫斗争中，以鲜血铸就了牢不可破的关系。四是文化与环境因素。畲族长期居住在山区，对山区环境有着良好的适应能力，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畲族文化，这对当地的汉民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文化、经济上的各有所长，必然使杂处的畲、汉人民互有借鉴，并日渐走向交融。
  然而，畲族与各地汉人的交往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曾有过许多误会和摩擦，这种误会和摩擦往往起因于文化的差异，而汉族的大汉族主义、文化优越感则是造成误会和摩擦的主要原因。如畲族妇女向来没有缠足的习惯，一双天然的大脚方便下地干活，却常被汉人讥笑为“大脚畲客婆”；又如畲族妇女服饰色彩比较艳丽，与汉族妇女服饰大异其趣，被汉人视为异类，在一些汉族地方，“畲婆”甚至被看成是“妖冶女人”的代名词①。因此，畲民与汉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出现摩擦和冲突，甚至出现最终不得不寻求官府出面调停的局面。但总体来说，畲汉人民的友好交往是主流。
  四、畲族与瑶族、苗族的交往
  畲族与瑶族的交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两个民族不仅有相同的反映原始图腾崇拜的盘瓠传说，而且有许多相同的习俗，所以史籍上往往是畲、瑶并称，甚至说畲族就是瑶族。直到明清时期，畲、瑶还是混用，各地方志中称畲族为“瑶人”的现象仍随处可见。如明代林大春修的隆庆版《潮阳县志》中载：“邑之西北山（凤凰）中有曰輋户者，男女皆椎髻箕倨，跣足而行，依山而处，出常挟弩矢，以射猎为生。矢涂毒药，中猛兽无不立毙者。旧常设官以治之，名曰輋官。或调其弩手以击贼，亦至。然其俗易迁徙，畏疾病，刀耕火种，不供赋也。”②这些輋（畲）民在清代顾炎武的笔下就变成了瑶族，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潮州有山，其种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篮，曰雷，皆瑶族，号白衣山子，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殁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籍隶县官，岁纳皮张而已。其曰：斗老，与盘、蓝、雷三大姓者，颇桀骜难驯”③。这一说法之后被光绪版的《海阳县志·杂录》原文引用。不仅顾炎武将畲族误认为瑶族，清初范绍质的《猺民纪略》记述说：“汀东南百余里，有猺民焉，……乡人乎其名曰‘畲客’。”①乾隆版《龙岩州志》更直接说：“畲客即瑶人，岩属俱呼为畲客。”②清道光九年（1829年）的《罗源县志》也说：“畲民祖于盘瓠之后，即瑶人也。”
  实际上，不仅许多汉人史籍将“畲民”与“瑶人”“傜人”混淆，在畲族族谱记载亦有不少自称为“瑶户”“傜人子孙”的情况。如1929年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他的助手李化民在浙江敕木山调查时，就发现敕木山蓝姓畲民的族谱记载：“原宗高祖盘蓝雷钟傜人迁会稽山内，迁出广东潮州府海洋县九都七贤洞内，移去十三都八排山下居住，凡十世余年到后唐。”③这里用的是“傜人”，而不是汉族文人惯用的带有歧视性的“猺人”字眼。据史图博的叙述，那本族谱是他去调查前不久才写下来的，可见直到民国时期，畲民中仍有“傜人”的自称，但一般也只用在书面语中，口语中则自称“山哈”“畲民”。
  在书面语中以“傜人”自称的现象在畲族中看来还不少见。在闽东霞浦县的半月里畲村，一座清代古民居的厅堂的楹联就写道：“傜咏帝力免差徭，鹏程欲溯凤山踪”，就是一个以“傜人”自称的例证。而1952年在闽东福安县林岭乡畲村的调查中也发现，当地族谱中也有“自立傜户”的记载④。
  上述的种种记载，使得学术界曾经一度盛行畲、瑶同源的观点。然而，近年来这个观点越来越受到质疑。支撑这一观点的最主要证据是畲、瑶共同的盘瓠信仰，而畲族学者雷阵鸣等人将两个民族关于盘瓠信仰的故事来源、传说地域、崇拜形式和文人看法等加以比较研究后认为，畲族和瑶族的盘瓠信仰有着根本的区别，两者不可能同源于武陵蛮⑤。从族群记忆中的民族来源来看，除了广东罗浮山一带的畲族自称从湖南迁来，确实与瑶族关系密切外，其他闽、粤、赣各地的畲族，均将祖先追溯到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交界区域。而从史籍的记载来看，瑶族先民并没有到过这一带活动的迹象。这些畲族人与瑶族人从语言到文化风俗上，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畲族与瑶族的密切交往，主要体现在广东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一带的畲族群体身上。他们不仅与广东瑶族的来源相同（都从湖南迁徙而来），而且他们所讲的语言也是瑶语支的布努语炯奈话，在社会风俗、民间传说、文化生活等方面，也与广东的瑶族十分接近。最重要的是，这部分畲族历来都认为他们是“瑶”不是“畲”，“据群众讲，他们从祖公一直传下来都说自己是‘瑶’，讲的是‘瑶’话，族谱载的是‘瑶人’。历代受瑶官统治，只向瑶官纳税，瑶官的印上还写着‘增龙从博抚瑶印’字样，解放前被汉人称为‘山瑶佬’‘山瑶仔’‘瑶佬’，他们用汉语时亦自称‘瑶人’，所以他们认为历代相传是‘瑶’不是‘畲’”①。可见这一部分畲族人与瑶族关系之密切。
