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农耕文化蜕变下畲族女性劳动能手的角色转变
  在农耕文化背景下，畲族女性“勤劳动、善持家、巧手艺”，她们以劳动的主角登临上畲族农耕文化时代的高地。她们不只是煮饭、担水、种菜、喂养畜禽，还要刨番薯丝、割稻、摘茶，甚至还要养蚕、织布、裁衣。即使是农闲季节或严冬雨雪天，她们也无闲暇要纺纱、捻麻线、缝补衣服、赶集等。新婚妇女，一般婚后三天即夫妻双双下田劳动；带小孩的妇女还要背小孩上山或下田干活；不少妇女不仅能肩挑重担翻山越岭，还能犁田、耙田、耖田、插秧，称得上劳动的“多面手”。这里其实也包含着畲族女性的乡土情怀和生命意识，她们是在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展现自己爱乡爱土地的生命激情，然后将人性的美自觉地呈现在劳动的审美里。
  现在，闽东畲族女性秉承传统、勤劳能干，她们已经分布到社会的各条战线上，有的从事经营工作，有的从事管理工作，有的坚守农耕阵地，继续演绎着畲族女性战天斗地的劳动史。但毕竟社会变化了，生存的空间变化了，劳动的模式也发生了迥异的变化。对此，畲族女性务必摆脱固有的对农耕文化的生命认同，敢于紧跟时代步伐，在秉承传统文化时将畲族女性的优秀品德带到各条战线上，连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面对多样的人生价值，她们甚至要主动改造思想，敢于创新，不仅以农业劳作为荣，更要以奉献社会为耀，敢于承担社会责任，不以劳动贵贱论得失，在社会化的劳动中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
  2、现代教育背景下畲族女性伦理建构的现实意义
  闽东的教育起点并不低，最有说服力的事件可延伸至唐神龙二年（706）薛令之进士及第，成为福建第一位进士、第一位诗人、第一位在京都做官的闽人。对于闽东畲族而言，除古田富达和其他少数畲村外，多数畲村的教育都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总的来说，畲族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如男性多，但她们也十分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认为母亲应该成为子女读书求学的引路人，于是她们便将家教理想编成歌言，互相传唱，有力地推动了畲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如周宁畲歌中的《家教歌》这样唱道：“子时教仔久长长，送仔读书去书堂。”宁德《劝子读书》这样勉励学子：“学得字多肚内光，编写文章哲理通，日里不怕人来借，夜里不怕贼来偷。文化字划渺谜谜，再穷要送子读书，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穷人养仔要读书，读书者莫养他”；“一教吾儿志读书，从师先读《人之初》，三坟五典皆博览，八壑九丘尽宏图，雪案用功磨铁砚，丹墀对策挂金鱼”。这些歌言足以鉴照出畲族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伦理智慧，这对于当前青少年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极其深刻的当下意义。
  一直以来，畲族文化也在逐渐渗透入畲族女性的伦理道德观念。清中叶以后，闽东畲村编的《族谱》涉及儒家伦理道德的条文比比皆是。“为人以孝忠为本，不可作忤逆事，倘有人天伦和行者，谱内除名”、“孝父母，父母为吾身所以出，恩同天地”、“人以孝悌忠信为本”、“古有古人行孝顺，经里流传至自今，古今行孝多说尽，随同共你说因由”，这些家族伦常规约者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诉诸行动，畲族女性自然在家族的伦理建构中再次成了自觉实行者和缔造者。在霞浦半月里村的牌匾和楹联中，也可以读出畲族文化对畲民传统道德教育的巨大力量，这些民族文化环境必然深深构建着畲族女性的道德伦理世界。而一代代畲族女性便在家族伦理影响和规约下为畲族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福安溪塔村十分重视家族文化教育，畲族女性成了子女家庭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在她们言传身教的努力下，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七十多年来，溪塔畲族村从未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村里也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这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畲村无疑有着积极的借鉴和推广意义。
  闽东畲族相对而言没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也较高，婚俗中的男拜女不拜、女子参与田间劳作、女子习武、男子刺绣等等，凸显了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家族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很有现代色彩，说明畲族女性在家族成员中不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其社会地位甚至高于男性。畲民“男女绝对平等，不以汉人生男则喜，生女则悲也。而犹有我汉人所梦想不到者，即女子有‘承受财产权’是也。”这对于当前男女平等的全球性诉求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利于当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政府应该以此作为计生教育的资源，不仅在畲族民众中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而且还可以畲族女性作为楷模，组织计划生育政策宣讲团，让畲族这一文化在各地充分传扬，有力推动闽东各地区的计划生育事业。
  3、家国理想抱负下畲族女性精神家园的空间延伸
  由于闽东畲族传统文化中对“家国同构”有着一致的精神认同，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加上畲族家训的精神规约，广大畲族女性也极为强调对国家和家庭的尽忠尽孝。所以，闽东畲族女性在爱国爱乡爱家情感上有着高度的统一。畲族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担当多重角色，拥有着一份家国政治的认同感，可以说，对家国理想的精神认同成就了闽东畲族女性“女中丈夫“的形象内涵。革命战争年代，闽东畲族女性深明大义，不惜牺牲，为后人留下了大量革命先进事迹和精神财富，如“畲嫂弃儿救曾志”、“卖子换粮救红军”、革命好阿妈钟淑兰、舍家为革命的女交通员钟二妹、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蓝五嫂、用山歌作为“反围剿”匕首的雷七妹等等。无数畲族女英雄的事迹感喟着闽东下一代，成了闽东人民勇往直前，战胜一切困难不竭的力量源泉。
  但随着畲族汉化现象的日益严重，畲族女性传统文化正在逐渐式微，许多外来民族文化和普世观念开始维系着畲族女性的社会从属性，她们开始习惯于面对现实，开始接受由来已久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劳动价值分割规则，畲族女性几乎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也加剧了其可能被日益边缘化的窘境。畲族女性自古以来就确立了自身在社会家庭中的突出地位，这是女性的骄傲，也是许多民族女性所向往的精神归栖的终极目标。然而，在当下市场经济大潮中，许多畲族女性却淹没在了时代浪潮中，这与现今畲族女性自身的理想缺失有关。
