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第六章 畲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内容
畲族长期偏居中国东南山区，不为外界所熟知。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畲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仍然是十分卓著的。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辛勤开拓，使东南部的茫茫山区变成沃野千里；他们殚精竭虑，为台湾的统一和祖国的领土完整倾尽心力；他们面对不同时期倭寇的侵略，敢于英勇抵抗，为祖国的独立和尊严洒尽鲜血；他们面对白色恐怖，不畏牺牲，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献出了无数宝贵的生命。如今，畲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继续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不断努力。
第一节 积极开发祖国东南山区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畲族就一直聚居和辗转迁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等省的广大山区，为祖国东南山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辟荒东南山区
在闽、粤、赣交界的汀、漳、潮一带，是畲族最早的聚居区。早在陈政、陈元光父子经略漳州之前，大量的畲族先民就已经在这里以耕、猎为业。唐代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说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可耕乃火田之余”，当地畲族先民“所事者搜猎为生”。可见当时畲族先民的农业生产主要是耕火田，即“刀耕火种”之田，这种“火田”多是缺乏水源的山坡旱地，至今仍遍布闽、粤、赣交界的山区。由于耕作技术粗放，作物产量较低，加上畲族居住在野兽出没、莽林丛生的山区，因而狩猎采集经济仍比较发达。狩猎不仅可以消除野兽对庄稼和人畜的危害，还可以弥补农业生产收入的不足。直至明清之际，狩猎仍是畲族人民从事的一项重要副业。
唐在漳、汀设置州县之后，制定了客观上有利于发展当地经济生产的措施，如实行辟地治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等政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加强了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王审知治闽期间，继续采取开垦荒地，扩种农产品，发展手工业，开辟海港，发展通商贸易等措施，进一步加快了畲族地区经济生产的发展。在畲族民间，至今仍流传着在“闽国”时期，畲汉两族人民一起含辛茹苦地披荆斩棘、辟土植谷的传说。
畲族在开发东南山区的过程中，深受汉族地主豪强的欺凌。《景宁县志》记载：“畲客多居山中……彼所垦之地，垦熟即为汉人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辟之。然刀耕火种之所得，未能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自活，十九务农。”正因为深受欺凌，所以畲民不得不隐遁在人迹罕至的大山中耕山为业，在条件最艰苦的环境下开辟山田，成为东南山区整治梯田的能手。
明清时期，畲族经过不断的辗转迁徙，在闽东、浙南等地区成为当地的一支垦荒大军，所到之处，尽力耕耘。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有水源的地方，辟为梯田；仰赖天雨的山坡，辟为旱地。《龙游县志》说：“畲民勤播植，傍山结茅，男女均事力穑。”《永春县志》也说：“畲民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他们对闽东、浙南山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景宁，“（畲民）佃耕以活，邑之陇亩，其所治者半”①；在云和，“云邑荒田多赖开垦”。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畲族在我国东南山区开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创立的不朽业绩。
二、改良和推广农作物品种
畲族人民在长期的山地开发过程中，利用当地的环境条件，不断总结经验，培育、改良农作物品种，并为许多优良作物品种在东南山区的推广种植作出了贡献。
早在南宋以前，粤东一代的畲族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稜禾的种植技术。南宋人王象之这样记述说：“菱禾，不知种之所自出。植干自熟，粒粒粗粝，间有糯。亦可酿，但风味不醇。此本山客輋所种，今居民往往取其种而莳之。”①山客輋是畲族的别称，至今大多数地方的畲族仍自称山客（哈），可见在南宋时期，畲民的稜禾种植技术开始传到汉族地区。这种稜禾不仅只在梅州，闽粤赣交界的畲族居住的山区看来都有种植，尤其是闽西的汀州一带种植得相当普遍，到清代俨然成了当地的重要特产。杨澜在《临汀汇考》说：“汀人……又有稜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②由于稜禾不仅“实大且长，味甘香”③，品质优良，而且耐旱易种，便于管理，所以很快为当地汉人引进培植，并迅速传到其他地区的汉人中。如福州的“晏稜”、莆田的“白稜稻”、漳州的“畲稻”，其实都是稜禾的别称，是各地汉族村民向畲民“乞其种”培植成的④。
畲族先民不仅培植成功适合灌溉不便的山区种植的稜禾，而且在与周边汉人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改良和增加农作物品种，为推广大量优良农作物的种植作出了贡献。如到明清时期，赣南、闽西畲族地区种植的稻谷就有七八种，闽东、闽北、浙南种植的稻谷品种也非常丰富。宋代以来，各地畲民还广泛利用“火田”“火地”种植番薯等杂粮，由于番薯易于栽种，加上畲区土质、气候适宜，番薯的产量很高，成为畲族山民不可或缺的主粮。畲家俗谚说“番薯丝食到老”，就生动地体现了番薯在畲民日常饮食中的重要地位。
畲族人民还根据山区的自身特点，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经济作物相当发达，如香菇、茶叶、蓝靛、苎麻等，都是畲区的重要经济作物。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素有“菇乡”之称，也是我国著名的香菇生产发源地之一。明清时期，畲区生产的香菇已经运销全国各地，成为畲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福建菁”在明清时期更是名闻全国，其染色为“天下最”，而种植蓝靛者大多是畲民。这些被称为“菁民”的畲族山民“刀耕火耨，艺蓝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①，他们在深山种菁和从事蓝靛的加工生产所搭的寮场，被称为“菁寮”。当时的“菁寮”遍布闽西、闽南、闽东各地，一度成为畲民聚居区的代名词。茶叶也是畲乡传统的经济作物，浙江畲民种制的“惠明茶”品质优良，畅销各地，颇负盛名；广东畲民种植的“洪輋茶”、建畲民种制的“武夷岩茶”、坦洋功夫茶等也行销远近，深受欢迎。
三、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在与周边汉族的交往、互动中，畲族人民不断吸取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经验，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如逐渐改变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方式），代之以精耕细作的田间管理；改变过去靠天吃饭的“雷打田”为人工灌溉的梯田；等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畲族独特的土壤改良技术和作物套种技术，则较好地体现了畲族农业生产技术达到的高度。
畲民新开垦的田地，多属于生荒地，土质贫瘠，作物产量低。为了改造生荒地为熟地，变瘦田为肥田，勤劳的畲族人民采取了种种改良土壤的办法，如利用草木灰、“石粪”（石灰）肥田，开春时将鲜嫩的树叶埋入土中沤烂成肥等等，说明畲族人民在耕作技术、改良土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畲族人民经年累月的辛勤开发，闽、浙、赣、粤等东南数省山区的可耕面积迅速扩大，为发展山区农业生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畲族人民“燔土为肥”，改良土壤的技术，至今仍在闽、粤、浙、赣山区的畲、汉民间广为应用②。
作物的套种技术则可能源于山区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多地产出生活所需的农产品，畲族人民不得不见缝插针，很早就开始尝试在山地中进行多种作物的混合种植，并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山地套种技术，大大缓解了畲族山区垦种土地紧张的问题，使单位面积的土地供养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常见的套种形式有水果（如金橘）、茶叶下套种地瓜、萝卜、玉米，水果、茶叶树下套种辣椒、薯、芋、豆、姜、茄子等多种农作物，这种套种技术至今在畲族山区仍十分普遍。
总之，畲族人民长期聚居、迁徙于东南数省，对闽、浙、粤、赣、粤、徽、湘、黔等省山区的开发和当地山区经济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在畲族人民的开拓下，东南数省的茫茫山区变成了千里沃野，人迹罕至之处变成了炊烟缭绕的村落，极大地推动了闽、浙、粤、赣等省山区经济的发展。他们不愧是东南山区的开拓者和先行者。
第二节 坚定维护祖国统一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畲族人民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其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畲族人民不畏牺牲，功不可没，涌现了如“破肚将军”蓝理等英雄人物；二是在台湾统一之后，为开发台湾，畲族人民尽心尽力，出现了“治台名将”蓝廷珍、“筹台宗匠”蓝鼎元等著名人物；三是近年来，通过宗族联谊的方式，积极推动闽台、陆台民间交往，以自己的方式为台湾最终回归祖国做出努力。
一、为统一台湾作贡献
清顺治三年（1646年），南明王朝在东南沿海已无回旋之地，郑成功深感形势紧迫，“附近无可措足，唯台湾一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于是郑成功作出“亲征”台湾的重大决策。
