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政策和制度，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畲”这一民族名称在1956年正式确定，这使得畲族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少数民族得到了承认和重视[2724。20世纪50～6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也促进了畲族与当地汉族人民关系的进一步拉近，两民族间的经济、社会交流大大增强。
以田野调查访谈为主，文献考据为辅，本节在民族政策支持、经济繁荣发展、文化交流深化的现代背景下对畲族服饰演变进行梳理，将其文化变迁类型归纳为激变、简化、稳进、采借、嫁接、消隐，并逐一择典型案例论述。
3.2.1 激变
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畲族自治县，其盛装常常作为畲族的代表性服饰出现。如图3-197所示，1999年中国邮政系统曾发行过一套以我国56个民族形象为图案的邮票，其中代表畲族出现的服饰形象就是“景宁式”服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增强少数民族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感。除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外，邀请民族代表赴京参观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赴京观礼成为弘扬民族服饰文化的契机。钟玮琪是1957年浙江省少数民族“五一”赴京观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在《毛主席的两次接见》一文中提到，观礼当天的清晨“三时左右，一个个代表都起床了，轻手轻足地走动着又小声地谈论着，男的整整衣服，女的梳梳头发，穿起民族服装，照照镜子……”[27189。在这个最隆重的场合穿着本民族的服饰，既说明了民族服饰在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作为最高贵的礼服的地位，也说明了当时少数民族服饰和文化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认可和支持。图3-198所示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蓝盛花（1953年生，景宁人）于1975年1月出席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照片，从中可见许多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大代表。而蓝盛花在1970年代拍摄的照片中手持毛主席著作，身着畲族民族服装，流露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她对自己民族身份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图3-199）。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畲族服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畲族曾经有“脱草鞋”的婚俗，源于过去畲族人民生活很苦，一年到头都穿草鞋，就是在喜庆期间送彩礼的人，也是穿着草鞋来的。所以，交罢彩礼后，主人家要请他们洗洗脚，换上布鞋，再吃点心。到了1960年代，虽然还沿用脱草鞋的俗称，但草鞋早已被皮鞋、球鞋和布鞋所取代[27]69。
根据2004年田野调查时当地老人的描述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一时期，景宁畲族女子上身着右衽大襟立领青衣，下穿阔脚裤，腰系紫红与黑色相拼的拦腰（即围裙），男子着对襟衫、大脚裤。他们的服装与汉族同期服装的款式、裁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仅在拦腰、衣襟贴边等小细节处呈现出畲族自身服装的特色。春夏季一般穿着麻制上衣，衣长较短，衣摆及胯骨；冬天穿着棉制上衣，衣摆略过臀围。丝制衣服贴布边装饰有一定难度，所以一般没有花边，由于成本较高，家里比较殷实的人家才穿着，一般制成短装。畲族人民普遍生活水平不高，一般每人平均只有三件上衣。
如图3-200所示麻料女服在1949～2000年左右是景宁畲女最普遍的日常着装，一般村民家都保存有类似服饰。如图3-201所示，1980年代某些乡村的老人家还穿着这种服装。
根据当时文献记载：“解放后，完整的新娘装束已是少见。中年妇女花边衣，只镶花边二至三条，衣领不镶花边，花边大都是浅兰色；老年妇女只镶一条棕黄色花边。中老年妇女头部装束如不戴髻，则把头发往后脑梳成螺旋式的发髻，中间扎红色绒线，外部套青线网罩，上部插数枝颜色不同的银簪（老年不插），这种发髻，称为‘头毛把’。目前五十岁以上的妇女，还有不少保留这种装束。戴的银手镯、银戒指、耳环等饰品，老、中、青妇女之间的式样亦有区别。畲族穿的还有独特的‘骑马鞋’（木屐）和单带草鞋”[27]38。
