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畲族历经千年迁徙，分散在华东和贵州的广大山区，各地畲族服饰各有特色的同时存在内在联系，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本章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畲族服饰各类型间的源流关系，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真”传承提供前期基础。
畲族服饰造型独特，类型丰富，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早在1947年就对各地畲族妇女头饰造型进行研究，认为畲族妇女头饰为唯一“在外表观察上可以区别的”畲族特征[251223，也是畲民图腾文化崇拜的实迹。1985年，潘宏立先生依据各类福建畲族服饰结构的相似性，推断其中的密切联系反映了各类型服饰的渊源关系，进而提出“畲族服饰的差异是地方性变异”[40139。潘先生认为从畲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畲族服饰是从同一发展到多样，逐渐形成地方差异的，并指出福建畲族服饰差异是迁徙散居后基于地理、文化隔离而产生的辐射变异。2017年陈敬玉在《民族迁徙影响下的浙闽畲族服饰传承脉络》一文中将浙闽畲族服饰归纳为5种典型分支样式，与2条由闽入浙的历史迁徙路线进行对照发现其上贯穿着该5种服饰，且具有一定的脉络相承关系，故指出畲族服饰脉络相承关系与民族迁徙路径之间具有较为一致的对应性：“畲族服饰由罗源式为起点至景宁式为终点，途经福安、霞浦、福鼎和泰顺，存在一脉相承的连贯性”[73]。
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范围和类型进一步增大，对华东地区畲族服饰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发现其头饰、耳饰、女鞋、襟角造型均存在明显的内在渐变联系。
畲族盛装头饰造型变化脉络如图4-1所示：以罗源式为源头，与其最接近的是丽水式，同样由珠链串起覆布竹筒和挂有“经幡”的发簪；丽水式与相邻的景宁式和平阳式均有较高的相似度，景宁式将冠顶所覆红布化作錾花银片，竹筒变为竹片，同时将经幡发簪化为主体高冠的一部分，而平阳式除同样将冠顶覆布化作银片外，却同时增大了竹筒的体量，并分别在竹筒前部和竹筒下方增加了银制流苏和红黑条纹头巾；接下来的泰顺式，继承了平阳式大体量的竹筒主体和额前流苏，同时增加了珠链的用量和长度，在竹筒上方和下方均垂珠链于两侧，且下方的珠链超过1米，长度过腰及臀；福鼎式头饰与泰顺式一样有长长的珠链、额前流苏和脑后飘带，但主体竹筒开始向上倾斜，形成昂起的鸭嘴型；霞浦式头冠倾斜角度进一步加大直至向后，除前额装饰流苏银挂面外，冠顶也装饰银制流苏，松罗头冠则直接利用笋壳做出圆锥形；福安式在霞浦式的基础上继续向后发展，将头冠高度降低的同时纵向长度加长至原来的两倍，后面如霞浦式的冠顶一样垂有银制流苏，同属福安式的宁德头冠冠顶更低，几乎呈平顶。到这里，畲族头饰已经由头顶纵向置竹筒再蒙巾的形式完全改易，变为了平顶阔帽的形式。若从宏观造型上来看，福安凤冠与闽北顺昌的盘瓠帽均呈前高后低的斜平顶状，有一定的相似度。顺昌式、延平式和光泽式均系盘髻于后脑，用黑纱包头，再用红色头绳或带子缠绕，区别是光泽式不用银簪，延平式用6支银钩和1支匙形银簪，而顺昌式用几十甚至上百支匙形银簪。闽南的漳平式受当地汉族影响较大，头饰与客家较为类似。江西樟坪式也相对独特。