1661年农历二月，郑成功率领众将士在金门“祭江”，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其中不少军士便是闽东、闽北和漳厦一带的畲民。四月初一，郑成功的舰队利用海潮，避开荷兰守军的火力，经鹿耳门在禾寮港、北线尾顺利登陆。在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的支持下，经过10个月的战斗，毙伤荷军1600多人。1662年农历二月初一，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签字投降，荷军交出了所有城堡、武器、物资，包括伤病员在内的约900名荷兰军民。最后由揆一率领，乘船撤离台湾。至此，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宝岛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军事斗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成功尝试。通过这一斗争，驱逐了荷兰殖民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捍卫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收复台湾不久，民族英雄郑成功不幸病逝，其子郑经继位，继续治理台湾，与大陆上的清王朝分庭抗礼。康熙帝多次招抚不成，便下决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681年，长期主政台湾的郑经去世。郑经死后，郑氏家族因诸子争位内部矛盾激化。清政府也在这一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能够腾出手时间来考虑平台的问题，康熙帝决定起用施琅攻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水兵2万余人，大型战船300余艘，中小战船230余艘，从福建铜山（今东山）海域扬帆起程，一路乘风破浪，锋芒直指台湾的战略前哨澎湖列岛。在攻台的关键性战役澎湖海战中，受命为征台前部先锋的漳浦畲族人蓝理大显神威，率7艘战船冲入刘国轩统帅的台守军战舰群中，共击沉、焚毁郑氏船只14艘，焚杀郑氏官兵2000余人。蓝理在此次战役中被炮弹弹片击伤腹部，肠子流出腹外，但蓝理把肠子塞进腹内，用衣布裹紧，仍带伤奋勇冲杀，其神勇令守军将士胆寒，很快败退。施琅闻捷报大喜，奏疏蓝理首功。
数日后，施琅的舰船遭到郑军舰队的围攻，蓝理率兵前去救援，郑军远望清军舰队的风蓬上绣着“蓝理”二字，心胆俱破，一触即溃，蓝理下令追击，乘势收复了澎湖列岛。八月，清军平定台湾。蓝理因战功显赫，被授予参将，加左都督。
蓝理拖肠血战的事迹也深受康熙帝的赞赏，先后授蓝理为河北宣化府总兵官，挂镇朔将军印，任浙江督军、定海总兵等职。康熙曾多次向王公大臣介绍蓝理澎湖血战的事迹，并将蓝理引荐给皇太后，称其为“破肚将军”。从此，蓝理“破肚将军”的名号闻名全国。
蓝理不仅在康熙统一台湾的战斗中战功卓著，还为新疆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新疆准噶尔部叛乱，清廷派兵征讨，蓝理以总兵衔，在都统穆尔赛麾下协理北路军务。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平叛功成，蓝理以年老奏请致仕。翌年卒于北京，享年71岁。
为表彰蓝理的功绩，康熙先后两次为蓝理题写御书榜文：“所向无敌”和“勇壮简易”，并赐蓝理花翎、冠服。在当时，能受此殊荣的非满族官员并不多见。
二、为开发台湾尽心尽力
由于大量山地未开发，土番民化未开，统一后的台湾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困局，以至于一些清朝官员提出了把土番居住的山地划为“弃土”的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蓝廷珍、蓝鼎元挺身而出，对台湾的治理和开拓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远见的建议与措施，对台湾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蓝廷珍出身于福建漳浦农村，少年时因不甘困守穷乡，投奔时任定海总兵蓝理的麾下。因屡立战功，被擢升为澎湖副将，不久又授予南澳镇总兵之职。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天，台湾朱一贵起兵，占据府治，被推为“中兴王”，一时“全台俱陷”。闽浙总督满保急调南澳总兵蓝廷珍入台镇压。蓝廷珍统领水陆大军，从鹿耳门登陆，采取“止歼渠魁，余勿问”的分化战术，经过七天激战，平定叛乱。
平台后，蓝廷珍奉命继续留台，署理提督职务，前后有三年之久。面对闽浙总督满保等人以山地土番难治为由，把山地划为“弃土”，下檄文划界迁民、禁止出入的做法，蓝廷珍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人无良匪，教化则驯；地无美恶，经理则善。莫如添兵设防，广听开垦，地利尽，人力齐，鹦鸣狗吠相闻，而彻乎山中，虽有盗贼，将无捕逃之薮。何必因噎废食，乃为全身远害哉？”谈到“划沿山之界，禁出入”的弊端，蓝廷珍更是感慨陈词，呼吁不可随便抛弃台湾一寸土地。他说：“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糠谷之利甲天下。过此再四五十年，连内山山后野番不到之境，皆将为良田美宅，万万不可遏抑。”表现了他在事关中国领土问题上独到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从政能力。最终，满保采纳了蓝廷珍的建议，取消了划界迁民的计划。
为了改变清初台湾地方治安混乱状况，蓝廷珍实行保甲制度，加强乡政建设；实行团练制度，加强防务建设。蓝廷珍还亲自组织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有很多来自漳浦的移民，从“漳浦寮”出来帮助蓝廷珍安定社会，发展农业，对台湾早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率领官兵开垦了“蓝兴堡”，也就是现在的台中县太平乡、大雅乡、鸟日乡和台中市区一带，成为台湾开发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军垦之一。他还听从其族弟蓝鼎元建议，采取加强汉族和居住在高山上的少数民族的团结，完善台湾防务，鼓励垦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理番”政策，这些政策被历代治台者引以为法，影响极为深远。
雍正元年（1723年），蓝廷珍因平台治台功勋卓著，升任福建水师提督，加左都督。雍正七年（1729年），蓝廷珍病逝于任所，被赠太子少保。
蓝鼎元是另一个为治理台湾贡献颇多的畲族贤达。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蓝鼎元随族兄蓝廷珍征讨台湾，为治理台湾出谋划策。在蓝廷珍署理台湾期间，蓝鼎元撰《平台纪略》一卷，详细陈述了治理台湾的十九条措施，其中“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等尤为切中治台时务，见解独到，为历来治台官吏所重视。蓝鼎元也因之被称为“筹台宗匠”。
蓝鼎元与其族兄一道，大力反对将山区划为“弃土”的不智之举，呼吁台湾山地万万不可抛弃，特别强调山地之重要。他说：“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冠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他还提出增设县制的设想：北路地方辽阔，自昔空虚，分诸罗县地为二，在半线以上另置一县，拟名“彰化”；淡水地势重要，人口日增，置淡水厅。蓝鼎元的意见，经蓝廷珍上呈，多被朝廷采纳。雍正元年（1723年），台湾增设彰化县、淡水厅和澎湖厅。
面对统一后的台湾性别失衡，男多女少、青壮年难以成家的严重社会问题，蓝鼎元对清政府禁止移民携眷赴台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在《论台湾事宜书》《东征集》中，他列举了移民“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一庄有家室者百不得一”等大量严酷的事实，提出了“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去台湾居者，许县呈给照赴内地搬去，文武汛口不得留难”的建议，以改变当时台湾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状况。在蓝鼎元等官员的建议下，雍正九年（1731年）清政府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政策。
正是在蓝廷珍、蓝鼎元等一批开明官吏的治理下，台湾的经济逐渐发展，社会日益繁荣起来。
三、为和平统一作贡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大批畲家子弟奔赴抗战前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介石率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台湾由此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悬置至今。一湾浅浅的海峡，像一道深深的伤口，时时刺激着两岸人民的团圆梦。
据闽东族谱资料记载，唐景福元年，盘、蓝、雷、钟四姓360余口，跟随王审知从海道来闽，在连江马鼻登岸，后徙居罗源，再由罗源迁居闽东的宁德等地。在大陆畲族同胞口头中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当年盘、蓝、雷、钟四姓族人分乘4艘船随王审知北上福州，途遇大风，“盘”姓大哥的船被吹散，不知所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福建几乎没有盘姓畲族同胞的历史事实。
与闽东畲族从闽南、闽西一带迁徙过来一样，台湾盘、蓝、雷、钟四姓同胞主要也是清代的时候从闽南、闽西一带迁徙过去的。迁徙的原因比较复杂。清代初年，闽南漳州地区蓝姓畲族人，他们加入了大清水师，随施琅将军收复台湾，其中涌现出了著名的水师将领蓝理、蓝廷珍、蓝元枚等人。另外，古代闽南、闽西的客家人与福佬人都有宗族械斗的陋俗，处于这两地的畲族村也自然而然地深受其害，有的村落势必会卷入这种宗族斗争。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闽南、闽西的畲族聚落往往都是集结着数千人，这种聚落格局在闽东、闽北是极少的。宗族械斗的后果使部分畲族人被迫离开故土，消灾避难。如咸丰年间，闽南安溪善坛村在一夜间数十个年轻人抛妻弃子，逃亡海外，其中就有一部分人流落台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迫于生计或20世纪40年代末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迁台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盘、蓝、雷、钟四姓宗亲曾天各一方，没有往来。20世纪80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与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始合作研究闽台族群问题，打破了两岸民族文化交流的坚冰。漳州开展了多次蓝鼎元学术研讨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记者钟俊升，遵照祖辈的遗愿来到闽南寻根问祖，他到了安溪善坛村才知道自己是畲族人。钟俊升作为第一个深入大陆乡村采访的台湾记者，又意外知道了自己的民族宗源，这个消息曾在闽台产生巨大的新闻效应。此后，外迁台澎金马各地的盘、蓝、雷、钟各姓畲族通过族谱对接，不断到大陆开展寻根问祖的活动。
2008年9月19日上午，罗源县霍口畲族乡福湖村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唱起动听畲歌，迎接20位寻祖恳亲的盘姓台胞。畲族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但长期以来，罗源畲族唯独缺少盘姓族人。这里的乡亲只知道有一支盘姓畲族外迁，但定居何处却不得而知。寻找盘姓兄弟归家认祖，四姓兄弟团圆，成了一代又一代罗源畲族人的最大心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闽投资的台商张环城了解这个情况，经过他牵线搭桥，两岸穿梭对祖谱，畲族失散千年盘大哥终于在台找到了。几经接触，2008年9月19日，这批盘姓台湾同胞来罗源寻亲，成为1949年以来首例两岸少数民族的族谱对接认祖归宗大团圆。
2009年12月8日，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族谱对接恳亲会在漳州举行。国家民委、省民宗厅、漳州市的领导，与两岸近200位少数民族同胞共同参加了族谱对接、宗亲座谈、参观祭拜、项目对接等活动。近年来，漳州市相继组织人员赴台港澳、浙江和福建宁德等地开展族谱对接工作。目前，已对接上的从漳州迁移外地的畲族后裔人口有50多万人，其中台湾5.6万人。各地畲族同胞查清了祖籍脉源，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台湾退役海军少将蓝成龙，通过族谱对接获知老祖宗来自漳浦后专程赶来寻根，他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通过近年来的族谱对接，漳州作为畲族重要祖居地、台湾畲族重要发源地得到各地族亲普遍认同。
