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畲族的文化传承是指畲族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上，畲族主要通过言传身教进行文化传承，讲古、祭祖、歌言、社会生产等都是常见的文化传承方式，承担着畲族民族文化延续的重任。近现代以来，随着民族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民族文学创作逐渐繁荣，民族艺术不断推陈出新，民族社团活动日渐活跃，畲族的文化传承也呈现出新的气象，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第一节 民族教育发展
教育是人们知识和技能传承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各民族的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广义上，畲族的民族教育可以区分为民间教育和正规教育两部分。民间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私塾教育，正规教育即学堂教育、学校教育。传统上，畲族教育以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为主，而歌言教育则是畲族民间教育中最有特色的内容。私塾教育则是近代畲族乡村的新鲜事物，因是民间自筹自办，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家庭较宽裕的畲族子弟才能享受到私塾教育。因此，私塾教育带有较明显的民办贵族学校的色彩。但私塾教育毕竟使畲族乡村第一次有了较为正规的文化教育，对培养畲族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畲族的民间教育，我们已经在第三章第一节作了介绍，本节仅介绍畲族地区正规的学校教育发展情况。
一、民国时期的畲族乡村学校教育
畲族乡村的正规教育出现的很晚。直到民国时期，畲族乡村才开始兴办正规学校。1912年，浙江遂昌办起了后江明德小学。1917年，又先后兴办后垄万嵩小学和苔竹坑定观小学，这是在畲族聚居区兴办的第一批小学。1932年11月，在县长黄强“劝畲民子弟入学”的倡导下，景宁县拨款55块银圆借惠明寺办学，招收畲族学生27人，其中女生7人。这是最早招收畲族女子入学的学校。①
在闽东，最早的是民国19年（1930年），英国教会在霞浦畲族聚居村茶岗的教堂办的“圣义小学”，招生30名，不收学费。1936～1948年，福鼎县先后在桥亭、才堡、佳阳、佳山、浮柳、梅溪、嵌窑、油坑等畲族聚居乡村办过国民学校。这些学校的寿命不一，时间长的几年，短的只有几个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桥亭、才堡的两所学校还在勉强继续办学。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他地方如闽北、闽西、闽南、赣南等地部分畲族乡村也开办了学校。特别是赣南、闽西，在中共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就将发展教育作为苏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明确规定：“革命政权以保证工农劳动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展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实行，并保证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闽西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就在1930年3月25日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里明确规定：“各区乡应普遍开办高级初级劳动学校，招收男女学生读书，除膳费外一律免费；六岁以上及十四岁以下之男女应入学校读书，父母不得阻止。”苏维埃政府的义务教育政策，开创了文化教育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先河，使赣南、闽西包括畲族乡村在内的广大地区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苏家坡畲族村协助村民创办的“平民小学”，就是当时苏区畲族教育的一个缩影。
但在整个民国时期，畲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还是相当十分落后。红军退出苏区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后，一度红火的苏区畲族教育也重新陷入停滞、倒退的状态。正如畲歌所唱“踏遍青山无学堂，村村不见读书郎”，畲族乡村所办的学校奇少量奇缺，常常方圆十数里乃至数十里才有一所学校，小孩上学十分不便。同时学校时办时停，加上畲族村民经济极为困难，无力供子女上学，因而畲族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文盲的比例非常高。
二、新中国的畲族乡村学校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畲族聚居区相继办起了学校，畲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受教育权利才真正得以实现。
在初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各畲族分布省区的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的民族政策，大力扶助少数民族经济，并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采取诸多优惠政策，如为畲族聚居乡村拨专款盖校舍，对畲族学生实行减免学杂费，调派汉族教师去民族小学任教等。同时，在畲族聚居区进行教育改革，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在畲族山村兴办小学。同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将畲族乡村原有的私塾、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小学，畲族地区的初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1952年，福安畲族乡村的初级小学就由1951年的1所增至13所，招收学生700多人，设立了17个班级，并规定畲族子女上公立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尽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畲族地区教育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仍呈现出发展的趋势。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如今闽、浙、赣、粤、皖等省的畲族乡村已经形成了普通小学、民族小学、中心小学民族班、民族教学点等多种不同形式的初等教育办学机构，建成了一批师资、校舍、设备等办学条件都较好的民族小学。据统计，目前以畲族为主的民族小学达1800多所，儿童入学率平均在95％以上①。这些学校在提高畲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培养畲族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民族小学还根据畲族地区特点，采取为远离学校的学生提供食宿条件、推广畲语和普通话的双语教育、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等措施，积极减轻畲族人民负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中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畲族子弟很少有人能进中学读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畲族乡村普通小学、民族小学的兴办和发展，畲族子弟上中学成为可能。除了普通中学外，闽、浙两省还在畲族聚居区创办了一批民族中学或者在办学条件较好的中学设立民族初中班或民族高中班。1958年秋，在福安县城关创办了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也是全国第一所畲族聚居区的民族中学——宁德市民族中学（原名“福建省福安民族中学”，1969年更名为“福安专区民族中学”，1971年定名为“福建省宁德地区民族中学”，2001年因宁德撤地设市，改名为“宁德市民族中学”），隶属福安县教育局管理。当年就向闽东地区招生97名，其中各县保送的畲族学生78人，占80.41％。1960年该校改由省教育厅管理，招生范围扩大到福安、闽侯、南平和福州5个地市、县。1964年，民族中学又划归福安专署教育局管理，主要招收本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在50多年艰辛的办学历程和建设中，宁德市民族中学为畲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今的宁德市民族中学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全国20所重点民族中学之一。除宁德民族中学外，面向畲族的民族中学还有福建省的福安民族中学（成立于1999年，前身为坂中中学）、福鼎民族中学（创办于1987年）、福州民族中学（创办于1992年）等15所民族中学，浙江省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创建于1986年）、龙泉市民族中学（1994年由八都中学和竹洋畲族乡中学合并而成）、武义县金穗民族中学（创建于2001年）等近20所民族中学，江西省的8所和广东、安徽各1所民族中学或民族学校。这些民族中学或民族学校的创立和发展，为畲族地区的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职业教育方面。1952年，浙江省在云和县南郊瓦窑设立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后迁到畲族人口最多的丽水市，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目前已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一所民族中等师范学校，每年从丽水、温州、金华、衢州、杭州等5个地（市）的20多个县（市）招收畲、回、满等少数民族学生。50多年来，为全省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了2000多名教学、管理人才，为发展畲族地区基础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了积极作用。2000年，浙江少数民族师范学校与松阳师范学校一起并入丽水师范专科学校。此外，畲族地区还结合开发农村经济和脱贫致富的需要，兴办职业中学，设置各种专业，培养各种急需的技术人才。如福建福安民族职业中学设置农村家庭经营、服装缝纫与编织、木工制作、民用建筑等专业，上杭芦丰民族乡职业中学设置缝纫、电工、制茶等专业。各地民族职业中学，培养大批实用技术人员，为发展畲族农村经济，使畲族人民迅速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作出了贡献。
在高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每年都招收相当部分的畲族学生进入预科或本科学习外，福建省的农林大学、厦门大学、医科大学、师范大学、福州大学和浙江的部分高校，如温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都曾举办民族预科班，招收省内少数民族（主要是畲族）学生入学。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畲族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每年都有大批的畲族青年才俊走出校园，为祖国的繁荣和各族人民的幸福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三、新时期畲族乡村的成人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改变畲族乡村落后的文化面貌，各地依托当地中小学举办了大量的扫盲班，开展成人识字教育，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1987年，霞浦县有70个扫盲班，学员1283人，扫盲面积70％以上，全县30个畲族乡村有25个达到国家规定的扫盲标准，全县15～40岁的畲族人（11527人）有88.9％脱盲。在扫盲教育的基础上，各地畲族乡村纷纷开展科学技术教育，办起了一批文化技术班，对农民进行粮、茶、林、果的栽培和畜牧医等农业科学技术的培训。到1990年，仅福安3个畲族乡就有农民初等技术学校5所，学员1177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3所，学员495人。这些成人教育的开展，为提高畲族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促进科技兴农，进而提高畲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民族文学创作
畲族文学可分为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作家文学两部分，它们都是畲族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民间文学创作
畲族的民间文学形式众多，有神话、传说、故事、歌言、谚语等，作品也十分丰富。在畲族民间文学中，有关民族始祖盘瓠的神话作品尤为引人注意，这一题材的作品既有韵文体的神话古歌《盘古歌》和《麟豹王歌》，也有散文体的神话《高辛与龙王》和《三公主》等，这些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的作品，讲述了畲族祖公龙麟因在争战中建立奇功而娶高辛皇帝的三公主为妻，并繁衍出畲族后代的故事。畲族民间传说的代表性作品，有《阿郎和媛莲》《《天眼重开》《黄藤镯和毛竹筒》等。而流传于畲族地区的民间故事《卖炭》《石牛》《《拾元宝》等，则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道德观念。这些故事性极强的作品以及谚语、俗语、谜语等长期流传于畲族民间，其创作年代和作者大多已无从考证，可看做是畲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畲族人民耳熟能详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等，大多通过相关机构的学者、文人搜集整理，已经汇编成册或结集出版，成为祖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宝藏。
在畲族民间文学创作中，最典型的要数小说歌和民歌的创作。
1．小说歌创作
小说歌是畲族民间文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发源于福建省霞浦县侯南镇白露坑村。白露坑是畲族人口最为密集和文化积淀最为丰富的区域，最初村中一些能识字的畲族歌手将汉族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改编为本民族山歌口头唱本和手抄唱本，后逐渐在本民族流传的英雄人物事迹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生活、心理、语言特点创作了一些作品，如《：高皇歌》《历期歌》《钟良弼》《白蛇传》《十贤歌》《钟景祺》《蓝佃玉》等，于是形成小说歌。小说歌作为长篇故事歌，是畲族民众创造的独特的文学样式和文化载体。