畲族耳环造型的变化脉络因其结构简单而颇为清晰（图4-2）：自罗源式开始，到丽水式，一路西进至景宁式，另一路南下到平阳式、福鼎式、霞浦式，其耳坠部分逐渐缩小，从葫芦形向箭头形变化，耳后部分变为环状且越来越大。福安式前面的耳坠已近似米粒大小，而福安式下的宁德型则环圈更大。发展到顺昌式，耳坠部分已浓缩为环圈前端的一颗小半球。光泽式前端半球较大，后部环圈简化为钩。闽南漳平式耳环与上述各型联系较弱，自成一脉。
因资料有限，畲族绣花女鞋造型的变化脉络不够完整，但也大体勾勒出从罗源北上，再从丽水沿东海岸返回闽东的变化路径（图4-3）：罗源式为翘鼻彩须绣花鞋，福安式保留翘鼻而彩须不存，丽水式和景宁式保留彩须而翘鼻不再，再从平阳式到泰顺式到福鼎式，鞋底前部逐渐上翘，鞋头形状从圆头渐变为方平头。
如图4-4所示，虽然女装前襟造型受主流服饰文化涵化程度颇大，导致脉络不甚清晰，但仍可见其地方性差异的内在联系：从浙南丽水、景宁，下至闽东福安，再到闽北顺昌、延平，最后至闽南漳平，沿线及向西各地畲服均不同程度的涵化为近代主流的旗式右衽系扣大襟衣，前襟呈“厂”字形，并沿襟边贴边或绲边装饰。而该沿线以东地区畲服明显呈现出畲族自身特色与主流服饰特征的融合：罗源式保留汉式直襟交领造型，而脖颈周围挖出仿旗式圆领结构；霞浦式、福鼎式、平阳式和泰顺式前襟均不用纽扣，为汉式腋下系带形式，但直襟演变为钝角，呈现出向旗式大襟的过渡。
综上，华东地区畲族各类服饰造型的变化脉络大体上都呈现出以罗源式为源头，直抵丽水后沿东海岸返回闽东，再由福安向西辐射的变化路径。这说明了畲族在历史上的迁徙和族间影响并不仅仅是递进式的，而极有可能是阶梯式和回溯式的。同时，通过对比华东地区畲族各类服饰的造型，也可发现主流文化圈和畲族文化圈的边界大体上位于从浙南丽水、景宁，下至闽东福安，再到闽北顺昌、延平，最后至闽南漳平的沿线上。
畲族服饰造型独特，类型丰富，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早在1947年就对各地畲族妇女头饰造型进行研究，认为畲族妇女头饰为唯一“在外表观察上可以区别的”畲族特征[251223，也是畲民图腾文化崇拜的实迹。1985年，潘宏立先生依据各类福建畲族服饰结构的相似性，推断其中的密切联系反映了各类型服饰的渊源关系，进而提出“畲族服饰的差异是地方性变异”[40139。潘先生认为从畲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畲族服饰是从同一发展到多样，逐渐形成地方差异的，并指出福建畲族服饰差异是迁徙散居后基于地理、文化隔离而产生的辐射变异。2017年陈敬玉在《民族迁徙影响下的浙闽畲族服饰传承脉络》一文中将浙闽畲族服饰归纳为5种典型分支样式，与2条由闽入浙的历史迁徙路线进行对照发现其上贯穿着该5种服饰，且具有一定的脉络相承关系，故指出畲族服饰脉络相承关系与民族迁徙路径之间具有较为一致的对应性：“畲族服饰由罗源式为起点至景宁式为终点，途经福安、霞浦、福鼎和泰顺，存在一脉相承的连贯性”[73]。
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范围和类型进一步增大，对华东地区畲族服饰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发现其头饰、耳饰、女鞋、襟角造型均存在明显的内在渐变联系。