虽然外迁港澳台的盘、蓝、雷、钟各姓同胞的族属尚未得到正式的认可，但通过族谱对接和寻根、寻亲活动，各姓宗亲畅叙亲情，大大加强了联系和沟通，进一步印证了闽台一家亲、陆台骨肉相连的客观事实。这些民间的宗亲交流活动，对于促进两岸的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英勇抵抗日本侵略
畲族散布在闽、粤、赣、浙一带，远离陆路边疆，在海上交通不太发达的年代，受到外国侵略和骚扰的机会较少。这使得与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比，历史上畲族地区的反侵略斗争显得相对较少。然而，在这貌似世外桃源的海域边陲，自明代以来，也曾遭受过数次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在每一次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斗争中，畲族人民都英勇无畏，积极参与，尤其是在两次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畲族人民冲锋在前，洒尽热血，表现了一个英雄民族的丹心铁血，在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奋勇抗击倭寇
中国遭受倭寇之患始于元末明初。当时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各路诸侯割据混战，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勾结日本人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但由于明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倭寇并没有给中国沿海造成太大影响。然而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危害越来越严重。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倭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与倭寇作战。
在实战过程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缺乏训练，作战不力，多次向朝廷提出练兵建议，最终得到批准。于是戚继光深入民间，招募兵勇。深受倭患之苦的汉、畲百姓积极响应，很快建立了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3000新军。这支军队经过严格训练，成为熟悉军纪、法度，熟练手中兵器，能够奋勇作战的队伍。戚继光还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改造了队列体制，创造了鸳鸯阵法，使长短兵器配合作战，用火器、弓箭掩护，在抗倭作战中发挥了巨大威胁力。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后来经过扩编，“戚家军”总兵力达6000多人，其中就有不少畲族子弟。
“戚家军”自成军起，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台州战役中，经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戚家军”十三战十三捷，斩杀真倭三千余人，基本扫清浙江倭寇；福建之役，总兵力六千，经横屿、牛田、林墩三战，斩真倭五千余人；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平海卫、仙游、王仓坪、蔡丕岭四战，共斩杀真倭两万余人，福建倭寇被一扫而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配合，歼灭了广东的倭寇和海盗吴平。至此，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取得了最后胜利。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在历时十余年的抗倭斗争中，畲家子弟不仅在戚继光、俞大猷率领的抗倭队伍中浴血奋战，效命疆场，为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民间，畲族人民也不畏强暴，殊死抵抗倭寇的侵略。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劫掠福建福安等地，与当地畲族、汉族人民一同奋起抗击，给倭寇以重大杀伤。虽然最后福安城陷，全城被杀男女达3000多人，被掳700多人，跳城坠岩死者无数，造成“己未惨案”，但畲族和汉族人民一道，在抗倭的历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畲族人民在抗倭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横屿大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土撬”（也叫“滑泥板”“海马”）。横屿岛在宁德漳湾村东十华里，涨潮时是一座孤岛，落潮时与漳湾泥滩相连，岛上居民以打鱼为生。倭寇自在浙江受到戚继光打击后，大批转掠福建，其中2000多倭寇就盘踞在横屿岛，横屿岛成了倭寇的重要巢穴。由于地形险要，水情复杂，在戚继光入闽之前，曾有游姓将军三次攻打横屿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戚继光到达漳湾后，仔细侦查地形和水情，准备攻打横屿岛上的倭寇巢穴，无意中发现了当地畲、汉人民用以落潮时讨小海的“土撬”，可以在泥泞的海滩上穿梭自如，戚继光喜出望外。戚继光从当地畲、汉人民那借到了一批“土撬”，并请畲、汉渔民帮助训练了一支熟练使用“土撬”的快速突击队。在之后攻占横屿岛的战斗中，这支突击队驾着“土撬”在海滩上纵横驰骋，杀得倭寇魂飞胆丧，为横屿岛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当地的畲、汉人民还通过“骑海马”比赛，来纪念当年的抗倭事迹。
二、踊跃参军抗日，保家卫国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日渐强大，随之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也不断膨胀，开始将魔掌伸向邻邦朝鲜半岛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残酷杀戮台湾同胞。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并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由于不希望日本在战争中获益过多，俄、法、德出面干涉。清政府虽收回辽东半岛，但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偿金）。战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开始跻身列强行列。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日俄战争。战后，日本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将俄国在中国东北大连、旅顺的统治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经营南满铁路，开始侵入中国东北。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向德国宣战，并迫使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还得到在中国修路、开矿等许多权利，日本侵略步伐加快了。1931年，日军炮轰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中国东北地区沦入日军之手。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并迫使中方代表签署《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为日军打开通向华北的大门。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蚕食和侵占中国的土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奋起反击。事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团结抗日。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七七事变”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从此形成两个战场——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主要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是为正面战场；在日占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开辟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畲族再次迸发了不畏流血牺牲的抗战精神，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无论是畲族较为集中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还是分散杂居的安徽、湖南、贵州，都有成千上万的畲家子弟应征入伍，自觉投入神圣的抗战事业，血洒疆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闽西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地，畲族人民为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壮大立下了卓越的功勋。1929年7月，在红四军一纵队的帮助下，才溪暴动成功，当地的畲族人民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踊跃参加扩大红军生产支前运动。畲族农民雷标三因秉公办事，积极肯干，深得民心，被选为上杭县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苏区的历史上，作为闽西畲族主要聚居区的上杭县有大批的畲族子弟踊跃参加红军，为保卫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又有大量的畲族子弟随军远征。今天在上杭县汀江河畔辟为博物馆的临江楼陈列室中的107位走过浴血长征路的战士中，有8位是畲族。这8位畲族子弟，后来有两位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共和国少将蓝庭辉（上杭芦丰人）、共和国少将雷钦（上杭才溪人），他们都在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立过赫赫战功。
闽东、浙南是畲族主要聚居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畲族地区成为党和红军的可靠的根据地，1937年底，闽东、浙南畲族地区在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推动下，也出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许多优秀畲族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畲族地区普遍成立。1938年闽东、浙南的新四军奉命北上抗日，仅在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中就有畲族指战员218人。