小说歌的出现，结束了畲族民间文学无文本的历史，在畲族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畲族文化发展中一个进步性的产物，成为中华民族又一朵鲜艳的文化奇葩。其中，白露坑小说歌在畲族文化中占有独特地位，是畲族歌谣中的精髓，成为整个畲族的文化遗产，因而它作为一个民族文化进步的标志性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
清末民国初是小说歌创作的全盛阶段，白露坑村的钟学吉、雷德朵、钟学算等杰出歌手，将小说歌的整理和创作推向高峰。其中，又以钟学吉最为突出。
钟学吉别名钟陈吉，学名钟春贵。清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霞浦县四十六七都白虎村（今溪南镇白露坑村），在清末民国初曾被誉为一代畲族“歌王”。白露坑是畲族长连抄本正歌（主要是小说歌）的发祥地，这对钟学吉有良好的影响。光绪四年（1878年），钟学吉设私塾课堂，他结合教学需要，编写了大量知识性歌谣，其中《花名歌》《鸟名歌》《十贤歌》《十女歌》《十字歌》《起书堂》《《大读书》等在塾馆内外广为流传；而根据畲族民间传说改编的叙事史诗《高辛氏》，在好多场合被用以替代《盘瓠王歌》。他依据汉族小说、曲艺、故事改编的小说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超过其先辈和同辈歌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福宁山民会馆在霞浦县城建立。1919年，会馆迁入城内，从此成为畲族民间公益团体与公共活动中心场所。钟学吉作为福宁山民会馆的创建者之一，经常活动其间，结识不少畲族各阶层人士，大大丰富其以小说歌为主体的畲族长篇叙事歌的创作。他利用会馆提供的便利，大量收集素材，编写众多歌本，把畲族长连抄本正歌的创作推向全盛时期。他所撰写的《诸葛亮》《孟姜女》《唐伯虎》《末朝歌》《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小说歌，通过会馆往来的宗人大量传抄，在畲族社区广泛流传，以至当时出现了“有山哈人（畲民）的所在，就有钟学吉的歌”之说。他还率先根据畲族历史上反对民族歧视的真人真事编成小说歌《钟良弼》，鼓舞当时闽、浙畲族人民反抗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在畲族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钟学吉晚年所撰写的小说歌的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空前的高度，其作品至今仍在闽、浙畲族地区广为流传。钟学吉为弘扬畲族民族文化和畲汉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省、县有关部门，多次派员深入发掘、整理钟学吉传世作品百余篇。《中国大百科全书·畲族文学》以及《畲族简史》《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均对其创作的《末朝歌》、《蓝佃玉》（亦称《九节金龙鞭》）、《钟良弼》等优秀作品，予以高度评价。
现存畲族小说歌的手抄本和口头小说歌有130本。健在的歌王传人钟昌尧既唱歌、传歌，也搜集民歌，他搜集到的160多段100多万字的畲族歌曲，已整理出了包括小说歌在内的500多首。2006年，畲族小说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小说歌的传承人正日益减少，而小说歌的创作则已基本停止，相关的抢救、保护工作亟待展开。
2．民歌创作
民歌也叫“山歌”“杂歌”，在畲族传统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畲族人民常以歌代言，沟通感情；以歌论事，惩恶扬善；以歌传知，斗睿斗智，形成一套上山劳动、接待来客、婚丧喜事的对歌习俗。因此，学歌、唱歌是畲族传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年男女的必备技能。
畲族民歌尽管流传有不少手抄歌本，有些场合如宗教法事场合，也主要演唱流传下来的民歌，但多数情况下，畲族歌手要在既定调式（各地调式有差异，大致有福宁调、福鼎调、霞浦调、罗连调、丽水调、景宁调、龙泉调、文成调等几种不同调式）下进行歌言的即兴创作。与小说歌等先创作、后传唱不同的是，畲族民歌的创作与演唱是同步进行的，创作过程即演唱过程，而且这种创作多是在对歌的情况下快速完成，有相当的难度，因而将对歌也称为“比肚才”。
畲族民歌的创作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体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
上山劳动，单人时往往根据心情，自编自唱，以歌驱寂寞。过去畲族地区山上常有人对歌，所以畲族民歌也称为山歌。在一些畲族地区，村上来了客人，对歌成了必备的待客程序。来客对歌，一般对一整夜，没有即兴创作的本领是难以过关的。
在畲族婚俗中，对歌的场面也最为热闹。无论娶亲还是嫁女，村落中的青年男女，都会在这时一展歌喉和“比肚才”。尤其是男方来娶亲的赤郎、行郎，会被女方村里的青年男女多次拦路盘歌，如不能应答如流，将会受到对方的讥笑。
而“盘诗会”（赛歌会）则更是展现歌才的地方。畲族各地定期的歌会很多，如每年农历四月“封龙节”福安苏堤和霞浦目连山的歌会，六月初一福安白云山的歌会，七月初七福安社口白岩山歌会，八月十五中秋节福安、宁德畲族歌会，九月初九重阳节霞浦城关歌会、木莲山歌会，等等。每逢节日，畲族男女都会赴会盘歌，不少青年通过对歌建立感情，结成幸福伴侣。
总之，畲族民歌是畲族人民在生产生活斗争中创作的口头文学，是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畲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畲族青年男女外出就业，畲族民歌的演唱和创作都受到重要的影响，许多畲族男女青年已经离畲族民歌越来越远。2006年，畲族民歌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何传承畲族民歌和开展民歌创作，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作家文学创作
作家文学是畲族文学花园中的一个新生事物，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作家文学的出现，标志着畲族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新中国“百花齐放”文艺政策的指引下，畲族作家文学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虽然目前畲族作家队伍的人数不多，但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肯定，展现了不俗的实力和潜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畲族作家主要有以下几位①。
雷发荣（1935～），男，畲族，浙江遂昌人。浙江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编辑。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受众研究会理事，浙江省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联谊会常务理事。在新闻专业实践中，作了诸多的探索，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和开拓进取精神，其经验被选入《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撰有《电视竞争与对策》等论文，电视受众调研成果获全国三等奖。编著的作品有《钱江追潮录》《蓦然回首》《改革之路》等。
吕奎文（1936～2009年），男，畲族，广东梅州人。中国作家协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残疾人文学培训班开拓者。历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专教师，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多次荣获广东省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广东省师德建设先进个人等称号，是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吕奎文一生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尤以写报告文学、小说见长。著有《小说创作论》《小小说创作技巧》（合作），长篇报告文学有《中国少年之星》《炽热的童心》《苦作背后的欢乐》《人生你好》以及与他人合作的《春满花都》《从平凡中崛起》《白云无尽时》等，译著小说有《小偷》（［美］凯·安·波特著）、《迈克尔和人的后娘》（［加］莫利·卡拉汉著）、《特莉莎的婚礼》（［英］威廉·特里奥著）、《《周末情侣》（［英］威廉·特里奥著）等。《小小说创作技巧》（合作）获中国写作学会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长篇报告文学集《人生你好》获广州市文学红棉奖二等奖。
钟琼奎（1941～），男，畲族，福建武平人。曾任福建建宁县教育局副局长、文化局局长、县文联主席。现任福建省建宁县文化局主任科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等。先后在《民间文学》《《故事林》（福建）等22家报刊发表民间文学作品45篇7万多字，民间故事《张际亮妙计换金壶》荣获三明市1985～1986年度优秀民间文学奖。搜集整理民间故事110篇，谚语300多条，民歌民谣100多首。1988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集成志书编纂贡献奖”称号，1991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先进工作者。近20年，已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福建文学》等近100家报刊发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1000余篇（首、章）。出版《莲乡草》《绿色的流韵》《晴川碧草》《山灵流碧》四部诗集。诗歌《端午泪》《雨季》曾分别获得全国首届“屈原杯”、福建省“海山杯”诗歌大奖赛二、三等奖。
雷风行（1944～），男，笔名田雨、风云，畲族，福建宁化人。历任人民铁道报社文艺部、经济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国旅客报》总编辑、高级编辑。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郭沫若的少年时代》《片叶集》《群星从这里升起》姓名与人生》《中国名家读书法》《解读名人姓名》《跨越春秋》，长篇报告文学有《史丰收数字传奇》《伟人与中国铁路》《陆平与刘居英兄弟传奇》《青藏铁路通到拉萨》《詹天佑之路》等20多部。《名人和他们的老师》为1985年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向红领巾读书活动推荐的图书，《谜语趣话》为全国总工会全国职工读书自学活动推荐书目。长篇报告文学《神州大动脉》获全国第六届铁路文学奖。
雷德和（1957～），男，畲族，福建古田人。先后在《青年作家》《民族文学》上发表中短篇小说26篇，出版短篇小说集《夜闯卑库山》。其中短篇小说《永远吃香的人》（与姚更青合作）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短篇小说《兰槽》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卷》，短篇小说《公道人》《《大横山惊魂》《粗旺村纪事》《永远吃香的人》《兰糟》被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牧田英二编选的《中国边境文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一书翻译介绍，《兰糟》更被全文翻译编入。近年创作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陈靖姑》，已通过审阅，即将投拍。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领导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称他为“畲族第一位小说家”。
钟一林（1964～），笔名山哈，男，畲族，浙江丽水人。1982年起从事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文学体裁的创作，2009年9月，就读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少数民族作家班）。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江南一怪》，散文摄影集《青藏风》，电视宣传片《援手》等60余万字。作品曾获司法部第一、第二、第四届“金剑文化工程”文学奖、艺术奖等。散文《花事》获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诗刊》社、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政府举办的2010年首届“言子文学奖”优秀奖，散文《鲁院诗歌》获由中共青海省常委宣传部、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文艺报社主办，青海省文联承办的第一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团结征文一等奖。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会员。
钟红英（1974～），女，畲族，福建上杭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美术家协会艺术评论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现为福建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学术部副主任，文学创作二级（副高）。近年来在《文艺报》《民族文学》《中国民族报》《福建艺术》《福建文学》《厦门文学》《福建日报》等国家、省市级报纸杂志上发表反映宋省予、郭风、舒婷、谢钦铭、郑怀兴等福建当代文艺名家系列散文10余万字；发表文学评论《福建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六十年》《几多欢喜几多愁——福建儿童文学发展概述》《试论杨少衡小说创作的民间意向》《一条流动的文学之河——＜闽西文学史话＞述评》约15万字。参与编撰的《福建省·文化艺术志》获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其创作的《宋省予图传》于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获福建省第22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钟怡音（1978～），女，笔名粲然，畲族，福建厦门人。橄榄树文学月刊的编辑。发表小说数十万字，小说散见《人民文学》《小说界》《上海文学》等报刊，出版小说集《季节盛大》（时代文艺出版社）等。获第四届《福建文学》“初出茅庐”征文大奖赛最佳新人奖。《南方周末》评论文章称《季节盛大》“具有奇观性的灿烂炫目的小说，介于魔界和人界之间”。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提名中同慕容雪村、狼小京、王文华、西门等一起被列为最被看好的网络作家。