据笔者2004年田野调查中记载，只有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才穿着前面所述右衽大襟短衫和拦腰，但不戴头饰，因头饰一般传给了儿媳。据当地村民介绍❶，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畲服的制作过程通常是自种棉麻，自用或几家合用织布机织造面料，向挑货郎购得服饰辅料，请裁缝上门裁剪缝制，最后成衣染色。近三十年景宁畲族几乎没有畲民自家纺纱织布缝制衣服。虽然基本上每户畲民家里都还存有自用的织机，但现在一般都拆卸后束之高阁，只有少量人家将之摆于室内，但仅供游客参观，自己织布做衣的情况十分少见。据大张坑及东弄村里的老人说，三十多年前若家里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妇人不用务农，她们还会在家里纺纱织布。现今的畲服大多是从县城市场购买，从服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到染织制作方式截然不同。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何孝辉同浙江工业大学王真慧博士于2012年7月14日至19日到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进行了畲族文化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调查内容显示：当今畲族妇女的服饰和头饰均采购于市场，一套服饰和头饰加在一起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之间。在敕木山村，村里仅有一二十个妇女有民族传统服饰，民族服装和头饰都是她们近几年才从县城买来的，一套服装要四五百元，头饰要看银饰重量和工艺，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都不穿着民族服装，只有到参加节目表演时或是村里来客人需要展现民族特色时，她们才会穿着民族服装、戴头饰，当问她们民族服饰美不美？为什么平常不穿着时，她们回答道，民族服饰是漂亮的，但现在穿起来做事活动不方便，同时民族服饰价格普遍都比现在平常穿着的服饰要贵，如果常穿坏了也很可惜[61]。
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服饰以价格优势在畲族日常生活中取代了农村自给自足的手工服饰制品。从表面上看，似乎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文化特征相应弱化。在婚礼等民俗活动中，畲族人借助民族传统服饰彰显民族身份、传承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服饰并不需要突出其民族意义，而以实用性为主要功能。时值当代，工业化大生产使大量廉价服饰涌入市场，迅速替代传统服饰成为畲民以舒适、方便、价廉为首要要求的日常服。但是这并不表明经济的发展一定带来民族文化的退后。何孝辉的调查也提及，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敕木山村出现妇女歌舞队，畲族中年妇女主动学习和传承畲族传统文化，购买民族传统服饰穿着等，这又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畲族传统文化变迁与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物质保障。
对民族文化产生实质性冲击的是全球化浪潮之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据《调查》所述，现在人们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社会生活习俗都在发生变化，村里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高、村里交通条件改善和现代传媒信息传播的影响等，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渐渐改变，年轻人不愿意学或是没有时间来学习传统文化，人们更愿意选择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61]。
以畲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服饰品彩带为例。畲家彩带不仅有围系畲家“拦腰”（围裙）的服用功能，也是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的信物，更凝聚着“三公主”等动人的传说，在畲族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如今在景宁，传统彩带编织工艺面临着传承危机，敕木山村和大张坑村基本没有人会编织彩带，东弄村也仅有三四十个人会编织彩带，但她们大多平时都不再编织。东弄村畲族彩带工艺传承人蓝延兰说，编织一条彩带最少要三四天时间，而现在一个人在外打工，一天工钱就能买上三四条机器编织的彩带。由于手工编织彩带太耗时又不经济，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再编织。
在特定的时期，彩带等服饰品充当着畲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如今畲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不断缩减的情况下，脱离了原文化生态土壤的畲族服饰，不只其中凝聚的原料、工艺等文化特色在逐渐淘尽，其传达爱情等基于畲族传统民俗的社会功能也逐渐被抽离。与此同时，其外观形象、审美情趣、装饰手法和民间传说等视觉图像和心理表征离析下来，演变成用来彰显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为弘扬民族文化而举办的各类活动，以畲族文化节、服饰大赛为代表；另一方面是以推动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业民俗表演。
