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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数据分析报告
  ◎张琳娜
  提要：本报告关于“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数据分析报告”的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于2014年开展实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在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家庭问卷抽样调查数据。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样本回收数为436份，调查对象包括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各民族成员。
  关键词：畲族；社会经济；民族工作
  景宁，隶属浙江省丽水市，为“革命老区县”、“中国农村水电之乡”、畲族自治县。景宁畲族自治县地处洞宫山脉，其西北部和东南部分别属于瓯江、飞云江两水系支流之源，地理坐标位于东径119°11′—119°58′，北纬27°39′—28°11′之间，属东半球低纬度北部地区。东邻青田、文成县，南衔泰顺、寿宁县（福建省），西枕庆元县、龙泉市，北连云和县、丽水市。县域面积为1949平方千米，人口17万，辖2街道4镇15乡，254个建制村。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景宁畲族自治县常住人口为10.71万人。在全县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52万人，占14.19％；其中，畲族人口为1.45万人，占13.54％。全县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4.32万人，占40.3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39万人，占59.64％。
  1984年6月30日，国务院批准以原景宁县地域建立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也是华东地区唯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一、景宁畲族人口情况
  根据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县常住人口为10.71万人。全县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3.84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0.22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6人。性别构成，全县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5.56万人，占51.95％；女性人口为5.15万人，占48.05％。年龄构成：全县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86万人，占17.37％;15—59岁的人口为6.90万人，占64.43％；60岁及以上人口为1.95万人，占18.21％，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2万人，占13.26％。民族构成：全县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9.19万人，占85.8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52万人，占14.19％；其中，畲族人口为1.45万人，占13.54％。受教育程度：全县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程度的人口为0.69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人口为1.07万人；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2.87万人；具有小学程度的人口为4.13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全县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4.32万人，占40.3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39万人，占59.64％。①
  二、生活情况
  （1）语言使用情况
  2010年6月4日，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电力局曾举办了首期“畲语培训班”，同时以开班为契机，全面推广畲族语言交流和工作。畲语不但拉近了畲族同胞与汉族间的区域距离，同时也拉近了畲汉同胞之间的情感距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如果汉族人民与畲族同胞沟通中能使用畲语，会增加彼此的情感，更会有利于工作和生活，随时可以避免其它因误会而带来不必要得麻烦。小时候曾听大人们说过，如果畲民在打糍耙时，汉族同胞能用畲语讲出打糍耙用的“石臼”两个字，畲族同胞的糍耙就会让你吃个够。此事是真是假至今没去考证，但至少说明一点，畲族同胞是好客的，对自己的语言传承是重视的。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中普及率也很高。在日常生活交谈中，11.3％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使用本民族语言，使用普通话的居民占80.6％，使用汉语方言的居民占93.5％。从民族维度看，汉族和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居民日常交谈中习惯使用普通话，相关比例分别为81.2％、100％；畲族居民中66.7％日常交谈使用畲语；人口比例较少民族基本都使用普通话。见图1
  （二）住房情况
  1．家庭自有住房率中等偏高，整体住房条件不佳
  从家庭自有住房拥有情况看，景宁畲族自治县家庭中80.3％拥有1套自有住房，6.2％没有自有住房，拥有2套或2套以上自有住房的比例为10.4％。从民族维度看，汉族家庭1套自有住房拥有率为78.3％，无自有住房的比例分别为7.3％。92.1％畲族家庭拥有1套自有住房，无自有住房比例为0；人口比例较少民族相关比例分别为75.0％、0％。见图2。目前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居住的房屋中，84.7％为自有住房，6.2％为租住的廉租房，5.7％为租住私人住房，租住亲友住房的为1.9％。从民族维度看，与自有住房拥有情况相符，各民族目前住房产权归属以自有住房为主。见图3。
  （三）宗教信仰情况
  居民没有宗教信仰比例大。没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占78.9％,12.8％的居民都信仰佛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占0.2％，有5.5％的居民不清楚自己的宗教信仰情况，1.9％的居民不想说。从民族维度看，82.3％的畲族居民没有宗教信仰，汉族和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居民的相关比例为78.7％、50.0％。16.1％的畲族居民信仰佛教。人口比例较少民族也主要信仰佛教，比例为25.0％。见图4。
  三、民族工作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景宁民族工作的指导纲领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按照“两个共同”要求，围绕“三县并举”发展战略，以民族大会召开为契机，加快少数民族人口集聚，推动少数民族群众增收，加强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积极推进“畲族文化总部”、“民族经济总部”建设，着力打造“中国畲乡、小县名城”。
  根据指导纲领和总体思路，在景委【2010】32号扶持文件的基础上，将在三十周年之际，出台一份站位更高、扶持力度更大的文件，并重点实施好以下“七大工程”：
  民族产业培育增收工程。编制民族乡村产业发展规划，根据“近期茶叶、中期毛竹、远期香榧”的产业发展规划，做好民族村主导产业培育。打造鹤溪、澄照、东坑精品惠明白茶优势产业区，积极培育茶产业链，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增收致富。积极开发民族风情旅游业，把民族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以培育，大力提升、改造畲族风情旅游度假区“十个畲寨”。培育民族村示范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产业发展主体。同时，推进民族乡村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上规模民族村产业基地、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包装立项。
  少数民族人口集聚工程。在金三垟、佃源分别规划建设一个畲族特色异地搬迁安置点，集中安置全县高山、远山畲族群众4000人。对畲族异地搬迁农户，在享受统一政策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的补助，全力推动畲族人口集聚发展。加大危旧房改造力度，三年内，全县少数民族群众80％以上危旧房通过改造。加强畲族古村落的保护，重点推进临近县城的包凤、旱塔、双后岗、东弄等畲族风情旅游度假区内畲族村落的保护和建设，探索通过引入工商资本或政府置换、集体收购等形式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和利用。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程。加大对规划保留民族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实行“资金叠加”政策，形成各部门共创局面。推进对梧桐乡林山下、茶树岗、秋兰坑、张司洞、枇杷岗，大均乡白锄、黄泥田、澄照乡小东岱等少数民族100人口以上自然村联网公路建设。将60％的民族村列入新山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村，建设提升3个魅力畲寨样板村，3个民族特色村寨，2个民族团结进步小康村。将外舍新区打造为具有畲族特色的“风情小镇”，在人民中路、环城西路立面改造中融入畲族元素，景泰公路沿线民族村建筑外立面改造中彰显畲族建筑特色，打造建筑文化长廊。
  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工程。加大民族教育资金投入，设立少数民族学生奖励基金，实行少数民族学生十二年基础教育免费制度，少数民族学生学前补助政策，寄宿少数民族小学生补助政策，民族教育券政策、少数民族学生加分政策。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和使用，采取多定岗位、多提比例、多加分数等措施，确保每年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公职人员、村官数达到总数的12％以上。民族工作重点乡镇（街道）、县重点部门配备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干部。
  民族社会事业保障工程。加大少数民族社会事业保障机制建设，继续实行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城乡医疗保险补助政策，力求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城乡医疗保险全覆盖。继续实施少数民族大病医疗补助政策。实行少数民族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补助、农村家庭财产综合保险补助、70岁以上少数民族老人意外伤害险补助、少数民族司法援助等补助政策。
  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工程。推动畲族文化弘扬品牌化建设，打造畲族文化总部。深入挖掘“中国畲乡三月三”、“中国畲族民歌节”、“中国畲族服饰设计大赛”等特有文化品牌。完善提升中国畲族博物馆，鼓励民间畲族博物馆建设。设立畲族文化发展基金，成立畲族文化研究组织，建立一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畲族山歌”和“畲族语言”、“畲族服饰”、“传师学师”等民族文化传承基地，通过举办畲族文化研讨会、畲族文化培训班、畲族服饰设计大赛、畲族山歌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形式，发掘畲族文化内涵，营造畲族文化氛围，推动畲族文化发展。
  繁荣发展氛围营造工程。把发挥民族特色优势、深入贯彻党和国家的系列民族政策作为加快自治县发展的根本要求，积极争取国家民委将“丽景民族工业园”作为少数民族异地扶贫开发工作联系点；积极争取比照享受西部大开税收优惠政策，努力构筑推动畲乡发展的强大外部推力。
  四、民族政策
  （一）计划生育政策
  总体来说，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认可度一般。在对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评价方面，58.2％居民认为“好”，认为“不好”的占6.0％，认为不清楚的占23.2％。从民族维度看，人口比例较少民族对计划生育政策评价最高，100％评价为“好”。汉族居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评价相对最高，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不好的比例为6.5％，高于其余各民族。汉族和畲族居民中有一部分对计划生育政策不清楚，可能是政策宣传不足造成的。见图5。
  （二）高考加分政策
  居民对高考加分政策满意度较高。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中，53.8％对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持满意态度，不满意的占17.7％，不清楚的居民占28.5％。说明知晓高考加分政策的居民相关满意度非常高，但也有一部分居民没能直接或间接地享受或熟悉高考加分政策（中等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从民族维度看，人数较少民族居民对高考加分政策满意度最高，相关比例达到100％。汉族和畲族相关比例分别为5.05％、69.8％，汉族的满意度最低，且不满意的比例最高。可能是由于在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居民没享受到高考加分政策，由此产生一定被忽视感。
  当问及“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民族，子女是否应该加分？”时，41.8％居民认为应该，认为不应该的占26.4％，不清楚的占31.8％。汉族居民支持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民族子女高考加分占38.1％，远低于其对少数民族整体高考加分政策的满意比例50.5％。而少数民族中，畲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居民支持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民族子女高考加分的比例分别为61.3％、75％，均低于实然高考加分政策的有关比例69.8％、100％。见图6。
  （三）民族地区特殊优惠政策
  关于民族地区特殊优惠政策的评价，62.1％居民持满意态度，不满意的仅占9.5％，28.4％表示不清楚，说明对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仍有待加强。从民族维度看，畲族居民对特殊优惠政策满意度最高，相关比例为77.8％；人口较少民族居民对特殊优惠政策的满意度最低，相关比例为50.0％；畲族和汉族相关比例分别为77.8％、59.5％。汉族不清楚优惠政策的比例最高，为30.3％，而畲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相关比例为17.5％、25.0％。见图7。
  五、经济情况
  根据景宁畲族自治县2014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报告可知：2014年以来，全县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省委“八八战略”、市委“建设美丽幸福新丽水”战略新目标，深入实施“三县并举”发展战略，以“工作落实年”为主基调，着力加快“五个发展”，积极推进“四个新区”建设，城乡发展、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稳步开展。一季度，全县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状态。
  （一）经济运行基本情况与主要特点
  1．经济发展放缓，主要指标完成喜忧参半，大部分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在全市排名较好：
  投资形势总体较好。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9.3%）居全市第2位，其中，民间投资（3.03亿元）超过遂昌、云和，居全市第6位，增速（82.2%）居全市首位；房地产开发投资（1.76亿元）超过龙泉、松阳、遂昌等5个县市，跃居全市第4位，增速（591.6％）居全市首位。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产占比（56.4%）居全市第2位。农民收入较城镇居民有较大增幅。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速（12.5%）居全市第3位。招商引资卓有成效。浙商回归资金增速（37.1%）居全市第2位；实际利用内外资有突破，完成300万美元，居全市第4位，增速（46.2%）居全市第2位，实际利用内资完成4亿元，增速居全市第2位。畲乡旅游业增长势头良好。旅游总收入增速（29.5%）和接待总人数增速（28.2％）均居全市第3位。外贸进出口增长强劲。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增速均居全市首位。
  部分指标完成情况不太理想：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56亿元，同比增长5.3％，增速居全市第7位，分别低于全国、全省、全市2.1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是近6年来首次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近10年来增速最低的一个季度，其中，一、二、三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1.23亿元、2.5亿元、4.8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9％、5.9％、5.8％，增速较往年回落较大。
  其他指标中，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增速分别同比回落25.3％、37.5％，排名均由去年的首位变成全市末位；地方财政收入增速（8.1%）较去年同期回落7.4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7位；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回落81.7％，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末位）等指标全市排名情况不理想。
  2．“农业增产、工业趋缓、服务业有序”，产业培育积极发展
  生态农业平稳发展。一季度，实现农业总产值2.01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居全市第4位。春茶生产有序，截至3月底共生产春茶450吨，产值7440万元。农业“两区”建设扎实推进，九龙和沙湾蔬菜精品园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英川王宅、梧桐林山等7个粮食功能区排水渠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积极开展市县联动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成功举办景宁生态精品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农产品销售模式进一步创新；探索建立全县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9家茶叶企业签署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意向。
  工业经济运行趋缓。一季度，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8.19亿元，同比增长7.5％，规上工业实现产值3.13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制造业实现产值2.62亿元，水电业实现产值5100万元。两大工业平台的基础设施和企业投资方面，截至3月底，澄照佃源农民创业园完成投资2900万元，累计完成场地平整1225亩，完成一期1500亩任务的81.7％，佃源污水处理工程进入方案审查阶段；丽景民族工业园道路网及配套工程完成投资2200万元，二期—Ⅲ工程完成土石方开挖164万立方米，50省道丽景园段改建工程顺利推进。截至3月底，泽宇电动车、柏康电子等4家入园企业完成投资2865万元（去年一季度完成投资5567万元），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实现产值2966万元，伊利酸奶物流有限公司实现营业额659.5万元，富莱仕冷暖科技资产清算工作有序进行，新引进浙江英得利智能科技项目（中外合资）、浙江佳鑫矿业科技有限公司45万套复合材料防护制品及中间品项目，目前园区共引进企业8家。
  服务业有序发展。一季度，全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03.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4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8.2％和29.5％。景宁畲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暨畲乡三月三系列活动促进畲族风情旅游业发展加快，畲乡风情旅游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完成畲乡风情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评审工作，开展编制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等规划，启动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试点。畲乡滨水休闲养生基地——休闲长廊项目和景宁民族总部经济园（一期）项目2个项目列入2014年省服务业重大项目计划。首批市级重点服务业集聚区和服务业企业申报工作顺利完成。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加快发展，畲乡滨水休闲养生基地——休闲长廊项目初步设计通过论证审查，大均伏叶生态观光园等养生产业项目有序推进，世外桃源根底岘、风情畲寨李宝2个市级养生乡村品质进一步提升，畲族风情省级旅游度假区加快建设，环敕木山游步道工程Ⅱ标段竣工验收。
  3．“投资强劲、消费稳定、外贸提速”，三大需求协调拉动
  投资增长保持强劲。一季度，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94亿元，同比增长19.3％。从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强劲，完成3.03亿元，同比增长82.2％，占完成投资总额的51％。从项目建设情况看，整体进展良好，其中52省道岚头岭段公路改建工程、交见圩至叶村公路改建工程、人民北路延伸—环城北路至油田路、旧城拆迁安置点建设工程、景融时代广场、金园丽景房地产开发等29个续建项目超额完成时序投资计划，共完成投资5.13亿元，占34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的91.5％，新建项目中，大均伏叶生态观光园、交通场站建设、机关后勤综合服务用房、东坑镇幼儿园、鹤溪大酒店配套工程、民族青少年宫二期工程等6个项目顺利启动建设，完成投资2851万元。重大前期项目整体有序，畲乡滨水休闲养生基地—休闲养生长廊项目初步设计完成审查；景畲古镇场地平整工作启动；民族医院项目进入设计方案调整阶段；龙丽温高速公路景宁至瑞安段完成国高网线位设计工作；旅游集散中心完成项目建议书批复。
  消费需求保持稳定。一季度，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5.64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批发业完成4659.3万元，同比增长18.1％；零售业45521万元，同比增长11.8％；餐饮业5916万元，同比增长19.8％；住宿业280万元，同比增长22.3％，各行业运行总体有序。
  对外贸易发展提速。截至3月底，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1947万美元，同比增长202.5％，自营出口完成1902万美元，同比增长219.5％，其中，景宁合泰兴进出口有限公司发展较快，完成出口1333万美元，占完成出口总额的70.1％。
  4．“居民和财政增收、金融业运行有序”，三大收入增速总体平稳
  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一季度，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69元，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863元，增长12.5％，农村居民收入快于城镇居民，主要是农民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展，截至3月底，全县来料加工业实现加工费1715万元；农（畲）家乐实现营业收入1050亿元；茶叶产值实现7440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一季度，全县实现财政总收入2.91亿元，同比增长7.9％，完成全年预算的29％，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实现1.67亿元，同比增长8.1％，完成年度预算的33.3％，主要得益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以及丽景民族工业园耕占税（4936万元）一次性入库的拉动。
  金融存贷较快增长。一季度，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69.83亿元，贷款余额为50.6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7％和25.1％，存贷比为72.5％。积极筹划建设县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和县农村融资平台，制定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深入推进“三权”抵押贷款试点示范工作，截至3月底，马坑、金坵、三枝树3个示范点向农户授信“三权”抵押贷款7725万元，发放贷款3369万元。
  5．“民生事业、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民生保障不断增强。全县对民生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一季度，地方财政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保障性住房和节能环保共支出3.44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82.7％。公共租赁住房二、三期建设加快，二期192套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
  社会保障稳步提升。积极推进创新创业就业方式试点工作，基层劳动保障平台逐步完善。截至3月底，全县新增就业岗位417个，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187人（其中困难就业人员65人），完成农民就业转移培训15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1％以内。“五费统征”工作顺利开展，全县职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1521人、19211人、10767人、15796人、12796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累计参保人数1307人。
  6．“城乡发展、改革聚力、生态保护”，发展活力进一步释放
  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实施，成功列入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小城市建设试点。澄照副城和外舍新区建设稳步推进，佃源农民创业园万人下山搬迁安置工程项目选址工作有序进行；沙湾、东坑等中心镇扩权强镇改革进一步深化，辐射带动效应进一步增强，沙湾七里新区、东坑镇道路网以及安置小区等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开展农村建房通用图设计，启动城市拓展圈生态环线景观、房屋改造规划编制。
  体制改革加快推进。2014年深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初稿编制完成；民族团结工作加快发展，成功召开全县民族发展大会，研究制定新形势下深化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扶持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深化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机构调整工作有序推进，食品药品监管职能整合和市场监管机构组建工作全面启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启动，认缴登记制开始实施，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进。
  生态保护更加重视。成功列入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具体实施方案加快编制中。2014年度规划编制计划发布实施，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大仰湖湿地群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等规划启动编制。生态建设扎实有序，及时召开“五水共治”暨国家级生态县创建和扩大有效投资大会，出台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全县662条河道“河长制”实现全覆盖，全年安排“五水共治”项目34个，其中建设项目的26个，前期项目8个，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二）经济运行中需重点关注的情况与问题
  一季度我县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原因是复杂的，总体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宏观上：世界经济复苏开始显现，但错综复杂、忧患不断的局面难有较大改观。全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大环境下，增速出现一定放缓。从自身情况看：二产“短腿”现象仍在蔓延。一季度，规上工业产值虽然仍为正增长，但是产值效益较往年回落明显，近两年来规上工业增加值一直回落，2014年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7100万元）仅为2012年一季度（1.49亿元）的47.65％，降幅达到一半以上，较2013年一季度（8000万元）回落11.3％。主要原因有：一是工业企业小、散、乱现象仍然存在，且多以不锈钢、阀门等粗放型企业为主，产品附加值低，随着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产品附加值进一步缩水，导致出现增产不增效、增产减效的现象，一季度虽然规上工业产值增长2.9％，但增加值为负增长9.2％，全市排名末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5.4%）14.6个百分点；二是一季度水电业产值同比减少4205.14万元，增加值减收超过1200万元，主要原因是县电力局由省电力公司的子公司改为分公司，原本的公司之间电量结算变为内部结算造成。
  服务业方面。一季度三产增加值增速为5.8％，较去年同期回落5.5个百分点，造成服务业增速明显回落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民族总部经济”发展情况不理想，一季度，45家总部企业中，仅娃哈哈、金典电器等5家企业销售额有所增长，但税收收入同比回落9.1％，而企业入驻方面继娃哈哈销售企业之后暂时没有较大型企业入驻；二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幅回落15.5％，而餐饮住宿业未能及时根据政策变化调整企业经营方略，培育新的消费群体，一季度，限额以上餐饮业同比回落17.1％。三是房地产业受大环境和政策影响，销售面积同比回落81.7％。
  投资增长压力大。一是一季度投资增速在全市排名第2位，主要得益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高幅增长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单靠一个产业的高增长拉动，想要持续保持高增长难度大；二是由于打捆项目暂时未能列入统计口径，一季度应统未统项目包括英川溪治理工程、亲亲家园、世纪鸿宾扩建工程等10个，涉及完成投资额3.05亿元，建议加强与统计部门的衔接与沟通，确保投资额应统尽统；三是新建项目开工率低，一季度有投资计划安排的新建项目25个，仅开工6个项目，开工率仅为24％；四是全年共安排民间投资项目25个，投资计划21.75亿元，占基建项目总投资计划的50.1％，民间投资一大特点是投资积极性受大环境影响较大，相关部门应积极做好民间投资项目的监督与跟踪服务工作，确保今年民间投资增长强劲。
  六、民族关系
  从改革开放前至今，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不断改善。居民对民族关系持好评的比例，由改革开放前38.4％，上升到如今的74.5％。改革开放至2000年期间，好评提升15.8个百分点，2000年至今提升20.3个百分点。同时居民对民族关系的认知也逐渐清晰化，对民族关系“说不清”的比例由改革开放前的13.9％下降到如今的6.9％。从民族维度看，各民族对于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好评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其中人口较少民族居民提升幅度最大，达到了100％。汉族提升幅度相对最小。如图8。
  （一）族际交往
  景宁畲族自治县各族居民的族际交往意愿相对较强。各民族与本民族之外的民族成员交往很愿意和比较愿意的比例较高。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意愿相对最强，在聊天、成为邻居、一起工作等方面很愿意和比较愿意的比例分别为92.2％、94.6％、93.7％。而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交往意愿同样较高，在聊天、成为邻居和一起工作等方面愿意和比较愿意的比例为98.5％、98.5％、98.4％。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交往意愿也较高。在聊天、成为邻居和一起工作的比例为93.2％、93.2％、93.2％。总体来看，民族之间的交往情况非常乐观。
  （二）族际交友与族际通婚
  在成为亲密朋友方面，各族的交往意愿普遍较高。根据祥光调查可知，从民族维度来看，汉族居民很愿意和比较愿意与少数民族居民成为亲密朋友的比例为92.9％。而少数民族很愿意和比较愿意与汉族成为亲密朋友的比例为98.4％。少数民族居民很愿意和比较愿意与其他少数民族居民汉族居民成为亲密朋友的比例为91.5％。在族际通婚方面，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意愿最高。少数民族居民很愿意和愿意与汉族居民通婚的比例为95.3％，汉族很愿意和比较愿意与少数民族居民通婚的比例为84.7％，少数民族之间很愿意和比较愿意通婚的比例为88.1％。
  （三）民族冲突
  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民族冲突不严重。32.5％居民认为当前民族冲突不算严重，40.6％认为完全不严重，认为有点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仅占10.7％。从民族维度看，人口比例较少民族观念上几乎不存在民族冲突，其中认为民族冲突不算严重或完全不严重的比例达到了100％。汉族居民相关比例分别为10.9％、认为非常严重或有点严重的比例仅为10.9％，畲族居民相关比例为84.1％、9.5％。总体来看，各民族主观认为民族冲突不严重。
  在宗教信仰冲突方面，景宁畲族自治县58.7％的居民认为不算严重或完全不严重，不清楚是否严重的比例为35.5％，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整体观念上宗教信仰冲突不严重。从民族维度看，汉族和畲族对宗教信仰冲突认为不算严重、完全不严重的比例为5.8％、4.8％。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较少民族居民中有25％认为有点严重或非常严重，相对来说较高。见图9。
  （四）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
  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处于协调发展过程中。22.4％居民认为未来国家意识将增强，民族意识也会随之增强；17.8％居民认为未来民族意识增强，国家意识也随之增强；17.8％居民认为未来主要是国家意识增强，认为未来主要是民族自我意识增强的居民占10.3％。值得注意的是，31.7％居民对于未来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变化情况无自己的判断。从民族维度看，人口较少民族居民认为国家意识增强，民族意识也随之增强的比例最高，为66.7％。25.8％的畲族居民认为国家意识增强，民族意识也随之增强。汉族居民也主要认为国家意识会增强，民族意识随之逐步增强，相关比例为21.4％。尽管各民族对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变化顺序和侧重有所不同，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都处于增强趋势，且逐渐趋于平衡。见图10。
  七、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
  （一）民族文化认知
  总体来看，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认为本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类型是传统服饰，相关比例为44.4％。其次是传统节日，比例为22.2％。再次是传统民居，比例为20.6％。从民族维度看，畲族居民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是传统服饰，人口比例较少民族是传统节日。此外，畲族居民的民族文化特色最为多元。由此可见，各民族对于本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见图11。
  关于最需要保护的民族文化类型，25.4％居民认为是传统民居，30.2％居民认为是传统服饰，20.6％认为是传统节日。从民族维度看，畲族居民认为最需保护的民族文化是传统服饰，相关比例分别为31.7％。人口比例较少民族居民认为最需保护的民族文化是传统节日，相关比例为66.7％。见图12。
  （二）民族文化传承
  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中75.9％认为本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是家庭、邻里和亲朋的耳濡目染，15.5％认为是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从民族维度看，畲族均认为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家庭、邻里、亲朋耳濡目染，比例为80.0％。人口比例较少民族认为学校教育、旅游展示、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的比例依次均为33.3％。在传承民族文化上，学校教育、村社文化活动场所和图书报刊等传播媒介的使用率不高。由此可见，以家庭为主的社会网络依然是景宁畲族自治县地区各民族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而学校教育所占比例不高，应加强少数民族教育。见图13。
  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对本民族文化传承的信心较强。在民族语言文字方面，84.1％居民认为子女和上辈相比有更强烈的接受意愿，各民族居民中7.9％认为子女不愿意接受本民族语言文字，7.9％的少数民族居民持无所谓态度，可以说各民族语言文字传承信心都很强。在民族风俗传承方面，81.0％居民对子女传承本民族风俗很有愿意。其中人口比例较少民族居民100％有信心，而畲族居民相关比例为80.0％。在宗教传承信心方面，66.1％居民很有信心，8.1％缺乏信心，8.1％表示无所谓。从民族维度看，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传承信心相对其他方面较弱。在本民族特色手艺传承方面，79.0％居民很有信心，其中人口比例较少民族居民信心最强，相关比例达到100％。见图14。
  （三）民族文化保护
  在对待历史建筑拆迁改造的看法上，39.7％居民主张保持原貌不动，15.9％居民主张保留外形但内部可以改造，主张异地重建和直接拆迁的比例较小，没有形成明确看法的居民占30.2％。总体来看，居民保护历史建筑的意识相对较强。从民族维度看，畲族文化保护意识最强，认为历史建筑应该保持原貌不动的占41.7％。见图15。
  当开发旅游资源和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发生冲突时，37.1％居民主张以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不赞同过度商业化，主张以发展经济和提高现代生活水平为主的居民占33.9％。从民族维度看，畲族在经济与文化保护上所持态度相差不多，但稍倾向于传统文化保护为主。而人口比例较少民族则态度不同，认为以发展经济为主，提高现代生活水平为主的比例占66.7％，而认为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不赞同过度商业化的比例占33.3％。见图16。
  景宁畲族自治县居民对政府保护民族文化工作的评价较高，76.6％居民对政府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持满意态度。从民族维度看，畲族居民相关满意比例最高，为77.0％。人口比例较少民族持不好说态度的比例最高，为33.3％。见图17。
  八、结论
  （一）取得的成就
  2014年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回首30年，景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景宁的建设是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起点较低的情况下展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各族群众不懈努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事业全面进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专门调查显示，自2005年景宁开始对畲族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抽样调查统计以来，畲族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一直高于全县，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24.15％，缩小到2013年的9.20％。其中2013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9466元，年均增长12.9％，其中畲族农民人均纯收入是8588元，年均增长13％，略高于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
  同时，畲族文化不断繁荣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得到全面继承和发展，畲族聚居区建设、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少数民族群众增收、教育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一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画龙点睛。近年来，景宁不断挖掘提升民族生态休闲特色文化，全面优化鹤溪河景观带建设，将民族元素融入城市改造中，如今蕴含畲族文化的特色城市雏形初步显现。二是乡村特色畲寨建设璀璨夺目。景宁共投入资金8000余万元，实施了23个“美丽乡村·魅力畲寨”建设，开展了20个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民族社会事业提升成效明显。近年来，景宁新建了民族小学，完成民族中学的迁建，实行民族教育券制度，累计发放资金430万元，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困难补助政策，并为考上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少数民族大学生奖励39.1万元；新医改政策实施后，对参加城乡医疗保险的少数民族群众实行个人缴费部分50％补助政策，共补助199.8万元，并对住院医疗自费超过4000元部分再给予12％的补助，共补助92.8万元。
  民族特色文化演绎精彩纷呈。一是大力推进“畲族文化总部”建设，投资7000余万元建成畲族文化中心和畲族博物馆，完成民族风情街、鹤溪河廊桥、民族广场、孔庙、文化景观带等标志性建筑的修缮，启动环敕木山畲族风情度假区等重点项目的建设。二是出版发行了《畲族历史与文化》、《景宁畲族语言简本》、《畲族民歌》等畲族文化丛书。大型畲族歌舞剧《千年山哈》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表演金奖等9个奖项。三是建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基地，积极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成功举办了“2012首届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并建立了全国首个畲族文化数据库，抢救了畲族宗教、刺绣、医学等一批非物质遗产。
  回顾这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无论前进道路上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景宁畲汉人民始终和睦相处、休戚与共，形成了“畲汉一家亲”的生动局面。
  （二）对未来的展望
  县庆30周年，标志着景宁民族工作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制定和落实好“两个文件”是关键。在今年的民族大会上，景宁提出要配套出台“两个文件”，即民族工作“新十条”和“民族工作三年行动计划”，这是景宁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实施“路线图”和“时间表”。
  据了解，2014年年初确定要召开“民族大会”以来，景宁畲族自治县统战部、民宗局等相关部门已经提前谋划，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深化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扶持工作的若干意见》初稿（即“民族工作新十条”），经过了初步的小范围征求意见和修改，并在大会上进一步征求与会人员和社会各界意见。
  “新十条”的具体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加快少数民族产业发展、加快少数民族人口集聚、改善少数民族生活条件、提升少数民族教育水平、强化少数民族社会保障、推进畲族文化事业发展、加强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加强少数民族工作领导等十个方面。