尽管畲族作家的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反响也较好，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畲族文学创作目前表现出“一少、二散、三缺”现象。“一少”指畲族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少；“二散”指畲族整体形成不了创作核心，作家本身没有创作方向；“三缺”指畲族缺少品牌作家，缺少发表作品的阵地，缺少培训和指导。面对这种状况，畲族作家还需不断努力，并大力培养文学新人。相信假以时日，畲族作家文学一定可以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
第三节 民族艺术创新
畲族历史悠久，畲族文化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魅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随着社会发展，在强势主流文化的推动和渗透下，畲族文化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部分传统畲族文化内容渐渐消失。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畲族民间艺术，也面临着重重危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次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畲族文化调研，对畲族文化进行保护、继承和发展，促进了畲族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畲族民间文化艺术在既体现本民族的基本特色，又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兄弟民族文化的长处，既植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不被传统所束缚的基础上，努力解放思想，将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在民族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使畲族民间文化艺术重新焕发了生机。
一、畲族民歌音乐的创新
畲族民歌（也称为“山歌”），是畲族人民传统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根基扎实、内容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畲族人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艺术，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份优秀的民间文化精粹。过去，畲族山区处处飘歌，他们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以歌代言，以歌表意。无论是婚丧节庆，还是待客会友，都唱歌、对歌。形成了叙事歌、风俗歌、时政歌、劳动歌、情歌、时令歌、小说歌、革命歌、儿歌、杂歌、祭祀礼仪歌与识理斗智歌等多种不同场合演唱的民歌类型和独唱、对唱、重唱和齐唱等多种演唱形式，并巧妙地运用“假声”和“平讲”的演唱技巧，创造了被称为我国民歌中的“稀有明珠”的二声部重唱——“双条落”。可见，民歌在畲族民族文化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生活的压力和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现在已经很少有年轻人会唱传统山歌了，健在的老年歌手也是寥寥无几，畲族民歌音乐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了抢救珍贵的畲族民歌音乐，除了通过一些学者深入社区进行畲族民歌艺术的调查、记录、整理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畲族地区的地方文化、教育部门（机构）、文艺团体也加入到抢救队伍中来，他们通过机制创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传承形式上，改变过去畲族民歌在田间地头、婚丧节庆场合耳濡目染和向族内歌手学习的传统传承形式，将畲族山歌引进民族小学、民族中学的课堂，作为音乐课和地情课的重要内容，并组织畲族民歌演唱兴趣小组，培养了一批畲族民歌的传承队伍。
在演唱形式上，改变过去单调的清唱形式，将民歌的演唱与音乐、舞蹈等结合起来，并将畲族民歌搬上文艺舞台，使畲族民歌的表演更富有吸引力。
在演唱方法上，在保留原有特色唱法的基础上，大胆引入一些通俗唱法或说唱形式进行演绎，使畲族民歌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
在歌言内容上，与时俱进，在传统流传歌言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创作了一批反映畲族人民美好生活的优秀作品。
在歌会组织上，畲族聚居区的地方政府部门将弘扬畲族民歌音乐文化作为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定期组织各种“赛歌会”“盘诗会”，如各地畲族的三月三歌会，福安、霞浦的四月“封龙节”歌会，福安六月初一的白云山歌会，七月初七的白岩山歌会，宁德城乡的八月中秋盘歌等等。这些歌会的举办，为畲族民歌的传承、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平台。
总之，通过传承创新，包括演唱形式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和组织创新，畲族民歌重新焕发了活力和艺术魅力，为我国民间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畲族歌舞创新
畲族的民歌、舞蹈多是独立表演的。畲族民歌的演唱既不用音乐伴奏，也无需动作，完全是清唱。至于畲族舞蹈，在日常生活中更是难得一见，“由于畲族舞蹈在历史上主要蕴藏在祭祀活动中，以至于曾经有人认为畲族没有民间舞蹈”①。只有在巫师做道场、祭祀等宗教仪式场合中，我们才能偶得一见畲族民间舞蹈的影子。在部分巫术仪式中，甚至还能看到歌、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表演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有关部门和学者、专家、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依附在宗教祭祀仪式中的畲族民族舞蹈被逐渐地发掘出来，成为畲族民间艺术中的一朵亮丽奇葩，如《奶娘催罡》《祭祖长舞》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随着畲族民间文化的进一步发掘，一批以畲族的生产、生活、民俗活动为原型的民族舞蹈，如祭祀舞、婚礼舞、祈福舞、生产劳动舞等被开发出来，大大丰富了畲族的民族舞蹈内容。这些具有表演性和参与性的民族舞蹈，作为畲乡风情旅游的娱乐性节目，受到了游客的喜爱。
近年来，畲区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实践，将畲族传统的山歌、音乐、舞蹈结合起来，推陈出新，创作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歌舞剧作品，并将它们搬上舞台，受到了畲族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欢迎。由浙江省丽水地区文化局组织编导的四幕畲族风情歌舞剧《畲山风》和鹰潭市艺术团创作演出的畲族山歌戏《七彩畲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畲山风》是由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组织创作的一部大型的畲族风情歌舞剧，用歌舞诗的形式，再现了畲族的图腾崇拜、祭祖场景、婚丧习俗及服饰、民歌、劳动舞蹈等民族文化元素，充满了浓郁的畲族风情韵味。全剧分为“冬祭”“春歌”“夏恋”和“秋嫁”四幕，第一次完整地用畲族人民独特的音乐语言和肢体语言，将山野的清风与江南的诗韵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畲族人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未来、奋发向上的民族个性和精神。正如畲族学者雷阵鸣所说：“《畲山风》的成功，关键在于它的新。”这种“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创意新。使人一看便知是“畲族的”，其主体内容与多种民俗事象统一，包孕了畲族风俗的方方面面，而不显得臃肿与杂沓。二是结构新。各幕之间没有相对固定的情节，也无贯连到底的人物形象，但是它分而不散，统而可析，既突出各幕主体事件又一气贯成。三是形式新。既体现了综合化、多样化的功能，又突出了生活化、艺术化的特色。四是导向新。把优秀传统民俗风情与现代审美观相结合，不仅使畲族人民看了感到亲切，其他观众同样感到美的享受。①《畲山风》1996年开始酝酿，1998年组织编排，在“’98浙江景宁畲乡风情节”上首次公开演出，而后晋京演出又获得北京文艺界的一致好评，并作为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献礼剧目受到肯定。1999年《畲山风》获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经对剧本、舞蹈、服装、道具、背景的再修改和完善，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获演出金奖和创作金奖。正是不断的创新，使《畲山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七彩畲乡》则直接取材于生活，它反映了鹰潭樟坪畲族乡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歌颂了以党支部书记蓝山为代表的畲族新一代青年热爱家乡，带领农民群众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七彩畲乡》在创作过程中，从音乐、舞蹈到演员表演和化妆造型等都从畲歌、畲舞等畲族艺术中汲取营养，在形式上独树一帜，以畲乡山歌为载体，将歌、舞、剧熔于一炉，表现了浓郁的畲族风情。《七彩畲乡》在艺术特色方面突出地域性、抒情性和歌舞性，在艺术氛围中体现民族气息、乡土气息和现代气息，在艺术手法上，以传统为根基，以创新为灵魂，充分运用现代高科技声、光、电等辅助手段，使舞台光彩夺目、绚丽多彩。全剧洋溢着新时代、新生活的气息，充分展示了畲、苗两个少数民族的人情美、人性美、风情美、画面美、歌舞美、服饰美，给观众带来了美的感受。《七彩畲乡》创编于2008年，2009年初在江西省文化厅主办的“相约春天——2009新春优秀剧目展演”中首次公开演出，便获得领导和观众的极高评价。2010年6月5日，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在北京向大型畲族山歌戏《七彩畲乡》颁发了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金孔雀”综合大奖及艺术策划、优秀编剧、优秀导演等10个单项奖，以表彰其取得的艺术成就，成为江西省第一次荣获全国性综合大奖的少数民族题材戏剧。2010年7月，在宁夏银川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中，《七彩畲乡》以其富有时代特色的主题、浓郁的地域风情、独树一帜的艺术表现形式、异彩纷呈的舞台效果深深地吸引了观众，赢得评委们的高度赞誉。喜获综合金奖，并荣获优秀编辑、优秀导演、优秀音乐设计、优秀舞美设计、优秀灯光设计、优秀服装设计、优秀编舞和三个优秀表演等全部奖项，成为唯一囊括全部奖项的团队。
三、畲族民间工艺的创新
在畲族民间，曾经有着源远流长的民族工艺传统，它们质朴多姿、活泼生动且世代相传。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民族民间艺术被挤到了主流文化的边缘，有的甚至逐渐失传。至近代，畲族民间工艺美术中的许多形式已不复存在，只保留了纺纱织布工艺、织花带工艺、缝纫和刺绣工艺、竹编草编工艺以及纸刻工艺等少数工艺形式，木刻工艺、金属饰品工艺等古老的工艺装饰形式，在畲族民间也还有残存。这些古老的民间工艺，是千百年来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扎根于畲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仅体现着畲族社会的风土人情，也传承着畲族的文化与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物资的日渐丰富，许多传统的工艺被机器生产所取代，民间工艺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如纺纱织布工艺，由于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就已经没有畲民用手摇纺纱机纺线，也没有人再穿着自纺土布。20世纪80年代后，除了少数偏僻山区，畲族山民也基本不再编织草鞋，而改穿胶鞋了。如何使畲族的传统民间工艺在市场和科技的冲击下突围而出，得以传承和发展，是各级文化部门面临的一个难题。
从目前的经验来看，包括畲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民间工艺要想突破困境，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靠国家政策。这一点，我国的民族文化保护政策和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经为民间文化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二是走创新之路。在现代科技和市场的压力下，民间文化要想求得生存的空间，只有面对现实，不断创新，才能有出路。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近年来畲族民间工艺在抢救、发掘、创新的道路上艰难摸索，通过培养传人、创新工艺、拓展功能、政策扶持等多种手段，使一些民间工艺重新焕发了生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畲族银饰工艺的重生，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畲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十分崇尚银器，其蕴涵着吉祥平安的美好祝福。无论是婚丧嫁娶等人生重大日子和民族传统节日、盛事，还是日常生产生活，畲家人都与银器密不可分，畲族银器工艺技术已成为了畲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从事畲族银器制作的匠人越来越少，畲族银器工艺技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了使畲族银器工艺技术能够得以传承下去，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抢救力度：一方面大力加强工艺技术人才的培养，使畲族银器工艺技术后继有人；另一方面加大技术研究与革新，使畲族银器工艺技术和产品能够推陈出新，适应市场的需要。著名的福安珍华堂在这方面贡献尤为突出，为了培养后备人才，珍华堂与当地职业技术学校开办银雕班，培养畲族传统银饰技术传承人。目前，第一期18名学员已学成毕业，悉数进入珍华堂，第二期在读，第三期专门针对畲族银饰的银雕班开课在即。为了加强科研力度，研发出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2009年9月27日，宁德市畲族银器工艺技术研究所在珍华堂银楼揭牌成立，成为全省唯一的一家“畲族银器技术研究所”。注重人才培养和科研投入，使珍华堂在民间纯银工艺上处于领跑地位，被评为福建省珠宝首饰业著名品牌，名声越来越响亮。2006年6月，以珍华堂为代表的福安银雕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07年7月，珍华堂作品“龙腾五洲”获福建省第二届民间艺术珍品展金奖。2008年6月，董事长林仕元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福安银器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此外，一些畲族银饰工艺企业还尝试制定产品标准，如景宁畲族自治县畲山凤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就在景宁县质监局的积极帮助和指导下，制定了首个畲族银饰产品标准，并通过专家和标准化评审员审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依法给予备案，使之作为该产品组织生产、流通、使用等各方面的准则和依据，使企业摆脱了无标准生产的困境，结束了该产品无标准生产的历史，对促进传统畲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