畲族盛装头饰造型变化脉络如图4-1所示：以罗源式为源头，与其最接近的是丽水式，同样由珠链串起覆布竹筒和挂有“经幡”的发簪；丽水式与相邻的景宁式和平阳式均有较高的相似度，景宁式将冠顶所覆红布化作錾花银片，竹筒变为竹片，同时将经幡发簪化为主体高冠的一部分，而平阳式除同样将冠顶覆布化作银片外，却同时增大了竹筒的体量，并分别在竹筒前部和竹筒下方增加了银制流苏和红黑条纹头巾；接下来的泰顺式，继承了平阳式大体量的竹筒主体和额前流苏，同时增加了珠链的用量和长度，在竹筒上方和下方均垂珠链于两侧，且下方的珠链超过1米，长度过腰及臀；福鼎式头饰与泰顺式一样有长长的珠链、额前流苏和脑后飘带，但主体竹筒开始向上倾斜，形成昂起的鸭嘴型；霞浦式头冠倾斜角度进一步加大直至向后，除前额装饰流苏银挂面外，冠顶也装饰银制流苏，松罗头冠则直接利用笋壳做出圆锥形；福安式在霞浦式的基础上继续向后发展，将头冠高度降低的同时纵向长度加长至原来的两倍，后面如霞浦式的冠顶一样垂有银制流苏，同属福安式的宁德头冠冠顶更低，几乎呈平顶。到这里，畲族头饰已经由头顶纵向置竹筒再蒙巾的形式完全改易，变为了平顶阔帽的形式。若从宏观造型上来看，福安凤冠与闽北顺昌的盘瓠帽均呈前高后低的斜平顶状，有一定的相似度。顺昌式、延平式和光泽式均系盘髻于后脑，用黑纱包头，再用红色头绳或带子缠绕，区别是光泽式不用银簪，延平式用6支银钩和1支匙形银簪，而顺昌式用几十甚至上百支匙形银簪。闽南的漳平式受当地汉族影响较大，头饰与客家较为类似。江西樟坪式也相对独特。
畲族耳环造型的变化脉络因其结构简单而颇为清晰（图4-2）：自罗源式开始，到丽水式，一路西进至景宁式，另一路南下到平阳式、福鼎式、霞浦式，其耳坠部分逐渐缩小，从葫芦形向箭头形变化，耳后部分变为环状且越来越大。福安式前面的耳坠已近似米粒大小，而福安式下的宁德型则环圈更大。发展到顺昌式，耳坠部分已浓缩为环圈前端的一颗小半球。光泽式前端半球较大，后部环圈简化为钩。闽南漳平式耳环与上述各型联系较弱，自成一脉。
因资料有限，畲族绣花女鞋造型的变化脉络不够完整，但也大体勾勒出从罗源北上，再从丽水沿东海岸返回闽东的变化路径（图4-3）：罗源式为翘鼻彩须绣花鞋，福安式保留翘鼻而彩须不存，丽水式和景宁式保留彩须而翘鼻不再，再从平阳式到泰顺式到福鼎式，鞋底前部逐渐上翘，鞋头形状从圆头渐变为方平头。
如图4-4所示，虽然女装前襟造型受主流服饰文化涵化程度颇大，导致脉络不甚清晰，但仍可见其地方性差异的内在联系：从浙南丽水、景宁，下至闽东福安，再到闽北顺昌、延平，最后至闽南漳平，沿线及向西各地畲服均不同程度的涵化为近代主流的旗式右衽系扣大襟衣，前襟呈“厂”字形，并沿襟边贴边或绲边装饰。而该沿线以东地区畲服明显呈现出畲族自身特色与主流服饰特征的融合：罗源式保留汉式直襟交领造型，而脖颈周围挖出仿旗式圆领结构；霞浦式、福鼎式、平阳式和泰顺式前襟均不用纽扣，为汉式腋下系带形式，但直襟演变为钝角，呈现出向旗式大襟的过渡。
综上，华东地区畲族各类服饰造型的变化脉络大体上都呈现出以罗源式为源头，直抵丽水后沿东海岸返回闽东，再由福安向西辐射的变化路径。这说明了畲族在历史上的迁徙和族间影响并不仅仅是递进式的，而极有可能是阶梯式和回溯式的。同时，通过对比华东地区畲族各类服饰的造型，也可发现主流文化圈和畲族文化圈的边界大体上位于从浙南丽水、景宁，下至闽东福安，再到闽北顺昌、延平，最后至闽南漳平的沿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