  发展民族经济是核心，而“两个总部”是新一届县委提出的发展民族经济的主载体，也是景宁着力构筑的民族经济“畲乡模式”。
  一是要打造“畲族文化总部”，建设畲乡人民的精神家园。畲族文化是我们的一张“金名片”，是景宁独特魅力所在。景宁对畲族文化总部建设的当前五个重点分别是：出台《畲族文化总部规划》，使之成为引领畲族文化总部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深入推进中国畲族博物馆提升、《千年山哈》市场化运作工作；将畲族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大力发展民族工艺品、民族特色商品、畲医畲药等文化创意相关产业；增强城乡建筑畲族文化气息。在旧城改造、新城区建设、新农村建设中，融入更多畲族文化元素；从衣、食、住、语言等领域系统挖掘研究畲族文化特色，今天会议要求大家穿畲族服装，下步还要逐步全面推广。这既是一道外人眼中独特的民族风景线，也是我们畲族同胞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体现。
  二是打造民族经济总部，提升景宁经济内在竞争力。这些年，景宁在发展总部经济上做了不少探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则是继续发挥景宁独特的民贸政策优势，以外舍新区、丽景园等新平台为依托，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培育总部楼宇、民贸商业总部等新型业态，进一步扩大“总部经济”容量。
  “两个共同”是景宁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根本指针。一是加快增收步伐，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目前，景宁仍有4.7万名群众在5500元的低收入线上下徘徊，其中就有6000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占12.6％，这是民族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二是提炼民族精神，促进共同团结奋斗。要不断弘扬畲族人民勤劳勇敢忠诚的优良品质，提升畲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提炼和塑造新时期的畲乡精神。以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为契机，不断巩固和发展“畲汉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资本再生产视角下的民族村落发展
  ——以闽东狮墩［1］畲族村为例
  ◎雷李洪
  提要 狮墩——闽东一个普通的畲村，十年前还名不见经传，如今已变成旅游名村，它是如何完成华丽转身的？本研究通过对狮墩畲族村近十年巨变的研究，去探究像狮墩这样的少数民族“示范村”的发展机制，进而理解少数民族村落发展过程中资本再生产的内在逻辑。狮墩凭借其文化资本（畲族文化）和社会资本（宗族网络）在2006年被评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村，自此不断引入各种项目，积累各种象征资本（如荣誉称号），再引入新的项目，实现资本的再生产。狮墩村的发展之路也可以说是资本再生产之路。
  关键词 畲族村，发展，资本再生产，项目制
  狮墩畲族村位于畲族主要居住的地区——闽东，距市区30余公里，全村200余户，800余人。2006年之前，狮墩还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中国农村，而到2015年她已然荣誉满身，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福建省生态示范村”等响赫的称号加诸其身，完成从名不见经传到知名村落的华丽转身，几分恍惚，让人熟悉而又陌生，不禁想去探究狮墩是如何实现巨变的。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多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要研究民族村寨的发展逻辑不能离开对政府运作机制的分析。已有学者指出，项目制已成为当前中国新的治理方式（渠敬东，2012），甚至几乎所有的建设和公共服务资金都“专项化”和“项目化”了（折晓叶、陈婴婴，2011）。实际上，中国少数民族村落的发展也已深深地嵌入在政府的各种项目之中，二十世纪末以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族村寨和特色乡村正是受益于这种治理方式。基层政府通过打包民族村寨的生态、历史和文化等，获得上级政府发放的项目，给民族村寨带来了各种发展的资源。然而，民族村寨何以引入项目？在一个项目之后又是如何引入下一个项目？村寨引入项目的机制和内在逻辑如何？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引入项目已成为基层政府引进资源的重要方式。折晓叶、陈婴婴提出了项目制运作的形式，国家部门对项目进行“发包”，地方政府则“打包”整合各种项目和资源来向上级政府申请专项资金和项目，而基层政府和村寨则对项目进行“抓包”来主动争取项目，以获取资源，服务于本地发展。他们指出，村庄只有“抓到打包好的项目，才有可能大规模地改变村貌”［2］。渠敬东同样认为“地方政府若不抓项目、跑项目，便无法利用专项资金弥补财政缺口，无法运行公共事务”，地方政府为了引入项目，提出“大跑大项目大发展，小跑小项目小发展，不跑没项目不发展”的口号，以“大项目套小项目”、“一项目生多项目”，尽量“巧立名目，多立名目”，获取更多项目经费来支持地方政府的运作和发展。［3］
  项目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再生产能力。渠敬东指出，“项目在基层社会的输入过程中，并不限于某一专项的输入，而往往表现为多个项目前后承接地连续输入”，体现出强大的繁殖能力［4］。前一项目的“果”往往会成为后一项目的“因”，实现项目的再生产。陈家建也指出项目制会表现出自我扩张效应，项目的“成功经验”往往会使上级部门延续和扩大项目化运作［5］，一个部门在一个试点单位项目的成功会吸引其他部门在该试点单位投入新的项目。无论是项目的繁殖还是扩张，其中都有一个项目或资本再生产的机制，这是以往的研究没有予以深入研究的。本研究便欲借布迪厄的资本理论，通过狮墩村的个案尝试去探究这种机制。
  布迪厄将资本分为客观资本和象征（符号）资本，客观资本包含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就是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一种信息资本，以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形式存在，如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网络资源，它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综合”，如少数民族村寨的宗族网络；象征资本指的是对以上三种资本的感知，“当我们通过各种感知范畴，认可上述三种形式的资本的各自特定逻辑，……从而把握了这几种资本的话，我们就说这些资本采用的形式就是象征（符号）资本”［6］，如获得项目这件事和赋予少数民族村寨的各种荣誉称号。象征资本是布迪厄资本理论体系中最富创见的内容，象征资本的特性之一是其再生产性，不仅其本身可以进行再生产，其他资本也会通过各自的象征属性，实现再生产。
  检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具有特定的荣誉称号；其二，村庄的改变得益于近年来不断引入的各种项目；其三，荣誉与项目多是交替得到的。本研究的个案将表明，在“项目制”的治理方式之下，资本的再生产在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狮墩的项目与资本
  狮墩村突破性的发展始于2006年，那年狮墩被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村，村容村貌开始为之一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字标语出现在村道旁的墙面上，狮墩的发展也确实名副其实。2006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项目在这一年获得实质性推进，各种子项目如沙子般洒向农村。有学者统计，2006年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关的项目就多达94项，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如“科技教育文化扶贫”、“农村节水灌溉工程”等［7］，狮墩是该项目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在被列为新农村试点村以后，狮墩通过引入的项目，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在交通方面，先后投入了“10多万元建设硬化村水泥路面，投资150多万元修好狮墩村通往平湖茶场的5公里的水泥硬化路及10多万元建成狮墩通往林场及茶场的石阶道，大大改善了狮墩村交通不便的状况”，“要想富先修路”，交通的改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村容村貌方面，“村道两旁种起花草树木，村周围大树上挂起彩灯，成为山区里的一道风景线；进一步完善夜景工程和垃圾焚烧填埋场建设，建好投资近10万元的造福搬迁工程的护坡，建成村公厕和农户厅堂建设，加宽村停车场，开辟村民休闲场所，配备石桌、石椅等设施。村支部、村委会号召村民自觉维护村容村貌，家家户户门前安放垃圾桶，并严禁鸡鸭等禽、畜上路，彻底地改变了以往‘脏、乱、差’的村容村貌，处处散发出新农村的气息。”［8］这使其在2007年初被列为“福建最美乡村”之一。
  然而，狮墩并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山川风光，它之所以被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村离不开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宣传总结狮墩的新农村建设工作时，无疑都会凸出狮墩的畲族文化，畲族文化是狮墩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本。如报告中写道“该村生态环境优美、畲族风情浓郁，民风淳朴，保留着相当部分富有价值的畲族文化遗产。”［9］除此之外，狮墩还拥有广大的社会资本。在明万历年间，狮墩肇基祖便已迁入狮墩开基创业，成为首批入宁德市蕉城区的雷姓。此后，宗派不断繁衍，宁德市的雷姓多是出自狮墩，狮墩便有人在市区为官或为商，这些社会资本成为狮墩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参量。
  狮墩的新农村建设只是个起点，此后各项荣誉和项目接踵而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2009年，畲族二声部歌言（即“双音”）被列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狮墩村民家雷美凤被审批为该项目国家级传承人，得誉“畲歌皇后”；反映畲族同胞勤劳、勇敢、无畏精神的“上刀山”、“下火海”和“十三云楼”等畲族传统节目和畲家乌饭制作技艺同年也被审批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畲族文物（如畲家三宝：族谱、祖图、龙头祖杖）和习俗（如婚嫁习俗）的保护也得到了重视。这方面狮墩是受益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开始推进“非遗”普查；2009年3月，文化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各省文化厅也随之成立了“非遗处”，同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各省市也公布了省市级的非遗保护名录。狮墩的畲族文化正是借此契机列入相应的名录，原来尘封的畲族文化转而成了有助于狮墩发展的文化资本。在狮墩非遗的申请过程中，上面提到的社会资本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村落能人看到了文化资本对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性，再从中积极运作，使得狮墩在众多畲村中脱颖而出。
  2011年，狮墩购买了图书800多册，设立村级廉政文化阅览室，并建成了300多米的“乡间步道廉政文化带”，其间悬挂廉政故事等，成为宁德市廉政文化基地。该项目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廉政文化的重视。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将廉政文化建设写入报告，狮墩便在那时成为宁德市廉政文化建设的基地之一。随后，宁德市的众多廉政活动和项目都选择在狮墩开展，为其带来了很多资源，进一步建设了村内道路、景观步道等。从当时的报道中可看出狮墩的文化资本对廉政文化项目的进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提出：“福建省蕉城区纪委、监察局根据该区少数民族——畲族群众聚集村多的特点，深入开展‘廉政文化进畲寨’活动。通过挖掘畲族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资源，在各畲族村设立廉政文化宣传走廊、专栏、公益广告牌，并依托‘农家书屋’平台，设立廉政文化图书室，大力宣传廉政文化。”［10］而这个项目之所以在猴盾落地依然离不开猴盾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2014年，狮墩更是集众多荣誉于一身，完成华丽转身，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寨。这一年，狮墩获得“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美丽乡村”、“福建省生态示范村”、“福建省文明村”、“福建省先进基层党支部”等荣誉称号，这些称号成为狮墩举足轻重的象征资本，这些项目不但本身给狮墩注入了项目资金，还有助于其进一步引入新的项目。国家民委为了“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起到重要的示范推动作用”［11］,2009年开始部署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2014年公布了340个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狮墩位列其中。
  “美丽乡村”项目则使得狮墩进一步发展为畲村示范品牌，狮墩的发展更成体系化。有狮墩村貌的报道说：“全村外墙仿古装修、环村石阶、景观步道、停车坪、乡村道路硬化、村庄景观香樟绿化带、森林公园建设；往村里走会看到新建整合的图书馆、阅览室、电脑室、畲歌传习所、博物馆为一体的村级文化站……‘美丽乡村’示范项目建设，将狮墩村旅游和村民收入锦上添花。”村书记则提到了“美丽乡村”对猴盾发展的作用：“我们要建设有特色的畲族美丽村，有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这件‘大礼包’，我们村干群齐心，就建成畲歌传习所、博物馆为一体的村级文化站。村民在闲暇之余可以前来娱乐、学习。”狮墩的规划“立足生态农业、拓展文化旅游，以‘兴村富民’为目标，致力于构建集农业观光、畲乡风情、避暑度假、森林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多功能、多产业、多效益的畲村示范品牌。”［12］未来的发展则注重特色农业产业和原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形成以旅游接待中心和会议培训中心为‘点’的旅游接待服务区、以畲族风情街为‘线’的民俗文化体验区、以特色农业为‘面’的生态农业体验区、以山地森林为‘园’的素质拓展娱乐区。”［13］“美丽乡村”称号的获得使狮墩获得进一步美化了村庄，而未来的全面规划无疑是要获取更多项目资源推动狮墩的进一步发展。
  在过去十年中，狮墩不断争取政府的各种项目，或者说政府的各种项目不断选取狮墩作为其示范点，在村落能人和宗族人士的领导下，接连获得各种项目和资本，以实现村落的不断发展。
  三、资本再生产与村落发展
  项目的象征意义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项目获得方而言，该项目会成为其后续引入其他项目的象征资本；二是对项目发放方而言，项目的执行成效会关涉到该项目设计的“合法性”。一个村寨能否引入项目，除了其所拥有的资本外，还要看项目在该村能否体现对项目发放方的象征性意义。折晓叶、陈婴婴指出项目偏向于选择在“示范村”（富裕村）和“薄弱村”（贫困村）实行，示范村由于基础好，并有能力进行项目的前期投入，可以较快较好地完成项目，而薄弱村则由于小投入会带来显著的改变故成为项目（尤其是扶贫开发类项目）偏好的村庄［14］，在这两类村庄“试点”，容易通过其产生的示范效应来展现项目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少数民族村寨由于其特有的文化资本，也更容易成为项目发放方偏好的对象。
  狮墩独特的畲族文化在2006年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村的选择上就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各类在民族地区执行的项目大多会去考虑少数民族的因素，因为这可以为项目本身增添光彩和特色元素。在畲族主要居住地的闽东地区选择新农村试点村时，畲族特色成为一个必需的考量要素，狮墩的畲族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为争试点村增加了一份不小的砝码。狮墩拥有的广大的社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新农村项目之后，狮墩接连引入了其他项目，获得了各种或大或小的荣誉。有学者用“大项目套小项目”、“一项目生多项目”来概括项目的繁殖（渠敬东，2012）。然而，项目的繁殖表面上是“套”，内在的逻辑却是项目的再生产。对项目发放方而言，一个项目之所以愿意选择在示范村执行，是由于示范村更容易实现资本的再生产，证明项目本身的“合法性”。对获得项目的村寨而言，一个项目的进入除了在本村再生产出新的物质资本外，该项目的执行对该村寨而言本身就是象征资本。在新项目的不断进入，或者称之为项目的再生产过程中，象征资本扮演着重要角。一个村庄不断争取各种荣誉，除了获得该荣誉本身代表的象征资本外，更看重的是它带来的资源，即它的象征属性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2005—2008年狮墩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投入了70万元修建了通村水泥公路；投入19.8万元建成了闽东最大的村级文化站；投入10多万元硬化村道水泥路面、建造路边花圃并设置夜景工程和垃圾焚烧填埋场；投入3.5万元建成村公厕，修缮了农户厅堂；投入1.3万元建设了造福工程搬迁定居点配套设施；投入3万多元深入开展了家园清洁活动。2009—2010年基础设施进一步得到改善，投入120万元完成了狮墩村至平湖山茶园4公里水泥路面铺设和1公里路基拓宽改造；投入10多万修建了两条造福工程搬迁定居点护坡；投入5万建设标准篮球场一个，并配备了相关健身器材；投入20多万元修建了环村农民公园石阶步道及景观鲤鱼池；投入36万元完成了坝高10.7米、坝宽3米、库容7000立方米的灌溉蓄水拦河坝建设，使660亩农田旱涝保丰；投入3万元完成通往鲤鱼池水库栈道；投入20万元完成特色山寨外墙装修；投入20多万建设完成建筑面积为400多平方米的新村委楼主体工程。另外还在市建设局的帮助下编制完成狮墩村新农村建设及旅游规划；投资70万元建设‘畲家乐’接待中心及完成村委楼配套工程，创建省级生态示范村和建设AA级风景区。这一笔笔投入都是一个个的项目，2005—2010这五年间，各种项目接连在狮墩选点，实际上是狮墩的各种资本不断进行再生产的过程。
  2011年，狮墩在被作为廉政文化基地后，村庄的基础设施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借助“乡间步道廉政文化带”项目，狮墩修建了村庄的步道，竹林里修建了优美的石材步道、百香果廉政文化长廊，步道两旁还配有小音箱，播放着清幽的音乐，村落景观得到美化；借助村级廉政文化室的设立，狮墩文化站配备了许多图书，文化站的基础设施也得以完善。
  随着狮墩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和各种象征资本的增加，狮墩渐渐成为各种项目和“示范村”的宠儿。2014年狮墩获得“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该荣誉的获得使其获得了大量的项目资金，宁德市包括狮墩在内的4个村寨，“共争取特色村寨专项资金2000万元，吸引多方面资金5000多万元投入特色村寨项目。”［15］该项目不但使狮墩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资金，还为狮墩增加了一个含金量极高的象征资本。之后“美丽乡村”、“福建历史文化民村”、“畲族文化生态保护示范点”等荣誉接踵而至，除了再生产着象征资本，狮墩还借助这些象征资本再引入新的项目，再生产着其他资本，进一步助推村落的长足发展。
  2012至2014，各种项目在狮墩村投入了510万元的建设资金和430万元的保护维修资金，具体如下：
  2015年，狮墩又进一步获得了“福建历史文化名村”、“畲族文化生态保护示范点”等荣誉。狮墩适时抓住《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福建省文化厅关于开展第五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评选工作的通知》，在第五批省级历史文化民村名镇的评选工作中脱颖而出，成为“弘扬传统文化，有效保护我省优秀的乡土建筑，促进传统建筑艺术的传承和延续”的典型村庄。同年，福建省文化厅为了“加强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创造畲族文化生态保护的新局”，也将狮墩列入“第一批省级畲族文化生态保护示范点”。［16］这些称号既是狮墩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取的象征资本，也是原有资本的再生产的展现。未来的狮墩，无疑会在现在的这些资本之上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狮墩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凭借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接连不断获得各种项目和荣誉称号，实现了资本的再生产。正是这种资本的再生产，推动了狮墩的发展。
  四、小结
  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多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而政府则是按照项目制的方式来运作的。以往对项目制的研究看到了项目的繁殖现象，然而对项目繁殖的机制却缺乏深入的研究。诸如狮墩这样的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遵循着资本再生产的逻辑，通过不断获得各种项目和荣誉，积累资本，再引入新的项目，进行项目和资本的再生产，最终实现村寨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项目本身的象征性和村寨获得的荣誉都是象征资本，在村寨进一步引入项目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若将目光移到笔者在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所看到的情形，会看到这里的少数民族也正如火如荼地打造少数民族旅游村寨，其中的逻辑与千里之外的狮墩畲村的打造如出一辙。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闽东畲族的企业家现象
  ◎蓝炯熹
  提要 闽东畲族企业家的涌现，有着特定的政策背景与经济背景。他们在自我择业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寻找适合自己的商机。他们也依靠自身的正能量开展了电子商务、建立外向型企业，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同时，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有一些专业合作社的核心成员已经具备了企业家的潜质。实践证明，闽东畲族企业家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闽东 畲族 企业家
  在21世纪畲族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畲族乡村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经济能人，其中不乏畲族农民企业家。据中共宁德市委机关报《闽东日报》载：2014年，闽东（宁德市）畲族股东或以畲族股东为主创办的企业达300多家，营业收入25亿元，从业人员达1.5万人。①畲族农民成了企业家是其人生的一大飞跃，也是畲村致富的关键性过程。实践证明，畲族经济的真正崛起，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依靠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经济能人，包括畲族企业家。他们的创业带动了更多人就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中发挥主渠道的作用，有利于减轻政府就业压力。他们的创业，引领了更多人致富，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畲族村民创业，不但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还可以通过合作创业、组建公司等方式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创业主体。畲族村民在本地创业，促进了畲族乡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和块状经济群体的形成。畲族村民创业形成规模，有效地减轻了农村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改变农村“空壳化”局面，有利于畲族的家庭稳定、畲村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以往我们在叙述畲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时，畲族企业家的经验，往往被忽视。新世纪关于畲族企业家的问题已经成为畲族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热点问题。
  2014年5月17日，宁德市畲族企业与企业家协会会员大会在宁德市蕉城区召开。协会通过《宁德市畲族企业诚信经营倡议书》，企业家协会要求，协会成员要增强企业创新理念，建设完善诚信体系，加强商业道德建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1914年7月，调查组对畲族企业与企业家协会120家企业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的畲族企业包括3家钢材企业，2家汽车配件企业，7家建筑业，12家电机企业，5家广告业，3家服装业，28家农业，3家畜牧业，5家渔业，28家销售企业，2家休闲旅游业，22家贸易类企业等实体企业。结合闽东畲族经济发展史与畲族企业家的创业现状，分析新世纪畲族企业家的创业特点。
  一、“猴墩茶人”的商业传统
  “猴墩茶人”是清末民初宁德县九都猴墩畲族村茶商群体，猴墩畲族村地处闽东、福安两县交界地，据史书和畲民家族谱牒记载，畲民大量迁徙闽东是始于明代。畲民雷天辟于明隆庆四年（1570）到闽东尖山大坪兴居立业。过了3年，因遭兵燹之乱，他的7个孩子，遂散处离居，各奔东西。四子雷光清于明万历元年（1573）旋游闽东九都闽坑堂的猴墩地界，他“见其山水秀丽、地土肥饶，遂卜筑焉”。②清初，两条道路修到了猴墩村。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闽东贡生叶禹为了恢复清初迁界时被毁的官道，“倡捐力辟旧路，百余年废路复睹周行，邑人竖碑以志”，官道“由六都左旋七都至铜镜又分东西二道，一右旋为东路，历福口、洋头、闽坑至福岭头，离城五十里与福安福岭塘交界。一左旋属西路，历九都、霍童等地至咸村（今周宁）。”③上述之“东路”又称“大岭”，位于猴墩村的东部。闽坑还辟有一路，位于大岭以西，并伸入闽东北腹地的更为偏远的“十二洋”（因12个村名均冠有“洋”字，故总称“十二洋”），这一条路也穿过了猴墩村。加之，猴墩村离八都镇的霍童溪码头不到15华里，霍童溪可通向三都澳、官井洋，这条海路可达福州、广州、上海。猴墩村既得人工开凿的陆路之利又得天然形成的水路之便。清咸同年间，闽东茶叶大兴，据民国猴墩村《雷氏宗谱·序言》记载：“清咸丰、同治时，闽省大开茶局，猴墩遂为商旅辐辏之场，而五都（指闽东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等5都）之市集焉。”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背景给猴墩畲村茶市的形成带来了难得的契机。猴墩村乡土精英雷志波在猴墩村创办了畲族村第一家茶叶商家“雷震昌号”，他凭借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和个人魅力，既任猴墩村雷氏家族的族长，又任九都茶叶商会会长。他扶持堂兄弟雷志满办起了第二家茶庄，商号为“雷泰盛号”。又带动了其族亲雷成学办起了第三家“雷成学号”茶庄。随着茶叶市场的拓展，雷志波的“雷震昌号”茶庄扩展为“灿记”、“庆记”茶庄，雷志满的“雷泰盛号”茶庄扩展为“满记”、“祥记”茶庄。④400余人的畲族村落有5家茶庄，并都是雷氏畲民家族成员经营，他们的贸易伙伴也基本上是“畲家阵”，即以附近畲村为主的畲族茶农。这些畲族村落包括七都的漈头、高山，八都的半山、南岗、灵山，九都的九仙、后湖、柴坑、施洋、巫家山、上乌坑，赤溪的社洋、棉头石、尖山等。临近福安县甘棠、溪潭、穆洋等乡镇的畲族村落的茶叶也流向猴墩村。猴墩茶市以“畲家阵”的本民族认同感构建起了茶叶物流的社会经济网络。受猴墩茶人的影响，附近一些畲村也办起茶庄。如漈头畲村办起了“雷伏保”茶庄、中前畲村办起了“雷德庚”茶庄。同时，外地汉族茶商也来到八都，兴办了“吴兴记”、“鲍乾”、“顺德”、“经永”等多家茶庄。民国《福建之茶》记载，宁德县共有6个茶叶初级市场，其中九都、八都两个初级市场即泛指以上的畲汉茶庄。⑤猴墩茶市拉动了九都、八都等地畲族村庄的规模化生产，并使地方性的民族商品经济融入了超民族的区域性经济之中。猴墩畲族茶庄属于内地茶庄，他们收购的对象主要是四邻乡村畲族茶农，由于同属“畲家阵”，彼此信任，根本无须茶贩中介代劳，因而降低了运营成本。和一般的内地茶庄一样，猴墩茶庄“资本不甚充足，多赖中心市场茶栈之货款以资周转。……其制成之茶少有直接出口者，均须运至中心市场投栈。”⑥每年入冬，猴墩茶庄从福州茶栈挑回一桶桶银元，每担银元重90斤（官秤），作为定金分发给畲族茶农。四乡的畲族茶农得到了定金，用于修整茶园、发展茶叶、置办年货、盖房娶亲。到了来年三春茶季，担担茶叶定期送到猴墩茶庄。茶庄将茶叶运往福州，取回余额，购回杂货。回到猴墩，卸下杂货，备足资金，好让茶农索取。一般一个来回需一旬时间。资金循环，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百年如一日，畲族茶农——猴墩茶庄——福州茶栈，三者所构成的经销网络，相互默契，合作共赢，信用的链条从不曾中断。猴墩茶市虽然规模不大，但却能始终如一、长盛不衰。究其原因，在于猴墩茶市全靠方园数十里的畲族乡村支撑，这个与众不同的茶市运营模式，是在畲民家族伦理的支配之下推进的，商业法则的真空由本家族的同心和本民族的协力来填补。猴墩茶市的主体是由畲族茶商与畲村茶农构成，这个特殊的农商结合经济群体，在宁德县九都茶叶初级市场中，以家族文化的壁垒，杜绝了商场上的失信、瞒骗和讹诈等弊病，并以极端传统的社会诚信与贸易取予的基本规则，与福州中心市场的有关茶栈缔结了稳定的经济联盟，这种独树一帜的市场优势是清末民初其他茶叶市场根本无法达到的。“猴墩茶人”成功的秘诀在于：
  其一、猴墩茶市是初级茶叶专业市场，最贴近茶区与茶农，其交易伙伴以“畲家阵”为主体，广大的畲族村落是维护猴墩茶市经济正常运行的稳定基础和坚强后盾。从猴墩茶市，我们看到了今天“公司加农户”的雏形。其二、猴墩茶人具备亦农亦商的身份，他们既熟悉茶叶种植与制作的全过程，对货品质量的优劣有着较强的鉴别力，又熟悉茶叶初级市场的运行规则，还具备富有创意的运营本领。因此，在猴墩茶市的茶叶交易中不会出现重大的失误。其三、猴墩茶市成功的关键还需要一批乡土精英与经济能人，如雷志波、雷志漛等人，他们不仅具有商品意识、商人素质，而且还具有社会公信度，能够主导并掌控整个茶叶初级市场的运行。其四、猴墩茶市具有地理方位的优势与水陆两便的运输条件，在闽东茶市兴起时，他们抢到了先机。其五、猴墩茶市与福州茶叶中心市场（福州茶栈）对接，在产、购、运、销的全过程中，“九都等地茶农—猴墩茶市—福州茶栈”三者构建了稳定的经济网络，他们按照产销规则与商业信用，各行其是，各获其利，他们的经济活动暗合了现代社会资本理论，测量现代社会资本运行的三个指标便是“信任、规范与网络”。所不同的是，猴墩茶市的信任度不仅建立在畲民的族规家范上，以“畲家阵”为主体的畲族茶农的同心协力是更为重要的砝码。民族意识与家族道德融为一体，“民族—家族”的经济伦理精神，虽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却能够独放异彩。其六、猴墩茶市主要经营绿茶，绿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不如红茶，但内销省内外却有绝对优势，因此，不容易受到国际茶叶市场风波的干扰。初级市场的利润空间不如中心市场大，但所承担的风险也相对小，因此，猴墩茶人农商并举，持筹握算，细水长流，家道还是会逐步殷实，其经商之路也能够走得较远。总之，猴墩茶人在留下历史记忆的同时也留下了精神遗产，在当下少数民族地区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⑦“猴墩茶人”给予当代畲家人的历史遗产是畲族商人群体之兴盛，需得天地之利，因地制宜，顺应市场，掌握商机，抱团诚信。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最早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就是与“猴墩茶人”家族有关的茶人后代，福安县甘棠镇北山畲族村的蓝姓年轻人。他在104国道的甘棠沿线，创办了民族茶厂。民族茶厂初办阶段，得到了福建省民委的政策、资金的扶持，并作为闽东畲族地区畲族农民创业的典型，而受到许多部门的关注。后来由于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规律与法则缺乏正确判断，朴素单纯的诚信无法抵御残酷的市场变幻，盲目扩张，产品积压，资金链断裂，几经沉浮，闽东第一个畲族企业最终破产了。经过时间的历练，21世纪的闽东畲族经济能人便成熟得多。他们所从事的茶业，在闽东畲族农业经济中还是占有最大的比重。猴墩畲族村雷姓族人借助当年雷志波的商号，成立蕉城区震昌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事茶叶与茶叶有机肥经销。当下闽东从事与茶业经济上游、中游、下游生产环节相关的畲族茶业公司与畲村茶叶专业合作社共有208家。其中具有较大经济实力与影响力的畲族茶叶企业有5家。茶叶生产仍然是闽东畲族农业经济的主业，从事茶叶种植与经销者，更是不计其数。在我们调查的企业中，畲族企业家都把企业经营的诚信视为生命。正像闽东畲族企业家《宁德市畲族企业诚信经营倡议书》所说的：诚信是“畲族同胞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基本理念，企业作为建设社会信用的重要方面，是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倡导畲族企业提高诚信经营意识，促进畲族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二、“匠师文化”的传承基因
  在我们的调查中，许多畲族企业家对“样式雷”津津乐道。他们认为，闽东畲族企业家所具备的建筑、裁缝等技术水平都得诸“样式雷”的灵气。“样式雷”是清代负责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氏建筑世家，因长期掌管样式房而得名，样式房是指清代宫廷建筑设计的基层单位，是清廷内务府中负责宫室、苑囿、陵墓等修造的工程部。当下，中国世界遗产的建筑设计中有五分之一出自雷氏家族。自始祖雷发达（字明所，江西建昌人）起，家族7代世袭清朝样式房掌案。2007年，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样式雷”祖籍在江西省永修县梅棠镇新庄畲族雷家村。经过调研，江西省民族宗教局将“样式雷”的后人定为畲族。虽然，“样式雷”与闽东畲族企业家未必有必然的关联，但是，我们知道，畲族企业家所具有的“匠师文化”却是一脉相承的。
  在闽东建筑行业中有大量的畲族建筑工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福安市康厝畲族乡与坂中畲族乡的建筑技术工人中畲族村民占有较大比例。康厝畲族乡凤阳畲族村，住着钟姓畲民。该村被称为“百艺村”，村里人所从事的行业几乎覆盖了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该村特别拥有实力雄厚的建筑人才，当年他们成了康厝建筑公司的中坚力量。从图纸设计、施工监理、技术员到最基层的泥木工匠，几乎都有凤洋畲族村村民。早在1966年康厝乡成立建筑修缮队4个核心成员中，凤洋钟姓畲民就占2人；1970年修缮队改为建筑队，共15人，凤洋畲民占2/3;1975年建筑队改为建筑社，畲汉人员各占一半。1980年更名为康厝建筑公司，人员扩充，长潭、金斗洋等畲族村民参与其中，1990年公司在册人员40人，畲汉各占一半，其中泥木工人有70％畲民。2000年在册人员50人，畲族人员占40％。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筑公司是闽东盛极一时的乡镇企业，长期活跃于闽北建阳一带。后来，公司回到家乡承建福安县委、县政府大楼。当时，康厝建筑公司承担福安机关单位1/3建筑项目的建设业务。公司还承建了福安最早的居民商品房安居工程的项目。2011年公司改制，更名闽东康华建筑有限公司，资产2000万，共有10个股东，其中畲族有2人，分别来自凤洋、金斗洋畲族村。原来公司的畲族高层人员中，有一部分人到其他建筑企业就职，如钟建章就任福建环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现在，凤洋畲村每年输出劳动力仍然多达600多人，而且主要从事建筑业技术工作。我们这次调查的畲族企业家中从事建筑业，以及装修与家具行业者。如福建艺达木业有限公司是“规上企业”，其董事长是钟姓畲族。宁德市钦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其董事长是雷姓畲族。福建衡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其董事长是钟姓畲族。他们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家，还兼任宁德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畲族服装、服饰的制作是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技艺，畲族服装、服饰的制作都是由男性技师完成。畲族裁缝师傅大都是半工半农，极个别人是全年外出。他们都是农忙在家务农，农闲时走村制衣。畲族谚语中所谓的“男绣女不绣”，即指整个绣花过程均由男性师傅完成。他们精通女性上衣、裙子的装饰性绣花工艺。制衣师傅的服饰图案设计很少有预设纸样，仅依靠自己长年的技艺积累，随心所欲，即兴完成。绣线的选择以及捻线、叠边、扣绣等都富有民族特色。畲族服装服饰手艺的传承主要是在父子、叔侄之间。传承过程十分严格，不徇私情。据凤洋村传统制衣技师回忆，清代之前凤翔畲族服装服饰制作技艺的传承情况不详。仅知道在民国时期村里出了钟廷如、钟章弟、钟伏进、钟顺松、钟石轩等五位制衣技师。当年他们曾被誉为“制衣五杰”。是闽东畲族“福安装”制作的代表性人物。除了为本村人制衣外，他们长年在外，靠自身手艺赢得各地畲族村民的信任。他们制作的服装服饰覆盖闽东东北部的长溪流域，包括寿宁、周宁、福安、闽东（今蕉城区）等县的畲族村落。在“制衣五杰”中，钟廷如支系传承范围最广，传承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至今已传承了四代，民国时期第一代传人钟廷如，民国时期第二代传人钟祥春，新中国时期第三代传人钟章生，新中国时期第四代传人钟锐金、钟玉其、钟石全、钟伏龙等。第三代健在的钟章生是其中佼佼者，他生于1939年，17岁开始学艺，师从其叔父钟祥春，因勤奋好学，不到3年就出艺。20岁后，他走南闯北，已然成为闻名遐迩的凤翔畲族服装服饰师傅。小至烟袋，大至蚊帐，精巧至衣饰花纹，繁复至女性婚礼服装服饰。“福安装”的所有服装服饰他都能得心应手，他坚守传统，技术精湛、全面。形成了完整的与众不同的制作程序与技巧，并具有完善的制衣技艺传承体系。钟章生目前收4个徒弟。钟伏进的第三代传人钟志金，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民族服装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其有关民族服装的研究性著作“少数民族美术教育系列教材”《民族文化与时尚服装设计》（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教材。⑧宁德市各级政府正深入实地调研，总结畲族裁缝的制作技艺，寻找出色的畲族传统制衣人，并以此申报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畲族企业家创办畲族服装、服饰公司，主要以标准化生产畲族服装、服饰。其市场定向是闽东、浙南、浙西南畲族聚居区。公司除了制作用于畲族妇女出嫁的嫁衣等传统样式外，还出产两种形态成品：其一是舞台表演过程中所穿戴的，面料轻盈且艺术夸张的“舞台装”，其二是色彩明快、图案简约的“职业装”，如民族中小学的校服、民族酒店的制服，以及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等地公务员上班时的工装。在闽东畲族企业家理事会中福安市桂梅畲族服装设计与制作中心的法人代表钟姓畲族；福鼎市金凤畲族服饰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蓝姓畲族。
  三、“创新精神”的市场攻略
  闽东畲族企业家在市场进取过程中，他们有着先天的不足之处，如资本金不足、社会资本欠缺、见识不广、信息不灵、交通不便、文化偏低等，这些都是创业之初的致命点。他们在创业的初始阶段总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在我们调查的企业家中，许多人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他们在外多年，积累智慧、积累资金、积累经验、积累信息、积累资源，同时不仅具备艰苦创业、苦心经营、勇于冒险、敢闯市场的品质，还具备不可或缺、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所谓“创新”（Innovation）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运营模式创新等。从我们的调查中，成功的畲族企业家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以上的创新品格。这种创新，往往是各种创新要素的组合，而创新意识的获取是他们在长期自我实践中的经验总结、见闻启示和灵感妙想等。
  （一）资源配置创新。闽东有着丰富的山水海岛等自然资源，为有着经济敏感力的畲族企业家的创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善于利用独特的自然资源，为我所用，借助自然资源之力创办富有特色的民族企业。如利用福安赛岐港航运水道的便捷与闽东水力发电能源的丰沛，畲族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钟荣善等人在福安赛岐开发区创办了福华轧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钢铁生产、科研、贸易、物流于一体现代化高新企业，凭借天然的地理条件优势，造就了快速配货、发货的物流体系。公司成立于1998年，已发展成为福建省最具竞争力的民营钢铁企业之一。占地面积约300亩，拥有固定资产6亿元，打造了3大生产车间，4条生产线。生产螺纹钢为主导的多品种、多规格钢材，产品畅销于福建、浙江、广东、海南等地，该公司是福安“规上企业”。其妹妹钟荣英为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于2010年11月创办了福安市华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公司也是位于赛岐经济开发区，其金属制品也受到市场青睐。畲族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蓝金花，与丈夫雷廷生在福清市打工10年后回乡创业，他们借助家乡福鼎市太姥山镇（秦屿镇）财堡村地处世界地质公园太姥山风景名胜区山脚下的地理位置，以及温福铁路线穿越全境，太姥山动车站就设在该村的特点，创办了福鼎市太姥绿野山庄休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2300万元，建设宾馆、游泳池的一系列配套设施，接待来太姥山旅游的游客。企业家协会会长钟乃荣，福安市坂中畲族乡大林畲族村人。创办福安市健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于2006年将公司厂房建在自己家乡大林畲族村，投资600万元，占地100亩。工厂吸纳了10余个男女村民。该企业是外向型“规上企业”，产品远销美国、欧洲等汽车配件市场。
  （二）生产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技术创新主要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两种类型。畲族企业家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制造工艺上，他们的产品虽然没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但是产品的制造工艺好，具备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即他们在创新实践中，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过程中是务实的，也是成功的。如福安市健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生产空气滤清器系列产品，其科技含量不高，但是工艺要求很高。公司目前有26项发明专利，其中外观型专利8项，实用型专利18项。其产品在美国占有20％市场份额，曾经高达30％的市场份额。协会常务副会长钟永华，福安市坂中畲族乡白岩下畲族村人，为怡嘉（福建）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于200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电子工程系，曾在上海外资、台资企业上班，又当过福光（香港）电子有限公司驻上海办事处副总。自主创业后，创造了“康尔达”牌按摩器系列产品，有43项发明专利，其中实用型专利30项，外观型专利13项。产品远销秘鲁等南美国家、德国等欧洲国家。
  （三）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延续和深入。产品创新却不限于技术创新，因为新材料、新工艺、现有技术的组合和新应用都可以实现产品创新。产品创新可以增加获利的机会，降低市场风险，形成新的增长点。闽东畲族企业家的产品创新，主要表现在对产品创新信息的获取与利用上。闽东畲族企业家意识到，开发新产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核心竞争力，这样在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公司也可用核心竞争力去创造更多的顾客和市场，实现公司的盈利，从而使企业持续发展。产品创新有利于公司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蓬勃向上的创新氛围，从而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归属感。如闽东常富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畲族蓝慈富于2005年在一家酒店建筑工地上偶然见到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加气砖”，“加气砖”不仅质轻，还具有保温、隔热、隔音、抗震、环保、节能等优点。“加气砖”的最大优势就是原料来源非常广泛，矿渣、粉煤灰和煤矸石等等都是做加气混凝土的原材料。在2007年闽东“616”招商节上，闽东常富建材有限公司以项目投资的“加气砖”，填补了闽东新型建筑材料的空白。创业伊始，蓝慈富任命侄儿蓝文耀为厂长，负责具体的经营管理。年轻人毕业于福州大学电气系，已有多年工作经验。2007年6月，闽东常富建材有限公司破土动工，2008年6月竣工投产。产品随之源源不断进入市场，常富的产品在蕉城区建筑材料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90％以上。闽东万达广场、秦屿核电厂、闽东学院、闽东保障性住房等重点工程选用和采购的都是常富生产的“加气砖”。产品还销往闽东其他县市。如霞浦誉美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畲族蓝清斌在闽南打工10年，一直当服装行业车工。回乡创业之初，主要缝制16岁到60岁的男女各类马甲，因为工艺精湛，材料精到，销路很好，在霞浦全县销售量达10万多件。2007年福建服装业不景气，马甲销路不畅。通过外贸系统，改制布艺收纳箱系列，远销欧美等国。新产品带来了企业的生机，2010年以后每年产值1000多万，目前有工人70多人，其中40％是畲族，在管理阶层中更是70％的畲族人。如福安市健龙汽配有限公司在制造空气滤清器有着广阔欧美市场前景时，又尝试生产新产品，即轿车系列水箱。水箱是易耗品，美国、欧洲一般两年换一个水箱。他们在临近福安社口镇的寿宁县武曲乡办分厂，专门生产轿车系列水箱。经过几年实践，终获成功。为了便于管理，将分厂搬回了坂中畲族乡大林畲族村总部，并购置了设备，进行批量生产，一年有千万元的海外订单。畲族企业家协会会长钟奶荣说：“产品是通过物流配送的，一年花在物流上费用几十万元。去年产值3000多万，是特殊的一年，纯利润10％是有的。新产品有12％～13％利润。产品主要是轿车空气滤清器，这一年里，我们也淘汰一部分旧产品。”