此外，近年来，畲族的彩带编织工艺也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契机下，确定了遗产的传承人，并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培养彩带编织工艺人才，使畲族传统彩带工艺逐渐摆脱了失传的危险。
第四节 民族社团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前，畲族民间主要以宗族为单位，开展规模不大的区域性民族民俗活动。但这些宗族性的组织组织性不强，活动主要以宗族祭祀、歌会等为主。近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畲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在不断觉醒，其标志是仙游县的畲民会馆和霞浦的福宁山民会馆的先后成立。这些畲族民间社团的成立，对于畲族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畲族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畲族民族成分的认定和各地畲族群众民族身份的恢复，畲族民间文化逐渐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环境，带来了畲族文化的振兴和繁荣，各地畲族民族文化社团从市、县一级的歌舞团、艺术团、文化研究所，到乡、村、中小学的艺术团体、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这些民族社团在各自的领域频繁开展民族歌舞的创编、排练、演出，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展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使畲族传统文化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挖掘、整理和创新，也通过这些文化团体的宣传，使畲族传统文化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正是这些活跃的畲族民族社团，使畲族文化不仅逐渐为国人所熟知，近年来还频繁亮相国际舞台，引起世界的关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畲族民族社团种类齐全、层次多样，事实上已成为宣传畲族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知名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畲族民族社团主要有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等。
一、福宁山民（三明）会馆
明清时期，畲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且深入。但畲族人因其传统的民族服饰绚丽独特，在和汉人的交往中常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歧视，并时常引发民间冲突。这种因文化差异引发的民间冲突，终于引起了官府的重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建按察使司在处理福宁府畲、汉纠纷时认为，畲族与众不同的装束是导致矛盾纠纷的原因，因而发出“向山民劝改装束”的告示，并将告示发到福宁府，通知各地山民代表陆续前来领取。当时霞浦县城里没有畲族专门的客栈，代表多感不便，因而钟学吉、蓝文蔚等人倡议集资建馆。第二年在霞浦西门外教场头，买下四扇瓦房一座，依照告示中“山民”之谓，并仿照当时颇为盛行的“会馆”之称，名为福宁山民会馆。
民国2年（1913年），福宁山民会馆（后改称福宁三明会馆）经过整顿，成为闽东、浙南等畲族主要聚居区的同族性团体。民国8年（1919年），福宁三明会馆迁至当时县城中心地带“北社乘驷后境”（今松城旗下街3号），馆址为硬山顶穿斗式砖木结构，由山门、前座、后座等组成，总面积683平方米。馆舍经修缮后，前座大厅作为祭祖及重要议事聚会之所，中厅设神龛，安放木雕涂金“敕封盘护忠勇王”神位，两侧壁间大书：“盘、蓝、雷”“钟、李、吴”姓氏，大门上榜书“福宁三明会馆”。前座、后座共二十多间房子作为住房、客房，接待畲族宗人免费住宿。此后，会馆成为各地畲族祭祖、联宗、议事等活动的中心场所。据悉，这是全国唯一跨省、地的畲族公益团体，也是闽、浙、赣畲族民众联合组建的公益组织。
福宁三明会馆内设董事会，闽东、浙南十余县各有一名董事，除董事律师蓝文蔚长期驻馆外，其他董事不定期轮流驻馆，义务服务。服务项目包括对内调节族内纠纷，对外维护本民族权益，代畲民写诉状、打官司等。作为畲族人的接待处，福宁三明会馆提供免费住宿，自办伙食，解决了往来畲民的膳宿问题；作为畲民联谊会，福宁三明会馆为闽东、浙南诸县畲民沟通信息、商议事务（如兴学、建祠、铺路、赈灾等）提供了便利。福宁三明会馆事实上还成为畲族文化的传播中心，年近花甲的“畲族歌王”钟学吉被公举为董事后，经常住馆，利用会馆提供的便利，大量地收集素材，编写众多歌本，把畲族长连抄本正歌的创作推向全盛时期。而各处来的畲族宗人则利用住馆之便，大量转抄，使钟学吉创作的“歌言”迅速传播，以至出现了“有山哈人（畲民）的所在，就有钟学吉的歌”之说。福宁三明会馆为畲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福宁三明会馆自成立后经历了鼎盛的三十年，1927年一度中断活动，1946年重兴会馆，被官方注册认定为“苗夷民族”之公益团体。新中国成立后，福宁三明会馆活动逐渐终止。作为畲族民间公益性团体和多职能的活动场所，福宁三明会馆在存续的50多年时间里，为闽东、浙南畲民争取了许多合法权益。如民国初年，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废科举、兴学堂，但畲族子弟上学却多受刁难，浙江泰顺、景宁等处，均发生不准畲族学生入学的事件。泰顺畲民经人介绍来到会馆请求帮助，蓝文蔚便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名义，直接到泰顺起诉，胜利打赢了这场官司。因影响所及，景宁畲民入学官司亦获胜诉。畲族子弟入学问题的解决，使福宁三明会馆的声望也随之名扬闽、浙畲区。
二、宁德市畲族歌舞团
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于1988年，是全国唯一以畲族命名的民族歌舞团体。现有演职员80名，其中副高职称3名，中级职称24名，初级职称占20％，全团60％的演员毕业于艺术院校。成立20年来，畲族歌舞团精心编排了大型畲族歌舞《太姥畲家情》和大型舞蹈诗《蓝色家园》《多彩的山海》《五彩山哈》等一批优秀节目，先后赴广州、昆明、北京、上海参加了“广东欢乐节”“中国第三届艺术节”“北京金秋民族婚俗展演”“全国56个民族音乐舞蹈展演”和中央电视台春节歌舞晚会展播及全国首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2001年9月，该团与省歌舞剧院联合创作演出的大型歌舞《山哈·雅美》参加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荣获创作金奖、表演银奖。该团作品《赤髀横裙》在2004年第六届全国专业舞蹈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同时，畲族歌舞团多次出访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展演。1997年春节期间，畲族歌舞团应邀赴澳门进行艺术展演，获得媒体和观众的好评。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春节，畲族歌舞团两次应邀出访了新加坡，畲族文艺作为文明的使者，在东南亚地区播下了友谊的种子。2002年应邀参加“香港福建节”的演出活动，以畲族独特的风情歌舞，博得海内外观众的喜爱。2010年9月9日～13日，畲族歌舞团作为宁德市文化交流代表应邀组团前往新加坡参加福清会馆立馆100周年庆典演出活动，通过充满闽东文化特色和风土人情的歌舞节目，向海外华侨展现了宁德市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新加坡政府官员、民众、我驻新使领馆及华人华侨的高度评价。
1995年，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被授予“宁德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2001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三、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
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是景宁畲族自治县财政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隶属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下属事业单位。该团由景宁县民族文化工作队改制而来，成立于1984年底。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文化队伍建设。
艺术团成立以来，深入挖掘原生态畲族民间艺术，精心创编一个个充满浓郁畲族风情的优秀作品，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该团表演的节目在国家级、省市级文艺汇演、比赛中频频获奖，如2001年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该团参演的歌舞剧《三戏赤郎》获得一等奖。1999年风情歌舞剧《畲山风》获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经对剧本、舞蹈、服装、道具、背景的再修改和完善，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获演出金奖和创作金奖。此外，《《火车进畲寨》《彩带歌》《畲寨夏夜》《木柏灵刀舞》等分别获得省级多种奖项。该团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群众文化先进集体”“民族团结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为弘扬畲族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畲族艺术团不仅先后到国内20多个大中小城市参加演出，还携带畲族的歌舞精品，不断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畲族文化。1994年，畲族民间艺术团代表浙江省赴日本参加福井国际艺术节，演出了《灵刀舞》《畲山听樵》等节目，使畲族文艺首次走向世界。2010年6月，艺术团随丽水市经贸访问团赴台湾南投县，进行为期一周的演出和文化交流，为台湾的同胞们献上一台极具畲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千年山哈》。《千年山哈》汇集了畲族文化内涵的山歌舞蹈艺术，展示了畲族灿烂的服装服饰、宗教仪式、劳动生活、婚俗礼仪等，表现出畲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劳动人民坚毅的民族性格，受到了当地媒体和观众的高度评价。
四、宁德市闽东畲族文化研究所
宁德市闽东畲族文化研究所原为宁德师专于2006年5月成立的畲族文化研究所，2009年9月，在宁德师专畲族文化研究所基础上，中共宁德市委批准成立宁德市畲族文化研究所，成为国内首家地市一级的畲族文化研究所。宁德市畲族文化研究所的成立，进一步整合优化了宁德市畲族文化研究队伍，一方面聘请了中央民族大学施联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教授、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等国内畲族研究的知名专家作为学术指导与顾问，同时也吸纳了钟雷兴、蓝炯熹、蓝兴贵、蓝秀珍、蓝新华等畲族同胞参与指导和学术研究，搭建了闽东畲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
畲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以来，大力加强对畲族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推进畲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2007年，赵峰副教授主持的《闽东畲族语言研究》被列入省教育厅社科A类课题。2008年，伊漪教授主持的《畲族文化与现代文明》被列入省教育厅社科规划课题。2009年，林校生教授主持的《闽东文化品牌战略研究》被列入福建省社科重点课题立项。同时研究所还编辑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研究畲族的学术论著和论文，将闽东畲族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畲族文化研究所已经成为专职与兼职结合，集多学科专家学者为一体的畲族研究专业学术团队，正逐渐成为整合、优化闽东地区畲族文化资源的重要平台，成为密切联系畲族人民、学习传统畲族文化的桥梁和纽带，激发畲族人民建设家乡的热情以及推进环三都澳区域发展、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简称海西）建设的有效载体。
五、信丰畲族艺术团
信丰畲族艺术团是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安西镇田垅畲族村于2008年组建的一个村级民族艺术团，也是江西省首个畲族艺术团，后改为信丰县畲族艺术团。信丰畲族艺术团成立以来，创作和演出了富有民族风情的《马灯舞》《跣足娘》筷子舞》《畲山茶歌》等一批优秀节目，展示了畲族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友善的精神品格。在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里，信丰畲族艺术团表现得十分活跃，频繁在信丰县及周边县市的乡镇和民族村落进行巡回演出，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受到当地媒体和群众的好评。艺术团还多次配合信丰县的经贸活动，到山西、河南等地进行宣传演出，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一节 民族教育发展