抗战爆发后，在贵州麻江也有不少畲族（即“东家人”）子弟以各种方式应征入伍，奔赴抗战最前线。麻江县杏山镇六堡村的赵方平兄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①。当时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派兵，有钱人家派到壮丁的，可以出钱向穷人家买人丁顶替。因为家里穷，赵方平的大哥赵通帮就是这样顶替别人离家当兵，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忻口保卫战等战役，后来在湖北的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二哥赵老贵也是替人当兵，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千里赴缅甸抗日，至今杳无音讯。1943年，由于抗战的需要，蒋介石电令贵州省政府两个月内完成扩修黄平旧州机场任务，年仅15岁的赵方平成了麻江4500名修建机场民工的一员。次年春，赵方平也和两个哥哥一样替人当兵，随军到云南，参加了著名的松山战役。战事结束，旋即随部队转战广西、湖南，并一路北上，收复失地，直至抗战胜利。1947年1月在吉林省德惠县与东北野战军作战中被俘，经学习改造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转到地方工作，直到退休。
此外，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九期的著名抗战将领，国民革命军中将钟彬，也与畲族有着莫大的关系。钟彬将军的先祖提龄公为汀州钟姓始祖钟全慕之后②，而闽西上杭、长汀等县的钟全慕后裔多已恢复畲族身份。钟彬是广东兴宁人，早年就读龙田高等小学、兴宁中学、广东省立公路工程学校测量科。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军校入伍生区队副队长、排长、连长、第20师营长，后入陆军大学深造。1931年任第87师团长，1933年任第36师参谋长，1934年起任第108旅旅长、第36师副师长兼安卢师管区司令、中央军校第二总队总队长，1937年5月任陆军少将。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88师师长、中央军校汉中分校主任、71军军长、青年军第203师师长、青年军第9军军长等职，曾指挥部队参加过著名的淞沪会战和松山战役。在淞沪会战中，钟彬作为张治中所率87师259旅参谋长参战。庙行一战，259旅与教导总队、261旅、61师两个团相互配合，对突入之敌形成三面夹击，毙伤日军逾两千，使日军主力仓皇败退，被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国民政府在嘉勉电中也称：“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①在松山战役第一阶段，钟彬指挥71军担任主攻。由于日军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用一个工兵连队和1670多名强征民夫花了近一年施工，并有火力配备完整的近2000日军把守，松山阵地工事十分坚固。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另据日方《缅甸作战》中称：“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三个月战斗。”在炮击、轰炸都难以损毁松山日军工事的情况下，71军经过近一个月的浴血鏖战，以伤亡近1700人的代价，毙伤日军近600人，攻下了日军竹子坡、腊勐街、阴登山等几个重要的支撑点，为后来何绍周、李弥攻占松山提供了经验，也创造了条件。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畲族子弟前仆后继，浴血疆场，但他们大多默默无闻，成为伟大抗战中的军中马前卒。然而正是包括畲族在内的各民族千千万万这样默默无闻的马前卒，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用鲜血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节 浴血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畲族散处于中国革命较早的东南数省，因而成为参加革命斗争较早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过程中，畲族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闽西、赣南、粤东、闽东、浙南等地的畲族人民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他们忠于革命，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一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期艰巨而曲折的革命斗争。大革命时期，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运中就有畲族民众参加，与广东相邻的闽西、赣南的畲族地区也有畲族青年加入共产党，参加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等广大的畲族地区都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纷纷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武装政权。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中，写下畲族革命的壮丽篇章。
在赣南，永丰、青原、乐安等畲族散居区都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五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东固、龙冈等畲乡遍布着革命据点村，许多畲族家庭和当地客家人一样，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子女踊跃参加红军的情况非常普遍。由于地理位置处于永丰、吉水、兴国、泰和几县的边区，土地革命时期，还以吉安县的东固为中心，形成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革命武装割据。东固地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祥地之一。前三次反“围剿”的战斗都是在这一地域打响，并获得全面的胜利。毛泽东曾七上东固山，都是在这里筹划、准备、指挥前三次反“围剿”战斗，第一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和东固军民共庆胜利，第二次反“围剿”战斗前又和东固军民一起召开了誓师大会。黄洋界战斗，毛泽东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毛泽东诗兴大发，留下了两首“渔家傲”词，纪念、歌颂这两次战斗。毛泽东说东固是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它为“东井冈”，可见畲乡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发展和壮大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闽西，畲族人民也和当地汉族人民一道，不畏牺牲，踊跃参加革命。1929～1934年，仅上杭县参加红军和外出参加革命工作的有15254人，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烈士的近6000名，其中畲族就有438人①。畲乡芦丰的丰济村天后宫是上杭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1926年）。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芦丰儿女踊跃参军参战，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全乡共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有350人（其中畲族烈士100人），从这里走出了畲族将军蓝庭辉和后来成为福建省副省长的蓝荣玉等革命先辈。畲族人口众多的才溪乡曾被评为福建省第一模范区、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在当时仅有1.6万人的小山乡，就有3762人参加红军，占当时全乡总人口的20％和青壮年男子（16～55周岁）的80％。其中1192人牺牲在疆场，畲族烈士就有上百人，才溪乡也因此被誉为“烈士之乡”。在1955年授衔时，才溪有9个军级干部、18个师级干部，共10个将军（包括畲族将军雷钦），于是又有了“九军十八师”“将军之乡”的美誉。
闽东、浙南都是革命老根据地，有着悠久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在闽东畲族聚居的2346个自然村中，有70％的村庄都属于苏区或游击队活动区，有109个是革命基点村。早在1926年这里就有了党的组织和零星革命武装。1931～1932年，邓子恢、陶铸等同志都曾到这里指导过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到1933年“霍童暴动”以后，才进入了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1934年2月，召开了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马立峰为主席的闽东苏维埃政府，正式建立闽东苏区。不久，又成立了闽东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闽东临时特委。9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闽东苏区建立刚一个月，就因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叛变而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闽东党组织和红军独撑危局，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实行合作抗日后，才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在南方三年最残酷的游击战争中，闽东人民特别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畲族，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保护了党组织和红军。谈到闽东畲族对革命的贡献，曾在闽东打游击的叶飞同志曾经这样总结道：“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死亡的威胁，金钱的诱惑，都不能使他们出卖红军，出卖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闽东有畲族革命烈士496人①，抗日阵亡畲族将士15人，占闽东全区已评烈士总数7292人的7％（畲族人口仅占全区人口的5％），并涌现出杰出的畲族干部钟大湖等人。新中国成立后，闽东有厅级以上畲族干部14人，处级70多人，科级300余人。他们为畲族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景宁解放前就建立畲村党支部54个，为革命牺牲的畲族烈士有94名②。革命根据地的畲族人民为革命捐躯，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总之，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畲族人民都不畏牺牲，踊跃参加革命，为缔造共和国洒尽热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节 积极开发祖国东南山区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畲族就一直聚居和辗转迁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等省的广大山区，为祖国东南山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辟荒东南山区