  畲族与苗族的交往则主要体现在1996年认定的4万多贵州畲族群体上。据贵州民族事务部门组织的调查，根据这部分畲族各姓氏的族谱和碑文记载以及民族成分认定前的考证，他们的先祖入黔前居住在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赣东北一带，元末和明洪武年间，或奉旨征讨、迁徙，或避祸而迁入贵州。因其来自贵州东部，当地汉人还将他们称为“东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东家”人与当地的汉族、苗族、侗族等兄弟民族交往比较密切，特别是与苗族关系更为紧密，其目前所讲的语言将专家研究认为就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惠水次方言，与当地苗族的语言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从莲花山区、罗浮山区和贵州一带畲族的情况来看，畲族与苗、瑶两族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仅从这部分畲族来看，得出苗、瑶、畲族同源的观点显然是有根据的。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分别与苗族、瑶族关系密切的畲族群体，却似乎与粤、闽、浙、赣、皖的畲族主体部分有着令人想象不到的差异：从语言来看，除莲花山区、罗浮山区一带的畲族讲的是瑶语（一般也称作“惠东畲语”），贵州一带畲族讲的是苗语外，其他畲族讲的都是与汉语客家方言相似的福安畲语；从文化来看，操苗瑶语的畲族与操福安畲话的畲族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如瑶语炯奈话系的畲族传说中盘瓠有六男六女，不同于福安畲话系畲族的三男一女传说，而与瑶族的祖先传说相同；从民族姓氏来看，传统上畲族主要都是盘、蓝、雷、钟四大姓，这在民族传说中一再被强化，此外还有部分李姓、吴姓等，而贵州畲族却有着十几个姓氏；从民族认同来看，瑶语炯奈话系畲族心理认同的却是瑶族而不是畲族，贵州畲族因与畲族主体差异较大，民族身份也遭到质疑。由此看来，畲族与苗族、瑶族的关系确实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节 文化互动
  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交往中，畲族与客家、福佬等汉族民系和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产生了广泛、频繁而深入的互动，使得这些民系、民族的文化呈现出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融局面。这种文化互动和交融现象，也正鲜明地展示了历史上畲族与这些民系、民族之间友好交往、互相学习的真实状况。
  一、语言文字上的互动
  畲族有着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聪明的畲族人民利用散居于汉族之间的便利条件，逐渐学会了汉字的应用，并在应用中有所创新。比如，畲族民间知识分子在进行歌本抄录时，就利用汉字的音、形、部首等，创造了畲族民间使用的土俗字。有些字是利用近音汉字进行注音，字形上是完整的汉字，但字义上却与这个汉字的原意有很大的差别，如“分”字，在汉语中其原意与“合”对应，但在畲族民间“分”的读音近似于“崩”或“兵”，虽然也用以表达“合”的反义，如分家、分东西，但在畲歌抄本中却常用来注畲语“给”的对音；有些字则是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新创的，如“（左）目（右）太”就是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的形声字，意为“看”；有些字虽是汉字字形，但与汉字的原音、原意毫不相干，而是根据字形作了自己的理解，如“娚”字汉语读作“nán”，而畲族民间这个字的读音却近于“liào”，意为“玩耍”“闲聊”。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土俗字，如“乇”（意为“物质”“东西”）、“怀”（意为“不肯”“不会”或“不愿意”）、“丅”（意为“站”或“陡峭”）、“（上）奴（下）共”（相当于“和”“与”“对”）等等。汉字的借入与应用，使大量传统的歌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下来，也大大增强了畲族文化的表达能力。