教育是人们知识和技能传承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各民族的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广义上，畲族的民族教育可以区分为民间教育和正规教育两部分。民间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私塾教育，正规教育即学堂教育、学校教育。传统上，畲族教育以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为主，而歌言教育则是畲族民间教育中最有特色的内容。私塾教育则是近代畲族乡村的新鲜事物，因是民间自筹自办，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家庭较宽裕的畲族子弟才能享受到私塾教育。因此，私塾教育带有较明显的民办贵族学校的色彩。但私塾教育毕竟使畲族乡村第一次有了较为正规的文化教育，对培养畲族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畲族的民间教育，我们已经在第三章第一节作了介绍，本节仅介绍畲族地区正规的学校教育发展情况。
一、民国时期的畲族乡村学校教育
畲族乡村的正规教育出现的很晚。直到民国时期，畲族乡村才开始兴办正规学校。1912年，浙江遂昌办起了后江明德小学。1917年，又先后兴办后垄万嵩小学和苔竹坑定观小学，这是在畲族聚居区兴办的第一批小学。1932年11月，在县长黄强“劝畲民子弟入学”的倡导下，景宁县拨款55块银圆借惠明寺办学，招收畲族学生27人，其中女生7人。这是最早招收畲族女子入学的学校。①
在闽东，最早的是民国19年（1930年），英国教会在霞浦畲族聚居村茶岗的教堂办的“圣义小学”，招生30名，不收学费。1936～1948年，福鼎县先后在桥亭、才堡、佳阳、佳山、浮柳、梅溪、嵌窑、油坑等畲族聚居乡村办过国民学校。这些学校的寿命不一，时间长的几年，短的只有几个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桥亭、才堡的两所学校还在勉强继续办学。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他地方如闽北、闽西、闽南、赣南等地部分畲族乡村也开办了学校。特别是赣南、闽西，在中共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就将发展教育作为苏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明确规定：“革命政权以保证工农劳动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展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实行，并保证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闽西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就在1930年3月25日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里明确规定：“各区乡应普遍开办高级初级劳动学校，招收男女学生读书，除膳费外一律免费；六岁以上及十四岁以下之男女应入学校读书，父母不得阻止。”苏维埃政府的义务教育政策，开创了文化教育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先河，使赣南、闽西包括畲族乡村在内的广大地区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苏家坡畲族村协助村民创办的“平民小学”，就是当时苏区畲族教育的一个缩影。
但在整个民国时期，畲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还是相当十分落后。红军退出苏区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后，一度红火的苏区畲族教育也重新陷入停滞、倒退的状态。正如畲歌所唱“踏遍青山无学堂，村村不见读书郎”，畲族乡村所办的学校奇少量奇缺，常常方圆十数里乃至数十里才有一所学校，小孩上学十分不便。同时学校时办时停，加上畲族村民经济极为困难，无力供子女上学，因而畲族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文盲的比例非常高。
二、新中国的畲族乡村学校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畲族聚居区相继办起了学校，畲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受教育权利才真正得以实现。
在初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各畲族分布省区的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的民族政策，大力扶助少数民族经济，并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采取诸多优惠政策，如为畲族聚居乡村拨专款盖校舍，对畲族学生实行减免学杂费，调派汉族教师去民族小学任教等。同时，在畲族聚居区进行教育改革，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在畲族山村兴办小学。同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将畲族乡村原有的私塾、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小学，畲族地区的初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1952年，福安畲族乡村的初级小学就由1951年的1所增至13所，招收学生700多人，设立了17个班级，并规定畲族子女上公立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尽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畲族地区教育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仍呈现出发展的趋势。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如今闽、浙、赣、粤、皖等省的畲族乡村已经形成了普通小学、民族小学、中心小学民族班、民族教学点等多种不同形式的初等教育办学机构，建成了一批师资、校舍、设备等办学条件都较好的民族小学。据统计，目前以畲族为主的民族小学达1800多所，儿童入学率平均在95％以上①。这些学校在提高畲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培养畲族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民族小学还根据畲族地区特点，采取为远离学校的学生提供食宿条件、推广畲语和普通话的双语教育、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等措施，积极减轻畲族人民负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中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畲族子弟很少有人能进中学读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畲族乡村普通小学、民族小学的兴办和发展，畲族子弟上中学成为可能。除了普通中学外，闽、浙两省还在畲族聚居区创办了一批民族中学或者在办学条件较好的中学设立民族初中班或民族高中班。1958年秋，在福安县城关创办了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也是全国第一所畲族聚居区的民族中学——宁德市民族中学（原名“福建省福安民族中学”，1969年更名为“福安专区民族中学”，1971年定名为“福建省宁德地区民族中学”，2001年因宁德撤地设市，改名为“宁德市民族中学”），隶属福安县教育局管理。当年就向闽东地区招生97名，其中各县保送的畲族学生78人，占80.41％。1960年该校改由省教育厅管理，招生范围扩大到福安、闽侯、南平和福州5个地市、县。1964年，民族中学又划归福安专署教育局管理，主要招收本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在50多年艰辛的办学历程和建设中，宁德市民族中学为畲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今的宁德市民族中学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全国20所重点民族中学之一。除宁德民族中学外，面向畲族的民族中学还有福建省的福安民族中学（成立于1999年，前身为坂中中学）、福鼎民族中学（创办于1987年）、福州民族中学（创办于1992年）等15所民族中学，浙江省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创建于1986年）、龙泉市民族中学（1994年由八都中学和竹洋畲族乡中学合并而成）、武义县金穗民族中学（创建于2001年）等近20所民族中学，江西省的8所和广东、安徽各1所民族中学或民族学校。这些民族中学或民族学校的创立和发展，为畲族地区的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职业教育方面。1952年，浙江省在云和县南郊瓦窑设立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后迁到畲族人口最多的丽水市，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目前已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一所民族中等师范学校，每年从丽水、温州、金华、衢州、杭州等5个地（市）的20多个县（市）招收畲、回、满等少数民族学生。50多年来，为全省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了2000多名教学、管理人才，为发展畲族地区基础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了积极作用。2000年，浙江少数民族师范学校与松阳师范学校一起并入丽水师范专科学校。此外，畲族地区还结合开发农村经济和脱贫致富的需要，兴办职业中学，设置各种专业，培养各种急需的技术人才。如福建福安民族职业中学设置农村家庭经营、服装缝纫与编织、木工制作、民用建筑等专业，上杭芦丰民族乡职业中学设置缝纫、电工、制茶等专业。各地民族职业中学，培养大批实用技术人员，为发展畲族农村经济，使畲族人民迅速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作出了贡献。
在高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每年都招收相当部分的畲族学生进入预科或本科学习外，福建省的农林大学、厦门大学、医科大学、师范大学、福州大学和浙江的部分高校，如温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都曾举办民族预科班，招收省内少数民族（主要是畲族）学生入学。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畲族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每年都有大批的畲族青年才俊走出校园，为祖国的繁荣和各族人民的幸福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三、新时期畲族乡村的成人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改变畲族乡村落后的文化面貌，各地依托当地中小学举办了大量的扫盲班，开展成人识字教育，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1987年，霞浦县有70个扫盲班，学员1283人，扫盲面积70％以上，全县30个畲族乡村有25个达到国家规定的扫盲标准，全县15～40岁的畲族人（11527人）有88.9％脱盲。在扫盲教育的基础上，各地畲族乡村纷纷开展科学技术教育，办起了一批文化技术班，对农民进行粮、茶、林、果的栽培和畜牧医等农业科学技术的培训。到1990年，仅福安3个畲族乡就有农民初等技术学校5所，学员1177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3所，学员495人。这些成人教育的开展，为提高畲族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促进科技兴农，进而提高畲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民族文学创作
畲族文学可分为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作家文学两部分，它们都是畲族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民间文学创作
畲族的民间文学形式众多，有神话、传说、故事、歌言、谚语等，作品也十分丰富。在畲族民间文学中，有关民族始祖盘瓠的神话作品尤为引人注意，这一题材的作品既有韵文体的神话古歌《盘古歌》和《麟豹王歌》，也有散文体的神话《高辛与龙王》和《三公主》等，这些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的作品，讲述了畲族祖公龙麟因在争战中建立奇功而娶高辛皇帝的三公主为妻，并繁衍出畲族后代的故事。畲族民间传说的代表性作品，有《阿郎和媛莲》《《天眼重开》《黄藤镯和毛竹筒》等。而流传于畲族地区的民间故事《卖炭》《石牛》《《拾元宝》等，则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道德观念。这些故事性极强的作品以及谚语、俗语、谜语等长期流传于畲族民间，其创作年代和作者大多已无从考证，可看做是畲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畲族人民耳熟能详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等，大多通过相关机构的学者、文人搜集整理，已经汇编成册或结集出版，成为祖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宝藏。
在畲族民间文学创作中，最典型的要数小说歌和民歌的创作。
1．小说歌创作
小说歌是畲族民间文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发源于福建省霞浦县侯南镇白露坑村。白露坑是畲族人口最为密集和文化积淀最为丰富的区域，最初村中一些能识字的畲族歌手将汉族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改编为本民族山歌口头唱本和手抄唱本，后逐渐在本民族流传的英雄人物事迹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生活、心理、语言特点创作了一些作品，如《：高皇歌》《历期歌》《钟良弼》《白蛇传》《十贤歌》《钟景祺》《蓝佃玉》等，于是形成小说歌。小说歌作为长篇故事歌，是畲族民众创造的独特的文学样式和文化载体。
小说歌的出现，结束了畲族民间文学无文本的历史，在畲族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畲族文化发展中一个进步性的产物，成为中华民族又一朵鲜艳的文化奇葩。其中，白露坑小说歌在畲族文化中占有独特地位，是畲族歌谣中的精髓，成为整个畲族的文化遗产，因而它作为一个民族文化进步的标志性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
清末民国初是小说歌创作的全盛阶段，白露坑村的钟学吉、雷德朵、钟学算等杰出歌手，将小说歌的整理和创作推向高峰。其中，又以钟学吉最为突出。