1984年10月，析云和县原景宁地域建立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福建、浙江等畲族聚居区陆续举办了一系列畲族服饰大赛，近年在景宁举办的“三月三畲族服饰大赛”“中华畲族服饰风格设计大赛”“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都具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每三年举办一次的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每次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如福建、广东、江苏、湖北、浙江、黑龙江等近10个省的服饰设计院校师生及专业设计师的逾千组参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对畲族服饰进行了解读、重构和创新。如图3-202所示，这无疑是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信息或元素符号和现代服饰设计与开发相结合、通过现代艺术文化和机器工艺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在追求美、经济实用、穿着方便和现代时尚的统一，但很难界定这些作品是融合了当代时尚气息的新畲服，还是从畲族服饰激发灵感而设计出的当代时装。
畲服在当代的另一个舞台是由旅游业搭建的。在这里，它被作为商业和娱乐产品而重新包装。文化资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人文涵养，而成为种需要迎合市场的消费品。如图3-203所示，在民俗风情旅游的表演中，新娘不是穿传统蓝色衣裳，而是穿红色缎面旗袍，非常类似汉族新娘的装扮。畲族服饰迎合着游客们心目中的“民族”服饰形象，变得鲜艳多彩，而这个形象并不是来自于畲族传统文化，却往往是大众媒体所塑造出的一种对“民族”形象的通感。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定意义上的“与时俱进”，符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服饰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了空间。但笔者认为应注意遵循畲族服饰原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畲民的审美心理，避免损伤畲族服饰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价值。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景宁畲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不断缩减，脱离了原文化生态土壤的畲族服饰已逐渐退出畲族人民日常生活，其基于畲族传统民俗的社会功能逐渐被抽离，而其外观形象、审美情趣、装饰手法和民间传说等视觉图像和心理表征离析下来，演变成用来彰显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在政府活动、旅游表演中结合当代工艺技术、设计美学和商业需求迎来多元化的发展，起着弘扬民族文化、推动民族经济的作用。
3.2.2 简化
据被邀请参观1952年国庆典礼的畲族代表蓝培星回忆，“政府给每位观礼代表定做一套呢制服，还有卫生衣、卫生裤、衬衣、短裤。农民代表又额外增加一套制服，内外共四套”[27]217。观礼代表的衣锦还乡，无疑也推动了现代服饰在畲族中的发展。
《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描述20世纪50年代丽水畲族服饰为“妇女梳发髻，戴银冠穿花边衣，裹三角令旗式绑腿和穿高鼻绣花鞋。夏天则穿自织的粗麻布衣服。现在穿民族服装的很少，有些老年人还保留着”[49]。吕绍泉在《丽水畲族简介》中提到：“妇女喜戴头冠，穿花边大襟衣衫，戴银项圈、银手镯、银戒指，腰束织有花纹的丝带。从50年代后期起，年轻妇女已不喜爱这些古老的服饰，与汉族妇女穿着基本相同。而男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已与汉人穿着无异，不过色彩上偏爱蓝色[27]2。”表达出丽水地区畲族服饰文化心理的变化。
如前文所述，近代丽水式头饰为如图3-204所示的由珠链缠绕在头上的高冠，与其搭配的发式也别有特色。而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丽水式头饰已简化为如图3-205所示发箍，从前额向后脑包覆系紧即可，装饰也以红绿金相间，比较浮夸。时至今日，现代丽水头饰的造型已演变为一个黑色头箍，头箍中间竖起一个红色布包小三角，头箍上再缀以珠串装饰。所有装饰均固定于黑箍上，因此佩戴时非常方便，只需将黑箍套在头上即可。或许正是因为其便利性，丽水式头饰在很多畲族地区广为传播。
3.2.3 稳进
福建畲族服饰历来独具特色，倍受世人瞩目。清代福建永定巫宜耀《三瑶曲》赞叹畲女丰彩：“家家新样草珠轻，璎珞妆来别有情。不惯世人施粉黛，明眸皓齿任天生[62]”。如图3-206所示，早在1963年6月30日国家邮电部就曾发行过一套“中国民间舞蹈”（第三组）特种邮票，其中第一枚即取材于福建霞浦县畲族婚礼服饰。
如图3-207～图3-209所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畲族最为密集的闽东地区，畲族服饰传承稳定，从发式、上衣、下装、腰饰、足衣到首饰均保持传统。