  在语言上，畲族与客家的互动最为典型。目前超过畲族总人口95％的畲族主体所讲的就是与客家方言极为接近、被称做“福安畲语”的语言，而散居于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族语言更是与当地客家人无异。福安畲语的形成，是畲族与客家长期杂居相处、文化上互动交融的结果。早在隋唐以来，畲族与客家先民就在闽、粤、赣交界广大山区的共同地域内一起生产生活，他们之间有过不少矛盾，但和平相处和团结协作是主流，畲族与客家先民甚至多次进行共同的反压迫斗争。直到清代，畲族与客家联合抗暴的历史事件仍屡见不鲜。可见畲族与客家的接触和互动是十分频繁的。正如罗香林所说：“接触已多，就想不与他们混化，亦就势所不许。”①显然，这种“混化”很典型地在语言上得到了体现。
  然而对这种语言上的“混化”交融却有不同的理解。如毛宗武等认为：“畲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双重语言。在家庭和与本族人交谈中使用畲语，在跟其他民族交际时用汉语客家话。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双重语言，最后导致大部分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在任何场合都使用汉语客家话。……今天，福建、浙江、江西等省以及广东潮安（即潮州）一带的畲族就是属于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基本使用汉语客家话的类型。”②这种观点在畲族研究中曾经一度成为主流，但近年来受到了普遍的质疑③。显然，毛宗武等人的观点低估了畲族语言的影响力。尽管在语言学中，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形成包抄和侵蚀，使弱势语言出现变异，甚至最后完全被强势语言替代的现象并不少见，然而畲族在明清大规模迁移之前，闽、粤、赣交界区域的畲族人口规模与客家相比并不逊色，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还处于优势地位，而这一时期正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人口扰动频繁，无论是语言的统一性还是稳定性，客家都不占任何优势。换句话说，畲族语言在当时绝非是一种“弱势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显然是难以理解的，也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更大的可能是，畲族先民所用的古畲语与客家先民的中原汉语，随着畲民与客家人的频繁的互动而逐渐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所谓“客家话”。而明清以后，大量畲民迁居闽东、浙南、闽北一带，又与当地的福佬人、江浙人等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密切的接触和互动，在这种交往中他们的“客家话”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现在的“福安畲语”。
  畲族与瑶族在语言文化上的互动，集中表现在广东莲花山、罗浮山一带惠东、博罗等四县的畲族所讲的惠东畲语上。这种属于瑶语支布努语的惠东畲语曾一度被确认为是畲族的传统语言——古畲语的遗存，所谓“广东博罗、惠东一带的畲族，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因而“他们保留了原有的语言”①。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历史记载还是现实生活中，畲族大都深居崇山峻岭，为什么只有惠东、博罗等四县的畲族不受外界的影响，能够“保留了原有的语言”，而绝大部分的畲族却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使用汉语客家话”？朱洪、姜永兴的研究显然也发现了“惠东畲语是畲语原型”观点的问题，认为“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则又消失殆尽”。并认为“这是瑶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关系而致成，故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是否就是畲族的原生型语言，值得进一步研究”②。朱洪、姜永兴的观点无疑更为客观。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惠东畲语的形成似乎应该更符合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互动的规律。