钟学吉别名钟陈吉，学名钟春贵。清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霞浦县四十六七都白虎村（今溪南镇白露坑村），在清末民国初曾被誉为一代畲族“歌王”。白露坑是畲族长连抄本正歌（主要是小说歌）的发祥地，这对钟学吉有良好的影响。光绪四年（1878年），钟学吉设私塾课堂，他结合教学需要，编写了大量知识性歌谣，其中《花名歌》《鸟名歌》《十贤歌》《十女歌》《十字歌》《起书堂》《《大读书》等在塾馆内外广为流传；而根据畲族民间传说改编的叙事史诗《高辛氏》，在好多场合被用以替代《盘瓠王歌》。他依据汉族小说、曲艺、故事改编的小说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超过其先辈和同辈歌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福宁山民会馆在霞浦县城建立。1919年，会馆迁入城内，从此成为畲族民间公益团体与公共活动中心场所。钟学吉作为福宁山民会馆的创建者之一，经常活动其间，结识不少畲族各阶层人士，大大丰富其以小说歌为主体的畲族长篇叙事歌的创作。他利用会馆提供的便利，大量收集素材，编写众多歌本，把畲族长连抄本正歌的创作推向全盛时期。他所撰写的《诸葛亮》《孟姜女》《唐伯虎》《末朝歌》《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小说歌，通过会馆往来的宗人大量传抄，在畲族社区广泛流传，以至当时出现了“有山哈人（畲民）的所在，就有钟学吉的歌”之说。他还率先根据畲族历史上反对民族歧视的真人真事编成小说歌《钟良弼》，鼓舞当时闽、浙畲族人民反抗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在畲族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钟学吉晚年所撰写的小说歌的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空前的高度，其作品至今仍在闽、浙畲族地区广为流传。钟学吉为弘扬畲族民族文化和畲汉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省、县有关部门，多次派员深入发掘、整理钟学吉传世作品百余篇。《中国大百科全书·畲族文学》以及《畲族简史》《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均对其创作的《末朝歌》、《蓝佃玉》（亦称《九节金龙鞭》）、《钟良弼》等优秀作品，予以高度评价。
现存畲族小说歌的手抄本和口头小说歌有130本。健在的歌王传人钟昌尧既唱歌、传歌，也搜集民歌，他搜集到的160多段100多万字的畲族歌曲，已整理出了包括小说歌在内的500多首。2006年，畲族小说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小说歌的传承人正日益减少，而小说歌的创作则已基本停止，相关的抢救、保护工作亟待展开。
2．民歌创作
民歌也叫“山歌”“杂歌”，在畲族传统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畲族人民常以歌代言，沟通感情；以歌论事，惩恶扬善；以歌传知，斗睿斗智，形成一套上山劳动、接待来客、婚丧喜事的对歌习俗。因此，学歌、唱歌是畲族传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年男女的必备技能。
畲族民歌尽管流传有不少手抄歌本，有些场合如宗教法事场合，也主要演唱流传下来的民歌，但多数情况下，畲族歌手要在既定调式（各地调式有差异，大致有福宁调、福鼎调、霞浦调、罗连调、丽水调、景宁调、龙泉调、文成调等几种不同调式）下进行歌言的即兴创作。与小说歌等先创作、后传唱不同的是，畲族民歌的创作与演唱是同步进行的，创作过程即演唱过程，而且这种创作多是在对歌的情况下快速完成，有相当的难度，因而将对歌也称为“比肚才”。
畲族民歌的创作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体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
上山劳动，单人时往往根据心情，自编自唱，以歌驱寂寞。过去畲族地区山上常有人对歌，所以畲族民歌也称为山歌。在一些畲族地区，村上来了客人，对歌成了必备的待客程序。来客对歌，一般对一整夜，没有即兴创作的本领是难以过关的。
在畲族婚俗中，对歌的场面也最为热闹。无论娶亲还是嫁女，村落中的青年男女，都会在这时一展歌喉和“比肚才”。尤其是男方来娶亲的赤郎、行郎，会被女方村里的青年男女多次拦路盘歌，如不能应答如流，将会受到对方的讥笑。
而“盘诗会”（赛歌会）则更是展现歌才的地方。畲族各地定期的歌会很多，如每年农历四月“封龙节”福安苏堤和霞浦目连山的歌会，六月初一福安白云山的歌会，七月初七福安社口白岩山歌会，八月十五中秋节福安、宁德畲族歌会，九月初九重阳节霞浦城关歌会、木莲山歌会，等等。每逢节日，畲族男女都会赴会盘歌，不少青年通过对歌建立感情，结成幸福伴侣。
总之，畲族民歌是畲族人民在生产生活斗争中创作的口头文学，是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畲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畲族青年男女外出就业，畲族民歌的演唱和创作都受到重要的影响，许多畲族男女青年已经离畲族民歌越来越远。2006年，畲族民歌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何传承畲族民歌和开展民歌创作，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作家文学创作
作家文学是畲族文学花园中的一个新生事物，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作家文学的出现，标志着畲族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新中国“百花齐放”文艺政策的指引下，畲族作家文学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虽然目前畲族作家队伍的人数不多，但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肯定，展现了不俗的实力和潜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畲族作家主要有以下几位①。
雷发荣（1935～），男，畲族，浙江遂昌人。浙江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编辑。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受众研究会理事，浙江省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联谊会常务理事。在新闻专业实践中，作了诸多的探索，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和开拓进取精神，其经验被选入《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撰有《电视竞争与对策》等论文，电视受众调研成果获全国三等奖。编著的作品有《钱江追潮录》《蓦然回首》《改革之路》等。
吕奎文（1936～2009年），男，畲族，广东梅州人。中国作家协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残疾人文学培训班开拓者。历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专教师，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多次荣获广东省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广东省师德建设先进个人等称号，是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吕奎文一生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尤以写报告文学、小说见长。著有《小说创作论》《小小说创作技巧》（合作），长篇报告文学有《中国少年之星》《炽热的童心》《苦作背后的欢乐》《人生你好》以及与他人合作的《春满花都》《从平凡中崛起》《白云无尽时》等，译著小说有《小偷》（［美］凯·安·波特著）、《迈克尔和人的后娘》（［加］莫利·卡拉汉著）、《特莉莎的婚礼》（［英］威廉·特里奥著）、《《周末情侣》（［英］威廉·特里奥著）等。《小小说创作技巧》（合作）获中国写作学会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长篇报告文学集《人生你好》获广州市文学红棉奖二等奖。
钟琼奎（1941～），男，畲族，福建武平人。曾任福建建宁县教育局副局长、文化局局长、县文联主席。现任福建省建宁县文化局主任科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等。先后在《民间文学》《《故事林》（福建）等22家报刊发表民间文学作品45篇7万多字，民间故事《张际亮妙计换金壶》荣获三明市1985～1986年度优秀民间文学奖。搜集整理民间故事110篇，谚语300多条，民歌民谣100多首。1988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集成志书编纂贡献奖”称号，1991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先进工作者。近20年，已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福建文学》等近100家报刊发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1000余篇（首、章）。出版《莲乡草》《绿色的流韵》《晴川碧草》《山灵流碧》四部诗集。诗歌《端午泪》《雨季》曾分别获得全国首届“屈原杯”、福建省“海山杯”诗歌大奖赛二、三等奖。
雷风行（1944～），男，笔名田雨、风云，畲族，福建宁化人。历任人民铁道报社文艺部、经济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国旅客报》总编辑、高级编辑。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郭沫若的少年时代》《片叶集》《群星从这里升起》姓名与人生》《中国名家读书法》《解读名人姓名》《跨越春秋》，长篇报告文学有《史丰收数字传奇》《伟人与中国铁路》《陆平与刘居英兄弟传奇》《青藏铁路通到拉萨》《詹天佑之路》等20多部。《名人和他们的老师》为1985年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向红领巾读书活动推荐的图书，《谜语趣话》为全国总工会全国职工读书自学活动推荐书目。长篇报告文学《神州大动脉》获全国第六届铁路文学奖。
雷德和（1957～），男，畲族，福建古田人。先后在《青年作家》《民族文学》上发表中短篇小说26篇，出版短篇小说集《夜闯卑库山》。其中短篇小说《永远吃香的人》（与姚更青合作）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短篇小说《兰槽》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卷》，短篇小说《公道人》《《大横山惊魂》《粗旺村纪事》《永远吃香的人》《兰糟》被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牧田英二编选的《中国边境文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一书翻译介绍，《兰糟》更被全文翻译编入。近年创作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陈靖姑》，已通过审阅，即将投拍。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领导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称他为“畲族第一位小说家”。
钟一林（1964～），笔名山哈，男，畲族，浙江丽水人。1982年起从事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文学体裁的创作，2009年9月，就读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少数民族作家班）。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江南一怪》，散文摄影集《青藏风》，电视宣传片《援手》等60余万字。作品曾获司法部第一、第二、第四届“金剑文化工程”文学奖、艺术奖等。散文《花事》获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诗刊》社、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政府举办的2010年首届“言子文学奖”优秀奖，散文《鲁院诗歌》获由中共青海省常委宣传部、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文艺报社主办，青海省文联承办的第一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团结征文一等奖。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会员。
钟红英（1974～），女，畲族，福建上杭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美术家协会艺术评论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现为福建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学术部副主任，文学创作二级（副高）。近年来在《文艺报》《民族文学》《中国民族报》《福建艺术》《福建文学》《厦门文学》《福建日报》等国家、省市级报纸杂志上发表反映宋省予、郭风、舒婷、谢钦铭、郑怀兴等福建当代文艺名家系列散文10余万字；发表文学评论《福建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六十年》《几多欢喜几多愁——福建儿童文学发展概述》《试论杨少衡小说创作的民间意向》《一条流动的文学之河——＜闽西文学史话＞述评》约15万字。参与编撰的《福建省·文化艺术志》获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其创作的《宋省予图传》于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获福建省第22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钟怡音（1978～），女，笔名粲然，畲族，福建厦门人。橄榄树文学月刊的编辑。发表小说数十万字，小说散见《人民文学》《小说界》《上海文学》等报刊，出版小说集《季节盛大》（时代文艺出版社）等。获第四届《福建文学》“初出茅庐”征文大奖赛最佳新人奖。《南方周末》评论文章称《季节盛大》“具有奇观性的灿烂炫目的小说，介于魔界和人界之间”。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提名中同慕容雪村、狼小京、王文华、西门等一起被列为最被看好的网络作家。
尽管畲族作家的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反响也较好，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畲族文学创作目前表现出“一少、二散、三缺”现象。“一少”指畲族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少；“二散”指畲族整体形成不了创作核心，作家本身没有创作方向；“三缺”指畲族缺少品牌作家，缺少发表作品的阵地，缺少培训和指导。面对这种状况，畲族作家还需不断努力，并大力培养文学新人。相信假以时日，畲族作家文学一定可以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