据《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描述，“20世纪50年代罗源畲族男子服饰与汉族完全相同，妇女服饰与汉族差异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妇女的梳妆皆未改变，只有极少数女孩改为汉族服装和梳辫或剪短发。畲族妇女上衣很长，下穿未及膝的短裤，冬天也是一样。结婚时的服装也是一样的，只多一条短裙，裙上绣有红线花边，上衣在花领之外，绣有更多的花纹，花纹最多有两寸许（约7厘米），最少也有半寸以上（2厘米）”63]。可见当时的服饰与目前田野调查情况大致相仿，只是在穿着普及性和花边宽度上有所不同。对比图3-210～图3-212可见，罗源式上衣的花边在70年代时宽度及肩，前襟处约15厘米，已比50年代的7厘米加宽不少；到80年代花边已宽至小臂，覆盖整个前胸，袖口也被花边铺满，几乎及肘。头饰也有由帖服头顶的扁平状变得越来越高耸壮观的趋势。
3.2.4 采借
安徽畲族人口约1682人（2010年），主要分布在宁国市。宁国畲族约占全省畲族人口的80%以上，有畲族行政村1个，其余主要分布于各省辖市。
安徽畲族人大部分是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以后，从浙江桐庐、兰溪、淳安等县迁至宁国云梯乡一带。小部分来自福建省蒲城等地。散居在安徽其他地方的畲族人口，大多数是工作调动、学校分配或通婚联姻而来。千秋村畲族人自认来源于福建和浙江两省，或许也因此，他们的当代民族盛装采借了两地特色。千秋村村委会藏两幅畲族歌舞的照片中服饰广采福建罗源式、福建霞浦式和浙江丽水式的装饰元素。图3-213所示头饰为福建罗源式、服饰前襟近福建霞浦式；图3-214所示头饰一半为浙江丽水式、一半为福建罗源式，服饰近福建罗源式。
在田野调查中所遇到的这样采借其他地区传统服饰装饰元素的例子比比皆是。笔者于2018年1月19日走访福建古田富达畲族村时，村里畲家人介绍，虽然富达畲村有二千余人，为闽省人口最多的畲族自然村之一，但汉化比较严重。即使清代在《皇清职贡图》中曾作为畲族风貌的代表而被记载，但目前已无本地畲家传统保留，近几年从周边的福安市和宁德蕉城区等地区参考借鉴过来，也不敢谈弘扬，而说“植入”。
与此同时，畲族服饰还存在向外族采借装饰元素的情况。如图3-215、图3-216所示，旗服马褂式云和装❶、搭配中东肚皮舞腰链的福安装，呈现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信息交换日益便捷的当下，传统服饰所受影响来源的多元化。
3.2.5 嫁接
贵州畲族大部分是元末、明洪武年间，从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赣东北一带迁入贵州贵定平伐一带，后迁居川黔各州府，自称“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民族识别工作，东家人长期的民族族称未能得到合理解决，有的地区的“东家”人申报为瑶族等其他民族。故此1995年召开了“东家人民族认定座谈会”，东家人所分布的黔南州、黔东南州、都匀市、凯里市、福泉市、麻江县等县市代表参加，听取了考察团赴粤、闽、黔等省考察情况汇报，认为“东家”人与瑶族的族源、习俗等相差较大，而和畲族族源相同，均为百越后代，同在粤闽赣交界山区繁衍生息，虽“东家”人和畲族人现在生活地域相隔甚远，但语言文化、习俗、服饰、婚丧嫁娶等各方面民族特征上保持着基本相同的形态，属于同一民族群体[64。1996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分别以黔府函（1996）143号和144号两个文件认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之都匀市、福泉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之凯里市、麻江县共4个县（市）的东家人为畲族。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统计，贵州畲族有36558人[65]。
贵州畲族原为“东家”人，“凤凰衣”原来称为“东家”衣。“东家”人认同为畲族后人，有文人从“东家衣”上众多的鸟纹图案以及“东家衣”的来历传说联想到闽浙地区畲族人的“凤凰装”，傍着“凤凰装”给其冠以“凤凰衣”之名。随着民族文化旅游的大发展，“凤凰衣”之名被广为传播，也逐渐被当地的畲族群众所接受，久而久之，“凤凰衣”之称呼便代替了“东家”衣[66]96。同时，服饰特征也开始受到华东畲族的影响。曾祥慧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贵州畲族的‘阿扎猛’表演项目的服装就是完全用了闽浙地区畲族的凤凰头装饰，没有一点贵州畲族的服饰文化影子”66101。
3.2.6 消隐
畲族是广东早期的居民之一，闽浙地区的畲族一直流传自己的祖居地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然而1955年广东全省畲族人口仅为1321人。1955～1982年的27年间，净增长畲族人数为1844人。1988年以来，韶关市的南雄、始兴、乳源等地以及河源市郊区及东源县、和平县、连平县、龙川县等地部分蓝姓群众经民族工作部门调查识别，并报经上级政府批准，先后恢复了畲族的民族成分。由此促成20世纪90年代的畲族人口大增，到2010年，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广东畲族人口共计2954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广东畲族人口一直不断地流动迁徙，只留下凤凰山的潮州；莲花山的惠东、海丰；罗浮山的增城、博罗；九连山的河源、连平、和平、龙川等目前被视为较大的畲族聚居区。其他人口则分别散落在各市、县乡村之间，形成了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1999年7月7日，成立了广东唯一的畲族乡——河源市东源县漳溪畲族乡。然而，广东省畲族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时至现代其服饰特征深度淡化。据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忆，他们前几十年穿的服装与现在也大不一样，而目前各地广东畲族男女服饰都被现代的时装所取代[67]。