  至于畲语与苗语的互动，显然也可以借用强势语言冲击的理论来解释。在苗族、侗族分布广泛的黔东南地区，一支人数不多的外来畲族群体，在与当地人数占绝对多数的苗族、侗族交往的过程中，想长期保持语言、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基本是没有可能的。因此，他们今天改用苗语惠水次方言作为交际语言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宗教文化上的互动
  畲族在宗教上是个多元信仰的民族，以盘瓠崇拜为核心的祖先崇拜是其传统的宗教信仰形式，也是畲族宗教信仰最具普遍性的基本内容。此外，畲族还信仰道教、佛教和其他民间信仰，甚至还有部分沿海畲族信仰天主教。除了祖先崇拜和一些民间信仰外，畲族的其他宗教信仰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在与周边的汉人交往过程中由汉区传入的。
  1．畲族的道教信仰
  畲族地区的道教信仰是仅次于祖先崇拜普遍性宗教信仰。在各地畲族保存的祖图中，就有盘瓠闾山学法的内容，可见畲族崇信道教有相当长的历史，畲族通过道教与汉人的接触和互动是相当早的。从一直沿袭到今天的畲族地区巫师（道士）的服饰上，我们仍可以看出汉族道教对畲巫的深刻影响。但“传师学师”（也称“传法入录”“奏名传法”）仪式则体现了鲜明的畲族特色，是畲族族群意识的展现。
  畲族膜拜的道教神灵有“三清”“三官大帝”“真武帝”等，畲族村寨一般没有道观，畲民一般将上述诸神一并供奉于神堂神龛上，或仅在住宅厅堂的中堂上设立“感应灵台”，并以文字做标识，而不以图像、塑像显示。①但在部分畲村，虽无道观，但却存在专门供奉某位道教神灵的村庙。如闽西的南岭畲村，就设有专门供奉真武帝的“真君庙”，过去香火相当鼎盛，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破落。至今逢年过节时仍有村民上供烧香，但无专人管理。
  陈太后和妈祖信仰在畲族村也相当流行。陈太后俗名陈靖姑，又称陈夫人、临水夫人、顺懿夫人、通天圣母、顺天圣母、陈太后等，是福建、东南亚、台湾地区最有影响的信仰女神之一。据传陈靖姑原为福州下渡人，十三岁时父母将她许配于古田县刘杞为妻，十五岁逃婚去闾山学习道家法术，十八岁到古田成婚。婚后奔走福州地区各地，降妖伏魔，治病救人，闻名遐迩。二十四岁怀孕居家，因其兄陈守元奉令祈雨未果罪该斩首，不得已求她相助，陈靖姑临危受命，脱胎后到龙潭角祈雨，拯救了万民，不幸被“长坑鬼”暗害小产而亡。闽王加封她为“崇福昭惠临水夫人”，俗称“临水奶”。陈靖姑成为神祇之后，到处显灵，为民除害，造福人群，所以各地纷纷建庙祭祀。显然，陈靖姑是汉地女神，但在闽东、浙南畲区却深受崇奉。在畲族原来聚居的闽西南、粤东一带的畲民中，陈靖姑信仰并不普遍，而且多是在明清以后传入，可见闽东、浙南畲民的陈太后信仰当是明清之际迁徙到闽东之后，在与汉人的交往中才开始信奉的。迁到闽东、浙南的畲族信奉“临水奶”：一是因为陈靖姑是闽东女神，信奉陈靖姑有地利自便；二是相传陈靖姑曾到闾山学法，与畲族传说中的祖先盘瓠一门授业，有信仰上的亲缘感；三是在妇幼保健条件恶劣的古代，作为妇女儿童保护神的陈靖姑无疑对畲族民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此，陈靖姑信仰能在闽东、浙南一带畲族地区很快流行开来，也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