第三节 民族艺术创新
畲族历史悠久，畲族文化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魅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随着社会发展，在强势主流文化的推动和渗透下，畲族文化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部分传统畲族文化内容渐渐消失。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畲族民间艺术，也面临着重重危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次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畲族文化调研，对畲族文化进行保护、继承和发展，促进了畲族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畲族民间文化艺术在既体现本民族的基本特色，又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兄弟民族文化的长处，既植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不被传统所束缚的基础上，努力解放思想，将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在民族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使畲族民间文化艺术重新焕发了生机。
一、畲族民歌音乐的创新
畲族民歌（也称为“山歌”），是畲族人民传统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根基扎实、内容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畲族人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艺术，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份优秀的民间文化精粹。过去，畲族山区处处飘歌，他们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以歌代言，以歌表意。无论是婚丧节庆，还是待客会友，都唱歌、对歌。形成了叙事歌、风俗歌、时政歌、劳动歌、情歌、时令歌、小说歌、革命歌、儿歌、杂歌、祭祀礼仪歌与识理斗智歌等多种不同场合演唱的民歌类型和独唱、对唱、重唱和齐唱等多种演唱形式，并巧妙地运用“假声”和“平讲”的演唱技巧，创造了被称为我国民歌中的“稀有明珠”的二声部重唱——“双条落”。可见，民歌在畲族民族文化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生活的压力和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现在已经很少有年轻人会唱传统山歌了，健在的老年歌手也是寥寥无几，畲族民歌音乐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了抢救珍贵的畲族民歌音乐，除了通过一些学者深入社区进行畲族民歌艺术的调查、记录、整理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畲族地区的地方文化、教育部门（机构）、文艺团体也加入到抢救队伍中来，他们通过机制创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传承形式上，改变过去畲族民歌在田间地头、婚丧节庆场合耳濡目染和向族内歌手学习的传统传承形式，将畲族山歌引进民族小学、民族中学的课堂，作为音乐课和地情课的重要内容，并组织畲族民歌演唱兴趣小组，培养了一批畲族民歌的传承队伍。
在演唱形式上，改变过去单调的清唱形式，将民歌的演唱与音乐、舞蹈等结合起来，并将畲族民歌搬上文艺舞台，使畲族民歌的表演更富有吸引力。
在演唱方法上，在保留原有特色唱法的基础上，大胆引入一些通俗唱法或说唱形式进行演绎，使畲族民歌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
在歌言内容上，与时俱进，在传统流传歌言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创作了一批反映畲族人民美好生活的优秀作品。
在歌会组织上，畲族聚居区的地方政府部门将弘扬畲族民歌音乐文化作为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定期组织各种“赛歌会”“盘诗会”，如各地畲族的三月三歌会，福安、霞浦的四月“封龙节”歌会，福安六月初一的白云山歌会，七月初七的白岩山歌会，宁德城乡的八月中秋盘歌等等。这些歌会的举办，为畲族民歌的传承、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平台。
总之，通过传承创新，包括演唱形式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和组织创新，畲族民歌重新焕发了活力和艺术魅力，为我国民间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畲族歌舞创新
畲族的民歌、舞蹈多是独立表演的。畲族民歌的演唱既不用音乐伴奏，也无需动作，完全是清唱。至于畲族舞蹈，在日常生活中更是难得一见，“由于畲族舞蹈在历史上主要蕴藏在祭祀活动中，以至于曾经有人认为畲族没有民间舞蹈”①。只有在巫师做道场、祭祀等宗教仪式场合中，我们才能偶得一见畲族民间舞蹈的影子。在部分巫术仪式中，甚至还能看到歌、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表演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有关部门和学者、专家、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依附在宗教祭祀仪式中的畲族民族舞蹈被逐渐地发掘出来，成为畲族民间艺术中的一朵亮丽奇葩，如《奶娘催罡》《祭祖长舞》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随着畲族民间文化的进一步发掘，一批以畲族的生产、生活、民俗活动为原型的民族舞蹈，如祭祀舞、婚礼舞、祈福舞、生产劳动舞等被开发出来，大大丰富了畲族的民族舞蹈内容。这些具有表演性和参与性的民族舞蹈，作为畲乡风情旅游的娱乐性节目，受到了游客的喜爱。
近年来，畲区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实践，将畲族传统的山歌、音乐、舞蹈结合起来，推陈出新，创作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歌舞剧作品，并将它们搬上舞台，受到了畲族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欢迎。由浙江省丽水地区文化局组织编导的四幕畲族风情歌舞剧《畲山风》和鹰潭市艺术团创作演出的畲族山歌戏《七彩畲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畲山风》是由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组织创作的一部大型的畲族风情歌舞剧，用歌舞诗的形式，再现了畲族的图腾崇拜、祭祖场景、婚丧习俗及服饰、民歌、劳动舞蹈等民族文化元素，充满了浓郁的畲族风情韵味。全剧分为“冬祭”“春歌”“夏恋”和“秋嫁”四幕，第一次完整地用畲族人民独特的音乐语言和肢体语言，将山野的清风与江南的诗韵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畲族人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未来、奋发向上的民族个性和精神。正如畲族学者雷阵鸣所说：“《畲山风》的成功，关键在于它的新。”这种“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创意新。使人一看便知是“畲族的”，其主体内容与多种民俗事象统一，包孕了畲族风俗的方方面面，而不显得臃肿与杂沓。二是结构新。各幕之间没有相对固定的情节，也无贯连到底的人物形象，但是它分而不散，统而可析，既突出各幕主体事件又一气贯成。三是形式新。既体现了综合化、多样化的功能，又突出了生活化、艺术化的特色。四是导向新。把优秀传统民俗风情与现代审美观相结合，不仅使畲族人民看了感到亲切，其他观众同样感到美的享受。①《畲山风》1996年开始酝酿，1998年组织编排，在“’98浙江景宁畲乡风情节”上首次公开演出，而后晋京演出又获得北京文艺界的一致好评，并作为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献礼剧目受到肯定。1999年《畲山风》获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经对剧本、舞蹈、服装、道具、背景的再修改和完善，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获演出金奖和创作金奖。正是不断的创新，使《畲山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七彩畲乡》则直接取材于生活，它反映了鹰潭樟坪畲族乡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歌颂了以党支部书记蓝山为代表的畲族新一代青年热爱家乡，带领农民群众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七彩畲乡》在创作过程中，从音乐、舞蹈到演员表演和化妆造型等都从畲歌、畲舞等畲族艺术中汲取营养，在形式上独树一帜，以畲乡山歌为载体，将歌、舞、剧熔于一炉，表现了浓郁的畲族风情。《七彩畲乡》在艺术特色方面突出地域性、抒情性和歌舞性，在艺术氛围中体现民族气息、乡土气息和现代气息，在艺术手法上，以传统为根基，以创新为灵魂，充分运用现代高科技声、光、电等辅助手段，使舞台光彩夺目、绚丽多彩。全剧洋溢着新时代、新生活的气息，充分展示了畲、苗两个少数民族的人情美、人性美、风情美、画面美、歌舞美、服饰美，给观众带来了美的感受。《七彩畲乡》创编于2008年，2009年初在江西省文化厅主办的“相约春天——2009新春优秀剧目展演”中首次公开演出，便获得领导和观众的极高评价。2010年6月5日，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在北京向大型畲族山歌戏《七彩畲乡》颁发了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金孔雀”综合大奖及艺术策划、优秀编剧、优秀导演等10个单项奖，以表彰其取得的艺术成就，成为江西省第一次荣获全国性综合大奖的少数民族题材戏剧。2010年7月，在宁夏银川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中，《七彩畲乡》以其富有时代特色的主题、浓郁的地域风情、独树一帜的艺术表现形式、异彩纷呈的舞台效果深深地吸引了观众，赢得评委们的高度赞誉。喜获综合金奖，并荣获优秀编辑、优秀导演、优秀音乐设计、优秀舞美设计、优秀灯光设计、优秀服装设计、优秀编舞和三个优秀表演等全部奖项，成为唯一囊括全部奖项的团队。
三、畲族民间工艺的创新
在畲族民间，曾经有着源远流长的民族工艺传统，它们质朴多姿、活泼生动且世代相传。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民族民间艺术被挤到了主流文化的边缘，有的甚至逐渐失传。至近代，畲族民间工艺美术中的许多形式已不复存在，只保留了纺纱织布工艺、织花带工艺、缝纫和刺绣工艺、竹编草编工艺以及纸刻工艺等少数工艺形式，木刻工艺、金属饰品工艺等古老的工艺装饰形式，在畲族民间也还有残存。这些古老的民间工艺，是千百年来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扎根于畲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仅体现着畲族社会的风土人情，也传承着畲族的文化与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物资的日渐丰富，许多传统的工艺被机器生产所取代，民间工艺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如纺纱织布工艺，由于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就已经没有畲民用手摇纺纱机纺线，也没有人再穿着自纺土布。20世纪80年代后，除了少数偏僻山区，畲族山民也基本不再编织草鞋，而改穿胶鞋了。如何使畲族的传统民间工艺在市场和科技的冲击下突围而出，得以传承和发展，是各级文化部门面临的一个难题。
从目前的经验来看，包括畲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民间工艺要想突破困境，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靠国家政策。这一点，我国的民族文化保护政策和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经为民间文化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二是走创新之路。在现代科技和市场的压力下，民间文化要想求得生存的空间，只有面对现实，不断创新，才能有出路。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近年来畲族民间工艺在抢救、发掘、创新的道路上艰难摸索，通过培养传人、创新工艺、拓展功能、政策扶持等多种手段，使一些民间工艺重新焕发了生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畲族银饰工艺的重生，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畲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十分崇尚银器，其蕴涵着吉祥平安的美好祝福。无论是婚丧嫁娶等人生重大日子和民族传统节日、盛事，还是日常生产生活，畲家人都与银器密不可分，畲族银器工艺技术已成为了畲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从事畲族银器制作的匠人越来越少，畲族银器工艺技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了使畲族银器工艺技术能够得以传承下去，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抢救力度：一方面大力加强工艺技术人才的培养，使畲族银器工艺技术后继有人；另一方面加大技术研究与革新，使畲族银器工艺技术和产品能够推陈出新，适应市场的需要。著名的福安珍华堂在这方面贡献尤为突出，为了培养后备人才，珍华堂与当地职业技术学校开办银雕班，培养畲族传统银饰技术传承人。目前，第一期18名学员已学成毕业，悉数进入珍华堂，第二期在读，第三期专门针对畲族银饰的银雕班开课在即。为了加强科研力度，研发出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2009年9月27日，宁德市畲族银器工艺技术研究所在珍华堂银楼揭牌成立，成为全省唯一的一家“畲族银器技术研究所”。注重人才培养和科研投入，使珍华堂在民间纯银工艺上处于领跑地位，被评为福建省珠宝首饰业著名品牌，名声越来越响亮。2006年6月，以珍华堂为代表的福安银雕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07年7月，珍华堂作品“龙腾五洲”获福建省第二届民间艺术珍品展金奖。2008年6月，董事长林仕元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福安银器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此外，一些畲族银饰工艺企业还尝试制定产品标准，如景宁畲族自治县畲山凤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就在景宁县质监局的积极帮助和指导下，制定了首个畲族银饰产品标准，并通过专家和标准化评审员审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依法给予备案，使之作为该产品组织生产、流通、使用等各方面的准则和依据，使企业摆脱了无标准生产的困境，结束了该产品无标准生产的历史，对促进传统畲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