以田野调查访谈为主，文献考据为辅，本节在民族政策支持、经济繁荣发展、文化交流深化的现代背景下对畲族服饰演变进行梳理，将其文化变迁类型归纳为激变、简化、稳进、采借、嫁接、消隐，并逐一择典型案例论述。
3.2.1 激变
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畲族自治县，其盛装常常作为畲族的代表性服饰出现。如图3-197所示，1999年中国邮政系统曾发行过一套以我国56个民族形象为图案的邮票，其中代表畲族出现的服饰形象就是“景宁式”服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增强少数民族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感。除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外，邀请民族代表赴京参观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赴京观礼成为弘扬民族服饰文化的契机。钟玮琪是1957年浙江省少数民族“五一”赴京观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在《毛主席的两次接见》一文中提到，观礼当天的清晨“三时左右，一个个代表都起床了，轻手轻足地走动着又小声地谈论着，男的整整衣服，女的梳梳头发，穿起民族服装，照照镜子……”[27189。在这个最隆重的场合穿着本民族的服饰，既说明了民族服饰在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作为最高贵的礼服的地位，也说明了当时少数民族服饰和文化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认可和支持。图3-198所示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蓝盛花（1953年生，景宁人）于1975年1月出席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照片，从中可见许多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大代表。而蓝盛花在1970年代拍摄的照片中手持毛主席著作，身着畲族民族服装，流露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她对自己民族身份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图3-199）。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畲族服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畲族曾经有“脱草鞋”的婚俗，源于过去畲族人民生活很苦，一年到头都穿草鞋，就是在喜庆期间送彩礼的人，也是穿着草鞋来的。所以，交罢彩礼后，主人家要请他们洗洗脚，换上布鞋，再吃点心。到了1960年代，虽然还沿用脱草鞋的俗称，但草鞋早已被皮鞋、球鞋和布鞋所取代[27]69。
根据2004年田野调查时当地老人的描述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一时期，景宁畲族女子上身着右衽大襟立领青衣，下穿阔脚裤，腰系紫红与黑色相拼的拦腰（即围裙），男子着对襟衫、大脚裤。他们的服装与汉族同期服装的款式、裁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仅在拦腰、衣襟贴边等小细节处呈现出畲族自身服装的特色。春夏季一般穿着麻制上衣，衣长较短，衣摆及胯骨；冬天穿着棉制上衣，衣摆略过臀围。丝制衣服贴布边装饰有一定难度，所以一般没有花边，由于成本较高，家里比较殷实的人家才穿着，一般制成短装。畲族人民普遍生活水平不高，一般每人平均只有三件上衣。
如图3-200所示麻料女服在1949～2000年左右是景宁畲女最普遍的日常着装，一般村民家都保存有类似服饰。如图3-201所示，1980年代某些乡村的老人家还穿着这种服装。
根据当时文献记载：“解放后，完整的新娘装束已是少见。中年妇女花边衣，只镶花边二至三条，衣领不镶花边，花边大都是浅兰色；老年妇女只镶一条棕黄色花边。中老年妇女头部装束如不戴髻，则把头发往后脑梳成螺旋式的发髻，中间扎红色绒线，外部套青线网罩，上部插数枝颜色不同的银簪（老年不插），这种发髻，称为‘头毛把’。目前五十岁以上的妇女，还有不少保留这种装束。戴的银手镯、银戒指、耳环等饰品，老、中、青妇女之间的式样亦有区别。畲族穿的还有独特的‘骑马鞋’（木屐）和单带草鞋”[27]38。
据笔者2004年田野调查中记载，只有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才穿着前面所述右衽大襟短衫和拦腰，但不戴头饰，因头饰一般传给了儿媳。据当地村民介绍❶，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畲服的制作过程通常是自种棉麻，自用或几家合用织布机织造面料，向挑货郎购得服饰辅料，请裁缝上门裁剪缝制，最后成衣染色。近三十年景宁畲族几乎没有畲民自家纺纱织布缝制衣服。虽然基本上每户畲民家里都还存有自用的织机，但现在一般都拆卸后束之高阁，只有少量人家将之摆于室内，但仅供游客参观，自己织布做衣的情况十分少见。据大张坑及东弄村里的老人说，三十多年前若家里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妇人不用务农，她们还会在家里纺纱织布。