  （四）营销创新。畲族企业家与所有的企业家一样，要直面变幻不定的市场。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是必须树立市场决定一切的经营理念。畲族企业家协会会长钟奶荣说：“市场创新很重要，市场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两个最关键的事。”而新型的市场营销模式的确立是经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出来的。根据企业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制定市场操作规范，完善运营机制，重点围绕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激发营销队伍的创造性来开展科学营销，已然成为畲族企业家的共识。闽东发展稳定、效益良好的畲族企业都有比较得当的营销途径。畲族企业家营销途径有三种：
  1．网络营销。互联网络是一种功能最强大的营销工具，由于网络营销同时兼具渠道、促销、电子交易、互动顾客服务以及市场信息分析与提供的多种功能。引起了闽东畲族企业家的兴趣，他们根据自身实际，开展了互联网营销业务。福安市电子商务首屈一指的畲族企业家是钟永华、吴双金畲族两兄弟，他们主要从事按摩器生产、销售，他们分别是怡嘉（福建）电子有限公司、福安市康尔达电器厂法人代表和福安市乐尔康电子有限公司、福建省掏享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福安市康尔达电器厂成立于2006年，怡嘉（福建）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均使用“康尔达”品牌，原来做地面商务，2010年开始从事电子商务。国内市场总部从福安搬到上海，海外市场总部在广东深圳，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等国家，并有了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年营业额400万美金。工作人员由7人扩大到63人。2013年营业额1.3亿，2014年1.17亿。2013年创税300多万，2014年200多万。福安市乐尔康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2005年，福建省掏享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立于2007年。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保健按摩类电子产品的生产型企业。与客户开展OEM和ODM业务合作。电商国际部设在浙江宁波，国内部设在福安秦溪洋工业区。公司员工40人。年出口额5000万元，总销售额1亿元。
  2．绿色营销。即指企业在充分意识到社会日益提高的环保意识和由此产生的对清洁型无公害产品需要的基础上，发现、创造并选择市场机会。通过一系列理性化的营销手段来满足消费者以及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需要。绿色营销的核心是按照环保与生态原则来选择和确定营销组合的策略，是建立在绿色技术、绿色市场和绿色经济基础上的、对人类的生态给予充分关注的一种经营方式。如霞浦高山野茶业有限公司创立于2005年，是具有民族特色并提倡绿色营销的茶企，是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在福建省优质茶产区柏洋乡洋里村种植生态茶园2000余亩，福鼎白茶种植基地500多亩，建设现代化加工基地10000多平米。公司继承了畲族传统的人工、天然制茶工艺，并结合现代先进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产品通过国家食品质量安全QS认证。公司先后与“中华畲族文化研究与慈善基金会”“福建农林大学茶学院”等单位合作，提高自身的茶叶种植、生产水平，吸收先进的现代茶叶技术，2009年公司对传统红茶、白茶加工工艺进行改造，研发出“畲霞红”、“畲香雪”等红茶、白茶。2012年公司更名为“福建高山野茶业有限公司”，扩建茶园面积4000余亩，大幅提高茶叶产能。在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开设加盟店，在保证茶叶质量的前提下，扩大经营范围。2013年，“畲霞红”和“畲香雪”获得福建省农业厅颁布的“优质茶”称号。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闽东地委书记的习近平高度重视畲族地区科技骨干与经济能人的培养。他说，“要引导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摆脱封闭、单一的自然经济状态，向商品经济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今后扶贫资金要重点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扶持他们兴办乡、村两级经济实体，增强民族地区经济的‘造血功能’。要提倡科技扶贫，抓好实用技术培训工作，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和能人，让畲族群众掌握一些实用技术。”⑨
  120个闽东畲族企业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占75％，大专以上的仅占6.67％。女性占7.5％。70后出生的占74.16％。他们大多出身于畲族乡村。许多人有着5～10年的外出打工经历。他们眼光独特，敢于冒险，努力改变原有的面貌，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博弈中，抓住机遇，务实创新，吃苦耐劳，坚忍不拔，逐渐摆脱昔日个体户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方式，滚动发展，不断扩大企业规模，逐步建立现代化经营模式，展示着无限的活力和能量。这些畲族企业家的出现是新世纪畲族经济发展史中的新事物、新动向。
  闽东畲族企业家的涌现，有着特定的政策背景与经济背景。《福建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的颁布，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若干优惠政策的实施，闽东电机电器行业、按摩器行业的崛起，包括功夫茶、绿茶、白茶等茶业的发展等等，都为畲族企业家的创业提供了契机。他们在自我择业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寻找适合自己的商机。他们也依靠自身的正能量开展了电子商务、建立外向型企业，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同时，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仍然大量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等开发，推广绿色、生态、高优的农业产品。畲族乡村大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存在为畲族企业家的转化埋下了伏笔，而且，有一些专业合作社的核心成员已经具备了企业家的潜质。实践证明，闽东畲族企业家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民族工作中，当我们在讨论对民族乡村的经济投入，变“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时，闽东畲族企业家已自觉与不自觉地践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探索出一条民族发展的新路。他们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吸纳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由于畲族企业家自身的劣势，如文化程度低、信息渠道闭塞、资金来源匮乏等制约因素，他们的创业之路较之一般人，更为艰难。因此，我们更应该关心他们，理解他们，扶持他们，为他们的创业铺平道路。闽东畲族企业是我省少数民族经济体系的命运共同体，是宣传和展示“海西”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窗口，闽东畲族企业家理应得到重视与关怀。希望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畅通融资渠道，确保闽东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为少数民族企业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让他们得到更大、更好、更顺利的发展。
  福建省民族宗教研究所
  发展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思考
  ◎刘培芝
  提要文化创意产业是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天赋等，借助现代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意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是建立在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基础上的创意产品开发。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创意产业发展走过了从起步到缓慢发展的过程，但还存在创意企业少、规模小、人才匮乏、融资难和发展环境需要改善等问题。要通过政策支持、政府推进，整合资源、培育龙头，建立基地、培养人才，加大投入、扩大融资，引进企业、加强合作等措施，充分发挥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在凸现特色、先行先试、有为有位、红杏出墙上做文章，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关键词 民族文化 创意产业 研究思考
  福建省是少数民族散杂居省份，55个少数民族成分俱全，少数民族人口79.68万，占全省总人口的2.16％。畲族是福建的主体少数民族，占全国的51.58％，主要分布在宁德和福州、龙岩、漳州等地；福建是回族的发祥地之一，有回族人口11.6万人，主要聚居在泉州的晋江、惠安一带；福建还是大陆高山族人口较多的省份，占大陆高山族人口的10％左右。福建省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工作，省委、省政府把民族文化事业作为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2010年5月17日，省政府出台《关于贯彻国务院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实施意见》（闽政〔2010〕14号），对加强民族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抢救保护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等做出明确规定，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现仅就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作一研究与思考。
  一、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天赋等，借助现代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意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包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智能产权三项内容。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推崇创新，强调个人的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如主体少数民族畲族，就有语言、山歌、服饰、手工艺品、民俗、图腾崇拜和家族崇拜、史诗、传统节日、武术和传统体育、医药、姓氏文化、族谱和巫术文化等等，都是畲族文化的结晶。全省列入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就有8项，省级项目20项；少数民族国家级传承人有3名，省级传承人有24名。建立在少数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非常美好的前景。
  福建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步比较晚，文化创意企业少、经济总量小、专业人才缺乏、品牌价值尚待提高，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需要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与发展路径。当下实施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建构与发展，是一个牵涉面广、难度大、运作过程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人们的聪明才智与不懈努力。福建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民族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增长要素，有意识地加快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和发展，势必推动福建省民族经济的加快发展。因此，关注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拓展其发展空间，探索其科学、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之路，对于促进福建省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全面进步，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做法和经验
  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体现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是建立在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基础上的创意产品开发。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创意产业发展走过了从起步到缓慢发展的过程，初步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创意产品和创意产业门类。
  （一）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发展。
  早在2010年5月，福建省政府就做出《关于贯彻国务院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实施意见》（闽政〔2010〕14号），要求“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之乡建设，命名并重点扶持一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特色文化之乡。积极开辟少数民族旅游线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合理开发利用，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着力打造融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为一体的文化产业和旅游品牌，促使少数民族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2015年6月，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15〕8号），要求“实施‘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工程’，推进文化精品项目建设，支持少数民族传统非遗文化建设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这两个文件虽然没有强调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但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要求。为促进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发展，国家民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将宁德市“盈盛号”金银饰品有限公司和福安市“珍华堂”工艺品有限公司列为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各级政府为支持民族文化企业发展，也都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发展。如福安市在市区划拨土地用于建设“珍华堂”银器加工、展示、销售、研发基地。各级鼓励和支持文化创意人才、骨干加入各级民间艺术协会等社团组织，促进交流，提高民族民间文化创意产品的档次和品位，为民族民间文化创意从业人员提供技术服务。福建省还把实施少数民族文化“双十一”繁荣发展工程作为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抓手，即实施11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和实施11项少数民族文化精品项目。通过突出民族元素、民族特色，保护传承和弘扬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二）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品推介。
  福建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异彩纷呈、风格独特，但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为了向更多的人展示其风采，各级政府采取了相关措施，为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品打开宣传窗口、搭建展示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各级政府还积极鼓励、资助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和人才参加各级各类博览会、交易会。2012年6月至7月，国家民委、文化部、广电总局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举办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福建省组织创作了一台反映福建畲族、回族、高山族题材的歌舞《山歌海魂凤凰情》，作为进京节目参加全国会演，获得首都观众的广泛好评。1998年以来，福安市政府每年投入100多万元资助创意人才和中小民间手工艺创意企业参加全国各地举办的贸易洽谈会、博览会，开展对外交流，提高文化创意企业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在这种情势下，福安“珍华堂”展露了自身的风貌与实力，在各类博览会、交易会屡屡获奖。作品《鼎盛中华》、《金龙戏珠》、《龙腾五洲》、《畲·凤凰银饰》、《金陵十二钗》、《天龙献瑞》等，分别荣获第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工艺银奖、第三届中国国际民博会暨第二届中华（天津）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获金奖、福建省第二届民间艺术珍品展金奖、第三届中国（莆田）海峡工艺品博览会优秀作品评比银奖、福建省第五届工艺美术精品“争艳杯”大赛金奖和第十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特别金奖及金奖。“珍华堂”作品还荣获中国旅游博览会最佳商品奖；《畲·凤凰银饰》参加在台湾台中举行的“福建文化宝岛行、非物质文化精品展”受到省领导以及台湾有关人士的高度赞赏。宁德“盈盛号”作品《银翼善冠》、《醉里看花》、《銮花双龙耳瓶》和《八宝银盘》等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特别金奖、中国非遗传统技艺大展金奖、中国海峡工艺博览会优秀作品金奖等国家级奖项。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多次出访新加坡、澳门、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展演，赴广州、昆明、北京、上海参加“广东欢乐节”、“中国第三届艺术节”、“北京金秋民族婚俗展演”、“全国56个民族音乐舞蹈展演”和中央电视台春节歌舞晚会展播及全国首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均获好评。
  （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人才。
  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人才，最早的基础就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艺人。早在1985年，福建省福辉金银首饰有限公司为扶持闽东民间工艺行业，帮助民族民间手工艺从业人员尽快成才，赴闽东挑选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有美学基础的艺人进行短期培训，林仕元等两名民间艺人入选并接受香港专家传艺。林仕元将学到的新技术融入传统工艺，使银饰产品色泽和造型艺术都有了很大提高。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畲族民间手工艺由于是独门绝技、口传身授，往往随着民间艺人的离世而消亡，面临人才缺乏和断层；还由于现代物质生活的改变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一些畲族民间手工艺渐渐萎缩甚至消亡。为使少数民族民间手工艺不断艺不断档，福建省各级各相关部门从政治上、工作上关心民间艺人，对优秀的民间艺人予以表彰，并授予荣誉称号，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如2002年起，福安“珍华堂”林仕元先后被授予“民间艺术家”、“中国十佳民间艺人”、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07年6月以来，福安市委、市政府将林仕元等一批民间艺人列入福安市拔尖人才，享受政府津贴。为培养人才，福安市从2008年开始，政府斥资100多万元依托福安市职业技术学校开设银雕艺术专业班，面向宁德市招生。该专业班学生入学后所有费用由福安市政府和学校共同承担。2009年9月，福安“珍华堂”成立福建省“畲族银器技术研究所”，致力搜集整理闽东畲族传统银饰资料，将民族民间手工艺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现代艺术相结合，创作新题材，开发新品种、新款式。
  （四）营造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氛围。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09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2年），均把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为国家战略。福建省为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福建省民宗厅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如举办四届全省“三月三”畲族文化节，扩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政策和资金上支持宁德市畲族歌舞团的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让歌舞团参加全国各种创意文化、体育比赛，既为福建省争得了荣誉，也提高了歌舞团的创作水平。各级政府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将文化创意人才作为艺术家对待，推动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为元素的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并有效地传递文化符号。人们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某个民族历史和现实文化记忆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表述和体现，从而达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目的，也使拥有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福安“珍华堂”、宁德“盈盛号”分别被文化部和省文化厅授予国家和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盈盛号”、“珍华堂”品牌分别被评为福建省著名商标，“珍华堂”还被评为“福建老字号”，福建省版权保护重点企业、福建省重点创意企业等称号。现在，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三、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少。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其他辅助服务等类别。按照这样的分类，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非常少，屈指可数，发展比较好的是文艺创作、民族工艺品创作、畲族服饰制作等企业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如宁德市畲族歌舞团、福安“珍华堂”、宁德“盈盛号”金银饰品和宁德兰歌服饰企业等。
  （二）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规模小。
  现有的企业普遍规模不大，企业经营收入普遍不高，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缺乏龙头带动。如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于1988年，是国内唯一以畲族命名的民族歌舞艺术表演团体，核定编制65人，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由于人才缺乏、经费不足，艺术创新难，市场竞争能力不够强；宁德“盈盛号”有设计和加工专业技师和员工70余人，产品融闽东传统的银饰工艺与畲族服饰文化元素于一体，研发十多个系列，设计上千品种，产品兼具时尚性与民族性，年产值突破亿元，已成为闽东银饰品加工初具规模的企业，但企业规模仍然偏小。畲族服饰创意制作企业大都存在规模小的问题。
  （三）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人才匮乏。
  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人才瓶颈问题较为突出，从事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少，从事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少数民族人才更少，更缺乏少数民族文化创意的高端人才。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当前知识产权保护还比较欠缺，创意人才的流动往往会导致产品的复制，进而伤害创新市场并带来恶性竞争。由于人才匮乏，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创新能力较弱。
  （四）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难。
  企业融资难、运营成本较高是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的突出问题。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殊性，大多是中小民营企业，且固定资产较少，担保困难，投入周期长回报缓慢，因此融资渠道比较狭窄。面临资金投入不足。如宁德“盈盛号”近几年发展较快，资金需要量大，但常常面临资金不足问题，影响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尚需改善。
  虽然福建省有的设区市，如福州市出台了《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但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形成，法规不健全，相关支持政策不够细化、明晰，缺乏操作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比较好的福州市，资源整合与优化还不够、区域分布不够科学，优势、特点不够明显，存在低水平重复和同质发展的现象。这是大的环境。从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来看，这种发展的意识、观念还缺失，尚未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促进发展的投融资、税收政策环境、资金环境和行业协会都还不够完善。
  四、发展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策建议
  文化创意产业是自主创造和技术含量高的一个门类，也是投资回报最好的行业之一。当前，文化产品已经成为与日俱增的消费热点，文化产业方面的投资热将会长期存在。在创新驱动和“互联网＋”的背景下，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已贯穿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呈现多向交互融合态势，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科技、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抓住机遇，深入贯彻省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在凸现特色、先行先试、有为有位、红杏出墙上做文章，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一）政策支持，政府推进。
  政策是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加大力度落实国务院2014年《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统筹协调相关规划和政策，在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促进功能。要创新政府支持方式，制定出台文创产业的财政投入政策、税收政策、投融资政策及人才开发专项政策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证。要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及相关知识的介绍，进一步强化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激励机制，营造氛围，鼓励有志人才投身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并取得创业创新成功。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将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更多、更新的领域，并引发新消费从而重塑产业链。要制定政策，促进“互联网＋”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融合，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建议由政府牵头，委托科研单位，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手机功能，开发畲语学习交流软件，促进濒危语言畲语的保护和学习传承。要积极帮助和指导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制定文化创意产品标准，组织专家对文化创意产品的企业标准进行审定，有关部门给予备案，使之成为该文化创意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的准则和依据。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保障，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营造有利的法制环境。要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创新，着力实施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工程，扶持创作更多少数民族文化创意精品，奖励和表彰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作品及有突出贡献的文化人才，提升文化创意企业竞争力。建议在全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宁德市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把畲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作为一个重点项目来支持，赋予优惠政策，采取特殊措施，推动快速发展，把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成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优势，并成为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二）整合资源，培育龙头。
  福建省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是开发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源泉。要整合文化资源，培育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优势企业、优势品牌。优势企业和文化名牌是抢占国内外市场竞争制高点的主要武器，具有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要以现有的文化创意企业为龙头，以资本为纽带，加强创意产业行业之间、行业与区域间的合作与联动，提高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拓展文化创意产业链，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聚集的溢出效应。要通过设立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闽东畲族民间工艺品步行街、申报“中国畲族银器之乡”等措施，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是福建传统文化中最为活跃的因子之一，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只要稍加留意并加以提炼就能找到创造价值的源泉。一个美丽的故事、一首动人的歌、甚至一件独具匠心的手工艺品，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要借助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拓宽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行销，探索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产业化之路。要发挥现有宁德市畲族歌舞团、福安“珍华堂”和宁德“盈盛号”等文化创意企业的作用，做大做强，培育龙头企业，带动相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如“珍华堂”“盈盛号”都是畲族金银饰品企业，要通过培育，赋予创意，发挥品牌效应，提高市场化程度，带动相关民族民间手工艺品提高附加值。
  （三）建立基地，培养人才。
  文化创意产业依托的最根本资源就是人才，尤其是高端创意人才。人才是制约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要实施人才战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要扶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工作，确保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有人；另一方面，要培养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人才。要制定人才激励的政策措施，大力培养和加快引进文化创意人才，建立文化创意产业专门人才数据库，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管理与专业人才培训基地。要发挥福安“珍华堂”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林仕元和宁德“盈盛号”林陵祥大师工作室的作用，培养更多高层次的银雕创意人才。要依托高校，成立社团，加强与创意企业、专业培训机构的合作，培养人才，促进产、学、研一体化。要加强对现有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特别是管理人才、营运人才的培养，让更多的管理者弄懂并掌握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发展规律、营运本领。要经常举办文化创意产业高端论坛等文化交流活动，为创意人才提供互动平台，营造良好氛围。可以不定期地举办各类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展览或竞赛，选送优秀作品和优秀人才到全国各地进行交流，拓宽选拔高素质、高技能人才通道。要对优秀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人才和有突出贡献的文化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以进一步激发他们创作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加大投入，扩大融资。
  资金是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的“血液”，是促进文化创意企业做大做强的助推器。要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资金，创造多元化、高效率、低成本的投融资环境和良性资金支持，以解决企业面临的资金困难。要积极探索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方式，创新产业融资手段。要进一步通过文化创意企业并购贷款、文化创意产业集合信贷产品等金融创新手段，不断拓宽文化创意企业的融资渠道，共同营造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的政策环境，探索适应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融资机制，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在融资等方面享受优惠待遇。要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形式多样的民间投资市场，吸引国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激励银行积极向少数民族中小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融资，鼓励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建立中小文化创意企业信用评级和信用记录制度，多渠道筹集信用担保资金。
  （五）引进企业，加强合作。
  台湾比大陆更早注意到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早在2000年就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想，并列入“挑战2008：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的子计划，2010年又颁布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产值从2002年的4352.6亿元（新台币，下同），增至2010年的6615.9亿元，占台湾GDP的4.9％；2013年突破万亿，创造了4.3万个就业岗位。要发挥闽台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优势，努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对台对外合作。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合作，要通过引进企业，培养本地人才。要注重凸显福建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元素，将传统产业注入文化特色与创意设计，提高产品附加值。闽台合作要明确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重点，体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格局；要倡导以创意项目孵化为亮点，以“科学＋艺术”、“创意＋时尚”为特色，大力发展闽台文化创意社区；要推动文化创意与旅游观光结合，设计产业、美食产业与创意经济结合，发展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创意旅游集聚区。要利用台湾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在少数民族中开展“公民美学”运动，共同培育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人才，开发文化创意商品，特别是少数民族故事商品、文化创意观光商品，将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
  增权理论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的应用研究
  ——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为例
  ◎伊漪
  提要 生态资源在少数民族村寨扶贫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制度不均衡等原因，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总是缺乏对资源的控制权力和利益的主张能力。通过增权理论的内涵和实践分析，认为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众多的扶贫对象无法享有自身的发展权利，导致“失权”或“无权”的现象普遍发生，所以，必须改变精准扶贫策略，既“扶贫”又“扶智”和“扶志”，采用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和策略，保障弱势群体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各项权益，促进他们在个体、人际、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全面“增权”，才能真正破解扶贫的关键，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目标。
  关键词：增权理论；民族村寨；生态文化资源；扶贫开发；赤溪村
  引言
  少数民族村寨生态资源因其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方面的独特性、稀缺性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日益引起相关论者的重视。从国内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民族村寨生态文化资源对民族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开发条件、存在问题及其发展对策等进行研究，目标大都停留在“经济扶贫”式的外因探讨、开发模式和对策措施等方面，而极少关注村寨民众个体意识的发展、民族文化振作、自我效能的提升等“扶志”方面的理论探究。而在民族生态文化资源扶贫开发过程的角色参与中，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制度不均衡等原因，处于社会底层或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总是缺乏对资源的控制权力和利益的主张能力。也就是说，对于民族村寨大部分群众来说，他们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的“资源与能力双重缺乏”状态，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再分配，“走增权的途径”①。当前，民族村寨已进入精准扶贫攻坚阶段，如何利用生态文化资源开发契机，找寻“扶贫先扶人，扶志再扶智”的有效途径，已成为破解扶贫的关键。文章借用增权理论，通过“中国扶贫第一村”闽东赤溪村扶贫工作的实证研究，为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如何提高效能提供理论借鉴。
  一、增权的内涵及应用
  “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最早由所罗门（Solomo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最早用于对黑人少数民族研究，随后被推广到弱势群体研究中，现在该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一般来说，“增权”意指赋予或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力，也被称为权能激发、赋权、充权、增能等。它可以发生在个人、人际和社区等介入层面，由群体意识的发展、自责的减少、个人对改变负有责任的假设、自我效能的提升等过程构成。②增权的假设前提是，个人或群体拥有的权力是变化和发展的，无权或失权的地位可通过努力加以改变。所以，引导个人、家庭、社区积极参与决策并控制有效资源，通过自觉行为改变自身的弱势处境，提升自我的权能，才能使社会权力结构更趋公正。
  增权蕴含三个层次：（1）个体层面的增权，即个体实现控制自我的生存能力及对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2）人际层面的增权，即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意味着权益的增加需建立在多方的共同参与下，才能提升案主的自我控制力和社会影响力，最终达到生存发展状况的真正改善；（3）政治层次的增权，即社会参与层次的增权目标指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争取到与健康社会和进步文化相匹配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待遇。
  在西方，增权理论也被用于农村服务与管理过程中。如今，民族乡村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民众的“失权”和“无权”现象已十分普遍，为提高现阶段扶贫工作的效能，将增权理论运用于民族村寨生态资源开发实践，必将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基于“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案例实证
  （一）案例点概况
  福建省宁德市（俗称闽东）所辖9县（市、区）均为老区重点县，也是全国畲族主要聚居地，畲族人口19.2万，占全国畲族人口26.6％，占全省51.7％。由于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和地理因素等诸多原因，直至现在，闽东仍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现有国家级贫困县4个，省级贫困县6个，分别占全省的50％和26.1％，贫困程度位列全省乃至华东地区之最。