在闽、粤、赣交界的汀、漳、潮一带，是畲族最早的聚居区。早在陈政、陈元光父子经略漳州之前，大量的畲族先民就已经在这里以耕、猎为业。唐代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说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可耕乃火田之余”，当地畲族先民“所事者搜猎为生”。可见当时畲族先民的农业生产主要是耕火田，即“刀耕火种”之田，这种“火田”多是缺乏水源的山坡旱地，至今仍遍布闽、粤、赣交界的山区。由于耕作技术粗放，作物产量较低，加上畲族居住在野兽出没、莽林丛生的山区，因而狩猎采集经济仍比较发达。狩猎不仅可以消除野兽对庄稼和人畜的危害，还可以弥补农业生产收入的不足。直至明清之际，狩猎仍是畲族人民从事的一项重要副业。
唐在漳、汀设置州县之后，制定了客观上有利于发展当地经济生产的措施，如实行辟地治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等政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加强了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王审知治闽期间，继续采取开垦荒地，扩种农产品，发展手工业，开辟海港，发展通商贸易等措施，进一步加快了畲族地区经济生产的发展。在畲族民间，至今仍流传着在“闽国”时期，畲汉两族人民一起含辛茹苦地披荆斩棘、辟土植谷的传说。
畲族在开发东南山区的过程中，深受汉族地主豪强的欺凌。《景宁县志》记载：“畲客多居山中……彼所垦之地，垦熟即为汉人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辟之。然刀耕火种之所得，未能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自活，十九务农。”正因为深受欺凌，所以畲民不得不隐遁在人迹罕至的大山中耕山为业，在条件最艰苦的环境下开辟山田，成为东南山区整治梯田的能手。
明清时期，畲族经过不断的辗转迁徙，在闽东、浙南等地区成为当地的一支垦荒大军，所到之处，尽力耕耘。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有水源的地方，辟为梯田；仰赖天雨的山坡，辟为旱地。《龙游县志》说：“畲民勤播植，傍山结茅，男女均事力穑。”《永春县志》也说：“畲民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他们对闽东、浙南山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景宁，“（畲民）佃耕以活，邑之陇亩，其所治者半”①；在云和，“云邑荒田多赖开垦”。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畲族在我国东南山区开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创立的不朽业绩。
二、改良和推广农作物品种
畲族人民在长期的山地开发过程中，利用当地的环境条件，不断总结经验，培育、改良农作物品种，并为许多优良作物品种在东南山区的推广种植作出了贡献。
早在南宋以前，粤东一代的畲族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稜禾的种植技术。南宋人王象之这样记述说：“菱禾，不知种之所自出。植干自熟，粒粒粗粝，间有糯。亦可酿，但风味不醇。此本山客輋所种，今居民往往取其种而莳之。”①山客輋是畲族的别称，至今大多数地方的畲族仍自称山客（哈），可见在南宋时期，畲民的稜禾种植技术开始传到汉族地区。这种稜禾不仅只在梅州，闽粤赣交界的畲族居住的山区看来都有种植，尤其是闽西的汀州一带种植得相当普遍，到清代俨然成了当地的重要特产。杨澜在《临汀汇考》说：“汀人……又有稜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②由于稜禾不仅“实大且长，味甘香”③，品质优良，而且耐旱易种，便于管理，所以很快为当地汉人引进培植，并迅速传到其他地区的汉人中。如福州的“晏稜”、莆田的“白稜稻”、漳州的“畲稻”，其实都是稜禾的别称，是各地汉族村民向畲民“乞其种”培植成的④。
畲族先民不仅培植成功适合灌溉不便的山区种植的稜禾，而且在与周边汉人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改良和增加农作物品种，为推广大量优良农作物的种植作出了贡献。如到明清时期，赣南、闽西畲族地区种植的稻谷就有七八种，闽东、闽北、浙南种植的稻谷品种也非常丰富。宋代以来，各地畲民还广泛利用“火田”“火地”种植番薯等杂粮，由于番薯易于栽种，加上畲区土质、气候适宜，番薯的产量很高，成为畲族山民不可或缺的主粮。畲家俗谚说“番薯丝食到老”，就生动地体现了番薯在畲民日常饮食中的重要地位。
畲族人民还根据山区的自身特点，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经济作物相当发达，如香菇、茶叶、蓝靛、苎麻等，都是畲区的重要经济作物。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素有“菇乡”之称，也是我国著名的香菇生产发源地之一。明清时期，畲区生产的香菇已经运销全国各地，成为畲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福建菁”在明清时期更是名闻全国，其染色为“天下最”，而种植蓝靛者大多是畲民。这些被称为“菁民”的畲族山民“刀耕火耨，艺蓝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①，他们在深山种菁和从事蓝靛的加工生产所搭的寮场，被称为“菁寮”。当时的“菁寮”遍布闽西、闽南、闽东各地，一度成为畲民聚居区的代名词。茶叶也是畲乡传统的经济作物，浙江畲民种制的“惠明茶”品质优良，畅销各地，颇负盛名；广东畲民种植的“洪輋茶”、建畲民种制的“武夷岩茶”、坦洋功夫茶等也行销远近，深受欢迎。
三、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在与周边汉族的交往、互动中，畲族人民不断吸取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经验，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如逐渐改变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方式），代之以精耕细作的田间管理；改变过去靠天吃饭的“雷打田”为人工灌溉的梯田；等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畲族独特的土壤改良技术和作物套种技术，则较好地体现了畲族农业生产技术达到的高度。
畲民新开垦的田地，多属于生荒地，土质贫瘠，作物产量低。为了改造生荒地为熟地，变瘦田为肥田，勤劳的畲族人民采取了种种改良土壤的办法，如利用草木灰、“石粪”（石灰）肥田，开春时将鲜嫩的树叶埋入土中沤烂成肥等等，说明畲族人民在耕作技术、改良土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畲族人民经年累月的辛勤开发，闽、浙、赣、粤等东南数省山区的可耕面积迅速扩大，为发展山区农业生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畲族人民“燔土为肥”，改良土壤的技术，至今仍在闽、粤、浙、赣山区的畲、汉民间广为应用②。
作物的套种技术则可能源于山区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多地产出生活所需的农产品，畲族人民不得不见缝插针，很早就开始尝试在山地中进行多种作物的混合种植，并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山地套种技术，大大缓解了畲族山区垦种土地紧张的问题，使单位面积的土地供养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常见的套种形式有水果（如金橘）、茶叶下套种地瓜、萝卜、玉米，水果、茶叶树下套种辣椒、薯、芋、豆、姜、茄子等多种农作物，这种套种技术至今在畲族山区仍十分普遍。
总之，畲族人民长期聚居、迁徙于东南数省，对闽、浙、粤、赣、粤、徽、湘、黔等省山区的开发和当地山区经济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在畲族人民的开拓下，东南数省的茫茫山区变成了千里沃野，人迹罕至之处变成了炊烟缭绕的村落，极大地推动了闽、浙、粤、赣等省山区经济的发展。他们不愧是东南山区的开拓者和先行者。
第二节 坚定维护祖国统一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畲族人民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其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畲族人民不畏牺牲，功不可没，涌现了如“破肚将军”蓝理等英雄人物；二是在台湾统一之后，为开发台湾，畲族人民尽心尽力，出现了“治台名将”蓝廷珍、“筹台宗匠”蓝鼎元等著名人物；三是近年来，通过宗族联谊的方式，积极推动闽台、陆台民间交往，以自己的方式为台湾最终回归祖国做出努力。
一、为统一台湾作贡献
清顺治三年（1646年），南明王朝在东南沿海已无回旋之地，郑成功深感形势紧迫，“附近无可措足，唯台湾一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于是郑成功作出“亲征”台湾的重大决策。
1661年农历二月，郑成功率领众将士在金门“祭江”，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其中不少军士便是闽东、闽北和漳厦一带的畲民。四月初一，郑成功的舰队利用海潮，避开荷兰守军的火力，经鹿耳门在禾寮港、北线尾顺利登陆。在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的支持下，经过10个月的战斗，毙伤荷军1600多人。1662年农历二月初一，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签字投降，荷军交出了所有城堡、武器、物资，包括伤病员在内的约900名荷兰军民。最后由揆一率领，乘船撤离台湾。至此，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宝岛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军事斗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成功尝试。通过这一斗争，驱逐了荷兰殖民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捍卫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收复台湾不久，民族英雄郑成功不幸病逝，其子郑经继位，继续治理台湾，与大陆上的清王朝分庭抗礼。康熙帝多次招抚不成，便下决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681年，长期主政台湾的郑经去世。郑经死后，郑氏家族因诸子争位内部矛盾激化。清政府也在这一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能够腾出手时间来考虑平台的问题，康熙帝决定起用施琅攻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水兵2万余人，大型战船300余艘，中小战船230余艘，从福建铜山（今东山）海域扬帆起程，一路乘风破浪，锋芒直指台湾的战略前哨澎湖列岛。在攻台的关键性战役澎湖海战中，受命为征台前部先锋的漳浦畲族人蓝理大显神威，率7艘战船冲入刘国轩统帅的台守军战舰群中，共击沉、焚毁郑氏船只14艘，焚杀郑氏官兵2000余人。蓝理在此次战役中被炮弹弹片击伤腹部，肠子流出腹外，但蓝理把肠子塞进腹内，用衣布裹紧，仍带伤奋勇冲杀，其神勇令守军将士胆寒，很快败退。施琅闻捷报大喜，奏疏蓝理首功。