  妈祖则是另一个在畲族地区十分流行的汉地女神。妈祖原名林默、林默娘，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林默娘诞生于宋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据说她幼时便天资聪颖，八岁从塾师读书，不但过目不忘，还能领悟文字的意旨。长大后矢志不嫁，决心终生以行善济人为业。她平素精研医理，为人治病，教人防疫消灾，人们都感颂她。生长在大海之滨的林默，还洞晓天文地理，熟习水性。湄州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有不少礁石，在这个海域遇难的渔舟、商船常能得到林默的救助，因而人们传说她能“乘席渡海”。她还会预测天气变化，事前告知船户可否出航，所以又传说她能“预知休咎事”，称她为“神女”“龙女”。因林默娘生前与民为善，去世后被沿海人民尊为海上女神，立庙祭祀。后来还屡屡显灵于海上，救助遇难船只。宋代以后，历朝皇帝对妈祖多有褒封，封号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并列入国家祀典。妈祖湄州祖庙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举行的国家祀典就达36次。朝廷的重视，使妈祖由民间神提升为官方的航海保护神，而且神格越来越高，传播的面越来越广，由莆邑一带走向五湖四海。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妈祖庙至少5000多座，仅台湾就有900座之多。
  漳厦一带向有畲族人居住。宋元时期，这些捕鱼为生的畲民便自然而然地崇信海上女神妈祖。明清时期畲族大量迁往闽东地区，不少人就生活在霞浦、福鼎、连江一带的沿海乡村定居，靠渔捞为生。由于驾舟出海的危险性，这些人也很快就成为妈祖的虔诚信徒。而在明清时期，妈祖逐渐由海上女神演化为平安女神，加上畲族与汉族的交往的日益频繁，妈祖信仰便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畲族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并相继建立了一些妈祖庙、天后宫等供奉妈祖的宫庙。如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的闽东霞浦县半月里畲村的龙溪宫、建于乾隆元年（1736年）的闽西上杭县南岭畲村的赤竹溪庵和建于民国初年的天后宫，都是畲村不多见的专门供奉妈祖和进行信仰活动的场所。一些畲族村每年还举行隆重的“妈祖出巡”游神活动，以祈人畜平安、风调雨顺。妈祖出巡前，全村都要沐浴斋戒数日，以表虔诚。“妈祖出巡”时，4个精壮青年抬着妈祖神像，以锣鼓乐队彩旗开路，村民先摆好香案、供品，妈祖一到就烧香点烛，燃放鞭炮迎接。
  2．畲族的佛教信仰
  汉地佛教具体什么时间传到畲族聚居区，已经很难考证。但佛教早在三国时期就在江南传播，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①，佛教由此在江南一带广为传播。而南朝的地理范围涵盖了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畲族主要分布区和畲族最早的聚居区，因而畲族先民受此佛教风气的影响是很自然的。而从唐代以后，大量信佛的汉人迁入畲族聚居区，形成“民僚杂处”的局面，显然又进一步推动了畲族地区的佛教信仰，信佛的畲民日众。
  对佛教的信仰典型地体现在观音菩萨的崇信上。观音菩萨也被称做“观音佛母”，在畲族民间对观音佛母的信仰非常普遍，尤其在妇女和老人中十分流行。在畲族村寨，几乎家家户户的畲民家中都设有专门的神龛或神堂，供奉观音菩萨。畲族地区的观音一律为女相，这显然也是汉族佛教的影响。由于修行的观音菩萨需要供奉斋品，而祖先神供奉的是酒、肉等荤性的供品。因此畲族村供奉观音的神龛或神堂，与供奉祖先的神龛或神堂是有明显区分的。修行的虔诚的信徒每天早晚都要到观音菩萨神案前敬香上茶，但对祖先神一般只在婚丧喜庆和节日期间才进行烧香贡献。在人口较多的畲村，甚至还建有村社性的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庵堂。可见，畲民对观音菩萨的信仰甚至不低于对祖先的崇拜。
  作为观音信仰的仪式活动，许多畲族村寨还有专门的宗教节日活动。畲民普遍认为观音菩萨能普度众生，救苦救难。因此，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生日、六月十九观音得道日、九月十九观音过南海日都要开展纪念活动，不少善男信女（尤其是妇女和老人）在这几天都到“观音堂”“观音庵”上香敬斋果，并在庵堂中聚餐吃斋饭，以示虔诚。在畲族村寨，观音庵堂不仅是一个祀奉观音菩萨的宗教性场所，它也事实上成了信众间进行思想交流、缓解生活压力的村社性公共空间，在畲族民间文化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数信众则在节日里吃一天“观音素”，以保平安。
  有学者认为“畲族普遍供奉的佛教神明唯有观世音菩萨”①。如果仅就家庭供奉而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畲族家中的神龛上，确实只给观音菩萨留有位置，其他佛教神明都没有享受这种尊崇。但就畲族整个的佛教信仰而言，就不太准确。释迦老佛（即释迦牟尼佛）、定光菩萨、弥勒佛乃至普贤、文殊菩萨也都受到畲族民间的信奉，其神像也在畲族村社的庵堂中享受供奉，并与观音菩萨一同享受香火②。