  “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是闽东福鼎市磻溪镇下辖的一个畲族行政村，位于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太姥山西南麓，辖14个自然村，408户1806人，其中畲族村民802人。由于1984年6月2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封反映赤溪下山溪畲族自然村贫困状况的来信和《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引发全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赤溪村由此被冠以“中国扶贫第一村”称号。2011年，赤溪村被福建省委、省政府确定为省级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重点村，由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开展挂钩帮扶工作，2012年赤溪村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村，2014年被确定为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省级“点线面”综合整治村、福鼎市新农村建设重点村等。随着一系列政策机遇的叠加，该村主打“生态牌”，以生态资源开发扶贫为主要模式，生态资源开发力度逐年加大，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且贡献率在90％以上。2014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11674元，比2009年的3200元翻了近两番，其中802名畲族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400元增加至10700元。
  （二）案例点畲民增权效应感知调查分析
  笔者于2015年7月份带领调查队深入赤溪村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在该村寨发放调查问卷180份，收回有效问卷168份，有效率超过93％。问卷共20个题项，分别从心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维度各设置5个关系因子，主要针对畲族村民参与生态资源扶贫开发过程中在这四个方面的权力感知情况进行调查，经均值和标准差等数值的统计，并借鉴李克特量表评分标准综合判定结果如下：
  首先是心理维度的感知：5个因子的均值高，标准差较小，表明受试对象对生态资源扶贫开发过程中对各方面的心理维度感知较为趋同，无大差别，且感知度高。意味着畲民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方面增权明显，扶贫开发促进了他们心理状态的改善，增强了大部分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
  其次是经济维度的感知：5个因子的均值略低于心理维度的均值，表明感知度不是很高；标准差约等于1，说明畲民们在经济维度的感知差异较大，民众参与经济的机会不够均等，但大体属于积极影响。
  再次是社会维度的感知：5个因子的均值中等，说明畲民对社会的认可度居中，处在部分反对范围；标准差较大，表示他们在社会维度上的感知差异较大。大致缘由归因于开发过程中强势主体对弱势畲族群体的利益侵占，畲民之间或畲汉民众之间、畲民与政府或对接单位等的矛盾而产生的不信任感或排斥感，滋生了开发过程中新的不和谐因素以及畲民被局部“去权”等社会效应。
  最后是政治维度的感知：5个因子的均值最低而标准差却最大，属于大体反对范围，表明在经济增权状态的畲民们已经意识到自身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过程中缺乏决策权和充分的参与权，对决策情况不满，对自身的被边缘化、失语化感知强烈。
  （三）来自案例点的个案实证
  个案1：特色村寨建设采用自上而下方式，未充分考虑贫困者的需求。为进一步促进当地资源有序开发，实现畲汉两族群众共同发展，在政府主导下对赤溪村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浓厚的畲族文化、红色革命历史、独特扶贫历程等优势资源深入挖掘，对全村306栋房屋立面装修及仿古雨篷、观音兜墙进行改造，以畲族图腾崇拜的文化元素建设农民公园，并完成山水木屋、石墙石阶、篱笆古树等维修维护工程建设，初步展现了闽东畲族美丽特色村寨的整体风貌。同时相关部门还委托杭州清华旅游规划设计院编制《赤溪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划》、《赤溪村特色旅游村景观改造方案设计》。显然，由于政府扶贫带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认为这一系列工程建设是为民谋利，无可厚非，难免会忽视某些扶贫对象的需求和愿望，造成一些村民个体主动权的丧失，或因“失权”而产生抵触心理。再者，为实现“三整治、三提升”目标，在突出“房前屋后菜地化、田间资源是公园”两个特色和完成停车场和特色农贸市场建设、“两违”“两乱”综合治理、环村路堤绿慢道修建等过程中，难免侵犯了部分扶贫对象的权益，如私人土地被挪用、整治结果不公等，消解了扶贫绩效。可见，只有充分了解和尊重扶贫对象，才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积极参与到各项扶贫事务中来。
  个案2：生态经济产业扶贫开发偏重于发展生态旅游业和特色农业，部分畲民的生态权、决策权等被忽视。随着“太姥山万博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福鼎征途户外运动有限公司”等旅游企业介入开发九鲤溪景区，200多户群众参与到旅游经营中，带动了山地农业、农家体验、餐馆住宿、旅游产品、劳务服务等的发展，景区现有农家乐18家、小超市28家、住宿床位335个。此外，积极开展“雨露计划”培训，以“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名优果蔬500多亩、珍贵苗木100多亩，油茶900多亩、淡水养殖示范基地100多亩，在服务旅游项目和花卉种植的同时，通过流转600多亩水田，村民每年每亩收取土地流转费500元左右。这一系列经济作为确实在客观上快速推进了村寨的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和山地农业综合开发，但在发展的背后，萌生了诸多“去权”和“失权”问题。因为村寨的房屋等有形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无形资源在旅游开发中被转变成一项资产，但这些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并被投资商或入股者利用强势地位所攫取，村寨居民无法充分保障个体的生态权和决策权。据实地调查和访谈，旅游开发公司与村寨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是村寨居民反应强烈的问题之一，85％的村寨居民对旅游开发公司的利益分配方案不满意，无法参与相关事宜和重大决策。至于土地流转收益方面，随着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的兴起，现有的土地补偿额不能反映实际产出价值，排除了被征地村民参与土地增值分配的权利，隐在地侵害了本属于他们的那部分收益权。
  个案3：民族特色资源扶贫开发重经济轻文化，畲民的发展权和文化继承权等被人为地变异。畲族风情是赤溪村生态文化的“闪光点”，蕴藏着巨大的人文与经济价值，但赤溪村当前对畲族生态文化的挖掘还不够，畲族山歌、舞蹈、服饰文化、畲药开发等传承不力，几近消亡，畲族文化资源扶贫开发尚未起步，更不用说打造一个畲族形象鲜明的核心品牌。目前，畲族村民虽然大多通过造福工程搬迁至中心村，并在能力和技巧方面给予“扶贫”，但由于未能在宏观上营造民族文化氛围，广大畲民对自身文化重塑意识淡薄，即使在民族节庆或大型活动期间偶尔开展民俗活动，也往往注重彰显经济元素，过多地引入非畲族民俗文化内容，使村寨的畲族文化产生了许多异化现象，脱离或部分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和功能。这种过分注重“经济扶贫”而忽视“文化扶贫”的后果必将使畲族群众的发展权和传统文化继承权丧失或畸形，根本难以唤起畲民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力，使他们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积极参与“民俗文化再生产”，更难以丰富和发展民族的文化生态。
  （四）小结
  可见，该村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以村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和能力的提升为主要目标，忽视了家庭、社区的经济贫困背后隐藏的个人动力不足、机会剥夺、权利丧失、文化不振作等因素。其实权力不足比经济、能力不足更可怕，所以，笔者认为，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表现为“各种经济要素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的贫困，当然还包括与社会权利相关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的贫困”③。所以，当前民族村寨扶贫工作的治本之道应着眼于引导民众如何走向增权的途径，其中文化、社会和政治维度的增权成了今后民族乡村扶贫开发工作“重中之重”的关键。
  三、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增权理论的应用
  民族村寨的贫困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贫困和能力贫困方面，还表现在社会事务参与权、决策权、生态权和文化权等方面的贫困，即社会权利贫困。经济贫困只是社会权利贫困的外在表现，社会权利贫困才是内在根源，民众在社会事务中一旦“失权”，很可能会影响到社会和谐、创新创业等重大社会问题以及新时期精准扶贫的成效。一般而言，实现增权的途径有个体主动模式与外力推动模式两种，前者重在发挥个体增权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后者重在通过外力推动和保障实现或激活弱势群体，并“通过客体与主体互动的不断循环和建构消除负向的自我效能感，以达到持续增权的目的”④。具体地说，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完善教育培训制度，从知识到技能促进村民增权
  当下，民族村寨居民在资源开发中经常导致“失权”或“无权”，很大原因在于他们普遍缺乏扶贫开发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且许多培训缺乏针对性，不适合当地村民的需要，广大畲民教育培训现状甚是堪忧。以赤溪村为例，畲民们文化程度低，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5.39年，从事的职业以农业为主，专业技术人员极少，且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12.5％，绝大多数劳动力只属于体力劳动型，缺乏现代劳动技能（如表1）。随着民族村寨扶贫工作的深入，由于村寨居民缺乏相应的技术，生态资源开发需要更多富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许多村民在技术含量高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特色经济等行业失去了发展机会。此外，在村寨改造、环境治理、园区建设、新产品开发等一系列扶贫项目建设中，村民也常因缺乏知识技能而陷入无权的不利境况。因此，完善村寨教育培训制度成了村民增权的最佳途径，但不同民族村落的居民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应根据村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形式和内容，对不同人群设计相适宜的教育与培训方略。至于年轻人，要鼓励他们参加学历教育或借助新媒体接受远程教育，使自身增长知识提高技能，并协助其他村民摆脱“知识贫困”，通过“扶智”促进村民“人人”增权。
  以上数据源于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二）改进精准帮扶策略，从补助到对接实现个体增权
  在扶贫中，要增加村民从事开发各种资源的权益，做到资源开发要精确地落实到具体的“每一户、每一人”，这是民族村寨生态资源开发和精准扶贫的关键。具体的帮扶策略可概括为“五个到户到人”，即“基础设施”、“产业扶持”、“生态规划”、“生态移民”、“结对帮扶”五个方面的“到户到人”，这样，才能真正把资源优势和扶贫政策的增权效应释放出来。如赤溪村通过进村入户，分析掌握致贫原因，逐户落实帮扶责任人、帮扶项目和帮扶资金，遵循“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的原则，分流相应人群择业就业，努力改变“表1”中所示的不利现状，让所有村民充分享有生态资源、共同脱贫致富的权利。具体做法是：一是通过对赤溪408户（小康户137户、一般户204户、相对低收入67户）1806人村民进行精准调查、建档立卡、找准低收入人群，通过推荐就业、提供资源开发资金和途径等方式进行扶贫，保障低收入者权益，实现个体增权；二是“一户一策一干部”无缝对接，按照“六个到村到户”精准帮扶要求，结合党的群众路线和基层组织服务工作实践，通过入户走访、实地调研、分析致贫原因，找准帮扶突破口，在目前已落实的3个部门、19名单位干部结对帮扶67户中的33户（128人）贫困户（其中汉族16户，少数民族17户）的基础上，拓展对接渠道，落实帮扶策略、帮扶单位及责任人，将对接帮扶与促进个体增权紧密联系。
  同时，发挥外力推动模式的优点，践行专项补助资金直补到户、技能培训补助资金直补到人、创业培训补助资金直补到家庭、村寨旅游发展项目资金补助直发给扶贫对象等政策，从国家扶贫政策和村情、户情出发，帮助贫困户落实有关生态资源开发的责任制，即受到帮扶补助的个体均应积极主动承担开发生态资源的权利和义务，做到“政府有补助，民众誓脱贫”。
  （三）加强组建合作团队，从个人到小组走向联合增权
  目前，各地民族乡村基本都成立了农村合作社或相关组织，许多民营企业也借机参与畲村合作社组织，组织形式主要是“公司＋农户”或“企业＋农户”的二元组合模式，以及“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市场＋农户”、“企业＋村企＋农户”等三元组合模式。由于有了团队性合作组织，个体农户之间建立了能力和技能互补机制，在小组或合作组织共同绩效目标的框架下做出彼此的承诺和担当，小组成员充分调动自身积极性，共同努力在民族村生态资源开发和产业化扶贫工作中增加个人和小组的权益，并在彼此联合互补中维持共同的远景目标，发挥团队的技术资源互补优势，走联合发展之路。这样，由于合作性组织在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往往凭借集体优势，能够在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赢得更多的权益，而且通过彼此的信任和相互尊重，每个成员也更能充分分享自己的专长和技能，更能发挥个体的智力和技术资源优势，并通过成员间的合力作用，实现最大化的联合性增权。
  如：赤溪村2010年村民人均收入仅有3980元，2013年成立“鼎昱专业合作社”和“耕乐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合作性组织后，300多村民自由组建畲村生态资源开发合作小组，各生产小组分别联合开发竹艺、木艺加工或种植猕猴桃、槟榔芋、油茶、珍贵苗木、茶叶、香鱼、笋干等生态产品，依托溪鱼养殖、蝴蝶坪、生态农庄、峡谷旅游探险等生态项目，以“专业合作社＋基地＋个体农户”模式发展特色生态产业，2014年底，“赤溪村的人均收入达到11674元，较之1984年的166元增加了70多倍”⑤。此外，由于赤溪村民在发展合作性组织中按照自身能力特点自觉走向新的联合，依靠小组力量及其提供的社会性支持网络，积极维护和享受自身权益，增强扶贫开发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并通过精英人群的引领，联系外界各种合作资源形成有效的合作系统，培养了更多的小组骨干，让小组中的各方通过联合互动在心理、经济、社会、政治等维度逐步增权。
  （四）权衡内外利益主体，从合约到机制保障群体增权
  随着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全面展开，以村寨居民、政府、开发商或企业为主的各方利益主体的矛盾也在深入。主要表现为：民族村寨的村民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往往受到强势利益主体的支配，再加上村落内部所谓“经济能人”常常占据了有利的优先地位，龙头企业等备受政府扶持，不平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导致大部分普通村民缺乏相应的权利保障，直接影响了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成效和进展。“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权力是实现利益的能力”⑥，依据制度经济学派的这一观点，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必须“想方设法地改善农民的参与、表达意识，优化当地农民的社会资源结构，为当地农民群体的增权尽心尽力”⑦，即在扶贫开发中应从合约到机制保障群体增权，才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所以，当前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保障，即“赋予弱势群体参与发展、摆脱贫困的权利、机会和能力，加强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机制建设”③，以合约、规章、制度等形式合理权衡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责任担当，特别是要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各方面的权益，提高弱势群体参与扶贫开发的机会和权利，做到利益表达、分配机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充分保证弱势群体对民族村寨生态资源开发、扶贫工作、利益分配等事项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不断扩大民族村寨居民积极有序地参与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程度和范围。弱势群体利益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协调和维护机制、激励和实现机制等，而要想真正构建一个完整的弱势群体利益保障机制其实相当复杂，需要政府等各方利益主体建立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赋予民族村寨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权利，以促进人们在民族村寨的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享有真正平等的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他们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障碍，让每一位“主体”都能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民族发展的各项事业中来，通过集体增权的巨大合力，共同致力于创建“生态美、百姓富”的美丽特色村寨，才能实现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最终目标。
  （五）结论
  总之，由于民族村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众多的扶贫对象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无法享有自身的发展权利，导致“失权”或“无权”的现象普遍发生，必须改变精准扶贫策略，既“扶贫”又“扶智”和“扶志”，采用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和策略，保障弱势群体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各项权益，促进他们在个体、人际、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全面“增权”，才能真正破解扶贫的关键，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目标。
  宁德师范学院畲族文化研究中心
  闽东畲族村民媒体使用情况调查
  ◎陈赞琴
  提要 21世纪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本文对福建省宁德市畲族村民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探讨新时期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与畲族文化传播之间产生的新问题。
  关键词 闽东 畲族 媒体 调查
  2010年7月15日，CNNIC发布了《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而手机网民较传统互联网网民增幅更大，达2.77亿，成为拉动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动力，移动互联网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①
  互联网的风声水起对各种文化都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少数民族也不例外。
  学术界对畲族的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初。改革开放后，一批学术专著、论文对畲族的族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及畲民识别、畲族社会历史、畲族传统文化等领域深入研究，成绩斐然。然而，研究者主要是从人类学、民族学、语言、音乐等方向对畲族进行研究，在畲族文化传播与媒体关系研究不太关注，特别是网络媒体与畲族文化传播之间的研究几乎空白。而媒体的不断发展对畲族文化资源的变迁与未来走向都产生深远的影响，须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在此情形下，对闽东这样一个拥有占全国畲族人口1/4的畲族聚居地进行畲民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研究方法与过程
  福建宁德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按2008年人口统计，宁德市畲族人口18.14万，占福建省畲族人口的1/2，全国畲族总人口的1/4。宁德市现设有一个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9个县（市、区）的124个乡镇中，有9个畲族乡。笔者在2010年6-7月，选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共发出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2份。
  调查采取统一问卷的形式，由当地村干部陪同，在村民中发放问卷，由被调查者现场填写。
  本次调查选择的四个村庄分别是：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村，福安市坂中乡仙岩村与穆云乡溪塔村，霞浦县溪南镇半月里村。这四个村庄均为纯畲族村，具有一定规模，人口均在三百人以上；在经济发展上四个村也有优劣之分；在地域上而言，四个村庄距离城市都有一定距离，但交通都很比较便利，不同程度上受城市影响又不失本色。这些特点使得四个村子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不过，由于畲族人居住大分散的特点，因此本次调查无论从问卷的数量、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还不够。而且由于有的村民出门务工、上学等一些客观因素，在村民样本的选取上无法采取随机抽样的形式，因此，调查结论仅为探讨性，还需进一步调查认证。
  二、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样本构成情况
  样本中年龄相对集中在15—60岁之间，占样本总数的84％。性别比例均衡，男女各为50％。其中，农民占51％，学生占16％。（见图1)
  这些样本中，大部分的人都精通畲语，可以用畲语交流的达到96％。会唱畲歌的较少，表示会唱一些的达55％。77％的村民表示对于畲族传统文化比较了解。看来，长期生活在畲族村里的畲族人，民族特色保留地相对完整。
  （二）样本的媒介使用情况
  1、电话（固定电话或手机）
  （1）电话拥有量：调查样本中拥有电话（固定电话或手机）的占82％，其中有手机的占样本总数的80％。（见图2)
  （2）手机使用情况：手机主要用于通话（占100％），其次为发短信（占27%），再次为上网（占25％）。其中通话对象主要为家人（占78％），其次为朋友（占71％）。（见图3）
  手机订制短信现象不太普遍，仅占38％，订制内容主要是新闻（29.6%）、娱乐（29.6）、气象（18.5%）。
  上网的人群每月手机费明显高于不上网的人群，上网的村民每月手机话费50—100元的占56％，不上网的村民手机话费集中在30—50元，占50％。
  调查显示，半数村民不用手机的主要原因是“用不着”，少部分人是因为信号不好或其它原因。
  固定电话和手机成了畲族人的日常交流工具，特别是手机，成了人们最常用的通讯工具。不过，由于受到某些电波的干扰及移动电话基站的分布问题，致使部分区域手机信号太弱，不如固话方便。
  2、传统三大媒体
  （1）报纸：阅读报纸的人数寥寥无几，仅占样本总数的5％，这与畲族村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有直接关系。
  （2）广播：广播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仅有9％的人经常使用广播。有的村子有扩音喇叭，但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3）电视：电视十分普及并且受到广泛的欢迎。93％的人经常接触电视媒介，除去部分喜欢上网的年轻人外，大部分人最喜爱的媒介仍是电视。
  3、互联网
  （1）电脑上网情况：
  样本中拥有电脑的人数并不多，各个村子情况差别较大，这与村子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调查对象中有52％的人从不上网。
  年轻人中上网的比例较大，被调查对象中35岁以下上网的占95％，60岁以上没有一人上网。上网的场地以家里居多，占56％，在网吧上网的占41％，在单位上网的达30％。其中，在网吧上网的以25岁以下青少年为主。不上网人群中农民的比例最大，达86％。
  上网内容以QQ为最，占70％，在35岁以下人群中非常流行，博客、空间次之，占52％。（见图4）
  上网人群中有70％的村民自觉搜索过畲族信息，主要是音乐（占37％）、舞蹈（占44％）。网友们知道自己是畲族人的占78％，而大部分人表示希望在网上看到更多本族信息，达93％。
  村民不上网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没电脑（占38％）和不会操作上（占72％）。大部分村民表示，只要条件许可，他们愿意加入网民的行列（占52％），不过这样的比例却令笔者始料未及。在这48％不愿加入网民行列的人员中，没有手机的达78％，这样的结果又似在情理之中，这些村民对于新事物的抗拒可见一斑。
  （2）手机上网情况：
  手机上网人群主要集中在年轻人，表示用手机上网的有52人，占拥有手机人数总数的58％。其中，用手机上网聊天的占63％，其次为浏览新闻，占37％。（见图5）
  （四）样本对大众媒介的态度
  大部分村民对大众传播媒介持欢迎态度，尤其是电视。在不上网的人群中，表示最喜欢电视媒介的人数达到100％，但在上网人群中，网络与电视各占了半壁江山。（见图6）
  上网人群对网络的态度是比较正面的，认为趣味的占56％，认为知识的占48％，时髦的占41％，认为浪费时间的占11％。（见图7）而不上网的人群认为上网浪费时间的最多52％，认为时髦、趣味的各占17％，认为堕落的占13.8％。（见图8）
  三、结论
  （一）传统三大媒体处境各异，广播、报纸日渐式微。
  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把信息化列入十大发展目标之一。根据“把国家建设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的原则，国家将加大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在政策、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向农村、农民、农业倾斜。其中，老少边穷地区卫星电视接收及转播站点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的“村村通”工程、无线通信的3G工程、“三网合一”工程，就是长期扶持的重点。国家还在电视接收设备、家用电脑、数字或有线电视收费上对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农民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
  据宁德市广电局数据显示，到2008年8月为止，全市20户以上通电的自然村已经完成了广播电视“村村通”计划，他们通过无线、有线或架设卫星接收器三种方式实现了信号的完全覆盖。不过由于宁德地貌复杂，多丘陵，信号接收不好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部分地区由于设备使用多年呈现老化，不排除某些村庄看不到电视的可能。目前“十二五”规划拟计划将20户以下的自然村纳入“村村通”，即在2011年开始有望解决地处偏远、人口稀少的自然村村民的收视收听问题，届时，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实现宁德地区广播电视的全面覆盖。
  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畲族人都表示，他们最喜欢的媒体是电视，平常接触最多的媒介也是电视。而广播正被边缘化，宁德人民广播电台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广播信号发射等设备无法按照标准配置，导致多个县市信号差，虽然在2008年进行了覆盖补点，却因接收频率不一和发射功率小而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这在农村、山区表现尤其明显。如今，除了宁德、福安及古田三个广播电台正常播音外，其余各地的广播电台都早已形同虚设。现在，除了少数拥有汽车的畲民表示在开车时会听听广播，其余的人几乎不听。
  报纸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畲族村里看报的人很少，订报的更是微乎其微。这与畲族村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不无关系。但笔者发现，虽然有的畲族村民不认识汉字，却能用普通话与汉族人交流，大部分畲族人会三种语言，即畲语、汉语和当地方言，这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传统三大媒体处境各异，如今也只有电视还有比较旺盛的生命力。
  （二）网络媒体受到推崇，巨大潜能有待挖掘。
  网络媒体正在逐渐渗透，在青少年中很受欢迎，影响力大。
  现在，除极少数地处偏远山区、人口很少的自然村由于成本预算高而没有接通网络宽带以外，大部分畲村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接通网络。但宁德畲村大多不富裕，家里有电脑的为数不多，如在福安溪塔的调研发现，拥有126户626人的溪塔村，是相对富裕的村庄，电脑数量也不过二三十台。村里没有正规的网吧，有一个放了七八台电脑的黑网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去那儿上网。在宁德，畲族网民的数量并不庞大，而留守在村里的网民年龄较集中，普遍在15—35岁。外出打工和求学的畲民受城市文化的影响，网民数量会更多些。
  手机网民的数量日渐增多，在青少年中受欢迎程度较高，这类人群还在以几何速度增加，作为即时通信工具，手机的网络功能主要集中在浏览新闻、聊天、邮件等信息传递上。
  对于网络媒体，大部分畲族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利用它来改变经济、文化等状况。虽然有人利用网络与业务对象往来，但为数甚少，更多的人用于娱乐。利用网络来搜索、传播本族文化的人数也不太多。
  多数畲族人表示希望看到更多本族的信息，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笔者在走访中发现许多人并不知道有畲族的网站，尤其是对于作为近在咫尺的唯一官方网站——《福安畲族网》而言，不得不说还有许多工作亟待改进。
  作为当前最有影响力的新媒体，网络的普及，使其在民族文化传播中扩大了民族文化的传播面和辐射面，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民族文化。而媒体畲族信息量的增加，易唤起畲族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因此，应重视建构畲族网络传播体系，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需要有意识地加强传播力度，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重任。
  （三）网络态度各不相同，媒体素养有待加强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上网人群和不上网人群对网络的态度呈现较大的反差。大部分上网村民对网络持正面态度，他们能够从网络上得到较大的满足；而不上网的村民对于网络这样的新事物比较警惕，持负面态度的比例竟高达66％。尽管如此，大部分的畲民还是对上网表示向往，他们普遍认为上网是很时尚的一件事，只要有电脑、有人教一教，他们还是很愿意加入网民的行列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上网的人群中有48％的人即使条件具备也不愿加入网民的队伍中。笔者再做微观分析，发现这些人员中没有手机的达78％。美国的农村社会学家罗杰斯在对农村中新事物的采纳和普及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一个著名的研究报告《创新与普及》，在报告中，罗杰斯提到对于新事物的接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接受得比较快，往往是新技术的先行受惠者，而有些人接受得比较慢，在观望的过程中滞后地受到他人影响而慢慢接受新事物。②在没有手机同时又拒绝网络的这些人中，我们看了他们在新事物面前的保守和抗拒，但是这种抗拒没有办法抵挡网络发展的脚步，网络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广更深地渗透到农村。虽然网络是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不过在网络面前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扬长避短。在新媒体发展的大趋势下，摆在村民们面前的问题，除了在网络技术操作上的“扫盲”外，还需加强媒介素养的教育，建立对新媒体的正确认识。
  宁德师范学院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闽东畲村发展研究
  ◎缪丹
  提要 推进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不仅关系到全国新农村建设全局，更关系到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全局。作为全国最大畲族聚居地，闽东畲村的新农村建设情况值得研究，本文试总结新农村建设以来闽东畲村建设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畲村的新农村建设进行展望。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闽东；畲村
  宁德市位于福建省东部地区，又称闽东，现有畲族人口18.9万人，分别占全国畲族人口的1/4，全福建的1/2，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地。全市共有1个畲族经济开发区、9个民族乡，全市2138个行政村中，畲族的民族行政村242个。进行新农村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六新大宁德”建设的大环境下，闽东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中，占行政村11.3％的畲族行政村的乡村建设是各级政府和部门不能忽视的存在。该怎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畲村，同时保有畲村固有的传统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借助畲村民族特色推动畲村的经济发展，取得双赢，是值得探讨的。
  一、新农村建设对闽东畲村的意义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对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相关的“三农问题”进行研究；而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第一次提出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共建“美丽中国”的全新概念，随即出台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依据美丽中国的理念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新农村建设以“美丽乡村”建设的提法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任务提出的几年来，中央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建设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步骤，其不仅有利于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更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而对于闽东畲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有其不同于普通农村的意义所在。
  首先在政治上，加快对闽东畲村的新农村建设，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汉、畲两族因不断扩大的社会财富、社会生活差距而产生尖锐的各种矛盾冲突，有利于增强畲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及畲村对政府的认同感，对祖国的归属感，有利于营造民族团结的社会氛围；其次，经济上，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从发展阶段上看，只有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加快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分布在闽东地区各地并占闽东行政村10.7％比例的畲村的建设与发展关系到整个闽东地区城乡经济发展及小康社会建设的成败。因此，对畲族行政村进行新农村建设是闽东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工程；最后，文化上，新农村建设有助于使畲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尽快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轨而协调发展，形成有地区特色的泛畲族文化圈城市，使之为闽东地区经济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闽东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闽东畲村现阶段在新农村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1、闽东畲村新农村建设阶段性成就分析
  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闽东畲村基本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来建设并取得不俗成绩，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畲村发展速度加快。2013年宁德市民族乡农村经济总收入181.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193元、人均乡财政收入1094元，比2012年分别增长15.5％、22.8％和12.0％。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宁德市民族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0193元，比宁德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还要高154元。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畲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气象。国道、省道附近的畲村表现尤为明显，大量工厂落户，村办支柱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劳动力回流农村。这不但缓和了农村人口不足造成的诸如空巢家庭、田间劳动力不足、田地荒废等等矛盾，且有效地带动了村内畲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回村的畲民一来可以减少在城市打拼的额外开支，如食宿费、交通费等等，无形中增加了月收入，二来也能为家乡的新农村建设出工出力。
  （2）畲村村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村民眼界逐渐打开，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大为提高。宁德市现有民族中学5所，民族小学45所，截至2014年春季入学，宁德市有少数民族在校中小学生21518人，其中小学生13191人、初中生5070人、高中生3216人。全市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达100％，毕业率达99.9％。
  （3）畲村的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强。畲村农民的合作能力、农业组织化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皆有所加强。以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为例，上金贝自2006年被列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以来，开始建设新农村示范园、畲族村寨风情园和郊外生态休闲园。如今上金贝村琯溪蜜柚种植面积503亩，组建了蜜柚专业合作社，注册了“金贝蜜柚”商标，实行“统一包装、统一商标、统一定价、统一销售”，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进行新农村建设以来，上金贝村形成了茶业、蜜柚、旅游等产业，帮助村民就地务工创收。
  （4）带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蓬勃发展，民族产业发展增加新亮点。在畲民聚居的山区，依托山地资源和生态资源，在打理发展林竹、茶果产业的基础上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大幅增加了畲民的收入。以福安市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村穆云畲族乡溪塔村为例，该村规划合理，形成以溪塔刺葡萄沟为主产地，遍及周围16个村庄，面积1200多亩，产值上千万元的葡萄产业带。溪塔充分利用民族优势，将发展葡萄产业与旅游观光有机结合，开发葡萄沟观光游，创建畲族文化室，建立畲药生态游基地。2006年，溪塔葡萄沟作为“闽东北亲水游”的站点入选中央电视台十大完美假期旅游线路；2007年，因其独具特色的刺葡萄沟和浓郁的畲族风情，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为国家AA级景区；2014年，溪塔村被国家民委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一系列的奖项和荣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品葡萄、赏美景。在提高村民经济收入的同时宣传了畲族传统文化。
  2、闽东畲村新农村建设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1）山区畲村扩大生产能力弱。闽东的畲村多数地理位置偏僻、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基础差、产业结构落后、扩大生产能力弱。虽然改革开放尤其是新农村建设以来大部分民族村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由于起点低、础差的状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现有民族村基础设施存在质量低、档次低的问题，村内各项基础设施跟进困难，有相当部分自然村饮水问题仍未解决，群众只能自行简易安装小塑料管解决饮水问题。道路硬化存在建得多、欠得多问题，福建省政府《纪要》等相关政策很难落实到位。
  （2）畲村农业合作社发展有局限。事实证明，成立农业合作社对畲村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畲村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仍存在局限。一是活动经费缺乏。农业合作社的办公经费多属自筹，限于地方财力，政府扶持力度较小，经费筹措渠道不畅，进而影响了活动的开展；二是社员专业素质不高，用土方法的多，用新科技的少，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不太理想；三是产品推广力度不够。农业合作社是市场、农民、政府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但合作社在产品推广的力度上显得不足，尤其表现在市场信息缺乏、品牌意识不强、缺乏企业支撑等方面。
  （3）传统文化流失现象严重。为助推新农村建设而实施的造福工程让符合条件的畲民搬出偏僻山村，远离地质灾害，聚族而居。但新畲村的新农村建设没能保有本民族特色，千篇一律，与汉族村庄无异。且落后状况的改观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传统文化的逐渐消失。有调查显示，在闽东，目前51％的畲民已完全不穿畲服，40％的畲民仅在节庆日穿；至于畲歌，57％的畲民“偶尔才唱”，1％的畲民“完全不会唱”，0.5％的畲民表示他们“根本不爱唱，只有上级组织活动要求唱时才唱”。而用于交流的畲语，在溪塔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73％的畲民大致听得懂畲语但不大会讲，6％的畲民完全不会讲，21％的畲民只会一点。在一些畲汉杂居尤其是汉族占多数的聚居点，畲语基本绝迹。
  （4）畲族风情游不够纯粹。新农村建设中发展起来的畲村，多有利用独特民俗风情发展旅游产业，但部分地方民族旅游景点缺乏民族内蕴，吸引力低下。有些村子搞民俗风情游形式单一，只搞婚嫁表演，且在表演过程中有些年轻人已经不会用畲语唱畲歌进行表演；有些民俗景点干脆请汉族演员穿上畲服表演畲族歌舞，甚至存在有些景点借用其他民族的民俗节目如竹竿舞作为畲族特色表演的现象。缺乏民族内蕴的畲族风情表演，如何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形成口碑做成品牌。
  三、闽东畲村在新农村建设大环境下的发展
  1、根据闽东实际，发挥民族地区特色，合理规划。在畲族聚居地区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应针对当地的畲族特色进行，重点就是要突出畲族特色，展现畲家独特魅力，统筹抓好畲村的新农村建设。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将现代农业发展与第三产业紧密结合起来，以蕉城上金贝、穆云溪塔为典型，在每个民族乡镇建成一个特色村，以点带片，以片促面，形成多条民族风情长廊，建成为以畲族风情为主的民族风情展示窗口，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2、提高资金利用率，充分调动畲民积极性。韩国行之有效的新村运动是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从农民最急需的项目入手、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开始政府向每个村免费提供335包水泥，让各村自行改善村民生活环境。验收通过的村子加拨水泥和钢筋，以示奖勤罚懒。这项措施值得我们在闽东畲村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借鉴，采取类似措施、政策，可以让畲族村民意识到新农村建设中他们的态度、付出都与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才能更好地引起他们的重视，充分发挥他们的热情和能力，使有限的资金投入得到更高的效益产出。