数日后，施琅的舰船遭到郑军舰队的围攻，蓝理率兵前去救援，郑军远望清军舰队的风蓬上绣着“蓝理”二字，心胆俱破，一触即溃，蓝理下令追击，乘势收复了澎湖列岛。八月，清军平定台湾。蓝理因战功显赫，被授予参将，加左都督。
蓝理拖肠血战的事迹也深受康熙帝的赞赏，先后授蓝理为河北宣化府总兵官，挂镇朔将军印，任浙江督军、定海总兵等职。康熙曾多次向王公大臣介绍蓝理澎湖血战的事迹，并将蓝理引荐给皇太后，称其为“破肚将军”。从此，蓝理“破肚将军”的名号闻名全国。
蓝理不仅在康熙统一台湾的战斗中战功卓著，还为新疆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新疆准噶尔部叛乱，清廷派兵征讨，蓝理以总兵衔，在都统穆尔赛麾下协理北路军务。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平叛功成，蓝理以年老奏请致仕。翌年卒于北京，享年71岁。
为表彰蓝理的功绩，康熙先后两次为蓝理题写御书榜文：“所向无敌”和“勇壮简易”，并赐蓝理花翎、冠服。在当时，能受此殊荣的非满族官员并不多见。
二、为开发台湾尽心尽力
由于大量山地未开发，土番民化未开，统一后的台湾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困局，以至于一些清朝官员提出了把土番居住的山地划为“弃土”的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蓝廷珍、蓝鼎元挺身而出，对台湾的治理和开拓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远见的建议与措施，对台湾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蓝廷珍出身于福建漳浦农村，少年时因不甘困守穷乡，投奔时任定海总兵蓝理的麾下。因屡立战功，被擢升为澎湖副将，不久又授予南澳镇总兵之职。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天，台湾朱一贵起兵，占据府治，被推为“中兴王”，一时“全台俱陷”。闽浙总督满保急调南澳总兵蓝廷珍入台镇压。蓝廷珍统领水陆大军，从鹿耳门登陆，采取“止歼渠魁，余勿问”的分化战术，经过七天激战，平定叛乱。
平台后，蓝廷珍奉命继续留台，署理提督职务，前后有三年之久。面对闽浙总督满保等人以山地土番难治为由，把山地划为“弃土”，下檄文划界迁民、禁止出入的做法，蓝廷珍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人无良匪，教化则驯；地无美恶，经理则善。莫如添兵设防，广听开垦，地利尽，人力齐，鹦鸣狗吠相闻，而彻乎山中，虽有盗贼，将无捕逃之薮。何必因噎废食，乃为全身远害哉？”谈到“划沿山之界，禁出入”的弊端，蓝廷珍更是感慨陈词，呼吁不可随便抛弃台湾一寸土地。他说：“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糠谷之利甲天下。过此再四五十年，连内山山后野番不到之境，皆将为良田美宅，万万不可遏抑。”表现了他在事关中国领土问题上独到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从政能力。最终，满保采纳了蓝廷珍的建议，取消了划界迁民的计划。
为了改变清初台湾地方治安混乱状况，蓝廷珍实行保甲制度，加强乡政建设；实行团练制度，加强防务建设。蓝廷珍还亲自组织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有很多来自漳浦的移民，从“漳浦寮”出来帮助蓝廷珍安定社会，发展农业，对台湾早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率领官兵开垦了“蓝兴堡”，也就是现在的台中县太平乡、大雅乡、鸟日乡和台中市区一带，成为台湾开发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军垦之一。他还听从其族弟蓝鼎元建议，采取加强汉族和居住在高山上的少数民族的团结，完善台湾防务，鼓励垦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理番”政策，这些政策被历代治台者引以为法，影响极为深远。
雍正元年（1723年），蓝廷珍因平台治台功勋卓著，升任福建水师提督，加左都督。雍正七年（1729年），蓝廷珍病逝于任所，被赠太子少保。
蓝鼎元是另一个为治理台湾贡献颇多的畲族贤达。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蓝鼎元随族兄蓝廷珍征讨台湾，为治理台湾出谋划策。在蓝廷珍署理台湾期间，蓝鼎元撰《平台纪略》一卷，详细陈述了治理台湾的十九条措施，其中“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等尤为切中治台时务，见解独到，为历来治台官吏所重视。蓝鼎元也因之被称为“筹台宗匠”。
蓝鼎元与其族兄一道，大力反对将山区划为“弃土”的不智之举，呼吁台湾山地万万不可抛弃，特别强调山地之重要。他说：“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冠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他还提出增设县制的设想：北路地方辽阔，自昔空虚，分诸罗县地为二，在半线以上另置一县，拟名“彰化”；淡水地势重要，人口日增，置淡水厅。蓝鼎元的意见，经蓝廷珍上呈，多被朝廷采纳。雍正元年（1723年），台湾增设彰化县、淡水厅和澎湖厅。
面对统一后的台湾性别失衡，男多女少、青壮年难以成家的严重社会问题，蓝鼎元对清政府禁止移民携眷赴台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在《论台湾事宜书》《东征集》中，他列举了移民“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一庄有家室者百不得一”等大量严酷的事实，提出了“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去台湾居者，许县呈给照赴内地搬去，文武汛口不得留难”的建议，以改变当时台湾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状况。在蓝鼎元等官员的建议下，雍正九年（1731年）清政府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政策。
正是在蓝廷珍、蓝鼎元等一批开明官吏的治理下，台湾的经济逐渐发展，社会日益繁荣起来。
三、为和平统一作贡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大批畲家子弟奔赴抗战前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介石率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台湾由此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悬置至今。一湾浅浅的海峡，像一道深深的伤口，时时刺激着两岸人民的团圆梦。
据闽东族谱资料记载，唐景福元年，盘、蓝、雷、钟四姓360余口，跟随王审知从海道来闽，在连江马鼻登岸，后徙居罗源，再由罗源迁居闽东的宁德等地。在大陆畲族同胞口头中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当年盘、蓝、雷、钟四姓族人分乘4艘船随王审知北上福州，途遇大风，“盘”姓大哥的船被吹散，不知所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福建几乎没有盘姓畲族同胞的历史事实。
与闽东畲族从闽南、闽西一带迁徙过来一样，台湾盘、蓝、雷、钟四姓同胞主要也是清代的时候从闽南、闽西一带迁徙过去的。迁徙的原因比较复杂。清代初年，闽南漳州地区蓝姓畲族人，他们加入了大清水师，随施琅将军收复台湾，其中涌现出了著名的水师将领蓝理、蓝廷珍、蓝元枚等人。另外，古代闽南、闽西的客家人与福佬人都有宗族械斗的陋俗，处于这两地的畲族村也自然而然地深受其害，有的村落势必会卷入这种宗族斗争。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闽南、闽西的畲族聚落往往都是集结着数千人，这种聚落格局在闽东、闽北是极少的。宗族械斗的后果使部分畲族人被迫离开故土，消灾避难。如咸丰年间，闽南安溪善坛村在一夜间数十个年轻人抛妻弃子，逃亡海外，其中就有一部分人流落台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迫于生计或20世纪40年代末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迁台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盘、蓝、雷、钟四姓宗亲曾天各一方，没有往来。20世纪80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与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始合作研究闽台族群问题，打破了两岸民族文化交流的坚冰。漳州开展了多次蓝鼎元学术研讨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记者钟俊升，遵照祖辈的遗愿来到闽南寻根问祖，他到了安溪善坛村才知道自己是畲族人。钟俊升作为第一个深入大陆乡村采访的台湾记者，又意外知道了自己的民族宗源，这个消息曾在闽台产生巨大的新闻效应。此后，外迁台澎金马各地的盘、蓝、雷、钟各姓畲族通过族谱对接，不断到大陆开展寻根问祖的活动。
2008年9月19日上午，罗源县霍口畲族乡福湖村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唱起动听畲歌，迎接20位寻祖恳亲的盘姓台胞。畲族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但长期以来，罗源畲族唯独缺少盘姓族人。这里的乡亲只知道有一支盘姓畲族外迁，但定居何处却不得而知。寻找盘姓兄弟归家认祖，四姓兄弟团圆，成了一代又一代罗源畲族人的最大心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闽投资的台商张环城了解这个情况，经过他牵线搭桥，两岸穿梭对祖谱，畲族失散千年盘大哥终于在台找到了。几经接触，2008年9月19日，这批盘姓台湾同胞来罗源寻亲，成为1949年以来首例两岸少数民族的族谱对接认祖归宗大团圆。
2009年12月8日，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族谱对接恳亲会在漳州举行。国家民委、省民宗厅、漳州市的领导，与两岸近200位少数民族同胞共同参加了族谱对接、宗亲座谈、参观祭拜、项目对接等活动。近年来，漳州市相继组织人员赴台港澳、浙江和福建宁德等地开展族谱对接工作。目前，已对接上的从漳州迁移外地的畲族后裔人口有50多万人，其中台湾5.6万人。各地畲族同胞查清了祖籍脉源，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台湾退役海军少将蓝成龙，通过族谱对接获知老祖宗来自漳浦后专程赶来寻根，他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通过近年来的族谱对接，漳州作为畲族重要祖居地、台湾畲族重要发源地得到各地族亲普遍认同。
虽然外迁港澳台的盘、蓝、雷、钟各姓同胞的族属尚未得到正式的认可，但通过族谱对接和寻根、寻亲活动，各姓宗亲畅叙亲情，大大加强了联系和沟通，进一步印证了闽台一家亲、陆台骨肉相连的客观事实。这些民间的宗亲交流活动，对于促进两岸的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英勇抵抗日本侵略
畲族散布在闽、粤、赣、浙一带，远离陆路边疆，在海上交通不太发达的年代，受到外国侵略和骚扰的机会较少。这使得与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比，历史上畲族地区的反侵略斗争显得相对较少。然而，在这貌似世外桃源的海域边陲，自明代以来，也曾遭受过数次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在每一次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斗争中，畲族人民都英勇无畏，积极参与，尤其是在两次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畲族人民冲锋在前，洒尽热血，表现了一个英雄民族的丹心铁血，在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奋勇抗击倭寇