  3．民间信仰上的互动
  传统上，畲族的宗教信仰主要体现在民间信仰方面，因而畲族的民间信仰内容十分丰富，万物有灵观念非常普遍。凡视野所及的天体、山川、河流、巨石、大树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都认为有着神灵主宰，受到崇拜和信仰。
  在畲族乡村，为了儿女能更加健康成长，将儿女寄托给自然物，拜树木、石头、河流等为“谊父”“谊母”是十分常见的事，所以取名为“树生”“石头生”“石长”“水长”“河生”“火生”“金生”之类的村民非常普遍。然而除了想借助自然的力量帮助儿女健康成长之外，这种认自然物为谊父、谊母和取于自然物相关名字的习俗，显然也受到汉族“五行”观念和“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因为畲族以何种自然物为子女的谊父、谊母并非是随便确定的，而要看子女八字中欠缺的“五行”而定。畲族认为只有认同类自然物为谊父、谊母，并取同类自然物为名，才能使子女八字硬实，并受到自然神灵的保护，从而使孩子远离疾病，健康成长。而五行观念、八字算命等阴阳术数理论，显然是受到了汉人的影响。
  畲族传统的原始信仰与汉地传入的宗教信仰，在长期的互动中不断交融、渗透，但并非被完全同化。如汉族地区普遍信仰的土地公，实际上是道教中的福德正神。畲族也普遍信仰和祭祀土地公，与周边汉族不同的是，畲族的土地公信仰掺杂了许多万物有灵的影子。粤东畲族在冬至祭祀土地公时，还要用糯米果黏在农具、牛以及果树上，显然在当地畲族人的意识中，农具、牛及果树等都是具有灵性、神性的，并与土地公密切相关。在闽西，土地与祖先神、村寨保护神等结合，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伯公”信仰。
  作为传统上以山耕狩猎为业的民族，耕牛与狗在畲族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畲族对牛和狗都有很深的感情，各地畲族都给牛和狗安排了独特的节日，如闽东的牛歇节（多为四月初八），这一天要让牛休息，给牛吃好食料，并在这一天举行歌会以示庆祝；闽西以六月初六为狗生日，要给狗洗澡，喂肉块，等等。同时受汉族的影响，还引进了汉族家禽家畜的保护神——姜子牙，每到春节期间，就在猪、牛圈和鸡鸭棚的门上贴上红纸条，上书“姜太公到此”或“血财兴旺”等文字，以祈家禽家畜养殖顺利。
  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畲族的民间信仰同样也对周边汉族产生了影响。如闽西畲族过去常以狗的下颌骨和铜钱用红头绳串在一起，当不足周岁的婴幼儿出门时，便将这种“狗骨钱”系在婴幼儿的衣服或包裹上以辟邪。显然，这种“狗骨钱”应该是具有鲜明畲族民族特色的吉祥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汉族村民也将“狗骨钱”系在婴幼儿身上，以期望获得这种吉祥物的保护。
  第四节 生产交流
  畲族在东南数省与汉族长期交错杂居，他们不仅在经贸、文化上产生密切的依存和互动，在生产技术方面也有着密切的接触和交流。这种生产上的接触和交流，大大促进了双方农耕技术的提高，也为唐宋以后闽、浙、赣、粤等省山区经济的长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记载来看，畲族人民长期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直到明代，许多畲民还过着所谓“巢居崖处，射猎其业，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二三岁一徙”①的艰苦生活。这样的刀耕火种农业，耕种的几乎都是旱地，所种多是小米、高粱、旱稻。生产工具也极为简陋，直到唐代，畲民所用农具主要还是畲刀而非牛耕，所谓“田仰畲刀少用牛”②，耕作技术也比较粗放。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作物产量极为有限，正如景宁县志所说：“然（畲民）刀耕火种之所得，未能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自活，十九务农。”③为了弥补农业生产收入的不足，畲族从事采集、狩猎等多种副业，以供生活所需。