  3、继续造福工程，建设有畲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继续发挥政府行为在闽东畲村的强大推动作用，适当集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资源向畲村倾斜，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支持畲村的新农村建设，切实改善畲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造福工程，合理迁移偏远山区的畲村，从环境偏僻、恶劣的部分山区迁往环境稍好的平原地区，从畲族散点聚落迁到人口相对集中的村落，向民族特色的集镇化发展，加大对畲村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对畲村搬迁给予特殊倾斜和重点扶持。人口集聚有利于资源整合、吸引投资，便于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保证如医院、学校、道路、供水系统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效益辐射面达到最优化，以真正做到便民，加快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开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宁德市亦可规划建设畲乡中心园。畲乡中心园不同于单纯的畲族博物馆，而是一个有生气的畲胞聚居的新农村。这个中心园可按照现代生活习惯，考虑畲宅特色，规划公共设施，为畲民提供方便快捷的设施，同时在园区内规划建设畲族民俗街、畲族文化基地及畲族农产品基地，将畲族传统文化转为现实经济优势，引导园区畲民开拓多元化的致富之路。中心园的建设能使更多符合政策的畲族民众远离地质灾害搬离偏远山区住有所居，同时很好地存有并发扬畲族传统文化，发展民族风俗风情游。建设一个富有畲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到既安居又乐业，这正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
  四、结论
  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闽东畲村自新农村建设以来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结成就，提出不足，坚持正确，展望未来，抓好畲村的新农村建设，努力寻找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的交合点，做到借助发展经济保护传统文化，借助传承传统文化发展经济，畲村的经济、文化就一定能大繁荣大发展。
  中共宁德市委党校
  旅游语境下浙西南畲族山歌商品化及对变迁的影响研究
  ◎邱云美
  提要 在旅游语境中，文化商品化是一个备受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文章以浙西南畲族山歌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畲族山歌商品化有自发和自觉两种途径。畲族山歌自觉商品化主要发生于旅游语境中。旅游语境中畲族山歌商品化过程包括商品化平台搭建、品牌创建和市场开拓三个方面。畲族山歌商品化提高了畲民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保护传承意识，促进了畲族山歌创新和功能变迁。
  关键词 旅游；畲族山歌；商品化；变迁
  商品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历史范畴，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现代社会则达到一个高峰，渗透到各个空间领域，再也没有其他事物像商品一样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如此密切。“商品化”是一个过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商品化是指经济价值被附加到之前并非经济学考虑的一切事物上，如思想、特性、性别是市场贸易涉及看似可以交易的商品的一切事物［1］。根据这一定义，商品化的对象既包括物质性事物，也包括观念、思想等非物质性事物。文化商品化就是把文化当作商品来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和复制后出售给文化消费者。有的人类学家把文化商品化现象称之为“迪士尼化”和“可口可乐化”［2］。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正在进行一次文化变革，那就是把文化当作“地方色彩”，把群众文化通过现代的大众媒介来宣传、扩大。文化正在被包装、定价，像商品一样地被出售［3］。在旅游语境中，文化商品化是一个备受关注和讨论的热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问题、文化商品化的积极和消极效应等方面。文化商品化的趋势似乎不可逆转，但文化商品化并没有给文化真实带来灭顶之灾，相反，它从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化真实性内涵的发展与延伸［4］。文化的商品化促使旅游目的地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展现在旅游者面前，有利于真实性文化的再现，同时文化商品化的过程使原有的传统文化与异地文化融合发展，会丰富和完善其文化内涵，是对传统真实文化的再造［5］。对文化商品化效应的认识由原先的消极影响逐渐向辩证影响转变。马晓京认为旅游导致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一切吸引旅游者的东西都可以标上价格，在市场上买卖，由此而引发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变迁，不利于其发展，把民族文化商品化与民族文化同化、民族文化庸俗化、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退化与遗失都列入民族旅游开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之列［6］。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复杂，它既可以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又可刺激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民族旅游文化商品的发展在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结果，而且不同时期结果也会不同”、“在商品经济还非常落后的民族地区，其积极影响远远大于消极影响”［7］。但对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和变迁的直接影响实证研究鲜有涉及。本研究以浙西南畲族山歌为研究对象，探讨旅游语境中民族文化商品化及对变迁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为探讨畲族山歌的商品化过程，本研究采用了文献资料分析法、观察法和访谈法等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其中观察法获取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全程参与2013、2014年畲族“三月三”活动、多次观看景宁“中国畲乡之窗”景区和封金山景区的婚俗表演；访谈对象有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政府相关部门和“畲乡之窗景区”人员，景宁县东弄村和泉坑村、云和县坪垟岗村、莲都区沙溪村畲族村民，访谈资料获取的时间跨度在2012年8月至2015年9月间。
  二、畲族山歌及畲族山歌商品化
  （一）畲族山歌
  畲族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几千年来畲族文化得以延续凝聚的重要媒介即是口耳传唱的畲族山歌。以山歌形式的口头传播在畲族文化传承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畲族民间口传文艺非常发达，其原因就在于它要担负起文化积累和传播的功能，它在畲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超越了单纯的文艺的意义。本民族的历史、宗教、道德规范、生产经验等都在山歌、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儿歌、舞蹈、剪纸等民间文艺活动中一代代地灌输给了本民族共同体的成员。”［8］旧社会畲民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山歌是他们传授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等各种社会知识，开启心智，自我教育，学习社会生存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是社交和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方式。畲族不论男女老少大都善歌，上山下田、婚嫁拜年诸多场域都有对歌，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民族歌俗歌会。正如畲歌所唱“水连云来云连天，畲家唱歌几千年”、“歌是山哈传家宝，千古万年世上轮”。畲族山歌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比兴感人、寓意深刻。有儿歌、历史歌、小说故事歌、风俗歌、情歌、劳动歌、生活歌、物名歌、大讲歌、克字歌、猜谜歌等杂歌，其中最为普遍传唱的是长篇叙事《高皇歌》（亦称《盘瓠王歌》）。山歌内容涉及历史传说、政治经济、生产知识、节庆民俗、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等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反映了山歌所处时代背景和环境特征。畲族不少人能即兴编唱，常常将身边的人事、环境、景物等编入歌曲中进行演唱。有的歌手对唱一两夜而不重复，充分体现了畲族人民的聪敏智慧。20世纪60年代以前，畲族山歌普及率较高。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畲汉文化日益融合，畲民接受教育机会增加，娱乐方式逐渐多样化，畲族山歌的教育和传承功能逐渐减弱，学唱畲歌的畲民也越来越少。“现在景宁60岁以上的畲民还有20％会唱山歌，而40岁以下的年轻畲民别说唱，大多数连山歌的内容都已经听不懂了”［9］。“畲歌如果消亡了，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精神文化的消亡……但是现在，年轻人基本都不知道畲歌是什么了。”［10］畲族山歌已逐渐淡出现代畲民的日常生活。
  （二）畲族山歌商品化
  1．畲族山歌自发商品化
  在20世纪50、60年代之前，除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畲民通过唱歌娱乐、社交、叙事、教育传习之外，畲歌被普遍使用的场域是人生礼仪。在畲民的成人仪式、婚礼仪式、庆祝大寿、丧葬仪式以及祭祖仪式中，唱歌是仪式的主要活动内容。当时畲民人人能歌，举办仪式时，所需歌手往往家庭、家族成员就能承担，或者村里邻居随便就能叫上几个，如同邻里之间日常事务的相互帮衬一样，不存在类似于商品交换性质的活动。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会做仪式和唱畲歌的畲民人越来越少，不用说家庭、家族成员，甚至一个畲族村落都难以凑齐仪式所需的歌手，一个畲族聚居区域难以组成某些仪式所需的全套人马。据调查：许多畲族地区由于“做聚头”（也叫传师学师、奏鸣学法，是畲族男丁的成人礼）传人的去世，又没有新人继承该仪式技艺，到了1986年，全国畲族地区能够全套“做聚头”的班子，仅留丽水市莲都区水阁镇（原龙江乡）山根村一处。2002年再次调查，这个班子现活着的仅三人。“赤身”亡故后，其后人为其所做三天三夜的功德。现在畲村“赤身功德”很少有能做的班子，加上做一套赤身功德需要不少的开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做的亦就越来越少。水市最近一次做的是在1988年。此，该仪式也已基本失传［11］(2013年8月9日在景宁县渤海镇安亭村举行过该仪式）。现在一些畲族地区仍然保持有畲族婚礼仪式、庆祝大寿仪式和丧葬仪式。尽管目前举行的上述仪式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仪式相比已相对简化，但唱山歌仍然是仪式的重头戏。由于能承担仪式所需的歌手缺乏，举办仪式的畲民家庭开始花钱雇佣歌手，畲族山歌由此开始走向自发商品化。莲都区老竹镇沙溪村的畲族女歌手LCL回忆“小时候家里穷，只上过一年小学，认不得几个字。但因为喜爱唱歌，从小在家里跟着母亲学唱畲歌，十四五岁（根据LCL的年龄推算应该是在1970年前后）时第一次跟着母亲去为举办婚礼仪式的畲民家唱畲歌，主人按照1元／天付给报酬。”（LCL,2015.07.26）由于她唱得好，之后一直有畲民在举办红白喜事时邀请她，畲民之间的口碑宣传使她的知名度提高。除了受周边村落的畲民邀请外，也受到松阳县板桥畲族乡、武义县柳城畲族镇畲民的邀请。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畲族民间歌手越来越少，所付报酬也由最初的1元／天到现在300—800元／天（据LCL介绍：所付报酬都是由邀请的主人家自己定，所给多少又根据红、白事，以及昼夜情况而定，一般是只唱白天为300—400元；如果昼夜连着唱，红事为700—800元／昼．夜，白事为500左右／昼．夜，长寿生日相当于红事）。2014年LCL受邀唱歌的收入有四、五千元。“由于年纪大了，现在出去唱得少了，今年（2015年）上半年唱过2场。”类似于LCL的畲族民间歌手，因为从小受家庭传统的畲族山歌文化影响和自己对唱歌的喜爱，练就了一桑好歌。自发商品化的行为主体为具有畲族山歌传唱技艺的畲族民间艺人，他（她）们所唱歌曲主要通过口耳相传从前辈习得，被商品化的是原生态的适合生日、婚丧仪式时所唱的畲族山歌，山歌商品化场域在畲族村落，无主动的宣传营销和品牌打造机制，“以前去别人家的酒席，然后看到年轻一点的么就会喜欢叫去唱歌，还有亲戚朋友什么的知道也会介绍。（去唱时）没有什么准备，就有些衣服要弄好，再么去结婚人家唱歌时，你家里如有白事那些披麻戴孝什么的要先拿掉放家里，不然就会说把别人的喜事冲掉的。”（LCL,2015.07.26）畲族山歌自发商品化靠口碑宣传，市场范围小；商品交易具有时间性，在畲民举行生日、婚丧仪式的日子里。畲族山歌自发商品化最盛时期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当时能承担婚丧、生日等仪式的畲族歌手越来越少，但许多畲民地区的一些仪式习俗还保留着。“我二三十岁的时候那时候（请我去唱的）最多了，像现在很多人家结婚也不太唱歌了。”（LCL,2015.07.26）“我是82年结婚的，八几年的时候还有（畲族婚俗），80年代结婚的时候还唱山歌，以后就没有了。”（景宁泉坑村LXD,2014.12.19）“我是87年结婚的，结婚时是传统的婚礼。”（景宁东弄村LJP,2014.02.23）“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认真多了，内容也不是很一样的，男方家需要请两个赤狼，要特别会唱歌，要唱很多歌还不能重复的，歌词也是押韵的，对仗什么的都有要求的，需要从小就学起。其他的还有，真正嫁女儿是不跳舞的，大家吃完饭以后就直接开始唱山歌了。”（景宁东弄村LXL,2014.03.21）“平时就是婚丧喜庆，婚丧喜庆里丧事比较隆重。现在的婚嫁，年轻人对歌也听不懂，他们也不喜欢、不爱听。年轻人不爱学畲族文化的歌舞这方面，现在都是打麻将，都要赚钱。畲族文化传承方面，思想观念很重要，（现在）没有把畲族文化看得很重视的观念。为什么失传了没人管了，失传了也就算了，反正这个对社会也没什么用处，它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我两个儿子，一个娶畲族的媳妇，一个娶汉族的，这两个就不一样了，汉族的媳妇在这方面不懂，不喜欢，那么她就会说这些都是挣不了钱的，这些都是空的。畲族的媳妇好一些，能够沟通，日常生活，民族的民风习惯等等。本来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规定本民族要娶本民族的，不能娶汉族的。”（云和坪垟岗村LGH,2013.10.27）随着畲族人口流动性增加、村落合并、畲汉通婚和畲汉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畲族民间举行传统婚丧仪式的家庭也越来越少，畲族山歌自发商品化市场有萎缩趋势。
  2．自觉商品化
  畲族山歌自觉商品化过程主要发生于旅游语境中。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族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文化资本，实现商品化，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日渐受到政府、开发商和学者的关注。为打造畲族文化旅游品牌，一些具有观赏性、体验性、易于展示的畲族文化元素被拣选、整合，设计成对游客具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对于善歌的畲族而言，畲族山歌渗透于畲民生产生活、习俗礼仪的各个环节和场景。因此，以畲族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设计自然要用到各类畲族山歌，畲族山歌成为旅游语境中畲族文化商品化的重要元素。在浙西南，畲族山歌的自觉商品化经历了以畲民为主体的畲族村落婚俗表演——旅游企业为主体的景区婚俗表演——政府为主体的畲族文化演艺三个阶段。
  1994年，景宁县双后降村的“畲族歌王”蓝大妈（2009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山歌代表性传承人，被誉为“畲族歌王”）将畲族山歌带到在日本福井市举办的环太平洋民间艺术祭（节），使畲族山歌走向海外并深受欢迎。“看到日本人对畲歌这么关心，想到唱歌多好，回国后，把30多岁、20多岁和十几岁的畲家女全部叫到大厅，开了两个晚上的会，一定要把山歌学起来，组成一个畲族山歌队，县领导要求一定要办个婚礼（即婚俗表演），我办起来的。新郎家在这里，新娘家是书记家，300元一场，交村里100元，婚俗表演要用牛、新郎家房子、新娘家房子、火炮、鸡还有老酒，参加表演的人每天领当天的补贴，有8元、10元还有15元（因为时间比较久，具体哪些角色补贴多少已较模糊，只记得大概）。”（景宁双后降村LCQ,2013.08.11）这是景宁畲族自治县也是浙西南地区开发的第一个畲族文化旅游项目，畲族婚俗表演主要融合了畲族山歌、舞蹈等元素向游客展示畲族风情，并收取一定的费用。1999年，双后降村旅游收入达十余万元。畲族婚俗表演项目开发使畲族山歌开始进入自觉商品化过程。由于畲族文化在丽水市、浙江省甚至整个华东地区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和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以及畲族婚俗表演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体验性和猎奇性，深受游客喜爱。自双后降村畲族婚俗表演项目开发后，2000年，邻近的云和县雾溪畲族乡坪垟岗畲族村也开发了这一项目。
  2001年，景宁县双后降村的畲族婚俗表演以每年4、5万元被一旅游企业承包开发，并于2003年将这一项目转移到封金山景区。之后在以畲族文化为主题的景宁县“中国畲乡之窗”景区、莲都区东西岩景区（两家景区均于2009年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也开发了婚俗表演。目前畲族婚俗表演仍然是景宁县“中国畲乡之窗”景区、封金山景区的主要旅游活动项目，演出收费标准也从最初的300元／场涨到1200元／每场（2012年“中国畲乡之窗”景区婚俗表演的收费标准）。
  近年来，以《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等为代表的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化演艺相融合的民族文化旅游演艺项目成为当地夜间旅游活动项目的重要表现形式。畲族文化在浙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使开发一台畲族文化旅游演艺项目，打造畲族文化旅游品牌多年受到政界和业界的关注。2008年9月，景宁县政府为建设“全国畲族文化发展基地”，开始筹备一幕能够代表畲族，作为精品剧目代代流传的大戏。2009年，景宁“中国畲乡三月三”开幕式上，大型畲族风情舞蹈诗《千年山哈》（广场版）首次上演。同年11月，该剧目又成为丽水国际摄影节开幕式的表演项目。2012年，经过压缩修改后的《千年山哈》（舞台版）代表浙江省参加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化会演，荣获表演金奖及其他单项奖共11项，并获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为使畲族文化更好地走市场化道路，《千年山哈》（舞台版）被进行二度缩编，保留了最有畲族特色的节目，增加了与游客互动环节，利用了声光电、立体环幕投影等高科技手段；演职人员由原来近200人减少到52人，演出时长由85分钟缩短到50分钟，使游客“50分钟走进千年山哈”。2013年9月，缩编后的《千年山哈》为全省130多位旅行社老总作了专场演出。2014年“三月三”期间，脱胎于《千年山哈》的大型畲族风情歌舞史诗剧《印象山哈》（旅游版）首次向市场推出。《印象山哈》推出不仅填补了丽水市旅游夜市的空白，还填补了华东地区旅游市场畲族风情演艺剧的空白［12］。
  三、旅游语境中畲族山歌商品化过程
  畲族的山歌、畲族的生活风俗，这是畲族的象征和标志［13］。在旅游语境中，为凸显畲族文化旅游特征，畲族山歌从畲族村落走向旅游景区，再到旅游演艺市场，畲族山歌的商品化程度也随之提高。畲族山歌商品化过程主要包括平台搭建、品牌创建和市场开拓三个方面。
  （一）畲族山歌商品化平台搭建
  为提高畲族山歌的知名度，展示畲族山歌的平台被不断创建和提升。畲族山歌商品化平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畲族文化艺术人才队伍和创作水平的机构建立；二是对外展示畲族文化艺术，实现畲族文化商品化的节庆活动、景区等旅游场域。为提高畲族文化艺术的创作水平，政府部门致力于畲族文艺工作者队伍建设。1984年景宁畲族自治县成立便组建了“景宁县民族文化工作队”；2002年，该工作队通过改制成立隶属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下属事业单位“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2012年，该团与景宁职业高级中学合作，设立了畲族艺术班，以培养本土民族文化人才。为了培养和吸引优秀的专业艺术演职员，提高艺术团的整体水平，2013年，景宁县政府撤销“浙江畲族民间艺术团”，成立了有50个编制国企性质的“浙江畲族歌舞团有限公司”，并对特殊人才给予特殊人才政策，享受景宁县政府的人才公寓和人才津贴。浙江畲族歌舞团是景宁对外交流和展现畲族文化的重要窗口，在历年的“三月三”活动中承担了景（景宁）台（台湾）两地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主要任务。随着畲族文化工作队伍不断完善，畲族山歌不断得到挖掘和整理，研究形式和成果日渐多样化。创作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畲族风情歌舞剧《畲山风》、《畲家谣》、《千年山哈》和《印象山哈》，以及完全用景宁畲族方言演唱的《山哈大歌》等。为搭建畲族文化展示平台，在1985年2月，景宁畲族自治县建县后的第一个新年，全县组织了36处畲族赛歌会。随着旅游经济发展，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下，节庆成为文化商品化的重要平台。景宁畲族自治县从1992年“三月三”开始举办“景宁畲乡文化节”。畲乡“三月三”源于畲族祭祀先祖活动，有“做功德”、“吃乌饭”等习俗。由于畲族以歌见长，唱歌成为日后祭祀的主要形式［14］。自2001年开始，政府主导、企业支持的“三月三”组织模式逐步走向成熟。但对歌是畲族“三月三”多年来的固定保留活动内容。为扩大畲族“三月三”的影响力，宣传模式手段进一步提升，与知名艺术团体及媒体合作也走向新的层次，先后与中央民族歌舞团、央视七频道“乡村大世界”、台湾少数民族艺术团，浙沪知名作家、音乐家、书法家协会等进行了合作［15］。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下，“中国畲乡三月三”在国内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2012中国优秀民族节庆”评选中，“中国畲乡三月三”荣获“中国最具特色民族节庆”称号［16］。到2013年，景宁县已成功举办16届“畲族三月三”，共接待海内外宾朋156万余人次，带动相关产业收入3.8亿余元，累计招商引资8.2亿余元［17］。同时，在浙西南的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丽新畲族乡、松阳县板桥畲族乡和金华市武义县柳城畲族镇4个毗连畲族乡镇，在统战、民族、文化等部门牵头下，1994年通过联席会议决定，今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由4个畲族乡镇轮流举办的“竹柳新桥”畲族“三月三”歌会，以对歌为主题，把4个畲族乡镇原先零散的歌会活动组织在一起，整合各乡镇畲族文化资源，现已连续举办了22届，打响了畲族三月三歌会的品牌。畲族山歌商品化的平台从最初由各个畲族村落组织的歌会到多个畲族乡镇联合举办以及畲族自治县举全县之力举办的畲族“三月三”歌会；由先前的文艺调演、会演到旅游版的大型畲族风情歌舞《印象山哈》定时定点的常态化演出，使畲族山歌被不断展示。
  （二）畲族山歌品牌创建
  畲族山歌品牌创建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文艺工作者、宣传媒体和民间艺人。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和经济支持有意识地挖掘、保护畲族山歌，并利用宣传媒体进行宣传和品牌推广；文艺工作者通过艺术创新，整合畲族文化艺术资源，使传统畲族山歌适应现代审美和旅游市场需求，创建畲族山歌品牌。1979年，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会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关文艺家协会陆续发起“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俗称“十大集成”）的编纂工作，畲族文化开始得到抢救、搜集和整理［18］。闽、浙两地的畲族山歌调查采集成果《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最终作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组成部分出版，共收入两省畲族山歌334首［19］。在政策引导下，畲族“做功德”、“祭祖”、“三月三歌会”等风俗活动重新开展，并逐步活跃。1994年9月，景宁畲族自治县组成代表团代表浙江省参加日本福井县举办的“环日本海国际民间艺术节”，带去了畲族山歌《高皇歌》以及《灵刀舞》、《木拍舞》、《采樵舞》等文艺节目，畲族山歌首次走出海外。原生态演唱《高皇歌》的畲族歌王“蓝大妈”的歌声成了浙西南畲区的“山歌样本”。2012年，舞台版《千年山哈》作为浙江省唯一参加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惊艳亮相，时年75岁的畲族歌王蓝大妈参与剧中“畲家问歌”的演出。《千年山哈》“用歌声舞姿尽展我们畲族风采，也让更多的国人乃至世界了解畲族，了解畲族文化”［20］。为扩大浙江丽水“秀山丽水、养生福地、长寿之乡”的国际影响，推动特色文化走出国门交流，2013年8月，丽水市精选了《千年山哈》片段和“秋嫁”、“木拍灵刀”等10多个畲族歌舞艺术精品，参加匈牙利珍珠市民俗文化节展演交流，使融入现代元素的畲族山歌走向海外并深受欢迎，畲族文化个性不断被彰显。旅游版《印象山哈》推出之后，每次都作为山水浙江看丽水·旅游推广活动的表演展示项目。在政府等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下，畲族山歌已完成了旅游语境下的品牌构建，作为地方文化品牌进入国际舞台和旅游市场。
  （三）畲族山歌旅游商品化市场开拓
  一定的旅游市场支撑是民族文化商品化的基础。目前畲族山歌旅游产品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畲族“三月三”盘歌、畲族村寨春节期间的乡村春晚、旅游景区的婚嫁表演以及2014年畲族“三月三”开始推出剧院舞台演出的旅游版《印象山哈》。传统节日畲族“三月三”由各地政府主办，多年来参加“三月三”的主要是民宗部门的嘉宾领导、民族学学者和当地群众。2013年，景宁县畲族“三月三”将节庆服务对象从原来“注重邀请领导”向“游客与嘉宾并重”转变，将原来只邀请领导和县内群众参加的开幕式晚会、盘歌会等项目改为向旅游团队开放。但畲族“三月三”和畲寨春晚受节庆时间限制，接待游客数量有限。婚俗表演是浙西南畲族文化主题景区的传统旅游项目和游客认为最有畲族特色的旅游项目。也曾经是浙西南云和县的雾溪坪垟岗畲族风情村、莲都区的东西岩景区特色旅游项目，但因受演员限制，现在只有一些特殊活动的时候才表演。目前只有在景宁县的“中国畲乡之窗”景区、封金山景区仍旧保持这一旅游项目，表演时间根据团队预约而定，平时一般的散客不一定能欣赏到这一项目。
  为开拓畲族文化演艺市场，2014年，景宁县文广局与丽水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签定《印象山哈》（旅游版）市场化促销协议，实现每周五、六晚在景宁县文化中心剧院面向游客常态化演出。丽水市旅游局给予剧目连续三年、每年30万元的市场促销资金，并将《印象山哈》纳入丽水市旅游十大精品线路之一。以畲族山歌、舞蹈等元素综合开发的旅游项目《印象山哈》市场化操作正转入稳步化，成了提升畲乡文化形象、展示畲族文化底蕴、推动畲乡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动力［21］。
  四、商品化对畲族山歌变迁的影响
  （一）提高畲民对本族文化的认同和传承意识
  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是对于“我者”的，其选择评判的标准首先必须是“我者”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22］。在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它的各种认同功能、凝聚功能、规范功能、自强功能、生活信念、价值导向和人格塑造功能等等，它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才会得到他民族的认可和尊重。地方文化在外来兴趣的作用下，将会得到重新阐释和重新评价23］。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民族文化的充满活力的表现形式［24］。通过商品化这一过程，许多曾经消亡或濒临灭亡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挽救和恢复，还可以使东道地的人民增强民族自豪感［25］。在旅游语境中，畲族山歌商品化为当地畲民带来经济受益，提高了畲族文化的知名度，使其价值得以体现，畲乡人民因此认识到保护、传承畲族山歌的重要性，即将濒临失传的畲族山歌得到挖掘和保护，畲族山歌传承人也受到重视。“景区里表演会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让我们畲族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景宁东弄村LYG,2014.02.23）“作为畲族人，我们的态度是要保护和传承好我们畲族的传统文化，丢掉传统文化是不好的做法，保护好了，才能有更多的游客来。” （景宁泉坑村LXD,2014.12.19)2010年，为发展畲乡旅游经济，防止流传千年的畲族山歌出现传唱断层危机，景宁县实施“畲族山歌复兴计划”。通过建立畲歌数据库、鼓励优秀畲族歌手带徒传艺、推进畲歌进课堂工程等措施延续畲歌传统文脉。如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作津贴，扶持民间老艺人通过带徒授艺抢救和传承畲族山歌，免费提供教课场地、赠送音响设施；在双后降等3个村寨建立村级畲族山歌教学实践基地，将畲族山歌精心编写成乡土教材，纳入学生必修课程，并明确每个学生每学期3至4个课时到村级畲族山歌教学实践基地现场学习，推进畲族山歌的传承教学化；组建了36支畲族山歌队。2006年，畲族民歌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畲族山歌已成为当地文化发展的强大支撑，景宁县也成为全国山歌传承、发展、交流的重要基地。
  （二）促进畲族山歌创新
  旋律单调、传唱受限、乐器缺乏是传统畲族山歌的局限。尽管传统畲族山歌有着丰富多彩的歌词积累和变化多样的调式，但不论是什么调式旋律往往只有四个甚至两个乐句，只能依靠不断地重复来完成对歌词的演绎，使听众感觉枯燥乏味，听众喜爱程度不高。男声使用假嗓高八度演唱的传统规矩，使畲族山歌传唱受限，导致了畲族山歌的传承出现了后继乏人和断代现象。无乐器伴奏影响了畲族山歌的演绎和美感［26］。在访谈中畲族民间歌手也有这样的体会，“畲族山歌的歌词、曲调和演唱形式都太单一，基本上都是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没有根本的突破，而且畲族方言的演唱方式也比较难懂，阻碍畲族山歌走向更广大舞台的可能”。（云和县坪垟岗村LGH,2013.10.27）在畲族山歌商品化过程中，为了提高畲族山歌对游客的吸引力，以及年轻一代畲民爱听、爱唱畲歌，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省内外音乐专家以联合创作或个人创作的形式，赋予传统畲族山歌以新的时代元素，创作一批新版畲族山歌；畲族文化旅游开发者也对畲族山歌进行了创新。在保持传统畲族山歌音乐特色的基础上，进化、优化和美化畲族山歌音乐，提高畲族山歌音乐在调式、节奏、旋律、歌词、演唱方法、表现形式和包装方式的时代性和美感性。使畲族山歌既有传统色彩又有新时代元素，符合现代音乐审美需求，吸引更多的新生代畲民对畲歌的关注和喜爱。例如，《畲家谣》中原始部落猎手的剑舞，利用现代通俗的音乐加以伴奏，更加体现了猎手的威武和彪悍。在突出民族和地域原生元素的前提下，《诗画·畲山》使用了大量现代元素，如色彩、唱词、音乐、舞蹈等采用了通俗化和时尚化风格，为便于现代观众理解、喜欢，进而较快地融入场景氛围中［27］。
  （三）畲族山歌功能变迁
  传统畲族山歌的主要功能有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教育功能和传承功能［28］。过去畲民在生产生活中唱山歌，参与者既是表演者，又是欣赏者。歌手们用独具民族特色的方式即兴对歌，用歌声直接交流感情或传承文化，或娱神，或为了在竞赛中取胜，或自唱自赏。随着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推进，畲歌的传统功能逐渐弱化，畲歌也与畲民的生产生活渐行渐远。现代畲歌主要存在于旅游场域中。在旅游场域中，畲族山歌的功能也重新进行定位，主要功能为娱乐、营造氛围和体验。传统畲族山歌的娱乐功能以娱神和娱己为主，旅游语境中，畲歌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主要功能是娱他（游客），为使畲族山歌更适合现代游客对流行音乐的需求及更适合游客学唱，畲歌创作者和演唱者对畲歌歌词、曲调、唱法进行改进创新，使畲族山歌能尽可能地体现旅游价值，为旅游开发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在畲族文化旅游项目设计中，开发者往往会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是哪些歌曲（甚至不一定是畲族山歌，婚俗表演曾经安排过让游客参与的对歌环节，考虑到游客不会畲歌，景区演员只有一位会畲歌无法对歌，所以对歌中用了一些流行歌曲或经典老歌）对游客更具有吸引力；二是如何降低成本。如在婚俗表演项目演员的选用上，“（婚俗表演）你说全部都用畲族的好不好？肯定是好的。但是很多东西都要从现实的角度去看，毕竟我这是一个公司，我要经营。畲族小伙子一个月的工资和佤族小伙子的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过这也不违背我们打造畲族文化，只是我们想略微地降低成本而已，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因为这个表演已经打动他们（游客），所以不用再去纠结某些东西。”（中国畲乡之窗景区YHQ,2013.08.10）“原始的婚俗表演较费钱、费时，成本高些，对歌要一天一夜，因为以前经济困难，没有办法解决客人的住宿，就用对歌来度夜。”（景宁泉坑村LGY,2013.01.01）现在景区婚俗表演除时间压缩和环节简化外，因为缺少畲歌歌手，只用了一名女性畲族歌手演员，没有安排对歌环节。营造畲乡旅游环境氛围是畲族山歌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畲族“三月三”期间，在景宁县城鹤溪镇和举办“三月三”的畲族乡镇和村寨，到处可以听到广播里播放或歌手现场演唱的畲族山歌，让身处其中的游客体验到浓浓的畲乡旅游环境氛围。
  五、结论
  畲族山歌商品化有自发商品化和自觉商品化两种途径。旅游景区、演艺场是畲族山歌自觉商品化的主要场域。畲族山歌通过品牌构建、平台创建和市场开拓实现商品化。商品化提高畲民对本族文化的认同和传承意识，促进畲族山歌创新和功能变迁。在畲族山歌商品化过程中，政府作为畲族山歌商品化的主体，具有宏观决策权优势。决定着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模式、时序和传承保护机制的建立，最大限度地提供所需的资本、专业技术人才和设施建设，为畲族山歌商品化品牌打造、平台建设和市场开拓提供支持。游客的旅游“凝视”影响着畲族山歌文化元素的提取和表演形式，进而影响着畲族山歌的变迁方向。文艺工作者利用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对畲族文化的理解，诠释着现代畲族山歌。但作为非本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诠释能力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畲歌的传承是局内人自己的事，政府和汉族文艺工作者都做了贡献，但主要还是要听取畲民的诉求，给予扶持［29］。畲族音乐艺术的主人只能是畲族人［30］。由民族文化主人来决定资源商品化的方向和目标，不仅能满足族人对本族文化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要，而且能促成文化主体自觉保护和传承文化。因此，培养畲族本民族的文艺工作者，以及提高畲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是畲族山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浙江丽水学院商学院
  畲族乡村发展成效与问题反思
  ◎王逍
  提要 从乡村发展概念内涵变迁视角而言，现代乡村发展观是乡村社区全面、综合、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而目前我国畲族乡村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特色村寨等方面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从乡村发展模式、发展组织制度、乡村资源开发、乡村发展主体意识以及乡村全面发展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此有必要借鉴中国台湾社区营造经验，通过乡村发展理念转换和社会制度创新，完善知识服务社会的畅通机制等方式来进一步深化畲族乡村发展进程。
  关键词 畲族；乡村发展；社区营造
  畲族是我国东南山区一个历史悠久、散杂居程度较深的山地农耕民族。现今70余万畲族人口中仍有70％以上为乡村人口，且主要集中分布在闽东和浙南一带。自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当今畲族乡村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卓越成效。但由于深受历史文化传统和现有资源禀赋的制约，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仍总体滞后于当地汉族，畲族乡村发展与我国东南发达区域经济尚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基于此，本文从乡村发展概念内涵变迁入手，对畲族乡村发展的既有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旨在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以期寻求进一步发展的新路径［1］。
  一、乡村发展概念内涵变迁梳理
  要思考畲族乡村发展问题，首先有必要从洞悉乡村发展概念的内涵入手。乡村发展概念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益丰富和完善。早在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韦茨（Raanan Weitz）在其编印的《变迁世界的乡村发展》（Rural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World）一书中指出：乡村发展着重在低度开发国家寻找能促进发展过程的策略，当前尤为注重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2］。从韦茨编印的书中可知，乡村发展的内涵是针对发展滞后国家的人民经济生活贫困，如何寻找促进解决方法。而世界银行在1975年给乡村发展下的定义是：乡村发展是一种策略，拟用为改进乡村贫穷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利益延及在乡村中寻求生活的最贫穷团体，包括小农、佃农及无土地者。其强调乡村发展的目标在增加生产、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动员可用的土地、劳力及资本，同时也注重消减贫穷及所得的不均［3］。世界银行的乡村发展定义较之韦茨所概述的内容更为丰富，目标更为明确和具体，但二者均属于浅表层次的，主要是针对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顿问题而言。巴基斯坦学者伊纳亚图拉（Inayatullah）在1979年编印的《乡村发展的研究，亚洲的若干经验》（Approaches To Rural Development,Some Asian Experiences）一书中，其乡村发展内涵着眼于三个方面：（1）传播适当及改进农场技术的过程；（2）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民接触外界而产生新技术与新态度的过程；（3）包含技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因素的复杂过程［4］。如果说世界银行有关乡村发展的概念主要着眼于消除经济贫困，保障基本生活，显然伊纳亚图拉（Inayatullah）所理解的乡村发展概念内涵要更为丰富，它是由相互联系的三个过程所组成：既包含新技术、新观念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也包括乡村人接受技术的能力、态度及其做出相应的改变这一互动过程，还包括技术、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过程，显然该概念触及到了乡村发展中的多种社会关系。
  而澳大利亚学者戴维（David A.M.Lea）和乔德利（D.P.Chaudhri）在20世纪80年代则提出“整合的乡村发展”概念，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1）改善乡村大众的生活水准；保障基本安全及对衣、食、住、行和就业等方面的基本需求；（2）增进乡村地区的生产力，免受自然的灾难，并改进与其他部门的互惠关系；（3）提倡自立的发展计划，并使大家都参与发展计划；（4）保障地方的自立性及减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干扰［5］。这两位有关“整合的乡村发展”的定义虽然总体上仍是着眼于基本的经济生活保障，但他们提出了自我发展和大众参与的发展新内涵，还提出乡村人与社会关系的改进，以及在避免现代化对传统方式干扰的基础上寻求地方的自立性发展。这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乡村发展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问题，还将盲目追求现代化而破坏乡村传统的发展区别于真正的乡村发展，这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和谐并存的宝贵思想。
  无论如何，乡村中有待发展的事务是纷繁复杂的，随着众多西方学者的研究，学界逐渐达成共识：乡村发展的内涵既是整合性的，也是多面性的。台湾学者蔡宏进认为：广义的乡村发展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水准之提升。发展的目的除了改善乡村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外，还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6］。从发展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包含着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多层次需求，发展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动力，而发展的方式则是可持续的而非竭泽而渔式的，社会的发展包含着重要的人文发展指数［7］。从现代社会发展观而言，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发展的意蕴是人类文明以及人与自然状况的改善、进步和提高。发展不同于增长，增长主要表现为量的增加，而发展是指量和质的共同提高；发展也不同于一般的变迁或变化，它是一种朝着更好、更文明和更高方向的变迁。而社会发展是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意义在于人类在不断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要使更广泛的人享受到更多的生产成果，要为人们的生活创造可持续的、更美好的环境。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其宗旨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普遍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和推动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8］。
  可见，社会发展既包括物的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还包括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等多重关系的和谐发展。具体到乡村发展，其内涵也是全面和综合的，不仅仅指的是乡村居民衣食住行等经济指标的增长，还包括其身心健康、闲暇娱乐等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更包括他们享有自由民主和参政议政权利，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等多方位目标。乡村发展目标，不是以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与现代的协调中可持续发展。而乡村发展方式，则是联合国一直强调和鼓励的“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式发展。”［9］
  二、畲族乡村发展成效概览
  自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结束了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长期边缘化地位，畲族社会经济文化水准逐渐获得质的飞跃。尤其是近十余年来，随着国家政府对少数民族新农村建设扶持力度的日渐加大，浙、闽、粤、赣、皖等省各级地方政府也对畲族这一世居少数民族的新农村建设尤为重视。正是在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和战略指导下，我国畲族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村民自治、能人治村等乡村治理方式的摸索前行；交通道路、民居改造、环境治理等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臻完善；农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山林特色经济资源的产业化；畲族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和文化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文化广场、文化礼堂、畲乡风情广场等村落社区文化空间的修建；“三月三”畲乡风情节等传统节日的普遍复兴；畲族民歌、祭祖、编织、武术、谚语、节日等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逐级申报及对相关传承人的制度保护，等等。