中国遭受倭寇之患始于元末明初。当时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各路诸侯割据混战，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勾结日本人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但由于明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倭寇并没有给中国沿海造成太大影响。然而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危害越来越严重。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倭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与倭寇作战。
在实战过程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缺乏训练，作战不力，多次向朝廷提出练兵建议，最终得到批准。于是戚继光深入民间，招募兵勇。深受倭患之苦的汉、畲百姓积极响应，很快建立了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3000新军。这支军队经过严格训练，成为熟悉军纪、法度，熟练手中兵器，能够奋勇作战的队伍。戚继光还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改造了队列体制，创造了鸳鸯阵法，使长短兵器配合作战，用火器、弓箭掩护，在抗倭作战中发挥了巨大威胁力。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后来经过扩编，“戚家军”总兵力达6000多人，其中就有不少畲族子弟。
“戚家军”自成军起，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台州战役中，经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戚家军”十三战十三捷，斩杀真倭三千余人，基本扫清浙江倭寇；福建之役，总兵力六千，经横屿、牛田、林墩三战，斩真倭五千余人；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平海卫、仙游、王仓坪、蔡丕岭四战，共斩杀真倭两万余人，福建倭寇被一扫而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配合，歼灭了广东的倭寇和海盗吴平。至此，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取得了最后胜利。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在历时十余年的抗倭斗争中，畲家子弟不仅在戚继光、俞大猷率领的抗倭队伍中浴血奋战，效命疆场，为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民间，畲族人民也不畏强暴，殊死抵抗倭寇的侵略。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劫掠福建福安等地，与当地畲族、汉族人民一同奋起抗击，给倭寇以重大杀伤。虽然最后福安城陷，全城被杀男女达3000多人，被掳700多人，跳城坠岩死者无数，造成“己未惨案”，但畲族和汉族人民一道，在抗倭的历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畲族人民在抗倭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横屿大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土撬”（也叫“滑泥板”“海马”）。横屿岛在宁德漳湾村东十华里，涨潮时是一座孤岛，落潮时与漳湾泥滩相连，岛上居民以打鱼为生。倭寇自在浙江受到戚继光打击后，大批转掠福建，其中2000多倭寇就盘踞在横屿岛，横屿岛成了倭寇的重要巢穴。由于地形险要，水情复杂，在戚继光入闽之前，曾有游姓将军三次攻打横屿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戚继光到达漳湾后，仔细侦查地形和水情，准备攻打横屿岛上的倭寇巢穴，无意中发现了当地畲、汉人民用以落潮时讨小海的“土撬”，可以在泥泞的海滩上穿梭自如，戚继光喜出望外。戚继光从当地畲、汉人民那借到了一批“土撬”，并请畲、汉渔民帮助训练了一支熟练使用“土撬”的快速突击队。在之后攻占横屿岛的战斗中，这支突击队驾着“土撬”在海滩上纵横驰骋，杀得倭寇魂飞胆丧，为横屿岛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当地的畲、汉人民还通过“骑海马”比赛，来纪念当年的抗倭事迹。
二、踊跃参军抗日，保家卫国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日渐强大，随之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也不断膨胀，开始将魔掌伸向邻邦朝鲜半岛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残酷杀戮台湾同胞。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并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由于不希望日本在战争中获益过多，俄、法、德出面干涉。清政府虽收回辽东半岛，但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偿金）。战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开始跻身列强行列。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日俄战争。战后，日本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将俄国在中国东北大连、旅顺的统治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经营南满铁路，开始侵入中国东北。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向德国宣战，并迫使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还得到在中国修路、开矿等许多权利，日本侵略步伐加快了。1931年，日军炮轰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中国东北地区沦入日军之手。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并迫使中方代表签署《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为日军打开通向华北的大门。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蚕食和侵占中国的土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奋起反击。事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团结抗日。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七七事变”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从此形成两个战场——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主要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是为正面战场；在日占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开辟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畲族再次迸发了不畏流血牺牲的抗战精神，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无论是畲族较为集中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还是分散杂居的安徽、湖南、贵州，都有成千上万的畲家子弟应征入伍，自觉投入神圣的抗战事业，血洒疆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闽西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地，畲族人民为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壮大立下了卓越的功勋。1929年7月，在红四军一纵队的帮助下，才溪暴动成功，当地的畲族人民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踊跃参加扩大红军生产支前运动。畲族农民雷标三因秉公办事，积极肯干，深得民心，被选为上杭县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苏区的历史上，作为闽西畲族主要聚居区的上杭县有大批的畲族子弟踊跃参加红军，为保卫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又有大量的畲族子弟随军远征。今天在上杭县汀江河畔辟为博物馆的临江楼陈列室中的107位走过浴血长征路的战士中，有8位是畲族。这8位畲族子弟，后来有两位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共和国少将蓝庭辉（上杭芦丰人）、共和国少将雷钦（上杭才溪人），他们都在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立过赫赫战功。
闽东、浙南是畲族主要聚居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畲族地区成为党和红军的可靠的根据地，1937年底，闽东、浙南畲族地区在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推动下，也出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许多优秀畲族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畲族地区普遍成立。1938年闽东、浙南的新四军奉命北上抗日，仅在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中就有畲族指战员218人。
抗战爆发后，在贵州麻江也有不少畲族（即“东家人”）子弟以各种方式应征入伍，奔赴抗战最前线。麻江县杏山镇六堡村的赵方平兄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①。当时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派兵，有钱人家派到壮丁的，可以出钱向穷人家买人丁顶替。因为家里穷，赵方平的大哥赵通帮就是这样顶替别人离家当兵，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忻口保卫战等战役，后来在湖北的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二哥赵老贵也是替人当兵，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千里赴缅甸抗日，至今杳无音讯。1943年，由于抗战的需要，蒋介石电令贵州省政府两个月内完成扩修黄平旧州机场任务，年仅15岁的赵方平成了麻江4500名修建机场民工的一员。次年春，赵方平也和两个哥哥一样替人当兵，随军到云南，参加了著名的松山战役。战事结束，旋即随部队转战广西、湖南，并一路北上，收复失地，直至抗战胜利。1947年1月在吉林省德惠县与东北野战军作战中被俘，经学习改造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转到地方工作，直到退休。
