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德治尽管在历史上对畲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它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毕竟是人治，根本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法治而被现代社会的法治所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畲族德治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事实上，畲族德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今天仍然以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化传承与历史演进，借助文化积淀与民族心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乃至于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畲族德治思想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也就是我们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仍需要加强道德建设。这源于道德建设永远是人自我完善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法律与道德的存在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只有二者互补才能成为推动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和动力。道德更多基于人性的善，法律则须侧重人性的恶；道德评价主要考虑动机，法律制裁只能针对行为；道德可以从理想出发，法律必须立足现实。因此二者不仅相互支持、相互维护，而且也相互批评、相互补充。［9］今天，我们重提以德治国，不是要回归历史，而是要弘扬民族优秀传统道德，以现代精神去提炼历史精华，是在现代法制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重塑与发展，发挥道德建设应有的作用。
  用现代的精神、价值观来看，畲族德治的一些内容仍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它内涵民主、平等精神正是今天我们法制建设所倡导的精神。表现在：（1）德治中伦理规范包括刑罚的订立，一般先由家族中的族长、房长来议定，在经由族众公议后予以确定，体现了畲族伦理规范制定中的民主因素。宁化县城南乡茜坑村《雷氏家谱》云：“以上一十二则（指伦理规范）皆族众公议，非余等私言，凡我宗人，宜各砥行立节，毋相犯，共相勉焉，可也。”⑬因畲民参与制定了伦理规范，反映了他们的意志，故能得到他们的遵守。（2）无论是族长还是普通的民众，一旦违反了伦理规范，处罚是相同的，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遂昌《平昌雷氏宗谱》规定：族长，族之尊也，当共尊之，亦当自重也。本族公事家事，均宜至公处治，倘有徇情贪得祠帑，查出计赃责治，如有恃尊违规，均共攻之。⑭这体现了畲族伦理规范实施中的人人平等的精神。
  其次，畲族德治中道德教化的方式和手段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畲族德治注重族长、房长、家长等在家族中有特殊身份的尊长的道德修养。如强调执法者（主要指族长、房长）必须秉公执法。连江辋川蓝氏族谱规定，兄弟不尊敬叔伯，伸手打叔伯，即会家长以家法重惩，令其当面服罪。为家长、族长者，亦须秉公矢慎。毋恃势偏徇，以贻众议。⑮并且更注重和培育所有畲民的道德水准和品德修养。为此，它讲究道德教育的方式，分劝、严、戒、禁四个步骤，由浅入深的递进方式来表明畲族家族伦理道德对各种事务所持的态度，起到很好的教育效果。它还注重道德教育的形式，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手段。包括：（1）有固定的教育时间。上杭县庐丰乡畲民家族认为：“家有教而家自兴，谨将遗训十则，每月朔望日聚集祠内宣讲。”连江蓝氏家族规定每月朔望会于祖厅，劝诫子姓。福安和安钟氏家族规定在每年六月初六发曝，七月十五日祭祖，鸣锣请老成有识者，将列祖家规宣读，讲明数遍，使人人通晓恪守。（2）实行言传身教。由家庭或宗族随时随地进行教育、宣传，被教育者感同身受，耳濡目染。赣南的蓝姓畲族同族各家都将家族的道德理念和行为准则，端正抄写置之座右，随时讲明以训子弟。通过这样的教育和训诫，使后代在濡化中习得先人传统，从而对群体人格和民族文化心理起到塑造作用。（3）在惩罚之中给予教育。家族刑罚中的一些惩罚方式如共攻、当众责罚、当众公罚等，族人聚集一起，公开宣布其罪状，由家人、族众共同加以谴责和声讨。既对违规者进行惩罚和教育，令其改过自新，又对族人起了警示作用，使得该条规范深入人心。正是这些道德教育方式和手段使得畲族德治通过伦理道德的教化起到兴旺家族的作用，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现代道德教育有借鉴意义。
  第三，畲族德治把良好的道德作为刑罚的基本内容加以规范和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畲族德治中的刑罚即所谓古代社会的法治，是畲族道德规范。畲族德治倡导用良好的道德来规范畲民的行为。如族规中将孝置首，家长至尊。上犹县黄埠乡光村蓝姓族规第1条就要求族人奉父母而戒不孝，并指出孝的途径，“事之必尽其诚，爱之必加以敬，斯可言孝。”孝的表现为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也不得抵抗尊长。并对有不孝行为者规定了处罚措施。有出言不逊者，所行悖戾者，姑悔之，悔之不悛者，则重笞之。正因为如此，在达到德法交融功能互补的工具性特征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道德抑制人心向恶，引发人心向善等法律自身无法实现的价值目标，才使得畲族的德治产生了如此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英国学者萨姆纳所言，“立法必须在原有道德中寻找立足点，必须与道德相一致。”他认为，法律、道德、宗教、哲学都是习俗的产物，它们不能独立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但又无力改变这个过程。当法律达到准备从习俗、道德中分离出来的程度时，法律也就削弱了它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权威，背离习俗、道德的法律就好似一堆废纸。如果任何人企图制定和执行与习俗、道德相反的法律，这种法律肯定是行不通。［10］可见，在当前的法制建设中，为了使法律得到更好的实施，法律应当和良好的道德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