  尤其是近五年来，畲族特色村寨建设工作卓有成效。自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以来，各地畲乡畲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亦紧锣密鼓地跟进，经过5年的努力，至2014年，闽、浙、粤、赣、皖等五省共有19个畲族特色村寨被国家民委列入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全国共有340个）。其中，福建省9个：福州市连江县东湖镇天竹村、南平市延平区水南街道岭炳洋村、三明市永安市青水畲族乡沧海村、漳州市漳浦县湖西畲族乡顶坛村、漳州市华安县新圩镇官畲村、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猴盾村、宁德市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溪塔村、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村；浙江省6个：杭州市桐庐县莪山畲族乡中门民族村、湖州市安吉县章村镇郎村村、温州市平阳县南雁镇堂基村、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利山村、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深垟村、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李宝村；江西省2个：赣州市赤土畲族乡青塘村大岭背组、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江口民族村蔡家垅自然村；广东省1个：汕尾市海丰县鹅埠镇红罗畲族村；安徽省1个：宣城市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千秋村，以上这些榜上有名的畲族村落被誉为“民居特色突出、产业支撑有力、民族文化浓郁、人居环境优美、民族关系和谐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0］
  事实上，除了以上国家民委首批正式命名挂牌的畲族特色村寨以外，闽、浙、粤、赣等地畲乡还有许多成效显著、方兴未艾的畲族特色村寨。诸如：浙江省文成县黄坦镇培头民族村、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左溪村和竹里村、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敕木山村、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临安市於潜镇铜山民族村，等等。畲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的试点推进，深化了畲乡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促进了畲乡民俗风情和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畲族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畲族乡村发展上述诸成就的取得，是基于各级政府政策性支持和广大畲族村民积极进取的共同产物。例如，自2003年浙江省政府斥巨资实施村村通公路的康庄工程以来，宽广平坦的公路才逐步延伸至昔日地处僻壤的畲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让畲村山林经济资源的开发和畲乡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可能性。而各地畲乡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所带来的畲乡巨变，更少不了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可观的少数民族特扶资金。当然，在畲族乡村发展进程中，广大畲族村民（尤其是那些热心村落发展事务的村落精英们）也为此付出了大量辛勤的汗水，他们充分发挥村落建设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区域经济辐射的优势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优惠，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超越大山的精神，克服传统的农耕思维模式，淡化族群封闭心理，进而从根本上扭转昔日畲村的贫困局面。
  三、畲族乡村发展问题反思
  然而，笔者通过在浙南畲村点面结合的田野调查不难发现，畲族乡村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归来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发展模式而言，自上而下式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一把双刃剑。长期“以山为基、以农为本”的畲族村落由于受区位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双重制约，总体上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发展起点低，故其发展大都依赖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民族政策扶持，采取自上而下式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具有规划细致、布局全面、资源集中、行动高效等优势。这些优势对低起点的畲族乡村发展的启动和推进尤为重要，事实上，其成就也不菲。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该模式也存在着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的弊端。一方面，畲族村民因自我发展能力弱而过度依赖政府的财政扶持，另一方面又因长期习惯依赖政府资助而寻求自我发展或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创新意愿和动力不足，进而难以发育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和个体充分自由表达、实现自我价值的完善机制，最终影响畲村的可持续发展。自我发展能力弱与过度依赖政府两者之间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尤其是在畲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对民居新旧杂陈、道路狭窄不平、环境脏乱不堪、改造工程复杂浩大等局面，往往会出现摊子铺得过大和资金缺口严重等窘况，进而陷入如何进一步“向政府要钱”和等待“政府拨款”的被动发展境地。
  其次，从发展组织而言，畲族乡村治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简言之是指对乡村社区的组织管理和制度安排，其宗旨是服务农民、解决民生、推动乡村发展。自1983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被正式宣告结束后，不久建立了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这一新的农村建制，凸显了乡镇政权的主体地位，迎来乡村治理新模式。国务院对乡镇组织的职能有着十分明确的界定：除政治职能外，对乡村社区经济活动限于宏观管理范畴，主要是政策指导、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自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后，村民自治制度广泛实施，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村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经济联合社、村民代表大会、村民理财小组等多元化基层农民组织，新的乡镇治理机制逐步形成。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许多农村还成立了各种类型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社会性民间组织［11］。从以上政策法规到组织框架来看，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可谓日臻完善。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各级组织的职能角色却出现了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12］。该现象在少数民族社区因社会发育程度低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就畲族村落而言，乡村治理有待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大分散、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使畲族村落打上了更多的血缘、地缘等传统社区色彩，这与现代社区的适应性和开放性相抵牾；大量中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经商，村民社会结构复杂、村落基层政权组织力量分散、文化程度总体偏低、村民自治难度大和效能差；随着政府对畲村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的增大，乡村治理内涵扩大、任务增重，村落基层组织越来越力不从心；随着畲族村民社会流动的日益频繁，其思想观念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政治经济诉求和参与意识日益强烈，但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难以完全满足畲族村民的多元化要求；畲村“能人治村”模式虽有利于推动滞后畲村的发展进程，但能人大都在附近城市经商，村落事务与家庭生意两头兼顾，疲于奔波，也存在着“能人异化”的隐患，“能人与贤人”完美结合治村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此外，各级地方政府有关畲村发展的职能配置还有待优化。近年来，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民宗局、农业局、旅游局、文化局以及乡镇政府各部门等）对畲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引领，可谓工作出色和成绩不菲，但其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项目的推广与实施中，对畲族文化特质和畲族文化心理的了解程度还有所欠缺，因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过走弯路、重复投资等现象，项目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可见，地方政权（尤其是乡镇政府）与畲族村民的互动还有待深化，对畲村发展的指导、协调、服务等职能作用还有待加强。
  再者，从资源开发而言，山林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开发力度还有待深化。近十余年来，许多畲村加大了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通过挖掘山林经济资源潜力，逐步实现了畲村由传统生存型农业向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化的转型，村民经济水准大幅度提升。但山林经济资源潜力还远远挖掘不够，主要表现在品种类型比较单一、缺乏精细化深加工、产业化组织模式不够完善、企业品牌意识不够浓厚等方面。事实上，位处东南山区的畲村山林经济资源十分丰富，可开发的经济林木涵盖十大类型：干果类、水果类、油料类、药材类、调味类、蔬菜类、饮品保健类、编条类、工业用材及其他资源类。但目前各地畲村开发的品种主要为茶叶，以及少量的板栗、油茶、毛竹、青钱柳等，还有大量的经济林木可以开发，诸如：干鲜水果、竹笋、蔬菜、中药材以及食用菌等。此外，目前畲村在山林资源开发中，除茶叶产业化程度相对较深以外，大部分农产品为初加工，附加值较低，即便相对成熟的茶叶企业也存在着产业化组织模式单一、经济合作社名不副实、品牌意识不够深厚等弊端。
  近年来，各地畲乡虽然涌现出一批环境优美的畲族特色村寨，彰显了畲族文化魅力，促进了畲乡旅游经济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其畲族人文资源潜力挖掘不够充分，畲族文化内涵表现不够丰富，呈现出畲族文化单一化、形式化、符号化、同质化等弊端。例如，畲乡旅游展演主要为婚嫁和对歌习俗，品尝麻糍、乌米饭等特色食品，至于编织蜡染、银饰制作、武术体育、草医药技艺等文化精粹的开发尚涉及不多。还有大量的村落历史、传说故事等人文资源尚未加以整理。在畲家乐旅游经济运营中，畲族文化特色不足，同质化现象明显，文化内涵不够，更缺乏具有文化创意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而且畲村民居以“畲元素上墙”的方式来彰显畲族文化特质，具有形式化和符号化特征。此外，各地普遍兴起的“三月三”畲乡旅游风情节，注重文化展演的形式，而忽略文化的本真意义，对热情热闹和盛大场面的追求，远远胜过对文化意义和经济效益的追求。节日载歌载舞的表演者大都是雇请来的汉族专业演员，大量的畲族村落民间文化艺术人才逐渐被边缘化，而且畲家乐旅游经济受益面总体不广。因此，畲族特色村寨还需要进一步整合山林资源和人文化资源，强化文化创意，凸显民族特色。
  再次，从发展本质而言，人的自由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指标。人类发展的理念以20世纪70—80年代为分界点，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到新的发展观的转型。前者将发展片面理解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指标的增长，后者将发展理解为以人为核心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首次论述了“人”的发展，认为经济发展首先必须满足人的基本需要。随后联合国制定的第三个十年发展计划（1981—1990）不仅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量的目标，而且还规定了经济发展的质的目标，即社会进步的目标，如公平分配、充分就业、普及教育、培训劳动力、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住房条件、保障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等。时至1992年，联合国在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运用人文发展指数（HDI）这一新概念，意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这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来考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后又补充了生活环境和居民自由程度等两项变量。人文发展指数概念的提出丰富了“发展”的本质内涵。与此同时，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探讨范畴推向人类共同追求的实际目标，从更高的视角寻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13］。
  从新的发展观可知，发展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综合概念，既包括经济生活水准的提高，也包括人的健康理念和文化教育程度及生活品质的提升，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自由发展和平等参与目标的实现等，更包括既满足当下需求又满足未来需要的可持续发展。就近十余年来畲族乡村发展状况而言，无论是经济生活水准、还是居住环境质量和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从健康理念、居住环境、生活品质、闲暇娱乐以及自由发展、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来看，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近十几年来畲族村民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食物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餐桌食物品种日益多样化，但由于健康知识的匮乏，偏好酒肉荤腥和多盐多油食物，加之因“番薯丝吃到老”的痛苦历史记忆而对番薯等粗粮心理排斥，甚至有的上山劳动也以酒解渴，故畲族这个善酒的山居民族，更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等疾病。因畲民抗风险能力总体不高，倘若家中有人犯有重大疾病，其家庭生活质量势必一落千丈，少数家庭甚至一蹶不振。再如，畲村垃圾处理排污设施等虽然逐渐完善，但填埋式垃圾处理方式和塑料制品白色污染等对畲乡土地资源的潜在威胁仍不容忽视，大量的城市非安全食品涌入畲村，亦值得警惕。此外，畲村社区文化建设总体投入不足，乡村图书室等文化设施普遍匮乏，畲民的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较少关注，畲民精神娱乐生活比较单一，旅游休闲的机会比较少。
  最后，从发展主体而言，农户发展与村落发展不平衡性仍较为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许多畲族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经商逐步发家致富。然而，中青年的长期外出，不仅导致畲族农户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更导致畲村发展的“空心化”或“半空心化”趋势以及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虽然打工经商发家致富不少，但村落经济基础和集体经济力量依然总体薄弱。事实上，外出打工经商农户的发展并不等于畲族村落经济的发展。尽管并不排除外出打工经商户的发展有助于带动其他农户的家庭发展，但总体而言，外出农户的发展对村落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相反，畲族村落的整体发展，则必然会提升广大畲民的村落凝聚力和自豪感，同时缩小农户之间的内部差异，尤其有益于保护年老贫病畲民等弱势群体。例如，近三十几年来浙南文成县培头村钟姓畲族村民大都依靠外出打工经商（包括至省内外，甚至国外），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和良好的家庭发展，但培头村作为村落整体却长期以贫困面貌和低度发展呈现。直至近年来，随着民族特色村寨的社区营造，培头村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享誉四邻八乡，更牵引着无数在外发展的村民回归村落，并主动参与到家乡建设中来。这反映出许多高收入钟姓畲族村民对家乡发展的自豪感远胜于在外面发家致富的成就感。再如，自改革开放之初，景宁、武义等地不少畲族村民陆续至我国各大中城市经营超市而收入不菲，他们大都在家乡修造了气派的新楼房，但仅在春节期间小住几天，平时基本空置。对于这些离乡的富裕畲民而言，其内心升腾的自豪感并非来自自家楼房的引人注目，而是近几年畲族特色村寨建设，村落整体面貌的改观。然而，畲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村落集体经济的总体薄弱现象仍不容忽视。总之，唯有畲族乡村整体的发展才是畲族发展的关键，也只有畲族乡村的整体发展才是真正和谐、全面的畲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畲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
  结语
  乡村发展概念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渐丰富，既包含着经济指标，也包含着人文指标、环境指标及可持续发展指标等。而近十余年来畲族乡村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经济、文化、教育水平获得大幅度的提升，涌现出一批环境优美、产业活跃、生活富裕的民族特色村寨，但也存在着过度依赖政府、资源潜力开发不足、产业化程度不深、全面发展程度不够、畲汉差距明显、村落内部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深化畲族乡村发展进程，有必要借鉴中国台湾社区营造经验，探索畲族（也适应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自己的乡村社区发展路径与方法。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发展理念转换和社会制度创新，建立知识服务社会的畅通机制，整合以高校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力量，开设社区营造系统课程，增强社区营造整体文化氛围，培育更多关心各民族乡村社区营造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组建社区营造专业工作团队，深入各民族乡村社区全程帮扶，鼓励和支持高校及科研机构大学生、硕博研究生们毕业后返乡再造魅力新故乡。唯有通过政府部门的政策指导和制度支持、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引领和体系化的社区专业培训，才能逐步增强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及社区主体意识，才能不断提高其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能力，进而将“一袋马铃薯”[14]式的传统农民蜕变为视野开阔、凝聚合作的现代社区人， 各民族的乡村发展方能获得持续的内生性动力。正如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Polanyi，K.）所云：人类的经济，是嵌合并陷于制度、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之中的[15]。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
  民族乡村生态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及策略研究
  ——以闽东畲村为例
  ◎李益长
  提要 闽东畲村文化资源浸染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特色，拥有独特的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但是，其开发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单一，特色品牌少，文化资源闲置浪费与开发不当。作为民族乡村的闽东畲村要实现文化资源“生态化”的可持续开发，必须采取立体联动式开发、主题村创意式开发、参与体验式开发、区域整合式开发、品牌建构式开发和对接互赢式开发等创新路径；还应不断创新开发策略，通过通力合作、项目带动、山海互动，多轮驱动等方式，为民族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关键词 闽东畲村；文化资源；开发路径；因应策略
  畲族是华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隋唐时期从原始居住地——广东潮州凤凰山迁徙至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地，自称“山哈”（山中的客人），人口总数70.96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90％以上居住在闽浙两省广大山区。福建宁德市俗称“闽东”，是全国畲族最大的聚居区，散居着26.6％的畲族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畲族之乡”。闽东畲村拥有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有形文化资源，如畲族特色村寨、畲族服饰、民间工艺品、畲药、饮食等；无形文化资源，如畲族小说歌、歌言、音乐舞蹈、宗教文化、民俗节庆等。近年来，闽东地区加强“新畲村”生态文化建设，大力扶持民族乡村发展“一乡一优势产业、一村一优势产品”，由此大量有绿色象征意义的生态产业、生态工程、绿色企业应运而生，人们努力从民族文化中汲取有益资源，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实现着畲族文化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的“生态化”。
  对于资源相对匮乏且产业发展极为落后的闽东畲族而言，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所富含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产业价值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能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还能通过市场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可见，民族文化资源是闽东畲村产业开发的基础，是其“文化产业继承和发展的源头活水”①。
  实践证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化资源的拥有量和开发力度，而取决于文化资源能否被有效合理地开发和利用。长期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状态的闽东畲村，其生态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必须探寻出富有创新精神的“闽东模式”，选择一条适合本地区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路径，创新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策略，增强畲村文化自我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民族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才能实现民族文化产业的新常态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闽东畲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现状分析
  闽东（宁德市）现有畲族人口约19万，设有9个畲族乡，畲族人口千人以上的乡镇58个，民族村243个、民族自然村986个。闽东畲村文化资源浸染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特色，拥有独特的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主要有两大民族文化产业带：一是福安市交溪流域中下游从北向南呈扇状分布，包含3个畲族乡，村落和人口众多，主要集中发展果蔬业、茶文化业、民间工艺业、畲药种植业等，由于各畲村之间粘连性较高，合作社、示范村、产业示范基地等较多，生态产业较为集中，产业样式相似度也较高；二是蕉城、霞浦、福鼎沿线的山海地带，畲族村落濒临海岸自南向北呈条状分布，包括6个畲族乡，畲村之间距离相对较远，形成了虽有关联但又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主要有文化旅游业、观光农业、文化会展业、演出业、茶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另外从古田至寿宁的其余五县所分布的畲村较少，受当地汉族文化影响也较为严重，民族文化产业特色不鲜明，且基本未成形。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差异，闽东畲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见下表1：
  从空间分布结构及发展实际来看，闽东畲村特色产业发展初见成效，两大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带正努力发挥自身生态文化资源的优势，主打“生态牌”，做好“绿色”文章，以风情节庆、休闲度假、体验参与、手工制作、生态种养等形态的开发为主，并不断整合资源逐步向集聚型产业发展，打造了一批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和产业示范基地，特色优势产业开始壮大，体现了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巨大潜能。
  （二）问题及原因分析
  1．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
  目前，闽东畲族30％的人口分布在9个畲族乡，70％的人口散居在其他各个乡镇，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不利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畲族之“畲”意为刀耕火种，作为迁居民族，他们只能定居在高海拔、半山区等地理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现在，这些地区的，生产资源缺乏，交通极为不便，土地贫瘠，人均耕地少，生产方式落后。在产业发展信息化的今天，这些因素决定了闽东畲村这一产业发展“冰雪带”很难在市场开发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2．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单一
  闽东畲村虽然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但在开发过程中存在规模小、模式单一、科技含量低、无规模效应等问题，未能充分利用其独特性、多样性、兼容性、区域性的特点，存在开发的片面性、模式特点不突出、形式单一、缺乏民族文化参与性等不足和缺失，且在开发思路和开发途径上未能进行适当创新，过度依赖政府主导开发，缺乏民族自我开发意识和文化振作，未能处理好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辩证关系，少有推出新成果，不能主动探寻和创新畲族文化资源的市场转化模式，不能有效推动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循环开发与利用等。
  3．特色品牌少，难以形成规模优势
  闽东畲村虽拥有一些产业，也注册了一些品牌商标，但由于对优势产品和特色品牌培育不足，著名商标、驰名品牌几近空白，被誉为全国三大葡萄沟之一的宁德福安溪塔畲村的刺葡萄由于缺乏整合性组织，影响范围依然有限，对区域产业发展未能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即使许多畲村依托“中国茶叶之乡”“坦洋工夫茶”“福鼎白茶”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茶文化产业，注册了数十种具有畲族文化特色的品牌，如“金牡丹”“金山翠芽”“富蓉山”“畲鼎红”“畲韵红、“畲品红”等，但由于产业较为分散、资金投入有限、缺乏产业能人和市场导向等原因，无法形成规模，更无法将畲村茶业培育成特色主导产业。
  4．文化资源闲置浪费与开发不当
  受多方因素制约，闽东畲村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分散的家庭式经营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制约了畲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由于经济实力薄弱、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开发不足，文化资源闲置浪费严重，开发不当现象比较普遍。文化资源闲置浪费主要表现在文化场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以及大量颇具民族特色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如村落、田园、生态资源等任其自生自灭，造成文化资源“有形”与“无形”的浪费。开发不当则主要表现在盲目性开发、破坏性开发、过渡性开发与庸俗化开发等方面。具体表现为：1．在文化产业发展热潮的鼓舞之下，不惜人力与财力，急于求成，结果不但造成了巨大浪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人们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2．一味追求形式，注重包装以致损毁文化资源的原貌和“原生环境”，造成有形文化资源和无形文化资源双重损毁；3．过度商业化，超过环境承载量，过多地建造与环境不相协调的基础设施，破坏畲村生态文化资源，甚至导致大量文化资源的“异化”；4．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不按传统的时空规约肆意将民族文化遗产庸俗化、简单化地搬上舞台，从而失去其原有的神韵，民族文化功能与内涵经由舞台的程式化、庸俗化展演后不断失真和蜕化。
  二、民族乡村生态文化资源创新开发路径分析
  文化资源开发就是将文化资源进行加工并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的过程。在当前以“创新”为核心的时代大潮中，民族乡村要实现文化资源“生态化”的可持续开发，必须创新开发路径：
  （一）主题村创意式开发
  对于民族乡村而言，真正具有开发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是那些富有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的资源。文化资源的主题村创意开发就是对文化的精神形态层面进行创意性挖掘，凸显文化产品的内涵，达到开发目标。当然，要想达到较高的创意水平，必须理解自身文化资源的差异性、独特性、新奇性，设法增加文化产品的独特性，令人产生消费的动机和欲望。所以主题村创意式开发需要建立在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把握自身文化资源的鲜明特色和最具有竞争力的因素，规避或减少重叠性的市场竞争，形成自身明显的竞争优势。如“中国扶贫第一村”宁德福鼎赤溪村首推的“扶贫”开发模式；闽东革命老区基点村竹洲山村推出的“闽东革命摇篮”红色文化开发模式；宁德蕉城上金贝村推出的将“建文帝陵寝及明朝历史”创新性地融入“新农村建设示范园”“畲族村寨风情园”和“郊外生态休闲园”三大主题的开发模式等。
  （二）参与体验式开发
  参与体验式开发就是以文化资源为基础，以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打动人心，为消费者创造出富有情趣和回忆感受的产品过程。实践证明，人们消费某种文化产品时，个人主观感觉和体验情趣最为核心。所以，文化资源开发必须考虑是否能为消费者提供某种经历或体验，如何提升文化产品的服务价值和体验价值等。当然，参与体验式开发必须以体验为基础，根据市场变化动态地开发新产品、新活动，以创造体验、激发内在情感来吸引消费者，并以此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赢得消费者普遍的认同感。参与体验式开发需要设计有吸引力的体验环节和主题，民族乡村许多文化资源都具有参与体验的个性。如，霞浦半月里村的“畲族婚俗”，可以设计将游客扮成“新郎”、“新娘”或“轿夫”等参与亲历性体验；畲族银饰、剪纸等纪念品，可以让消费者参与构思、设计、制作全过程，使产品融入消费者个性色彩而富有个人收藏等价值；还有畲族巫舞、“上刀山下火海”、“登十三云楼”等传统艺术充满无限的神秘与神奇，均是人们渴望尝试体验的文化精品。
  （三）区域整合式开发
  区域整合式开发就是针对分散在不同区域内具有关联性文化资源要素进行系统化开发，并将分散的、孤立的文化资源变成系统的且有活力的相对统一的整体。资源的整合必须建立在相关区域内相关文化资源富有一定的文化创意主题，通过资源整合，才能形成有开发价值的文化产品。整合的对象很多，可以是民族文化与餐饮业、旅游业等的整合，也可以是生态文化实验区、示范区的整合，还可以是汇聚着多种民族文化资源的产业园区、产业基地等的整合。一旦零散化的文化资源形成一个全新的统一整体，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和规模效应便会生成。如以福安、蕉城、霞浦等县市合力开发的“闽东畲族生态文化产业实验区项目”，包括了畲族文化中心产业园区、中华畲族宫民俗文化村、畲族民俗体验中心、畲族风情街和度假场馆、畲族文化主题游乐园、两岸三地畲族文化合作园区等二十多个子项目，将畲族生态文化风情游、畲族工艺制作、民俗展览和体验、两岸寻根访祖等文化资源整合为一体，进行综合性开发。
  （四）品牌建构式开发
  品牌包含浓厚的文化品位，没有特色品牌，文化产品便缺乏市场竞争力，文化产业发展就缺乏特色，即“没有品牌的竞争是无力的竞争，没有品牌的市场是脆弱的市场，没有品牌的产业是危险的产业”②。一个品牌的综合价值（P）可以简单地表述为：P=M+S+D,M表示品牌的市场占有能力，S表示品牌的超值创利能力，D表示品牌的发展潜力③。当然文化品牌的建构还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建构品牌时应避免对文化资源的过度依赖，建构的核心是创意；二是打造品牌时要认准文化资源的“差异化”，拓宽品牌的生长空间；三是整合品牌要重视培育龙头企业，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四是促进品牌影响力应走高端化、信息化方向，让民族文化品牌“走出去”。作为民族文化产品，品牌的命名还应蕴含民族文化特色，如“盈盛号”依托福安大获等畲村孵育的“盈盛号”“畲家”“麟翔”三大系列品牌，均折射着畲银的文化品格和民族特色，在将自身打造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畲族银品生产基地的同时，也让闽东畲银走进了“新品牌”时代。近年，闽东畲村加大了对知名商标、老字号的保护力度，培育了一批新兴品牌。如福安溪塔村的刺葡萄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崇儒村的“丛绿牌”系列产品、永兴茶业的“金牡丹”、水门畲乡的“金山翠芽”等获省级知名品牌；此外，还有畲家“金闽红”和“畲茗香”茶叶、“山哈”乌米饭、“畲华宝”雷竹、“畲家力”保健茶、“明得健”畲药等知名品牌。
  （五）对接互赢式开发
  即通过企业参与民族乡村对接帮扶活动，积极投资建设“绿色生态产业区”“蓝色生态产业区”，推广标准化、无公害、规范化的生态式开发理念，推进民族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通过开展村企结对、村企联合开发等模式，由一家或多家企业与一个或多个村落形成对接共建关系，企业在物力、财力、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提供支持，定期高价收购结对村产品，为结对村民提供技术培训或直接就业等，以达到最大化的文化资源开发效益。
  其组织形式主要是“企业或公司＋农户”的二元组合模式及“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村企＋农户”等三元组合模式。这些开发模式的优势是能不断壮大民族乡村文化资源开发力度，扩大开发规模，加快产业的市场化进程，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等。如蕉城猴盾村与“大不同茶业有限公司”对接发展茶文化产业，使千亩无公害茶园在规模、管理技术、效益等方面均得到巨大提升；坂中彭家洋畲村对接多家企业参与生态休闲旅游村建设，大力发展郊区型文化产业，将自身打造成名副其实的“民族团结示范村”；水门畲乡多个村寨在企业扶持下，充分发挥各自的文化资源优势，茶叶、雷竹、花卉、畲族中草药等特色产业不断兴起和壮大，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格局。
  （六）立体联动式开发
  多层次立体联动式开发有利于民族文化展示、旅游业、生态文化实验区或基地的创意开发，有助于针对创意设计、手工技艺等进行系统研究，在多方的合力作用下破解文化资源创新开发的制约因素，从而确立具有“关联性大、产业链长、带动力好的文化创意与生态产业嫁接的形态，形成核心明确、支撑众多、有市场号召力的文化创意品牌”④。运用立体联动式开发文化资源，有利于民族乡村生态产业的整合，促进其向集群化发展。如：闽东畲村生态茶产业遍布各县市，正依托“滨海茶都”的“2241”工程，即“两个茶文化产业园”“两个茶庄园”“四个茶生产基地和旅游驿站”“一条跨县市和地区茶文化旅游专线”，积极融入“三地齐进、四业并举”的联动式产业开发中去，加强与全市范围内的众多畲村或企业组成立体联动格局，将闽东畲村的茶文化、民俗、歌舞、旅游、工艺、民间技艺等文化精品进行串联与组合，互帮互补、外引内联，共同开发文化资源；同时挖掘闽东畲村特色茶俗、茶艺表演、茶艺风情、生态茶业观光园、茶生态游的文化内涵，开发畲族茶工艺品，提高茶具包装设计艺术以及畲村特有的茶艺表演业水平，通过众多村落的互动合作，提升畲村生态文化资源开发的效益和水平。
  三、民族乡村生态文化资源创新开发的因应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民族乡村生态文化资源开发要想真正破解发展的瓶颈，除了要创新开发路径，采取强化政策引导、科学制定规划、支持专业合作组织、引进项目和资金等措施外，还应不断创新开发策略，为民族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一）通力合作，集成生态同发展
  通力合作强调的是同心协力，政府、基层、群众三位一体，所有的工作目标指向集中在“创新发展”之上。政府应主动为畲村文化产业发展掌好舵，用好用足少数民族的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大畲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扶贫开发力度，设立好民族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主动为民族乡村做好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工作，帮助畲村找寻民族文化新的增长点。基层组织要主动担负起文化资源创新开发的重任，充分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畲村文化建设、人才培养、技术培训等活动，全面负责拓展文化产业市场，优化发展环境。广大民众则是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的主体，应彻底改变旧思维，化被动为主动，自觉唤起自身振兴民族文化和创新创业的精神敢于创造，努力构建更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群，共同推动区域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项目带动，谋求发展新亮点
  “项目是产业的支撑、投资的载体，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⑤民族乡村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更离不开项目的支撑，因为项目不只来源于政府的规划，更多的来自各方牵线搭桥、招商引资的结果，随着项目的生成落地，大量资金、技术、人才等流入民族乡村，唤起村民发展生态文化产业的热情，寻找更多创新创业的亮点，最终使广大民族乡村实现文化产业质与量的跃升。而且“项目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载体和关键，没有项目，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如同无源之水，无土之木。”⑥通过“项目带动”发展路径的实施，民族乡村生态文化资源的开发才能进一步延伸和拓广，其生态文化产业链自然便能生成诸多发展新亮点。所以，民族乡村更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引进项目的市场环境，创造条件吸引国内外知名机构踊跃进驻民族乡村投资建设科技含量高的集约型文化产业，研究开发富含民族生态特色的新产品，建成一批规模较大、发展前景好和辐射带动力强的项目，壮大民族乡村生态文化产业发展实力，谋求发展新亮点。
  （三）山海互动，构建合作新平台
  生态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须处理好多方的关系，如山区与沿海、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资源丰富地区与资源紧缺地区、人才资金富足地区与技术投资不足地区等应加强互动合作，即广义上的“山海互动”，这样才能实现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协调。产业化开发不是局限于局部地区的发展，而必须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思考区域内所有个体公共性的协调互补式发展，即所谓的“完善文化生态空间的公共性与商业性的互补性”⑦。“山海互动”强调的是合作式协调发展，彼此合作共建旅游度假村、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机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通过协作构建的平台，实现“内引外联、讲究实效”的联合发展目标。如目前闽东各地致力于打造“闽东畲族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中国畲族银器之都”“海峡两岸畲族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项目，山海互动、村村联动一定是闽东畲村文化资源创新式开发的必然选择。
  （四）多轮驱动，创新开发新思路
  “多轮驱动”发展模式包括培育龙头“带动”、打造示范“引动”、开发山地“撬动”、优化品牌“拉动”和加强合作“联动”等环节。这种全方位立体式开发思路能调动大多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创新积极性，积极培育“新增长点”。在产业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下，民族乡村更要寻求生态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发力点”，以生态发展为宗旨，有效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如闽东畲村众多，各自的产业分散、规模小、生态文化资源开发模式单一，如何在协同开发中找到契合点便成了闽东畲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多轮驱动”有助于破解这些难题。“多轮驱动”还有助于激发各方的创新精神，形成“农民参与、协调发展、多方共赢”的生态文化产业立体开发新格局；有助于立足区位，抓大扶优，做大做强骨干企业，创优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健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长效机制，增进民族乡村生态文化资源利用率和开发效益；有助于在多方合力作用下在资金协调、产品开发、技术改造、市场开拓等方面全方位提升质量，促进产业升级，引导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走上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五、结论
  尽管民族乡村生态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产业发展所选择的路径和模式不尽相同，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民族乡村应致力于破解自身文化产业化开发的瓶颈，不断创新，努力探索民族乡村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借助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致力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
  宁德师范学院畲族文化研究中心
  畲族作家雷德和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冲突和谐美
  ◎吴梅芳 姚周辉
  提要 抑恶扬善是畲族作家雷德和创作态度的基本准则，严肃庄重是作家几十年来一贯坚持的创作风格，崇高和谐是他所坚持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尺度，而和谐美则是作家致力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这种和谐美在创作中具体表现为人物心灵的自我冲突与完善，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与人情美，人与自然冲突中的协调美，在新旧习俗的冲突表现现代民族风情美。
  关键词 畲族作家雷德和短篇小说冲突和谐美
  雷德和被誉为“畲族第一位小说家”是当之无愧的。①他像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田地默默耕耘着，辛勤侍弄着，开垦、挖土、锄地，拔草、施肥、灌溉，终于麦苗青青，春色满园，翻开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是畲族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夜闯卑库山》，扑面而来的是浓厚的淳朴的乡土气息，读他的系列小说，犹如吹过一阵清新的山野之风，自然、淳朴，纯粹、和谐，这是他开创的一片纯净的艺术天空。作家用他美好的情怀和真诚的笔勾勒了畲乡人的生活百态，记录了几十年来畲族的生活变迁习俗变化，虽然篇幅短小精悍，但是结构谨严，篇篇都饱含着作家真纯美好的理想与愿望，无论是怎样的艰难处境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作者都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美好人性的追求，固执地守护着他自己的这一片纯净和谐的自然天空。