  唐代以来，大量来自农业发达的中原地区的汉人迁入闽、粤、赣交界的畲族传统聚居区，使得畲区变成“土苗杂处”，这些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对畲汉杂居下的畲族农业生产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牛耕代替刀耕。以畲刀耕种是畲族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刀斧一度成为畲民最重要的农具，甚至在婚嫁时，也多以刀耕火种的农具刀斧作为礼物，如明代永春畲族“嫁女以刀斧赀送”①。直到民国，德化的畲民中仍保留有这种习俗②。但随着汉族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工具的传入，畲族的耕作技术发生了变化，逐渐由刀耕转向牛耕。这种转变在畲民婚姻嫁娶所送的嫁妆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如建德畲族“以犁、耙、蓑衣、刀、锄为嫁妆”③；景宁畲族嫁娶，“其聘资则定一十二金有五钱焉，其奁具则耒焉耜焉，而兹基焉”④；龙游畲族“奁具唯犁、锄、蓑衣数事”⑤。直到近代，沈作乾在浙江南部的括苍一带做调查时，还看到当地畲民“招赘者，无亲迎礼，奁币悉农具，而服饰甚鲜。如犁、锄、耒、耜、蓑衣、水车等，皆为必需之品。富者益以牛，贫者缺焉”⑥。同治《云和县志》所引诗文记述当时云和的农耕情况，说“佃田都是盘瓠种，雨过夫妻尽把犁”。这些都反映出到清代，畲族地区犁耕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犁耕的使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促使畲族农业从粗放向精细转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二是梯田代替畲田。畲族传统的刀耕火种是一种原始的山地利用形式，它的特点是顺坡而耕，不设堤埂，“焚土为肥”，地力耗竭快，保土蓄水能力差，一般只能种植豆、麦、粟等旱地作物，产量也不高。而汉族地区先进铁制农具的传入，使畲族的治地技术得到了一次大的提升，并很快掌握了梯田的营造技术，并在生产中开始广泛应用。《景宁县志》就曾记述说：“（畲民）佃耕以活，邑之陇亩，其治者半。”⑦可见畲族对浙南山区梯田的贡献。根据20世纪50年代对于福建省福安县畲族的调查，福安的畲族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两种，水田较农地多，水田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梯田结合犁耕进行耕作，不仅解决了畲田水土流失问题，也大大改善了作物生长的环境，提高了作物的产量。
  三是在营造梯田的同时，畲族开始将汉地先进的灌溉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之中。畲族传统的刀耕火种是纯粹靠天吃饭的粗放农业，畲民在农业生产中并没有灌溉的技术和传统。畲族的水利灌溉技术应该是与犁耕、梯田营造技术一起由汉区传进来的。至少在明清之后，他们不仅懂得利用山区地势，开沟筑渠，灌溉农田，而且已经掌握水车等先进的灌溉工具。1925年沈作乾在浙江南部的调查中，甚至还发现畲族婚嫁有以水车相赠作为嫁妆的习俗。①
  四是优秀农作物品种的大量引种。唐代以后由汉区引进的优秀的农作物有水稻、玉米、番薯等高产的品种。水稻的引进，彻底改变了畲区单一的旱作农业结构，而其较高的产量，也大大提高了畲族农业生产效率；番薯的引进则是畲族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里程碑，由于它十分适合畲族传统的畲田种植，产量也非常高，因而在畲族山区很快大量种植，以致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番薯成了畲族人民的当家口粮。
  当然，也并非只有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畲民的生产产生了影响，畲民传统的、独特的山地耕作技术也对迁入的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畲族在开发山地过程中，长期经验积累下来的“燔土为肥”的治地技术和用石灰改善土壤环境的做法，就被迁居山区的汉人广泛应用。闽西一带山区至今沿用的“溜火粪”，可能就是畲族“燔土为肥”的治地技术的遗存，至少也是受到畲族技术影响的产物。畲族人民用石灰改善土壤的技术，也被汉人广为使用，到清代，南方稻作区已广泛使用石灰改造冷浸田。