现今的畲服大多是从县城市场购买，从服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到染织制作方式截然不同。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何孝辉同浙江工业大学王真慧博士于2012年7月14日至19日到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进行了畲族文化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调查内容显示：当今畲族妇女的服饰和头饰均采购于市场，一套服饰和头饰加在一起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之间。在敕木山村，村里仅有一二十个妇女有民族传统服饰，民族服装和头饰都是她们近几年才从县城买来的，一套服装要四五百元，头饰要看银饰重量和工艺，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都不穿着民族服装，只有到参加节目表演时或是村里来客人需要展现民族特色时，她们才会穿着民族服装、戴头饰，当问她们民族服饰美不美？为什么平常不穿着时，她们回答道，民族服饰是漂亮的，但现在穿起来做事活动不方便，同时民族服饰价格普遍都比现在平常穿着的服饰要贵，如果常穿坏了也很可惜[61]。
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服饰以价格优势在畲族日常生活中取代了农村自给自足的手工服饰制品。从表面上看，似乎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文化特征相应弱化。在婚礼等民俗活动中，畲族人借助民族传统服饰彰显民族身份、传承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服饰并不需要突出其民族意义，而以实用性为主要功能。时值当代，工业化大生产使大量廉价服饰涌入市场，迅速替代传统服饰成为畲民以舒适、方便、价廉为首要要求的日常服。但是这并不表明经济的发展一定带来民族文化的退后。何孝辉的调查也提及，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敕木山村出现妇女歌舞队，畲族中年妇女主动学习和传承畲族传统文化，购买民族传统服饰穿着等，这又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畲族传统文化变迁与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物质保障。
对民族文化产生实质性冲击的是全球化浪潮之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据《调查》所述，现在人们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社会生活习俗都在发生变化，村里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高、村里交通条件改善和现代传媒信息传播的影响等，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渐渐改变，年轻人不愿意学或是没有时间来学习传统文化，人们更愿意选择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61]。
以畲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服饰品彩带为例。畲家彩带不仅有围系畲家“拦腰”（围裙）的服用功能，也是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的信物，更凝聚着“三公主”等动人的传说，在畲族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如今在景宁，传统彩带编织工艺面临着传承危机，敕木山村和大张坑村基本没有人会编织彩带，东弄村也仅有三四十个人会编织彩带，但她们大多平时都不再编织。东弄村畲族彩带工艺传承人蓝延兰说，编织一条彩带最少要三四天时间，而现在一个人在外打工，一天工钱就能买上三四条机器编织的彩带。由于手工编织彩带太耗时又不经济，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再编织。
在特定的时期，彩带等服饰品充当着畲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如今畲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不断缩减的情况下，脱离了原文化生态土壤的畲族服饰，不只其中凝聚的原料、工艺等文化特色在逐渐淘尽，其传达爱情等基于畲族传统民俗的社会功能也逐渐被抽离。与此同时，其外观形象、审美情趣、装饰手法和民间传说等视觉图像和心理表征离析下来，演变成用来彰显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为弘扬民族文化而举办的各类活动，以畲族文化节、服饰大赛为代表；另一方面是以推动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业民俗表演。