  在他的这一系列短篇中，有畲族乡村风俗题材、劳动生产生活题材，反映畲族青年男女爱情纠葛婚恋题材，也有反映家庭邻里矛盾纠葛的乡村生活题材等等，还有反映畲族知识青年心灵成长个人奋斗题材的，虽然题材各异，但主题只有一个：歌颂肯定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在他的故事叙述中，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其中也会有诸多矛盾与冲突，但最终总是邪不压正，正义战胜邪恶，一切归于和谐，表现出一种冲突中的和谐美。
  一、人物心灵的自我冲突与完善：追求人物心灵的崇高美
  作家在他的这一系列短篇佳作中着意要塑造的人物，都是一些普通畲族群众，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这个社会里或许他们的地位不高、身份卑微，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贫困，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绝不匮乏，恰恰相反，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梦想，也有自己朴素的理想、诉求与愿望，这些生活在底层却具有善良美好心灵的乡村普通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人格、崇高而美好的心灵，他们其实就是作家审美理想的代言人。
  在他的系列短篇小说里，有着崇高而美好心灵的主人公随处可见，《夜闯卑库山》塑造了一个胸襟坦荡的热血青年，一个有良知讲情义有责任感懂得反思的畲族优秀小伙子；《兰槽》则塑造一个机敏正直深明大义的老人，有着古道热心肠，助人为乐，无私的老牛倌；耿直廉正的《盘结老汉》；《立事》里一个刚刚可以立事的畲族少年在他的成年礼仪前用自己的生命证实了自己的确已经立事了，痛失儿子的悲痛父母因了儿子的这种特殊方式的立事而有所告慰，在生命与崇高之间，父母与儿子都选择了后者！《艾草》刻画了一个酷爱艾草也有着艾草一般清香品格的乡村女子：心地善良、大义灭亲，有仁有义的女子，因为不满丈夫的为富不仁，与之抗争到底，直至最后的香消玉殒！留下的是千古流芳的清香品质！
  作家笔下塑造的无论是畲族老人还是畲族青年；无论是畲族少年还是畲族妇女都突出他们的精神品质，宏扬人间的正气美，精神的崇高美。
  人物精神的崇高美在作品中往往是在人物心灵的自我冲突中完成的，人物的每一次行动与选择都伴随着心灵的自我冲突与自我完善，在冲突中体现人物的心灵美与道德情操美。《夜闯卑库山》中的这位畲族小伙子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心灵自我冲突：一边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有着同族同根同乡情谊的兄弟门合，但同时当年不顾自己死活、不肯给苦苦哀求的母亲批一支氯霉素救自己一条小命的又恰恰是门合的父亲，当门合遇险情时，面对母亲的怨愤、叮咛与阻拦“我”该不该前去相救？“我”既是一个接受过大山的洗礼的勇猛汉子也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善于思考的畲族青年，在“我”看来“盘瓠子孙既有胸怀坦荡之仁人，也有鼠目寸光之背，这不足为奇”②对于已逝去的历史恩怨，对于特定的历史与困难的年代发生的错误，“我”能够给予理解和宽容，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对于母亲的狭隘、浅薄与小气“我”也有清醒的认识和反思，但出于对母亲的尊重与孝顺，我尽量不忤逆母亲，但在关键时刻“我”却能够反过来劝说母亲，用仁爱博大的胸怀终于战胜自私狭隘的心理，走上一条虽然有生命危险但却是坦荡的心灵之途。小说中“我”的母亲又何尝不是也经历了一次心灵的自我搏击？从原来的怨恨、愤怒与不宽容到后来被儿子的言行所感动，也能够不计前嫌前往仇家劝慰门合年迈的老阿妈。她同样也完成了心灵的自我完善。
  《立家福》描述了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畲族知识分子曲折而又辛酸的心灵成长之路，因为有希冀才有追求，因为有追求才有幻灭与痛苦，他的痛苦与路遥《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的痛苦颇有几分相似，毫无背景的畲族农村青年要凭借自己的本事才华立足于城市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高加林除了靠自身的条件还必须牺牲自己的爱情迎合城里姑娘来谋取自己的前程，而“我”却因为不善辞令被县宣传组辞退，连一份暂时的工作也难保，那个似有似无的“紫罗兰微笑”也从此杳无音讯。理想爱情的幻灭对于一个有梦想有追求的农村青年打击是沉重的，这是他遭遇的第一次人生冲突，理想与现实，命运与梦想，他该如何面临他内心的重大冲突？是否妥协命运面对现实放弃梦想？还是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受挫后短暂的消极悲观绝望是难免的，但他没有就此沉沦，甘于命运的摆布，而是心平气和接受眼前的现实，一边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默默耕耘，同时也在自己心灵的旷野地里默默地耕耘。有耕耘就有收获，不断有作品的发表，获奖，后被接受为省作协会员，保送到大学进修，调进文化馆工作，转为城市户口，他的努力和才华终于得到了城市的认可和接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里人。这期间所经历的那种曲折与辛酸，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能体会。这中间伴随着“我”人生起落的还有母亲的心灵变化，母亲从欣喜到惊骇、痛苦、焦急奔走，到后来的屈服认命，直到最后的困惑与小心翼翼的欣喜，既表达了母子连心、共同承受命运起伏的情状，也把小人物在面对不可知命运时的那种无奈与彷徨很细腻地传达出来。
  小人物的生活艰辛不易，苦难是生活给予他们的礼物，面对困难与冲突他们也会有迷惘也会动摇，但是他们在面对苦难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旷达坚韧的精神是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困难、能够笑对生活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他们能够超越苦难、超越贫困、超越自我，走向心灵的自我完善的有力基础与保障。
  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会出现两类人，但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来区分，如果一定要给予分类的话就是进步与落后、美与丑之分。为了突出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的崇高与正义，作者往往要让他的主人公遭受一些挫折与痛苦，并着意刻画一些他的敌对势力，两种力量一旦发生重大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正面主人公或者凭借他的智慧与力量战胜对方取得胜利如《兰槽》，或者在冲突中正面主人公也可能失利、遭受严重打击或是重大挫折甚至是牺牲，如《暗夜喋血》《艾草》《卖娘》《县通先生》等，但是他们又往往从精神上或是道义上取得了胜利，他们作为崇高与正义的代表，作为作家要称颂的对象，作家是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的，不管结局如何，他们始终是君临其上的胜利者。
  《县通先生》饱读史书，博苦通今，但时运不济，饱受挫折，才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被打成“右派”，回乡种田，二十年后被平反昭雪后却已经是即将退休的老头了。一个热爱知识以追求学识作为自己人生最高目标的人，人生大部分时间却都无法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他的生活如此穷困、窘迫，把省吃俭用，有限的一点工资都拿去购买精神食粮了，却得不到周围人（包括自己的亲人、乡里的干部）的理解与敬重！他生前视为珍宝的几箱书籍被当作没有价值的东西埋在地下，要不是盗墓贼挖出了他的那几箱书籍，他想捐给乡图书室的遗愿就永无法实现了！县通先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是他崇高的悲剧精神却永存世人的心中！
  《暗夜喋血》雷百贯为了畲汉通婚的合理化和正常化，他要对抗的是强大的传统习俗的势力，在这样的对立冲突中他却牺牲了女儿的性命作为代价，代价十分惨重！为了一对畲汉通婚的小夫妻重归于好，他也是费尽心思，差点搭上自己的命了！为了维护畲汉通婚的合理化和正常化他真是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艾草》维护的则是正义良知，而她要对抗的反面势力不是别人，却是自己的丈夫！这就显得更加艰难、不易！她不满丈夫的为富不仁，一心要帮助善良贫困的同乡兄弟，却招致丈夫的辱骂怀疑，她不能阻止丈夫的不仁之举，只能以牺牲自己的清白之身来惩戒他，最终获得乡里人对她的尊重与哀悼，而她的丈夫最终遭自乡里人对他的鄙夷与唾弃！作家以乡里人的不同态度来肯定良知，否定不仁不义，再次表明了颂美贬恶的创作倾向！
  《卖娘》里钟无羊因为一次医疗事故致使家破人亡：老婆死了，还在肚中的儿子也死了，女儿精神失常走失了！一夜之间所有的灾难都降临在他的身上！灾难不仅于此，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他砸锅卖铁，甚至卖娘！但是调查取证过程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哭诉无门上诉也无门！好在还有一些好心人和知情人的帮助，才让事情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作家想说的是这个社会虽然有灾难和黑暗，但也有正义与光明，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一些真情存在，苦难的人生才有一些希冀与亮色！
  另一类人物就是作为先进分子对照物的落后分子，但是即便是对落后分子的塑造，在作家笔下也极少大奸大恶式的人物，大部分落后分子都是一些贪图小利，私心重，喜欢耍小心眼的小人物，对这些眼界不高、心胸狭隘的落后分子作家一般予以讽刺、揭露，使之接受一定的惩罚，从而促使他们从错误中接受教训，改正坏毛病，达到颂美抑丑的目的。
  《喜梅上路》里的媳妇喜梅像“变色龙”一样，作家通过她接不接婆婆回家的几次心理斗争，对待婆婆的几次态度变化，以婆婆是否中奖为试金石，对她重钱不重情的患得患失心理进行讽刺，对老人的不孝敬的针砭之意也是不言而喻。
  《解衰》里的无知迷信二禄老汉终于被事实教育了一番：他的那一套老观念老想法早已过时了，真正能为他解衰的是乡里乡亲之间的互帮互助；《饱食之士》里的蓝有剩因为贪吃差点吃出官司，结果贪吃反被别人吃，对吃吃喝喝的乡风给予一定的批判！
  《偷接苦果的人》松青见不得别人比他好，不肯成人之美反而在背后无中生有、造谣中伤，破坏别人的美好姻缘，结果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的意中人因此弃他而去，破坏的是自己的姻缘。——“他偷偷地把别人门前的水蜜桃接上苦果，让人去尝。可是尝到苦果的是他自己。”③做人要善良厚道，这是为人之本。也是作家所要揭示的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相处之道。
  作家在他的一系列短篇中除了刻画一些个性鲜明追求心灵自我崇高的人物之外，也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冲突，在这些情感冲突中作家还是以突出人性的真善美为主旨，以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人情美为终极目标，人性美最后总是会战胜人性的丑陋与阴暗，成为一面永恒的旗帜。
  二、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和谐
  “大横山横空出世，鼎立于闽东中部地区，气势巍峨。山脊连亘长达百里。山脊上又生重重叠叠的岗峦，迤迤逦逦，无主峰。山的半腰以上雾瘴缭绕，土质贫瘠，多石头，只长篙草，少有树木。半腰下却郁郁葱葱，有乔木，有灌木，且有蔓草咬住地皮，繁衍着长年不褪的绿。不知从哪个朝代起，山的这边和那边就住了蓝、雷、钟三姓畲民。他们跟大横山结下了不解之缘。”④
  “卑库山鼎立于闽东中部地区，山上云气氤氲，岭簇蜂拥，浩瀚无垠。群峰比肩而立，木然如一群被俘的将军，沉默中流出一种生的悲壮，又似对死的渴望。山下是我的家乡南音村。”⑤
  这些文字是《夜闯卑库山》中作家对家乡大山的描绘，言辞之间，畲族子民对山的崇敬、景仰之情油然而生，对这片土地山脉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大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畲族儿女，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培养了他们对大山深厚的感情，即便有一天畲族子孙走出了大山，无论走得多么远，飞了多么高，但是依然割不断对大山的深情厚谊，那里是他们永远的根。许多篇幅题材都写到畲族子孙离不开养育他的那一片土地，在《地脉》、《粗旺村纪事》、《立家福》、《斗笠与海啸》、《肩胛上的伤疤》等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流露出对故土的依恋与留恋。
  俗话说“靠山吃山”畲族人世代依靠开拓荒山耕种狩猎为生，山之于畲族子民就如养育他们成长的父母，也造就了畲族子民大山一样的性格，“大山的斧削出条条剽悍汉子，勇猛而胆怯，敏捷而粗心。小小的山地舞台，上演着生动活剧。每个汉子都要受大山的洗礼。”⑥
  畲族子孙在大山的抚育下生存，但是大山的生存环境却又是异常的严峻，荒山野岭，人烟罕至，交通不便，野兽出没，畲族子孙在依靠大山取得生存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与大山发生冲突，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又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公道人》一场争吵起因源于泉眼水变少，两家人的水田都吃不饱，于是请出了公道人——当年为了保住村里肥沃地皮坚持顶住不肯造人工平原的雷春旭，因此还被革了职批了斗，可是如今却不肯出来做公道人，并认为一切罪责在他——前些年为了让大伙脱贫致富教大家种白木耳，砍了很多树，造成对自然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也破坏了生态平衡。好在畲族子孙对破坏自然终于有了醒悟与悔悟，开始大力种树，知道要生存一定要保护他们生生息息，世代仰仗的山脉，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他们得以完美自足生存的前提与保障！
  三、新旧习俗的冲突——充满现代气息的民族风情美
  雷德和在他的短篇小说里不乏畲族风情、传统习俗的描写，例如农耕习俗、饮食习俗、居住、交通习俗，婚礼习俗，俗神信仰，祖先崇拜、族内英雄崇拜，节日习俗等等都有所涉及，文本中对歌、盘歌、武术竞技等描写更是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美。
  作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随着时代的变革作家也很敏锐地观察和感受到了一些传统习俗的变化，最为可贵的是作家在观察与感受的同时也有一些深刻的思考：质疑一些旧的传统风俗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在表示怀疑的同时也提出积极的改良建议，而一些确实是落后愚昧的传统习俗最终也将被新式的先进的新风俗所代替。作家不满足于对一些原始民族风俗的简单描绘与歌颂，而是用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在写，在新旧习俗的冲突中来描绘民族风情美，与纯粹表现传统民族习俗不同，这是一种充满现代气息的民族风情，民族传统风情始终是他所有作品的底蕴，只不过多了一些现代的反思与思考。例如《大横山惊魂》质疑畲族古老的抢婚习俗；《暗夜喋血》触及畲汉通婚；《乡村风流》是关于现代畲族农村的留守问题；《饱食之士》涉及畲族乡村宴请习俗；《粗旺村纪事》则是探讨野蛮与文明的冲突。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以爱恨情仇为主题的故事在各民族文学中总是传唱不休，历久弥新。山哈族有山哈独有的爱情表达方式，发生在大山里的爱情自有她惊心动魄之处，作家在婚恋题材作品对爱情故事的叙述中充满了民族风情。
  《大横山惊魂》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大横山古老村落里的惊心动魄爱情故事，它触及畲族古老的抢婚习俗，文中写到“族内婚是山哈的族法，千古沿袭，到了眼下这时代，它有所动摇，出现了畲汉联姻，但大横山一带却十分罕见。族法也不允许族内同姓结婚，若犯此禁忌，外村异性未婚畲民可以抢走新娘，占为己有。”⑦畲族小伙雷壳的阿爸当年就是抢了别人的新娘，还被视为维护本族习俗的英雄，随着岁月的推移，抢婚英雄的儿子从年幼时的受人崇拜景仰到后来变成为人不齿、甚至受到鄙视与侮辱，他在屈辱与歧视中他赢得了畲族姑娘雷果玉的爱情，这得来不易的爱情让他倍感珍惜，对夺人所爱的做法更是痛恨不已！他开始质疑抢婚风俗的合理性，并对父辈的抢婚行为开始反感和痛恨，这种心理源于他自身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不再尊重自己的父母甚至对他们不孝！他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和他心爱的姑娘结婚了，可是就在他的新婚之夜他的新娘却被几个彪形大汉抢走了！在愤怒与痛苦中他确信是当年被父亲抢走新娘的蓝姓后代所干，夺妻之恨让他走上了一条血腥的复仇之路。但是事情似乎有了转机，蓝姓后代蓝古里是一个明理的后生，他不仅没有接受亲友的一片好心，还连夜将新娘送回，他对怒火冲天的雷壳以兄弟相称，并坦言：“盘来盘去没了结，不知要盘到哪一代脚毛孙为止……冤家不解双方都没好菜吃，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⑧有他这样的胸襟与见识，一场干戈本可化为玉帛，双方本可以盘一段祖歌来冰释仇怨，但是雷壳的狭隘心理却让他无法释怀，他还是举起他的愤怒的钢刀，同时他也失去了新娘。这是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作家以悲剧的形式质疑抢婚习俗的合理性，在现代文明的进程里，古老的抢婚习俗作为蛮荒时代的产物已经开始暴露出它的野蛮与愚昧，暴露出对人的心灵伤害，抢婚习俗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不再为人们所崇尚，抢婚者也不再为人们所认可。在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冲突中，野蛮愚昧的风俗最终将被现代文明所取代。
  《暗夜喋血》是婚恋题材中涉及畲汉通婚。畲族传统的婚姻模式是族内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畲汉通婚才开始出现，现在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它毕竟是违抗了古老的民族传统，在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甚至是破坏、扭曲，从族内婚到畲汉通婚成为普遍现象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暗夜喋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有说通婚好，有说通婚糟，各执一词，各执其理。说好的认为通婚增进民族团结；说糟的认为事与愿违，反而挫伤民族感情。两种理论，旗鼓相当，实在要见高下，还有待事态的发展。”⑨后来人雷艾草和唐菊这小两口就常常为一些日常琐事争吵不休，每次都是他们的媒人雷百惯好言相劝才和好。这回两人又闹上法庭要离婚，身为庭长的雷百惯真是痛心疾首：“你们好不晓事，吵，吵，吵！把柄抓在一些人手里了，晓得么？他们说通婚不如狗屎，说畲汉不同根，不能一个锅里搅稀稠，说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气死我啦。”⑩
  畲族小伙子雷百贯当年娶了汉族姑娘，并无意跟族内婚分庭对抗，他有言于人前：“只要心心相印，管它牛族和马族！”但是后来，他为了捍卫一种神圣的信念，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为自己的女儿也是与汉族通婚，但是女婿却亏待自己的女儿，不把她当人，任意打骂，摆大汉族主义。雷百贯为了维护畲汉通婚的好名声总是数落女儿：“夫妻床头吵床尾好，为何要扯到什么族主义？这样说是人为地扩大矛盾，制造分裂。”?但是女儿最终却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自己的婚姻，这不能不让雷百贯痛苦和迷惘：他的努力与坚持难道是错误的？所以这一次他不再坚持，让小两口回去做好思想准备择日开庭判离婚。雷百贯终于还是放不下这一对小冤家，为了促合他们，他铤而走险冒充豺狼，结果自己差点葬送在野猪手里。为了自己的信念，他的确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畲汉通婚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先辈付出不懈的努力和牺牲才成为今天人人都能接受的普通正常的社会现象。
  《乡村风流》涉及现代畲乡农村的留守问题。这是当今中国农村一个无法回避的深刻问题，偏僻的畲乡随着时代大潮的变化也在悄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时代出现了新问题，畲族农村一样避免不了这些问题：青壮年大都外出到城市打工去了，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儿童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如何解决来自生活、心理各方面的问题？《乡村风流》不仅反映了一些外在的生活变化与困难，它还写了人的情感变化与情欲的挣扎。作家把关注对象集中在留守的年轻妇女身上，她们如何面对新的情感变化？如何面对自己内心情欲的挣扎？——关于此类题材的作品也不少，但是能够深入人物的内心，以非常细腻委婉的笔触将一个农村留守妇女的情感细微变化展示出来的作品还真是不多，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题材，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流俗，作家把这个敏感的题材处理得很谨慎，恰到好处。风流女子邴秀婉与鳏寡老汉雷硬头因为一起护送孩子们上学，一个是爱笑充满了蓬勃青春活力的美少妇，一个是能说会道，见多识广，诙谐幽默的半老头，一来二去，彼此有了好感。作家在叙述两人的交往过程中很自然很真挚，关心与帮助都是自然的流露，没有什么猥琐的心理见不得人的心思，即便是后来因为邴秀婉丈夫在外打工与别人寻欢作乐让她靠近了雷硬头，两人有了一些亲近举动，也是真心流露。作家对两人的心理写得相当的生动细腻，真实可信，不做作！最终两人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让情欲占上风，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但是人更是有理性的人，人可以控制自己的欲望，让人与人之间始终保持纯净和谐的健康的人伦关系，我想这应该是该作品所提倡的，这种倡议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更不应该被认为是过时的传统糟粕，他是在尊重人的情感的前提下，提倡纯洁健康和谐的人伦关系，无论是哪个时代这种思想都不会过时，都值得提倡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物欲时代更需要提倡这种人与人之间纯净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基础！
  《粗旺村纪事》中关于粗细之争，其实是关于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余秋雨这样说过：
  “蒙昧—野蛮—文明，这实在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它们理所当然在把嘲谑和消解文明作为自己生存本能。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粗旺村纪事》中“我”所经历的一切正是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我”是个读书人，在粗旺村被看作百无一用没有血性的书生，被称为“弱伯”，不会说粗话，不会干粗活，甚至连心上人都被粗旺村的粗人给强行抢走了！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却因为“我”的弱而以悲剧告终。“我”只能屈服，开始有意地说粗话，干粗活，即所谓的“文明向野蛮就范”。时代的契机给了“我”改变生活和命运的机会，当我接受了文明与知识的洗礼之后，我终于有了底气和力量要“打倒粗旺村”，粗旺村终于也被文明所感化，并从改换村名开始向文明靠近了。在这场粗细之争，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中，文明最终是会战胜野蛮愚昧的，这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
  综上所述：抑恶扬善是雷德和创作的出发点，和谐美是雷德和创作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而他的和谐美又总是在冲突中建构的，为了追求人物心灵的崇高美，作家是在人物心灵的自我冲突中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美好的人情关系也是在人物的情感冲突中完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完成的，而现代民族的风情美则是在新旧习俗的冲突中重新构建的，他的创作体现了一种冲突中的和谐美。作家从不曾改变过也未曾放弃过内心所秉持的创作审美理想，他一直坚持着自己所信奉的美学创作原则。
  雷德和是畲族乡村土地的儿子，始终保持着和畲族土地最为亲近的姿态，他以质朴的语言、赤诚的心灵亲历、见证、记录了属于自己的这片土地的生活，他格外用心，勤奋，坚持，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对本民族文学创作的热爱与激情，始终坚持着自己所信奉的创作审美原则。他承担着自己的欢乐与痛苦、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境界、理想与责任，他不断地观察、思索、探索与写作，无论是他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还是创作的审美风格，他始终都是一个坚持本民族特色，坚持传统审美价值观兼具草根情怀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家，雷德和被誉为“畲族第一位小说家”是当之无愧的。
  福建宁德师专温州大学
  创意产业视域下民族银饰工艺的品牌建构与对策研究
  ——以“盈盛号”畲银饰企业为例
  ◎许陈颖
  提要 尽管民族银饰工艺早已蜚声国内外，但品牌缺位却成为其在新时代发展与创新的瓶颈，建设品牌已成为民族银饰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民族银饰生产经营条件的限制和品牌意识的滞后性，在短期内很难快速有效地形成品牌形象，加上民族银饰是产品生产和民族文化的双重经营，因此，提升品牌建设的文化内涵，提炼品牌独特的核心价值，增强企业软实力，将文化研究和生产经营结合起来，形成“研产”联动，已成为民族银饰品牌建设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创意产业 民族银饰 品牌 路径
  创意产业一词最早由英国政府于1998年颁行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提出。当前，创意产业逐渐被人们推到战略层面，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也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仅闽东畲族地区就已建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园，致力于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民族特色产业。但是，我国民族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竞争力薄弱，经营观念陈旧，经营方式落后，品牌建设相对滞后，甚至有论者认为“只有22.3％的企业认为其品牌是全国知名品牌，仍有28.8％认为没有品牌。”［1］可见，要想真正形成民族文化产业优势，就必须打造民族文化创意品牌，有效利用品牌效应，引导文化创意产业向民族文化的深层延伸，以期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一、民族银饰工艺品牌建构面临的困境
  1．创意产业模式与品牌意识的滞后性
  创意产业是一种既具有原创性，又蕴含知识经济特征和原创性文化创意含量的新型产业，“它以创意为核心，将抽象的文化直接转换成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产业”［2］，并能有效地把抽象的原创性文化创意化、规模化、产业化，直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当前，民族银饰工艺观念已然转变，重心已从实用性转向对审美的追求。但是由于规避机械化加工，人员、资金投入不足，品牌辐射力不强，未能更好地实现规模化生产，生产和销售模式比较单一。如闽东畲族银制品销售大多仍以银匠现场加工银饰品及柜台销售模式，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银饰品店以及分散在乡村的家庭作坊式产业组成了民族银饰产业主体模式。由于这些小企业面临着资金缺乏、生产工艺落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以及产量有限等问题，大都利润微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
  2．技术传承模式和品牌样式的单一性
  长期以来，民族银饰工艺传承模式多为师徒组合或父子组合，偶尔也夹杂着夫唱妇随式的夫妻组合，技术传承模式单一，品牌更新速度缓慢。如“盈盛号”制银技艺发端于清代同治年间，而后世代相传，沿袭着传男不传女的家族内部传承模式，直至当前这种落后的技艺传承局面才被打破。目前，尽管广大民族村落开办了为数不少的民族银饰手工作坊店，但银饰产品总体上技术含量低、原创能力较薄弱，产品也因设计、创新等能力相对不足而导致缺乏创意性和文化个性。市场上多数民族银饰的样式趋向简单，产品款式落后且形制和趋向单一，风格呆板固化，一些传统特色工艺濒临失传。怎样才能做到既传承传统文化，又使产品得到不同民族人民的认可，形成既保留民族传统元素，又加入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其他民族新鲜的元素，便成了“盈盛号”等民族银饰企业家们共同的目标。
  3．工艺匠师匮乏和品牌培育的有限性
  当前，我国从事民族创意文化产业的人才极度匮乏，尤其是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工艺匠师，并且尚未建立起一套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创意产业是典型的以人为本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人才是创意产业的灵魂，没有一批优秀的创意人才，少数民族银饰品牌的培育将面临极大困难，更不用说创意产业进一步的发展与壮大。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企业品牌培育便成为发展战略的一大难题。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大多企业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新产品的开发上。由于受到生产规模不集中、尖端设计和销售人才以及工艺传承人才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大多数银制品企业呈现散、小、乱的特点，知名品牌少，市场竞争力不强。由于民族银饰制作技艺的传习需要一定的技术传承和人才培养的规模，年轻一代不愿意学习传统工艺，制作技艺人才后继乏人，即使是像“盈盛号”这样的知名企业也面临人才培养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困境，从而限制了民族银饰企业的发展规模。
  4．传播创意手段和品牌效应的局限性
  品牌的建构与广告传播紧密相连，一个成功的品牌必然包含着自身独特的核心价值，广告作为品牌传播的重要手段，必须富有创意才能给予品牌长久的生命力。历史上，民族银饰制作极为重视民间口碑，为满足人们对银饰品的现实需求，银饰制造匠师们在工艺、款式等方面不断进行改进，以博得更多人的青睐和业内的盛名。但民族银饰知名品牌屈指可数，像“盈盛号”这样以民族银饰文化为主打产品的专业品牌更是寥寥无几。另外，由于缺乏差异化特色和品牌化效应，在品牌传播手段上只囿于有限的几种方式，如大众间的口碑式传播、户外广告传播（如站牌与广告牌）、报刊广告传播等等。而科技的发展和传播新介质的不断出现，人们更愿意接受那些富有创意的传播方式，如网络广告、DM直邮广告、新兴媒体广告（如手机短信）等。如若产品缺乏品牌形象创意与设计，或者营销创意不与媒体传播有机结合，创意产业的发展将因缺少一对飞翔的翅膀而无法获得强大的助力，品牌的建构也将由于缺乏传播创意手段而失去支撑其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民族银饰工艺品牌建构与发展的当下意义
  品牌是企业在竞争中的无形资本，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就一定要精心维护品牌的形象。“对于品牌而言，创意经济的到来将刷新品牌发展格局——未来品牌将以创意为中心。”［3］这是因为，随着生活水平和审美素质的提高，人们已不再仅满足于产品的物质性功能，而愈加重视购买产品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享受和审美快感。创意产业恰恰能让产品的物质性衍生出丰富的精神价值，使消费者的审美需求最大化地得到满足。可见，在创意经济时代，要让产品博得人们的注意，必须理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通过创意品牌建构为消费者创造更多难以遗忘的消费体。
  1．民族银饰文化的保护与弘扬
  传统民族银饰包括苗银、藏银、畲银等，种类繁多，工艺精致，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发展前景广阔。银饰品牌的建设可以有效整合民族文化资源，拓展传统民族银饰的各类产业要素和资源，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民族银饰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统一民族银饰的产品标准和行业规范，更好地保护和开发民族银饰文化。如：目前“盈盛号”金银饰品的制银工匠，多半为畲族青年，他们正依托畲族人自己的卓越“品牌”，打造属于“畲家”人自己的银饰品龙头企业，并通过以工养学的形式，设立更多畲银制作技艺传习所，共同打造“畲家”银饰高端品牌。在这里，“盈盛号”等畲族银饰企业将民族文化的挖掘融入“凤冠”、长命锁、花篮牌、银手镯、银帽饰、挂饰等的制作中，实现民族银饰文化保护与弘扬的目标。
  2．推动民族银饰文化走向国际
  近年来，随着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价值发现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传统民族银饰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机遇，世界银饰的流行趋势也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民族银饰虽然受到外来机械制作的低价银饰的冲击，但富含民族文化符号，手工制作精美的中国传统民族银饰品牌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盈盛号”等民族银饰企业正借此机遇，以民族银饰文化产业基地建设为载体，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建构为目标，集聚国内传统民族银饰企业的力量，发挥本土能工巧匠的传统技艺的优势，结合机械和人工的优势实现规模化生产。同时汲取国际先进的设计和制作工艺，创新发展银饰工艺，形成具有本土民族特色风格的银饰产品系列，做强做大传统民族银饰文化产业，提升民族银饰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影响力。如，第十五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MIF）上，闽东“盈盛号”作为中国大陆唯一一家民族银饰品企业，展示的精美畲族银器吸引了众多客商，赢得了海外客商的广泛赞誉，民族银饰品牌也进一步在海外绽放光彩。
  3．促进银饰文化产业发展壮大
  目前，从事民族金银珠宝工艺品的“打金人”数以万计，遍布全国各地金银工艺品市场。然而，这些金银饰品由于缺乏品牌的支撑，大都处于零散无序的经营状态。要改变民族银饰文化产业落后的格局，当务之急是寻找一个合适的主打“品牌”，通过品牌搭建一个有效的载体或平台，整合庞大而零散无序的银饰文化资源，有效挖掘和集聚银饰文化行业的产业优势要素，形成集设计研发、生产加工、市场销售、国际贸易与交流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探索产品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将无序变为有序、零散变为集中，培育银饰龙头企业，有力促进银饰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这一点上看，“盈盛号”无疑算得上比较成功的银饰企业。由于“品牌”辐射力的支撑，公司旗下主营“盈盛号”、“畲家”、“麟翔”三大系列品牌，三年多来，便开设了“宁德旗舰店”、福州三坊七巷的“省城旗舰店”和北京前门大街的“京城旗舰店”等6家子公司；2013年开始筹建占地30余亩的“畲族银饰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当前，公司正积极着手筹组集团公司和筹备连锁经营的有关事宜。
  三、民族银饰工艺品牌打造与发展路径
  “没有品牌的竞争是无力的竞争，没有品牌的市场是脆弱的市场，没有品牌的企业是危险的企业。”［4］品牌代表着一定的文化品位，在竞争环境中，没有特色品牌，企业在经营上便缺乏特色，很难立足于市场。而企业塑造品牌形象就必须遵循品牌打造的一般规律，如有人认为，“品牌形象的打造有一个模式三条途径，这个模式就是‘整合品牌营销’模式，三条途径就是导入‘品牌形象识别系统’、‘品牌推广运营系统’和‘品牌管理控制系统’”［5］。可见，品牌建构不是孤立的，而要在产品生产销售中与多种因素结合起来。“盈盛号”在品牌建构中探寻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路径，为民族工艺品牌打造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1．依托民族，提升品牌建设的文化内涵。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多样的民族文化形态“正不断地从山地文明的深处慢慢地走向外面世界，带着它们古朴而又新奇、单纯而又神秘的特质进行着城市和乡土、古老和现代、传统和时尚的良性互动。”［6］比如，作为民族文化一个生命活体的“盈盛号”，秉承民族工艺的活态传承和科学开发，致力于塑造企业品牌独特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始终将提升品牌文化内涵作为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盈盛号”愈来愈受到消费者的广泛赞誉，银饰产品也在市场中的销售比例逐年不断上升。在“盈盛号”看来，民族文化和乡土情结与人们存在难以割舍的诗意联系，为打造富有民族文化深层意蕴的文化产品，必须不间断地参与和赞助畲族活跃的传统民俗活动，通过保持文化联系，有创意地将民族文化个性注入银饰审美之中，并通过提升畲族银品的文化品质和民族特色，打造高端民族银品，让畲银走进新品牌时代。“盈盛号”还认为银饰工艺的创新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创新，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和兼容性，必须广泛汲取各民族文化精髓和当下国际先进的设计、制作工艺，挖掘出人们更内在、更持久的精神和情感需要，才能形成具有中国本土民族特色风格和系统的银饰产品，实现中华传统民族银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2．做强基地，夯实品牌建设的产业基础。产业基地有助于推动文化产业集约式发展并形成规模效应，它既是吸纳项目和企业投资的平台，更有助于促进创业，创新研发技术。由于产业基地的夯实对品牌建设意义重大，2012年，“盈盛号”在福建宁德东侨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集生产、研发、文化创意、旅游、休闲购物于一体的“盈盛号银饰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打造福建宁德首个民族工业示范基地。这种依托传统民族银饰文化的创意性基地建设，能借助机制创新的动力，促进传统民族银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打造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开创我国传统民族银饰从文化资源转向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程。连锁加盟，拓展营销网络。积极探索，形成一整套连锁加盟方案，借助北京、福州、宁德开设的旗舰店，多渠道推动“盈盛号”的市场影响力，构建“盈盛号”全国连锁联盟销售网络，促进公司营销网点的扩张与快速发展。在全国采取特许加盟和通路批发相结合的营销模式，全面实施新一轮的品牌战略和渠道战略，为产品溢价注入高附加值。为了推动“盈盛号”的市场影响力，盈盛号在销售上从以往单一的订单销售模式增加了专卖店销售模式、网络销售模式等，并分别在北京、福州、宁德开设旗舰店。
  3．做优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品牌意味着高市场占有率、高利润、高附加值”。因此，现在市场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品牌的竞争”。［7］常见的品牌战略有统一品牌战略、多品牌战略、分类品牌战略、企业品牌同名战略、品牌联合战略等等。每种品牌战略各有利弊，企业可根据自身特点，权衡利弊，确定合适的品牌战略。比如，“盈盛号”主营“盈盛号”、“畲家”、“麟翔”三大系列品牌，推行的是多品牌战略，通过对传统特色手工技艺的保护和应用，努力提升银品的文化品质和民族特色，打造高端民族银品，争创中国驰名商标，不断提升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银品生产企业，让畲银走进新品牌时代。近年来，“盈盛号”为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吹响了打造高端民族银饰品牌的号角。如：2009年“盈盛号”获批准成为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2010年公司被授予“2010年上海世博会福建馆指定礼品提供商”；2011年，该公司申报的“畲族民俗银饰制造技艺”被评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银雕作品《银翼善冠》在第六届海峡工艺品博览会上，荣获“百花奖”最高奖；2012年，获第三届海峡两岸电博会暨第十三届宁德投洽会“最佳展示奖”等等。
  4．加强交流，提炼品牌独特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品牌的灵魂，是品牌销售与传播的中心环节，依托品牌核心价值可以赋予消费者一个购买产品的最佳理由。也就是说，企业在营销与传播中都要围绕品牌的核心价值开展交流活动，以便充分展现和强化品牌的核心价值。比如“盈盛号”，除了聘请专家开设银饰品的制作技艺、鉴藏等知识讲座，还经常与消费者交流，广泛征集消费者富有个性的审美元素，通过私人定制或让消费者亲自参与设计、制作，从而让富有个性化的首饰真正走向大众。为提升银饰品的核心价值，“盈盛号”遍访各地的制银行家，特别是清末宫廷银饰工艺匠师的传人或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杰出人物张广和、王金翱、毕尚斌等的传人，通过与之长期交流合作，学习花丝镶嵌等先进工艺。目前，“盈盛号”有意着手将那些散落于民间的身怀绝技的制银艺人重新组织起来。核心价值是品牌的最终追求，企业的一切价值活动都要围绕品牌核心价值而展开，是对品牌核心价值的体现，并完善和强化品牌核心价值。
  5．创新管理，增强企业软实力。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之源，在品牌建设中，不断地创新才能实现差异化，保持品牌形象的个性化，实现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创新管理尤为重要，应积极推行数字化、规范化管理模式，不断引进先进管理方法，着力打造一支有文化、有技术、善管理、能经营、懂销售的专业团队，为品牌战略实施和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同时，建立一套健全、规范的管理制度，全方位提高企业员工整体素质，为企业实现跨越式奠定良好的基础。如，“盈盛号”公司将在“中国东侨经济开发区”新建一个盈盛号文化产业总部园区，按照生产贸易、旅游观光、培训交流于一体的多功能园区来管理，并借助园区的优势，增强公司的生产与销售能力；为了打造新的市场领域，“盈盛号”还进入黄金珠宝领域深入发展民族饰品市场，目前“盈盛号”黄金珠宝专柜已入驻宁德万达百货；培养品牌建设人才队伍是推进企业品牌建设最主要的因素，解决问题最有效途径是校企合作方式，即企业先向学校“下订单”，学校根据其要求为其“量身裁衣”培养人才，或采用企业内部员工“回炉深造”，即短期校内培训的方式为企业培养人才。因此，企业应通过良好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吸引大批优秀的人才共同建设企业品牌，并为其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推进品牌的建设。
  四、总结
  品牌是让企业产品流通市场的保证，企业要适应市场需求就必须走品牌化经营之路。当前，各地民族银饰企业正不断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文化、民俗文化等融进民族银饰工艺，并发挥纯人工制作优势，汲取国际先进的设计和制作工艺，创新发展银饰工艺，打造高端传统民族银饰文化品牌。只有提升文化创意起点，民族银饰产业才能形成具有本土民族特色风格的产品系列，才能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传统民族银饰文化产业，并提升其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
  宁德师范学院
  传承畲族传统文化构建和谐团结校园
  ◎钟韩 全建华
  提要 宁德市民族中学是福建省第一所以畲族学生为主体的重点完全中学，在广大师生中开展与畲族有关的民俗传承活动，不仅丰富了学校师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营造了和谐的民族团结氛围，更为畲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平台。
  关键词 畲族 文化 团结 氛围
  宁德市民族中学是福建省唯一一所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体的一级达标重点完中，初中部全部为少数民族学生，高中部民族生占46％。在校园内开展畲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畲族传统技艺，营造民族兄弟一家亲的团结氛围，已经成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建校58年来，学校在民族教育上不断探索、不断推陈出新，摸索出了适合当前学校教育的经验和方法。
  一、民族传统文化流失严重，传承形势不容乐观
  畲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艳丽奇葩。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畲族民族文化正在面临着衰弱趋势。畲族的传统文化，有的出现了濒危化的现象，甚至有些则正在或已经消亡。这些曾经的辉煌，就这样静默地退场，留给我们无限的慨然叹息。究其原因主要有：
  1．社会变迁导致传统文化的流失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说过，要改变一种陈旧的生活方式，就要触及许多传统的生活习惯，而这种传统的生活习惯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随着全球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广大畲族同胞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纷纷加入进城务工人员大军。畲族传统文化在汉族主体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被取代，甚至渐渐消失于现实生活中。
  2．畲族传统文化传承受局限
  宁德市民族中学是全省畲族学生最多的学校之一，有着广泛的学生基础，本是传承畲族文化的最好的平台。但受限于学生繁重的学业压力、学校没有相应的师资力量、个别畲族学生文化传承意识淡薄等因素影响，畲族传统经典文化的传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正由于畲族传统文化传承中受到了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促使学校进行深刻反思，明确学校办学特色，积极开展民族教育，引导学生学习、传承畲族传统文化，努力打造具有浓厚民族底蕴的民族学校。
  二、创新形式，多方联动，打造学生喜闻乐见的民族校园氛围