此外，近年来，畲族的彩带编织工艺也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契机下，确定了遗产的传承人，并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培养彩带编织工艺人才，使畲族传统彩带工艺逐渐摆脱了失传的危险。
第四节 民族社团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前，畲族民间主要以宗族为单位，开展规模不大的区域性民族民俗活动。但这些宗族性的组织组织性不强，活动主要以宗族祭祀、歌会等为主。近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畲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在不断觉醒，其标志是仙游县的畲民会馆和霞浦的福宁山民会馆的先后成立。这些畲族民间社团的成立，对于畲族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畲族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畲族民族成分的认定和各地畲族群众民族身份的恢复，畲族民间文化逐渐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环境，带来了畲族文化的振兴和繁荣，各地畲族民族文化社团从市、县一级的歌舞团、艺术团、文化研究所，到乡、村、中小学的艺术团体、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这些民族社团在各自的领域频繁开展民族歌舞的创编、排练、演出，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展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使畲族传统文化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挖掘、整理和创新，也通过这些文化团体的宣传，使畲族传统文化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正是这些活跃的畲族民族社团，使畲族文化不仅逐渐为国人所熟知，近年来还频繁亮相国际舞台，引起世界的关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畲族民族社团种类齐全、层次多样，事实上已成为宣传畲族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知名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畲族民族社团主要有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等。
一、福宁山民（三明）会馆
明清时期，畲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且深入。但畲族人因其传统的民族服饰绚丽独特，在和汉人的交往中常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歧视，并时常引发民间冲突。这种因文化差异引发的民间冲突，终于引起了官府的重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建按察使司在处理福宁府畲、汉纠纷时认为，畲族与众不同的装束是导致矛盾纠纷的原因，因而发出“向山民劝改装束”的告示，并将告示发到福宁府，通知各地山民代表陆续前来领取。当时霞浦县城里没有畲族专门的客栈，代表多感不便，因而钟学吉、蓝文蔚等人倡议集资建馆。第二年在霞浦西门外教场头，买下四扇瓦房一座，依照告示中“山民”之谓，并仿照当时颇为盛行的“会馆”之称，名为福宁山民会馆。
民国2年（1913年），福宁山民会馆（后改称福宁三明会馆）经过整顿，成为闽东、浙南等畲族主要聚居区的同族性团体。民国8年（1919年），福宁三明会馆迁至当时县城中心地带“北社乘驷后境”（今松城旗下街3号），馆址为硬山顶穿斗式砖木结构，由山门、前座、后座等组成，总面积683平方米。馆舍经修缮后，前座大厅作为祭祖及重要议事聚会之所，中厅设神龛，安放木雕涂金“敕封盘护忠勇王”神位，两侧壁间大书：“盘、蓝、雷”“钟、李、吴”姓氏，大门上榜书“福宁三明会馆”。前座、后座共二十多间房子作为住房、客房，接待畲族宗人免费住宿。此后，会馆成为各地畲族祭祖、联宗、议事等活动的中心场所。据悉，这是全国唯一跨省、地的畲族公益团体，也是闽、浙、赣畲族民众联合组建的公益组织。
福宁三明会馆内设董事会，闽东、浙南十余县各有一名董事，除董事律师蓝文蔚长期驻馆外，其他董事不定期轮流驻馆，义务服务。服务项目包括对内调节族内纠纷，对外维护本民族权益，代畲民写诉状、打官司等。作为畲族人的接待处，福宁三明会馆提供免费住宿，自办伙食，解决了往来畲民的膳宿问题；作为畲民联谊会，福宁三明会馆为闽东、浙南诸县畲民沟通信息、商议事务（如兴学、建祠、铺路、赈灾等）提供了便利。福宁三明会馆事实上还成为畲族文化的传播中心，年近花甲的“畲族歌王”钟学吉被公举为董事后，经常住馆，利用会馆提供的便利，大量地收集素材，编写众多歌本，把畲族长连抄本正歌的创作推向全盛时期。而各处来的畲族宗人则利用住馆之便，大量转抄，使钟学吉创作的“歌言”迅速传播，以至出现了“有山哈人（畲民）的所在，就有钟学吉的歌”之说。福宁三明会馆为畲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福宁三明会馆自成立后经历了鼎盛的三十年，1927年一度中断活动，1946年重兴会馆，被官方注册认定为“苗夷民族”之公益团体。新中国成立后，福宁三明会馆活动逐渐终止。作为畲族民间公益性团体和多职能的活动场所，福宁三明会馆在存续的50多年时间里，为闽东、浙南畲民争取了许多合法权益。如民国初年，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废科举、兴学堂，但畲族子弟上学却多受刁难，浙江泰顺、景宁等处，均发生不准畲族学生入学的事件。泰顺畲民经人介绍来到会馆请求帮助，蓝文蔚便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名义，直接到泰顺起诉，胜利打赢了这场官司。因影响所及，景宁畲民入学官司亦获胜诉。畲族子弟入学问题的解决，使福宁三明会馆的声望也随之名扬闽、浙畲区。
二、宁德市畲族歌舞团
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于1988年，是全国唯一以畲族命名的民族歌舞团体。现有演职员80名，其中副高职称3名，中级职称24名，初级职称占20％，全团60％的演员毕业于艺术院校。成立20年来，畲族歌舞团精心编排了大型畲族歌舞《太姥畲家情》和大型舞蹈诗《蓝色家园》《多彩的山海》《五彩山哈》等一批优秀节目，先后赴广州、昆明、北京、上海参加了“广东欢乐节”“中国第三届艺术节”“北京金秋民族婚俗展演”“全国56个民族音乐舞蹈展演”和中央电视台春节歌舞晚会展播及全国首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2001年9月，该团与省歌舞剧院联合创作演出的大型歌舞《山哈·雅美》参加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荣获创作金奖、表演银奖。该团作品《赤髀横裙》在2004年第六届全国专业舞蹈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同时，畲族歌舞团多次出访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展演。1997年春节期间，畲族歌舞团应邀赴澳门进行艺术展演，获得媒体和观众的好评。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春节，畲族歌舞团两次应邀出访了新加坡，畲族文艺作为文明的使者，在东南亚地区播下了友谊的种子。2002年应邀参加“香港福建节”的演出活动，以畲族独特的风情歌舞，博得海内外观众的喜爱。2010年9月9日～13日，畲族歌舞团作为宁德市文化交流代表应邀组团前往新加坡参加福清会馆立馆100周年庆典演出活动，通过充满闽东文化特色和风土人情的歌舞节目，向海外华侨展现了宁德市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新加坡政府官员、民众、我驻新使领馆及华人华侨的高度评价。
1995年，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被授予“宁德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2001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三、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
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是景宁畲族自治县财政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隶属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下属事业单位。该团由景宁县民族文化工作队改制而来，成立于1984年底。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文化队伍建设。
艺术团成立以来，深入挖掘原生态畲族民间艺术，精心创编一个个充满浓郁畲族风情的优秀作品，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该团表演的节目在国家级、省市级文艺汇演、比赛中频频获奖，如2001年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该团参演的歌舞剧《三戏赤郎》获得一等奖。1999年风情歌舞剧《畲山风》获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经对剧本、舞蹈、服装、道具、背景的再修改和完善，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获演出金奖和创作金奖。此外，《《火车进畲寨》《彩带歌》《畲寨夏夜》《木柏灵刀舞》等分别获得省级多种奖项。该团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群众文化先进集体”“民族团结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为弘扬畲族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畲族艺术团不仅先后到国内20多个大中小城市参加演出，还携带畲族的歌舞精品，不断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畲族文化。1994年，畲族民间艺术团代表浙江省赴日本参加福井国际艺术节，演出了《灵刀舞》《畲山听樵》等节目，使畲族文艺首次走向世界。2010年6月，艺术团随丽水市经贸访问团赴台湾南投县，进行为期一周的演出和文化交流，为台湾的同胞们献上一台极具畲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千年山哈》。《千年山哈》汇集了畲族文化内涵的山歌舞蹈艺术，展示了畲族灿烂的服装服饰、宗教仪式、劳动生活、婚俗礼仪等，表现出畲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劳动人民坚毅的民族性格，受到了当地媒体和观众的高度评价。
四、宁德市闽东畲族文化研究所
宁德市闽东畲族文化研究所原为宁德师专于2006年5月成立的畲族文化研究所，2009年9月，在宁德师专畲族文化研究所基础上，中共宁德市委批准成立宁德市畲族文化研究所，成为国内首家地市一级的畲族文化研究所。宁德市畲族文化研究所的成立，进一步整合优化了宁德市畲族文化研究队伍，一方面聘请了中央民族大学施联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教授、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等国内畲族研究的知名专家作为学术指导与顾问，同时也吸纳了钟雷兴、蓝炯熹、蓝兴贵、蓝秀珍、蓝新华等畲族同胞参与指导和学术研究，搭建了闽东畲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
畲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以来，大力加强对畲族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推进畲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2007年，赵峰副教授主持的《闽东畲族语言研究》被列入省教育厅社科A类课题。2008年，伊漪教授主持的《畲族文化与现代文明》被列入省教育厅社科规划课题。2009年，林校生教授主持的《闽东文化品牌战略研究》被列入福建省社科重点课题立项。同时研究所还编辑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研究畲族的学术论著和论文，将闽东畲族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畲族文化研究所已经成为专职与兼职结合，集多学科专家学者为一体的畲族研究专业学术团队，正逐渐成为整合、优化闽东地区畲族文化资源的重要平台，成为密切联系畲族人民、学习传统畲族文化的桥梁和纽带，激发畲族人民建设家乡的热情以及推进环三都澳区域发展、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简称海西）建设的有效载体。
五、信丰畲族艺术团
信丰畲族艺术团是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安西镇田垅畲族村于2008年组建的一个村级民族艺术团，也是江西省首个畲族艺术团，后改为信丰县畲族艺术团。信丰畲族艺术团成立以来，创作和演出了富有民族风情的《马灯舞》《跣足娘》筷子舞》《畲山茶歌》等一批优秀节目，展示了畲族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友善的精神品格。在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里，信丰畲族艺术团表现得十分活跃，频繁在信丰县及周边县市的乡镇和民族村落进行巡回演出，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受到当地媒体和群众的好评。艺术团还多次配合信丰县的经贸活动，到山西、河南等地进行宣传演出，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附注
①雷恒春：《中国文化大观·畲族篇》，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②郭少榕：《闽东畲族教育历史发展述略》，《中外教育》，1997年第1期。
①雷恒春：《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卷》，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6页。
①畲族作家资料主要来自“百度百科”等网络资料，略作修改。
①张晶：《论畲族民俗舞蹈的生态转型》，《东南学术》，2010年第1期。
①雷阵鸣、饶宗颐、蓝碧波：《畲族民间文艺继承与创新——畲族风情歌舞剧＜畲山风＞赏析》，《科研与教学》，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