1984年10月，析云和县原景宁地域建立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福建、浙江等畲族聚居区陆续举办了一系列畲族服饰大赛，近年在景宁举办的“三月三畲族服饰大赛”“中华畲族服饰风格设计大赛”“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都具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每三年举办一次的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每次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如福建、广东、江苏、湖北、浙江、黑龙江等近10个省的服饰设计院校师生及专业设计师的逾千组参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对畲族服饰进行了解读、重构和创新。如图3-202所示，这无疑是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信息或元素符号和现代服饰设计与开发相结合、通过现代艺术文化和机器工艺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在追求美、经济实用、穿着方便和现代时尚的统一，但很难界定这些作品是融合了当代时尚气息的新畲服，还是从畲族服饰激发灵感而设计出的当代时装。
畲服在当代的另一个舞台是由旅游业搭建的。在这里，它被作为商业和娱乐产品而重新包装。文化资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人文涵养，而成为种需要迎合市场的消费品。如图3-203所示，在民俗风情旅游的表演中，新娘不是穿传统蓝色衣裳，而是穿红色缎面旗袍，非常类似汉族新娘的装扮。畲族服饰迎合着游客们心目中的“民族”服饰形象，变得鲜艳多彩，而这个形象并不是来自于畲族传统文化，却往往是大众媒体所塑造出的一种对“民族”形象的通感。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定意义上的“与时俱进”，符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服饰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了空间。但笔者认为应注意遵循畲族服饰原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畲民的审美心理，避免损伤畲族服饰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价值。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景宁畲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不断缩减，脱离了原文化生态土壤的畲族服饰已逐渐退出畲族人民日常生活，其基于畲族传统民俗的社会功能逐渐被抽离，而其外观形象、审美情趣、装饰手法和民间传说等视觉图像和心理表征离析下来，演变成用来彰显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在政府活动、旅游表演中结合当代工艺技术、设计美学和商业需求迎来多元化的发展，起着弘扬民族文化、推动民族经济的作用。
3.2.2 简化
据被邀请参观1952年国庆典礼的畲族代表蓝培星回忆，“政府给每位观礼代表定做一套呢制服，还有卫生衣、卫生裤、衬衣、短裤。农民代表又额外增加一套制服，内外共四套”[27]217。观礼代表的衣锦还乡，无疑也推动了现代服饰在畲族中的发展。
《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描述20世纪50年代丽水畲族服饰为“妇女梳发髻，戴银冠穿花边衣，裹三角令旗式绑腿和穿高鼻绣花鞋。夏天则穿自织的粗麻布衣服。现在穿民族服装的很少，有些老年人还保留着”[49]。吕绍泉在《丽水畲族简介》中提到：“妇女喜戴头冠，穿花边大襟衣衫，戴银项圈、银手镯、银戒指，腰束织有花纹的丝带。从50年代后期起，年轻妇女已不喜爱这些古老的服饰，与汉族妇女穿着基本相同。而男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已与汉人穿着无异，不过色彩上偏爱蓝色[27]2。”表达出丽水地区畲族服饰文化心理的变化。
如前文所述，近代丽水式头饰为如图3-204所示的由珠链缠绕在头上的高冠，与其搭配的发式也别有特色。而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丽水式头饰已简化为如图3-205所示发箍，从前额向后脑包覆系紧即可，装饰也以红绿金相间，比较浮夸。时至今日，现代丽水头饰的造型已演变为一个黑色头箍，头箍中间竖起一个红色布包小三角，头箍上再缀以珠串装饰。所有装饰均固定于黑箍上，因此佩戴时非常方便，只需将黑箍套在头上即可。或许正是因为其便利性，丽水式头饰在很多畲族地区广为传播。
3.2.3 稳进
福建畲族服饰历来独具特色，倍受世人瞩目。清代福建永定巫宜耀《三瑶曲》赞叹畲女丰彩：“家家新样草珠轻，璎珞妆来别有情。不惯世人施粉黛，明眸皓齿任天生[62]”。如图3-206所示，早在1963年6月30日国家邮电部就曾发行过一套“中国民间舞蹈”（第三组）特种邮票，其中第一枚即取材于福建霞浦县畲族婚礼服饰。
如图3-207～图3-209所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畲族最为密集的闽东地区，畲族服饰传承稳定，从发式、上衣、下装、腰饰、足衣到首饰均保持传统。
据《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描述，“20世纪50年代罗源畲族男子服饰与汉族完全相同，妇女服饰与汉族差异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妇女的梳妆皆未改变，只有极少数女孩改为汉族服装和梳辫或剪短发。畲族妇女上衣很长，下穿未及膝的短裤，冬天也是一样。结婚时的服装也是一样的，只多一条短裙，裙上绣有红线花边，上衣在花领之外，绣有更多的花纹，花纹最多有两寸许（约7厘米），最少也有半寸以上（2厘米）”63]。可见当时的服饰与目前田野调查情况大致相仿，只是在穿着普及性和花边宽度上有所不同。对比图3-210～图3-212可见，罗源式上衣的花边在70年代时宽度及肩，前襟处约15厘米，已比50年代的7厘米加宽不少；到80年代花边已宽至小臂，覆盖整个前胸，袖口也被花边铺满，几乎及肘。头饰也有由帖服头顶的扁平状变得越来越高耸壮观的趋势。