  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首要途径。学校应该以他者的眼光，跳出作为“主流文化代表”这一角色，重新审视学校教育，用不同的民族视角来看待不同的民族文化，将之融入教学过程当中去，培养学生文化多样性的意识，能够从不同的民族视角来发现、认识、解决问题，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形成自我认同感和高度的民族认同感，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宁德市民族中学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借鉴他校先进做法，经过学校领导班子和广大师生共同商议，确定了传承民族文化的活动方案，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活动。
  1．加强领导，目标明确
  学校每学年都召开“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专题会议部署，成立民族团结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出台相关指导文件，紧紧抓住民族团结主线，要求政教处、团委、各教研组、各年级，要把这项任务摆上重要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抓出实效。
  2．宣传到位，氛围浓厚
  学校充分利用电子屏幕、校宣传栏、校园剪报、校园广播等媒介，在各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主题班队会课活动，结合《兄弟姐妹一家亲》等学习材料，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学习体会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共同构成的灿烂的中华文化，让学生在活动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立志报效伟大祖国，不辜负习总书记“建设伟大祖国、建设美丽家乡”的热切期待。同时，学校加大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利用畲族文化展馆，为学生学习和了解畲族文化提供良好的场所。
  3．开展民俗活动，切实体验民族文化
  学校以汉族和畲族传统节日为契机，在学生中开展学习传统节日文化、传习传统节日习俗的活动，以活动的形式激发学生传习民族文化的热情、体验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
  清明节和革命烈士纪念日祭拜先烈，让学生们了解畲族先烈的英勇事迹，深刻体会畲族“忠勇”精神；开展“三月三”民俗活动，让民族传统文化走入校园，体验畲汉民族文化差异，营造民族大团结的良好氛围；端午节包菅棕，让学生通过参与活动，领悟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传习了民族传统技艺；寒冷的冬至，畲汉师生共品汤圆，感受民族大家庭浓浓暖意。
  4．开设校本课程，组建相关社团
  学校各教研组结合学校和地方实际，开发了学生乐于接受的校本课程，拓展了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极大丰富了师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政治教研组开发了《畲族文化简史》、《畲族民俗》等极具民族特色的校本课程，开设了民族传统文化知识讲座；生物教研组开展了“生物与生活”系列校本课程实验，通过葡萄酒酿制、甜糟制作、火龙果栽培等与畲族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验，实现了生物课堂知识的延伸，让学生掌握了一技之长；体育教研组举办了毽球大赛、板鞋竞速、高脚竞速、打枪担等民族体育活动，指导学生参加福建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劳技教研组组织学生参与官埔油扇历史与现状调研、福安后垅古厝历史和现状调研等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研究性学习，让学生积极融入家乡、热爱家乡，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校团委主动作为、积极协调，发动有专长的学生开设了畲语传习、畲歌传唱、畲拳学习等社团，使民族文化传承活动在校园内如火如荼地开展。
  5．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开展学生社会实践
  学校政教处、团委积极开展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福安市多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长期共建合作关系，引导广大学生深入生产生活第一线，开展参与式观察和服务式体验，学习感悟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建设伟大祖国、建设美丽家乡的事迹和历程，凝聚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学校注重加强畲族学生的引导教育，培养他们了解畲乡、热爱畲乡、建设畲乡的意识，为今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培养优秀的储备人才。
  在福安城湖茶叶有限公司，学生们详细了解了茶叶的制作流程，通过眼观、闻香和品尝，了解了红茶、绿茶的区别；在自来水厂，学生们认真听取了工作人员的介绍，知道了自来水生产加工过程的复杂；在松潭水电站，学生们将所学发电原理和眼前实际结合，实现了知识理论和生活实际的有机结合；在健龙汽配厂，学生了解了企业及所在畲村的经济发展状况，并结合自己家乡实际，提出了不少发展畲乡产业的美好愿景；在珍华堂银器制作公司，师生们详细了解了畲族传统银器制作工艺流程，欣赏了畲族银器制作工艺传承人的精美作品……
  三、效果喜人，让学生真正得实惠
  目前，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效果良好，得到了学校各族青年学生的广泛认可和喜爱，让学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精深内涵和散发的持久魅力。
  1．唤醒学生的民族认同
  受到全球化文化和汉族主体文化的冲击，不少学生学习畲族文化意识淡薄、学习基础薄弱，甚至有些学生不屑于传习本民族文化。通过学校开展的系列教育活动，唤醒了畲族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激发了学生民族自豪感，树立了民族归属感，形成民族文化传承的常态机制。
  2．促进民族大团结，增进各民族友谊
  目前，学校学生由畲、汉、回、土家、傣等民族构成，各民族学生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形成了民族一家亲的浓厚氛围，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互相尊重和理解，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友谊。
  3．传承民族文化，增长学生见识
  通过在校园内开展相关活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将传统文化引入课堂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无形中促使民族文化之根深扎于学生内心深处。
  将“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思想融入学生喜爱的校园文化活动中，覆盖面广、时效性强，实现了教育工作的全员化、快捷化、生动化。让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思想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同时举办各类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活动内涵，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塑造、自我内省，促进各民族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学校也将继续结合学校青年学生的具体特点，加强分类引导，努力挖掘民族教育的丰富载体，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进一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培养造就一批又一批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适应党的民族工作需要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民族优秀人才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福建省宁德市民族中学
  2016年福建畲族文化研讨会综述
  ◎蓝达居
  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宁德示范学院联合举办的“福建省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3月1日至2日在宁德示范学院顺利举行。会议研讨的主题是“当代视野下的畲族文化”，旨在以当代视野来研究畲族文化的时代意义、内涵特色、传承创新和现代化发展等问题。
  此次研讨会收到近50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们围绕着会议的主题，深入展开调查研究，认真撰写并提交论文，参与会议，平等交流，畅所欲言，互惠分享学术思想和智慧。研讨氛围民主平等、生动活泼，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个研讨会议在旨趣上具有主题明确、聚焦集中的特点，学者们“参悟历史、观察现实、拥抱文化、锁定发展”，将促进21世纪我国畲族研究的进步发展，也必将促进畲族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发展！
  根据学者们所提交的会议论文，在论述对象和内容方面，可以分为历史、社会文化、发展及其他四个主要板块，兹分述如下。
  一、关于畲族历史的研究
  参悟历史是畲族研究的学术传统。历史的视野是我们在重视当代视野的同时，为充分理解畲族文化而永远不可缺少的基础，何况所谓当代视野也是一种历史视野。参与会议的学者们对此有充分的体认。此次会议的论文在历史研究方面，涉及了畲族社会在历史上的空间移动以及族群边界和族群关系问题。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明代嘉靖以后闽东浙南才有畲民见诸文字记录》一文探讨畲族空间移动问题。他根据史料文献的记载情况，提出“在明代嘉靖以后的文献才出现畲民或畲人的记载”的观点，由此判断“畲民大体是在嘉靖以后才突然出现在闽东、浙南的，而在明代嘉靖之前，闽东浙南地区似乎没有畲民存在”。他试图解释闽东浙南畲族聚居区域的历史成因，认为由于王阳明在南赣地区对畲族社会的镇压而产生的“推力”以及闽东一带当时天灾人祸而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对劳动力需求而产生的“拉力”，两者力量综合导致了明代嘉靖以后闽粤赣三省交界区域的畲族大量迁徙闽东浙南。这一论述与畲族族谱的说法以及学界有关畲族迁徙的一般观点有所不同。在族群关系研究方面，福建师范大学的李积庆教授关注历史过程中“畲”汉族群边界的“确立”这一文化塑造现象，探讨东南族群边界如何之确立的问题。其文《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变迁的历史考察》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扎实，行文表述准确严谨、规范，分析论述也很有深度。福建师范大学的谢重光教授、省委党校刘大可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孟令法三人各自的文章，则关注畲族与汉族族群边界的“跨越”现象。他们分析畲族与客家、畲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共性，聚焦族群关系，以丰富的田野材料，从微观个案及宏观的视野层面来探讨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畲族与客家族群关系问题。他们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动态的、立体的视野以进一步把握理解东南地区民族关系（包括畲汉关系）的本质，很有学术价值。此外，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徐晓望先生《畲族耕山经济辨析》一文，则讨论畲族传统的生计方式。他认为畲族在中国东南的活动，展现了他们对农业经济的特殊理解，通过与汉族平地农业的比较，发现畲族农业经济的特征。他提出，畲族传统的“耕山经济形态属于商品经济”。这一研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和理解畲族传统的经济生活。
  二、关于畲族社会文化的研究
  走出历史的隧道，迎面而来的便是丰富多彩的当下。较多的学者论文把他们的目光聚焦在畲族历史传统在当下生活中的意义上。在这方面，又可以分为关于畲族社会组织文化之研究、关于畲族社会女性文化研究、关于畲族物质文化研究、关于畲族民歌研究、关于畲族文化的教育传承研究等几个方面。其中，赖艳华、雷安均、兰美菊、雷伟红、郭志超等人把注意力放在畲族家族社会组织文化及其功能的探究上。赖艳华的《闽东畲族二十一世纪初期家族文化传承与发展调查》一文，根据已有的普查资料，又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比较全面系统、分门别类地叙述了闽东畲族家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情况，帮助我们从总体上了解闽东畲族家族文化的情况，并特别向我们揭示畲族的“民族即家族”的族源观念的独特性。雷安均、兰美菊的《半月里村畲族家规族训的社会价值探讨》，详细地介绍分析了畲族家族社会的道德观、人际交往观、立业观、忠信孝悌观、治家观、教育观，以辩证扬弃的态度，肯定其在当代人每年安身立命的社会价值。同样，雷伟红的《论畲族德治的内容、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则研究了清代畲族德治的情况，指出清代畲族社会主张德治，既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也重视刑罚功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是当代社会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而郭志超的文章《畲族地区和谐氛围的传统文化因素》从历史因果关系的角度，反向论证畲族社会内部和谐凝聚力的缘由，强调畲族传统的盘瓠传说信仰、“盘蓝雷钟一家亲”的血缘认同观念、知行合一的家规家训、娱乐文化是促成畲族社区和谐氛围的关键因素。这些论文形成了合唱与共鸣，从分析畲族传统的家族组织的角度，探讨畲族社会秩序的特点、成因，分析揭示畲族乡规民约的社会功能以及畲族传统乡村治理的表现，足以让人相信：畲族文化系统中存在良好的建立和谐乡村社会的文化根基。
  在关于畲族女性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业已注意到女性在畲族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但从未像现在那样深入研究畲族女性文化，这似乎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性别人类学及女性人类学等学术领域的发展有关。此次会议收到四篇涉及此方面的论文。钟章贤的《浅析闽东畲族传统女装在生产劳动中的实用性特点》描述畲族妇女服饰的结构特征，揭示畲族妇女服饰的实用性，以及由其实用性所彰显的妇女生产地位、妇女服饰所体现的女性祖先崇拜价值观。肖来付《畲族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崇拜意识及其文化社会学解读》一文，则论证畲族传统文化的女性文化色彩，认为畲族文化中具有突出的女性崇拜意识、崇敬女性先祖、信奉女性神灵并宣扬女性智慧。陈今《畲族女性视野下闽东畲村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建构》指出，在畲族传统社会中，妇女是民族文化的主力军，是重要贡献者。她主张面对汉儒文化性别权力意识、市场经济环境的冲击影响，应唤醒女性的文化自觉，以实现畲族社会女性文化的现代化。伊漪《城镇化背景下性别角色对畲族女性家庭地位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闽东畲族的田野调查》，以翔实的社会统计资料，描述了畲族女性社会角色面临的城镇化困境，主张畲族女性必须适应城乡环境的新变化，提升自己的文化和技能水平，进而提升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不断地传承超越传统，以凸显畲族女性文化精神的时代性。一般的女性问题研究是以“女性弱势弱权”的概念假设出发的，由于畲族女性在其传统社会中处于较为平等平权的性别角色地位，故而畲族女性文化的研究具有了不一般的意义。上述学者的研究增加了畲族研究中妇女研究的权重，尤其是将唤起人们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城镇化的历史条件下畲族妇女自由解放的新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畲族传统文化的物质层面，畲族物质文化涵盖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以“物”的形态存在，又内蕴着民族的思想情感与意趣。关于畲族物质文化的讨论有三篇论文。雷英《试述宁德市畲族文物藏品界定、分类和定级》论述的是由畲族社会创造与使用过的、但已经退出日常生活领域而成为人们审美认识对象的陈列品即畲族文物，从中可以了解闽东畲族文物收藏与管理状况。蔡天初《畲族服饰图案与数学思维》则详细地论述畲族传统服饰图案文化所包含的数学思维，探究了畲族社会意识中的“数学”的概念。李颖伦与许雅玲合作的《闽东畲族传统饮食的文化特色与养生价值刍议》以及吴先辉、钟灼仔、庞杰与郑晓宁合作的《闽东畲族饮食文化资源调查与开发研究》两篇论文，对闽东畲族饮食文化资源进行了广泛调查，分析其文化特色、养生价值，并针对资源现状提出一系列的开发建议。
  民歌是畲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极具畲族特色的民间口头艺术文化。此次会议收到四篇论文探究畲族的民歌及其商品化问题。罗俊毅的《畲族民歌的现当代传承与发展研究》认为，畲族民歌要予以“活态保护”，在保留畲族文化之根的基础上，让畲族民歌在新时期畲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有意义地活态存续，要保存畲歌的特质，又要将这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杨建伟《浙江畲族山歌音乐形态布局特点寻究》则专门论述浙江畲族民歌音乐形态布局，认为浙江畲歌包括了中国民族五声调式的所有类别，并可按照曲调的主要流传地对应命名，有丽水调（商调式）、景宁调（角调式）、文成调（徵调式）、龙泉调（羽调式）、瑞安调（宫调式），而杭州桐庐的莪山畲歌属于多调式。浙江畲歌具有“调内对歌，调外交流”的音乐特点。邱云美《旅游语境下浙西南畲族山歌商品化及对变迁的影响研究》主要探讨畲族民歌商品化问题。她通过田野调查，提出畲族山歌商品化有自发和自觉两种途径。详细分析了畲歌商品化的过程，认为畲族山歌商品化过程提高了畲族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保护传承意识，促进了畲族山歌创新和功能变迁，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另外，雷锋锦、雷鸣的文章，则讨论了畲族山歌在政治斗争与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畲族民族文化的教育传承也是学者们在会议上关注的一个问题，郭少榕、刘冬、钟韩、全建华、徐心希等人以专文探讨了畲族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之问题。郭少榕、刘冬《民族文化、教育传承——关于闽东畲族文化的传承现状与思考》探讨当今畲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困境，认为，对于畲族文化传承教育，应该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以更高的视野思考其传承的价值，并将其与在地文化结合，研究和创新其传承的内容、形式和范围，不能局限于畲族传统的范围之内，要有所超越，才能促进其成为有生命力的优秀文化。钟韩、全建华《传承畲族传统文化，构建和谐团结校园》实际上呼应了郭少榕、刘冬的论文观点，具体地介绍了宁德市民族中学开展畲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经验和方法。民族中学跳出作为“主流文化代表”的角色，培养学生文化多样性意识与文化包容态度，让我们了解到民族中学在此方面的努力与付出，颇有借鉴的意义。徐心希《清代畲族教育及其文化发展对当代少数民族教育的启迪》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以福建畲族在清代争取教育权利与开展家族教育、传播文化传统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史实为线索，揭示其对于现代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启迪，强调应当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青少年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
  三、关于畲族社会发展的研究
  发展问题研究是畲族研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重要的一个领域。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畲族社会文化发展的诸方面问题。这一板块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畲族区域与乡村发展问题、其二是畲族文化产业化问题。关于畲族区域与乡村发展方面，麻健敏《习近平促进闽东畲族地区繁荣富裕的思想与实践》一文，探讨的是习近平关于闽东畲族区域发展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对于领会把握和理解国家领导人的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学术界有必要认真地考虑政治领袖人物的治国理政理念，才能切合实际地做好研究工作和贡献学术智慧于地方社会。雷兴寿在《畲族聚居区参照中央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研究》文中认为，由于主要地处东部，且绝大部分为非民族自治地方，除全局性、普惠性的民族政策外，畲族聚居区较少得到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当前，畲族聚居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给予参照执行中央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促其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文章从必要性、可行性和建议三个方面加以论证，反映了地方民族工作者的呼吁与畲族群众的发展愿望。张琳娜《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数据分析报告》一文，从社会统计分析角度，全面分析评估景宁畲族自治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一个关于县情的分析评估报告。较多学者侧重从村落微观角度探讨畲族乡村发展问题。郭联志《漳州畲族当前发展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以芗城区畲族村为例》叙述漳州城郊三个钟姓畲族村落的历史源流、传统文化因素与发展现状。缪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闽东畲村发展研究》总结了新农村建设以来闽东畲村建设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畲村新农村建设进行展望。值得注意的是，雷李洪《资本再生产视角下的民族村落发展——以闽东狮墩畲族村为例》对现有项目发展机制的质疑。他通过对狮墩畲族村近十年巨变的研究，探究畲族“示范村”的发展机制，理解畲村发展过程中资本再生产的内在逻辑。认为，狮墩村凭借其文化资本（畲族文化）和社会资本（宗族网络）在2006年被评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村，自此不断引入各种项目，积累各种象征资本（如荣誉称号），再引入新的项目，实现资本的再生产。狮墩村的发展之路，可以说是资本再生产之路。雷李洪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因其输入性特点的缺陷而是不可持续的。同样，伊漪《增权理论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的应用研究——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为例》也对现有的扶贫机制提出质疑。她认为，我们应改变精准扶贫策略，既要“扶贫”，又要“扶智”和“扶志”，采用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和策略，保障弱势群体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各项权益，促进他们在个体、人际、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全面“增权”，才能真正破解扶贫的关键，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目标。无独有偶，王逍《畲族乡村发展成效与问题反思》一文，从乡村发展概念内涵变迁视角提出，现代乡村发展观是乡村社区全面、综合、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而目前我国畲族乡村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特色村寨等方面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从乡村发展模式、发展组织制度、乡村资源开发、乡村发展主体意识以及乡村全面发展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此，有必要借鉴中国台湾社区营造经验，通过乡村发展理念转换和社会制度创新，完善知识服务社会的畅通机制等方式来进一步深化畲族乡村发展进程。
  此外，学者们也深入探讨了畲族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刘培芝《发展我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思考》一文，分别介绍了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概况、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创业发展的做法和经验，分析了其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李益长《民族乡村生态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及策略研究》一文，主张采取立体联动式开发、主题村创意式开发、参与体验式开发、区域整合式开发、品牌建构式开发、对接互赢式开发等创新路径。许一跃《深挖本地畲族文化资源、打造霞浦特色旅游景观》则主张开发畲族旅游资源必须从源从本，发展畲族文化生态村特色文化产业，开辟三乡一路山海特色旅游风景线。张敏《福安畲族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模式探究》提出，福安市畲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互动模式，力求化解旅游发展与保护间的矛盾，推动福安市畲族文化旅游业。他还主张，宗教仪式禁忌等文化因素应禁止游客参观，避免过分的商业化损害传统宗教内涵。邱国珍在其论文《非遗语境下畲族民间工艺现代性发展路径初探——以浙江福建为例》中，以如何让畲族传统民间工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拥有更好发展空间和产业环境为焦点，通过个案的调查分析，认为畲族民间工艺的发展有三条途径，一是传承人自身的努力，二是畲族民间工艺走向市场的尝试，三是畲汉互动托宽畲族民间工艺现代性发展路径。除此之外，蓝炯熹的《宁德畲族的企业家现象》一文，则以个案材料结合畲族经济发展史与畲族企业家的创业现状，分析了闽东畲族企业家的商业传统和创业特点，在此基础上，他主张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闽东畲族企业家的创业和经营发展。
  四、关于畲族其他方面的研究
  此次会议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论文涉及了一些新的领域，如关于畲族村民媒体使用情况的研究、关于畲族形象的广告塑造问题的研究、关于畲族熟语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关于畲族当代文学的研究等，可以说这些研究论文，拓展了畲族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对于未来畲族的学术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陈赞琴的《闽东畲族村民媒体使用情况调查》一文，通过问卷调研，评估分析了畲族村民媒体使用情况与媒介的关系，对宁德畲族村民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探讨新时期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与畲族文化传播之间产生的新问题。崔柳《浅议媒介传播语境下闽东畲族美学形象的构建》一文，探讨了如何利用媒介以构建畲族新美学形象，以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和谐发展。提出要做好关于畲族的广告，特别是关于畲族形象的广告。陈丽冰《从福安畲族熟语看畲族传统文化》一文，则以畲族语言中的熟语素材，分析其中蕴含的畲族文化内涵。吴梅芳等的《畲族作家雷德和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冲突和谐美》提出了“畲族当代文学”的概念，专门评论了畲族第一小说家雷德和的文学创作活动，高度肯定雷德和的文学创作价值。
  总的来说，这些学术会议的论文，涉及了畲族的历史、社会文化、现实发展等方面，主题明确，内容丰富，视野宽广，既有传统的研究范围，又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在学术交流的形式上，采取了大会发言、分组交流，会场内外多种的互动交流方式，学者们充分交流，分享学术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和学术规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开展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并用，开展多学科的探讨，使得有关研究深入发展。一些论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而一些新的领域则有待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注释： ①中国景宁新闻网，http：／／jnnews.zjol.comm.cn／． ②中国政协新闻网——人民网，http：／／cppcc.people.comm.cn/GB/34962/35007/11854262.html. 参考文献： ［1］按照人类学的伦理要求，本研究对村落名做了匿名化处理。 ［2］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04:126—148+223. ［3］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05:113—130+207. ［4］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05:113—130+207. ［5］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3，02：64-79+205. [6]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7]王晶.县镇干部跑“部"要钱支农资金亟须监管[N].中国经营报，2006—11—27A06. [8]新华网蕉城在线.八都：猴盾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EB/OL].http：//www.nd-news.cn/xwpd/xzzs/bd/200701/9791.html，2007—1—17. [9]同上。 [10]宁德市蕉城区纪委监察局.蕉城：廉政文化进畲寨[EB/OL].http：〃www.fjjc. gov.cn/html/xxgktpxw/20140430/1646577.html，2014—04—30. [11]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26/clOOl—25745084.html [12]狮墩村规划文件。 [13]狮墩村规划文件。 [14]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04：126—148+223. [15]人民网.国家民委命名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EB/OL].http：//www. seac.gov.cn/art/2015/11/10/art_3973_241756.html，2014—09—26. [16]福建省文化厅.福建省文化厅关于公布第一批省级畲族文化生态保护示范点的通知 [EB/OL].http：//www.fjwh.gov.cn/zfxxgk/zfgkml/2015102612_4337.html，2015—10—26. 注释： ①《闽东日报》2014年5月20日第1版。 ②《雷氏宗谱》，《源流谱序》，民国十六年（1927）。 ③清·乾隆《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道路》。 ④参见蓝纯干主编《宁德市畲族志》，第13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⑤唐永基、魏德端：《福建之茶》，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三十年（1941）版，第241页。 ⑥唐永基、魏德端：《福建之茶》，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三十年（1941）版，第195页。 ⑦参见蓝炯熹《近代闽东一个畲族村落的茶叶商帮（1874—1927）》，载《闽东师专学报》2008年第1期，第40页～第48页。 ⑧参见刘冬《新考工记：福安市凤翔畲族服装服饰技艺》载《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0页～第14页。 ⑨习近平《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一九八九年六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第121页。 参考文献： ［1］郭凌，周荣华，耿宝江．社区增权：实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路径思考［J］．农业经济，2012(8）:45-46. [2]聂玉梅，顾东辉.增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应用[J]理论探索，2011，3 （189）：80. [3]田文富.包容发展中的社会弱势群体权利贫困问题研究[J]延边大学学报，2011，44（5）：51-53. [4]曾易.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36）：86. [5]廖诗雄，吴承峰.赤溪村里红旗扬[N].闽东日报，2015年10月8日A2版. [6]龙梅.民族材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效应研究——以四川桃坪羌寨为例[J].农业经济，2011，12：21. [7]聂玉梅，顾东辉.增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应用.理论探索[J]，2011，3（189）：83. 注释： ①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uploadfiles/pdf/2010/7/15/100708.pdf．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97. 注释： ①吴宁宁．宁德市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旧貌换新颜”特色产业已成群众增收重要来源［N］．宁德网http：／／www.ndwww.cn/news/ndxw/201412/508484.html.2014-12-01． ②杨洋．宁德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学生教育事业发展［N］．宁德网http：／／news.66163.com/2014-07-31/927776.shtml.2014-07-31． 参考文献： [1][2]张晓萍，李芸，王尧，等.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的再认识[J].旅游研究，2009，1（1）：13-19. [3]瓦伦.L，史密斯主编.张晓萍，何昌邑等译.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194. [4]赵红梅.旅游业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35（3）：132-136. [5]林美珍、黄远水.文化旅游之下的文化真实性与文化商品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47-49. [6]马晓京.西部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J].旅游学刊，2000，（5）：50-54. [7]马晓京.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2（6）：104-107. [8]朱庆好.畲族山歌的口头传播特点及其当代生存危机[J].新闻与传播，2012，（24）：27-32. [9]叶秀华.畲族山歌跟上流行节拍景宁推出山歌复兴计划[EB/OL]，浙江在线新闻网站.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09/l1/17/016027567.shtml. [10]洪艳.畲族山歌的传承与创新[J].学术探索，2013，（6）：106-109. [11]吴东海.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保护[EB/OL].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网，http：//www.wenbao.net/index.asp. [12]千年畲族《印象山哈》[EB/OL].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fy.3134.com.cn/lvyou/detail/2—85.html. [13]雷高平.从大型畲族歌舞《凤凰到此》的创作看畲族舞蹈的传承与发展[J].大众文艺，2011，（23）：214. [14][15]林献义.“三月三”品牌提升畲乡新形象[EB/OL].中国畲乡景宁政府网，http：//sys.jingning.gov.cn/2009/2009hlsx/200903/t20090325_27504.html. [16]邱云美.旅游经济影响下传统民族节庆变迁研究—以浙江景宁畲族“三月三”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5）：90-94. [17]胡伟鸿.十年磨一剑出鞘见锋芒——我县成功打响“中国畲乡三月三”民族节庆品牌[EB/OL].中国景宁新闻网，http：//jnnews.zjol.com.cn/jnnews/system/2013/06/08/016522984.shtml. [18]潘力峰.改革开放三十年浙西南畲族文化发展的轨迹探析[DB/OL].丽水艺术网，http：//www.lsart.com.cn/showart.asp?art_id=416. [19]蓝雪霏.1950—1997年的畲族音乐研究综述[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3）：89-96. [20]叶尚蓉.畲族文化走向全国景宁《千年山哈》惊艳北京城[EB/OL].浙江新闻网，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12/06/28/018615710.shtml. [21]吴卫萍.《印象山哈》：50分钟演绎千年畲族[EB/OL].丽水网，http：//news. lsnews.com.cn/system/2015/03/28/010598487.shtml. [22]施惟达.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经济化[J].思想战线，2004，（3）：34-39. [23]瓦伦.L.史密斯主编.张晓萍，何昌邑等译.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201. [24]施惟达.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经济化[J].思想战线，2004，（3）：34-39. [25]张晓萍.旅游开发中的文化价值——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商品化[J].民族艺术研究，2006，（5）：34-39. ［26]刘程远.畲族山歌音乐的创新[J]民族音乐，2008，（1）：6-7. [27]吴美香.畲民族性格之美的展示——解读《诗画·畲山》[EB/OL].景宁网.http：//www.jnrxw.com/huodongzhuanti/shexiangsanyuesan/jingning_635.html. [28]朱琼玲.畲族山歌社会功能探析—以畲歌歌词为切入点[J]丽水学院学报，2015，37（1）：12—17. [29]宋瑾.2014畲族山歌民舞的多元传承与发展研讨会纪要[EB/OL].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http：//iom.ccom.edu.cn/cbm/html/xueshuxinwen/2014/0514/6235. html. [30]雷高平.从大型畲族歌舞《凤凰到此》的创作看畲族舞蹈的传承与发展[J].大众文艺，2011，（23）：214. 参考文献： [1]该文主要内容和观点参见王逍《超越大山——浙南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中的结语部分《社区营造视野下的畲族乡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373—393页。 [2]Weitz，R.（Ed）.（1971）.Rural 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MIT Press， Cambridge，Mass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 [3]参见蔡宏进：《乡村发展的理论与实际》，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页。 [4]Inayatullah（Ed）.（1979）.Approaches To Rural Development， Some Asian Experiences.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Center，Kuala Lumpur，Malaysia. [5]Lea，D.A.，& Chaudhri，D.P.（Eds）.（1983）.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ethuen，London and New York. [6]蔡宏进：《乡村发展的理论与实际》，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页。 [7]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1页。 [8]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10]参见人民网一时政频道：《国家民委命名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4年9月2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26/cl001—25745084.html. [11]王景新：《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崛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2]参见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13]参见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 [14]（德）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冯适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15]转引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注释： ①［澳］戴维·恩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M］．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55． ②徐莉莉．品牌战略［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9—20． ③李曜．品牌价值与产权改革——MBO后的美的电器案例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8(1）:77—87. ④张沐宁.生态文化创意产业的区域发展模式研究[J]贵阳学院学报，2012（4）：32—37. ⑤苏格非.项目建设对经济跨越发展的推动作用[J].社会主义论坛，2010（10）：55—56. ⑥王鹏.文化产业特色为本项目为王.扬州网，www.yznews.com.cn/news/2011-09/14/content_3714308.htm. ⑦周庆山.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开发与保护的生态战略研究（下）[J]，图书馆，2008（6）：63-66. 注释： ①艾克拜尔·米吉提．畲族第一位小说家雷德和［N］．中国民族报，2004.07.02.（11）． ②雷德和．夜闯卑库山［N］．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147． ③雷德和．夜闯卑库山［N］．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1． ④雷德和．夜闯卑库山［N］．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12． ⑤雷德和．夜闯卑库山［N］．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12． ⑥雷德和．夜闯卑库山［N］．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3． ⑦雷德和．夜闯卑库山［N］．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9． ⑧雷德和．夜闯卑库山［N］．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63． ⑨雷德和．夜闯卑库山［N］．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63． ⑩雷德和．夜闯卑库山［N］．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63． ⑪雷德和．夜闯卑库山［N］．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70． ⑫余秋雨．文明的碎片·题叙［C］．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2. 参考文献： [1]童晓云.浅谈我国企业品牌建设之路[J]，中外管理导报，2007（6）：28-52. [2]肖骁.创意产，业价值链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08（3）：116-117. [3]廉锋.品牌应以创意为中心[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0（15）：30. [4]徐莉莉.品牌战略[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9—20. [5]王红喜.浅析利用整合营销传播提高品牌忠诚度[J].商场现代化，2005（11）：11. [6]李益长.闽东畲族村落文化的价值与开发研究[J]，宁德师范学院学报，2013（3）：54-58. [7]张燕.德国会展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理论研究，201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