①（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六册，《福建防闽山寇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②浮云：《畲客风俗》，日本东京清国留学会会馆刊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①邓光瀛：《长汀县志》，卷三五，《杂录畲家》。 ②（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九，《艺文志中·文编三》光绪三年，刊本。 ③王虞辅：《平阳畲民调查》，民国35年（1946年）。 ④施联朱：《畲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①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等著作。 ①浮云（魏兰）：《畲民风俗》，光绪三十一年石印本，第24页。 ①郑一崧《永春州志》卷七《风土志》，乾隆版。 ②建阳县志：卷八（《风俗》），民国时期刊本。 ③周邃然：《永泰乡土志》，第七课，《土著种族》，光绪版。 ①《松阳县志》卷八，《风土志·畲民篇》。 ②杨澜：《临汀汇考》，卷三，《风俗考·畲民》。 ①在闽西客家地区，人们将喜欢穿着华丽，不合时宜、不合年龄地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或行为不够端庄的女人称为“畲嫲”“畲婆”。 ②林大春：《潮阳县志》，卷八，《风俗》。 ③（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广东》。 ①乾隆《汀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三·猺民纪略》，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876页。 ②乾隆《龙岩州志》卷十三《杂记志·畲客》，福建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314页。 ③史图博、李化民著，张世廉译：《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4年，第106页。 ④陈永成主编：《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⑤雷阵鸣、钟进和：《畲、瑶信仰实不同》，《《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8期。 ①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之一：《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0页。 ①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古亭书屋，1933年。 ②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③雷恒春：《中国文化大观·畲族编》，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①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②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①雷恒春：《中国文化大观·畲族编》，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 ①杜牧：《江南春》，全诗为：“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参见《全唐诗》。 ①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65页。 ②《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①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 ②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参见《全唐诗》，第4593页。 ③胡先骕：《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科学》第7卷，第3期，1923年。 ①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 ②民国《德化县志》，卷三，《风俗志》。 ③民国《建德县志》卷三，《风俗志》。 ④同治《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附畲民。 ⑤余绍宋：《龙游县志》卷二，《地理考，风俗》。 ⑥沈作乾：《括苍畲民调查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 ⑦同治《《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畲民附》。 ①沈作乾：《括苍畲民调查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