3.2.4 采借
安徽畲族人口约1682人（2010年），主要分布在宁国市。宁国畲族约占全省畲族人口的80%以上，有畲族行政村1个，其余主要分布于各省辖市。
安徽畲族人大部分是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以后，从浙江桐庐、兰溪、淳安等县迁至宁国云梯乡一带。小部分来自福建省蒲城等地。散居在安徽其他地方的畲族人口，大多数是工作调动、学校分配或通婚联姻而来。千秋村畲族人自认来源于福建和浙江两省，或许也因此，他们的当代民族盛装采借了两地特色。千秋村村委会藏两幅畲族歌舞的照片中服饰广采福建罗源式、福建霞浦式和浙江丽水式的装饰元素。图3-213所示头饰为福建罗源式、服饰前襟近福建霞浦式；图3-214所示头饰一半为浙江丽水式、一半为福建罗源式，服饰近福建罗源式。
在田野调查中所遇到的这样采借其他地区传统服饰装饰元素的例子比比皆是。笔者于2018年1月19日走访福建古田富达畲族村时，村里畲家人介绍，虽然富达畲村有二千余人，为闽省人口最多的畲族自然村之一，但汉化比较严重。即使清代在《皇清职贡图》中曾作为畲族风貌的代表而被记载，但目前已无本地畲家传统保留，近几年从周边的福安市和宁德蕉城区等地区参考借鉴过来，也不敢谈弘扬，而说“植入”。
与此同时，畲族服饰还存在向外族采借装饰元素的情况。如图3-215、图3-216所示，旗服马褂式云和装❶、搭配中东肚皮舞腰链的福安装，呈现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信息交换日益便捷的当下，传统服饰所受影响来源的多元化。
3.2.5 嫁接
贵州畲族大部分是元末、明洪武年间，从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赣东北一带迁入贵州贵定平伐一带，后迁居川黔各州府，自称“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民族识别工作，东家人长期的民族族称未能得到合理解决，有的地区的“东家”人申报为瑶族等其他民族。故此1995年召开了“东家人民族认定座谈会”，东家人所分布的黔南州、黔东南州、都匀市、凯里市、福泉市、麻江县等县市代表参加，听取了考察团赴粤、闽、黔等省考察情况汇报，认为“东家”人与瑶族的族源、习俗等相差较大，而和畲族族源相同，均为百越后代，同在粤闽赣交界山区繁衍生息，虽“东家”人和畲族人现在生活地域相隔甚远，但语言文化、习俗、服饰、婚丧嫁娶等各方面民族特征上保持着基本相同的形态，属于同一民族群体[64。1996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分别以黔府函（1996）143号和144号两个文件认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之都匀市、福泉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之凯里市、麻江县共4个县（市）的东家人为畲族。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统计，贵州畲族有36558人[65]。
贵州畲族原为“东家”人，“凤凰衣”原来称为“东家”衣。“东家”人认同为畲族后人，有文人从“东家衣”上众多的鸟纹图案以及“东家衣”的来历传说联想到闽浙地区畲族人的“凤凰装”，傍着“凤凰装”给其冠以“凤凰衣”之名。随着民族文化旅游的大发展，“凤凰衣”之名被广为传播，也逐渐被当地的畲族群众所接受，久而久之，“凤凰衣”之称呼便代替了“东家”衣[66]96。同时，服饰特征也开始受到华东畲族的影响。曾祥慧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贵州畲族的‘阿扎猛’表演项目的服装就是完全用了闽浙地区畲族的凤凰头装饰，没有一点贵州畲族的服饰文化影子”66101。
3.2.6 消隐
畲族是广东早期的居民之一，闽浙地区的畲族一直流传自己的祖居地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然而1955年广东全省畲族人口仅为1321人。1955～1982年的27年间，净增长畲族人数为1844人。1988年以来，韶关市的南雄、始兴、乳源等地以及河源市郊区及东源县、和平县、连平县、龙川县等地部分蓝姓群众经民族工作部门调查识别，并报经上级政府批准，先后恢复了畲族的民族成分。由此促成20世纪90年代的畲族人口大增，到2010年，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广东畲族人口共计2954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广东畲族人口一直不断地流动迁徙，只留下凤凰山的潮州；莲花山的惠东、海丰；罗浮山的增城、博罗；九连山的河源、连平、和平、龙川等目前被视为较大的畲族聚居区。其他人口则分别散落在各市、县乡村之间，形成了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1999年7月7日，成立了广东唯一的畲族乡——河源市东源县漳溪畲族乡。然而，广东省畲族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时至现代其服饰特征深度淡化。据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忆，他们前几十年穿的服装与现在也大不一样，而目前各地广东畲族男女服饰都被现代的时装所取代[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