此外，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九期的著名抗战将领，国民革命军中将钟彬，也与畲族有着莫大的关系。钟彬将军的先祖提龄公为汀州钟姓始祖钟全慕之后②，而闽西上杭、长汀等县的钟全慕后裔多已恢复畲族身份。钟彬是广东兴宁人，早年就读龙田高等小学、兴宁中学、广东省立公路工程学校测量科。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军校入伍生区队副队长、排长、连长、第20师营长，后入陆军大学深造。1931年任第87师团长，1933年任第36师参谋长，1934年起任第108旅旅长、第36师副师长兼安卢师管区司令、中央军校第二总队总队长，1937年5月任陆军少将。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88师师长、中央军校汉中分校主任、71军军长、青年军第203师师长、青年军第9军军长等职，曾指挥部队参加过著名的淞沪会战和松山战役。在淞沪会战中，钟彬作为张治中所率87师259旅参谋长参战。庙行一战，259旅与教导总队、261旅、61师两个团相互配合，对突入之敌形成三面夹击，毙伤日军逾两千，使日军主力仓皇败退，被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国民政府在嘉勉电中也称：“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①在松山战役第一阶段，钟彬指挥71军担任主攻。由于日军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用一个工兵连队和1670多名强征民夫花了近一年施工，并有火力配备完整的近2000日军把守，松山阵地工事十分坚固。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另据日方《缅甸作战》中称：“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三个月战斗。”在炮击、轰炸都难以损毁松山日军工事的情况下，71军经过近一个月的浴血鏖战，以伤亡近1700人的代价，毙伤日军近600人，攻下了日军竹子坡、腊勐街、阴登山等几个重要的支撑点，为后来何绍周、李弥攻占松山提供了经验，也创造了条件。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畲族子弟前仆后继，浴血疆场，但他们大多默默无闻，成为伟大抗战中的军中马前卒。然而正是包括畲族在内的各民族千千万万这样默默无闻的马前卒，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用鲜血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节 浴血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畲族散处于中国革命较早的东南数省，因而成为参加革命斗争较早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过程中，畲族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闽西、赣南、粤东、闽东、浙南等地的畲族人民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他们忠于革命，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一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期艰巨而曲折的革命斗争。大革命时期，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运中就有畲族民众参加，与广东相邻的闽西、赣南的畲族地区也有畲族青年加入共产党，参加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等广大的畲族地区都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纷纷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武装政权。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中，写下畲族革命的壮丽篇章。
在赣南，永丰、青原、乐安等畲族散居区都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五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东固、龙冈等畲乡遍布着革命据点村，许多畲族家庭和当地客家人一样，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子女踊跃参加红军的情况非常普遍。由于地理位置处于永丰、吉水、兴国、泰和几县的边区，土地革命时期，还以吉安县的东固为中心，形成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革命武装割据。东固地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祥地之一。前三次反“围剿”的战斗都是在这一地域打响，并获得全面的胜利。毛泽东曾七上东固山，都是在这里筹划、准备、指挥前三次反“围剿”战斗，第一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和东固军民共庆胜利，第二次反“围剿”战斗前又和东固军民一起召开了誓师大会。黄洋界战斗，毛泽东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毛泽东诗兴大发，留下了两首“渔家傲”词，纪念、歌颂这两次战斗。毛泽东说东固是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它为“东井冈”，可见畲乡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发展和壮大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闽西，畲族人民也和当地汉族人民一道，不畏牺牲，踊跃参加革命。1929～1934年，仅上杭县参加红军和外出参加革命工作的有15254人，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烈士的近6000名，其中畲族就有438人①。畲乡芦丰的丰济村天后宫是上杭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1926年）。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芦丰儿女踊跃参军参战，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全乡共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有350人（其中畲族烈士100人），从这里走出了畲族将军蓝庭辉和后来成为福建省副省长的蓝荣玉等革命先辈。畲族人口众多的才溪乡曾被评为福建省第一模范区、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在当时仅有1.6万人的小山乡，就有3762人参加红军，占当时全乡总人口的20％和青壮年男子（16～55周岁）的80％。其中1192人牺牲在疆场，畲族烈士就有上百人，才溪乡也因此被誉为“烈士之乡”。在1955年授衔时，才溪有9个军级干部、18个师级干部，共10个将军（包括畲族将军雷钦），于是又有了“九军十八师”“将军之乡”的美誉。
闽东、浙南都是革命老根据地，有着悠久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在闽东畲族聚居的2346个自然村中，有70％的村庄都属于苏区或游击队活动区，有109个是革命基点村。早在1926年这里就有了党的组织和零星革命武装。1931～1932年，邓子恢、陶铸等同志都曾到这里指导过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到1933年“霍童暴动”以后，才进入了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1934年2月，召开了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马立峰为主席的闽东苏维埃政府，正式建立闽东苏区。不久，又成立了闽东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闽东临时特委。9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闽东苏区建立刚一个月，就因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叛变而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闽东党组织和红军独撑危局，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实行合作抗日后，才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在南方三年最残酷的游击战争中，闽东人民特别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畲族，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保护了党组织和红军。谈到闽东畲族对革命的贡献，曾在闽东打游击的叶飞同志曾经这样总结道：“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死亡的威胁，金钱的诱惑，都不能使他们出卖红军，出卖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闽东有畲族革命烈士496人①，抗日阵亡畲族将士15人，占闽东全区已评烈士总数7292人的7％（畲族人口仅占全区人口的5％），并涌现出杰出的畲族干部钟大湖等人。新中国成立后，闽东有厅级以上畲族干部14人，处级70多人，科级300余人。他们为畲族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景宁解放前就建立畲村党支部54个，为革命牺牲的畲族烈士有94名②。革命根据地的畲族人民为革命捐躯，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总之，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畲族人民都不畏牺牲，踊跃参加革命，为缔造共和国洒尽热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附注
①（清）周杰：《景宁县志》，卷一二，《《风土·畲民附》，同治十一年刊本。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〇二“梅州”。
②（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物产考》。
③民国《长汀县志》，卷三十五《杂录·畲客》。
④（清）郭柏苍《闽产录异》。
①熊人霖：《南荣集》卷十二，《防菁民议上》。
②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二节。
①参阅赵华甫：《畲族抗战老人赵方平》，http：／／mjxIpc.blog.163.com/blog/staticl131053632201082113124533／。
②参阅钟彬：《修复长汀钟氏马祖妣墓及祠宇缘末记》，兴宁益新承印，1943年。
①参阅互动百科词条：钟彬，http：／／www.hudong.com/wiki／％E9%92%9F%E5%BD%AC。
①黄集良主编：《上杭县畲族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147页。
①施联朱：《民族知识丛书·畲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②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志》，1991年，第144～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