  但是，毕竟畲族女性拥有着许多优越的自身条件，在改革大潮中也涌现了形形色色的畲族好女性，如果说过去她们是开发建设我国东南山区的主力军，那么现在她们依然是畲族商品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为畲族妇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今天在畲族地区，已涌现出很多女专业户、女劳模。景宁畲族自治县的雷马翠、雷益珠等就是浙江省的劳动模范；闽东畲族也有许多畲族妇女成为三八红旗手，如雷金花。在政治上，畲族妇女有当家作主的诉求，有些女性直接参加选举人民代表和妇女代表。在全国和省、地、县的党代会、人代会、妇代会上都有畲族妇女参加。随着畲族妇女在政治地位、文化水平上的提高，畲族妇女将在发展畲族商品经济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今的社会结构不再单一，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份岗位都在召唤着畲族女性积极参与，这无疑要求闽东畲族女性务必培养包容、开放的心态，务必树立更远大的理想，而不能将自己始终钉在农耕文化的小圈子里，也就是说，闽东畲族女性应该把自身特有的文化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为闽东社会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也才真正是闽东畲族女性精神家园的终极追求。
  4、传媒文化引导下畲族传统文化宣扬的重新策划
  文化要实现内在价值，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过去，我们传扬畲族文化主要借助开展“二月二”、“三月三”等节俗活动，这些方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比较单一，所以要拓展畲族文化活动，就必须加强载体建设。如今，除了报纸、广播、电视外，网络、手机、数字电视等新技术正占据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一方面媒体大大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少数民族日益汉化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固然挡不住文化融合的脚步，却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因势利导来加强本民族文化传播。在传统的传播中处于相对弱势状态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因新媒体的介入而更容易实现本民族民俗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文化的传播迎来新的契机。”［15］畲族女性文化的弘扬自然也避不开媒体的介入，所以，相关组织、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推动大众传媒更好地宣扬畲族女性文化，如中华畲族宫、闽东畲族博物馆、宁德及各地电视台和广播站、闽东日报等报纸杂志、相关企事业单位网站等等。
  新媒体与现代人的生活紧密相伴，促进着人与人的文化交流。在闽东畲村，由于传统媒体的渗透和新媒体的介入，正不断改变着畲族同胞的人生观、价值观，促使畲族传统文化进行新一轮的整合与分化。所以，畲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必须通过各种媒体的通力合作，甚至建立起一个立体式的传播阵营，做到电视里有畲族节目、报纸里有畲族专栏、广播里有畲族歌声、电脑里有畲族网站、生活中有畲族语言，并有目的、有重点地开辟畲族女性文化平台，如畲族女性服饰、畲族对歌、畲族婚俗、工艺美术、畲族女性风采展示等，让人们通过媒体交流民族情感，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最终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特别是“福安畲族网”和宁德市政府官网应全面开辟畲族专栏，在闽东整个社会间提倡学习畲族文化，学习畲族女性的美好品德，营造爱畲护畲的文化氛围。这样通过发动全民参与，畲族传统文化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保护和传承。
  闽东畲族人口众多，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区。凭借这一客观优势，闽东绝对是闽台、宁台民族文化交流的中心。而加强闽台、宁台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除通过定期合作开展畲族文化展演活动、畲族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外，新媒体的充分开发与利用势必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媒体，可以彼此充分展示海峡两岸同胞同祖同根、一脉相承、共创未来的文化精髓，增进两岸的文化认同感和宗族意识，彰显祖根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让闽东畲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空间不断扩大，各方配合所形成的文化合力不断增强。这样，畲族女性文化的现代建构也就会水到渠成。
  5、民族意识召唤下畲族女性文化自觉的自我振作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心议题之一，主要是指：“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面对剧变的社会环境，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调适。即对自身文化的渊源、特色及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面对‘他文化’的冲击，既不是简单的‘传统回归’，也不是盲目地‘全盘他化’，而是在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的基础上，加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既不丧失自我又能顺应时代潮流的状态中求得自身文化的发展。”［16］
  首先，畲族女性文化的保护是一项有赖于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复杂工程。但外在的保护无论多么给力都无法实现民族文化的“真正保护”，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全体畲族人民特别是畲族女性的文化自觉。这里，畲族女性自身的民族自信心的唤起和重新定位便是其文化自觉形成的先决条件。畲族女性要完成自身的时代嬗变就必须积极参与“民俗文化再生产”，为维护本民族传统、张扬民族个性、增强民族自信力不断激发女性自身的文化振作。因为畲族女性是畲族制度创新、经济变迁的主体，只有主体对自身的文化观念自觉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才能清除民族深层文化结构中阻碍自身文化变迁的消极因子，从而内生出畲族女性群体的创新力量并推动自身文化的发展。
  其次，必须把畲族女性的“文化自觉”建立在文化实践层面上。畲族女性的“文化自觉”能够调动起畲族女性自身传统资源发展的诉求欲望，有欲望才会有实践，有实践才会有创新，有创新才会减少畲族女性自身的文化“劣势”，减少文化变革的阻力。这就要求畲族全体女性必须大胆地投入到当代现实社会洪流中去，穿畲服，讲畲话，唱畲歌，跳畲舞，通过每一位畲族女性的公共努力，创造出更多富有民族新时代特色的文化成果，涌现出更多的雷静贞、钟淑兰、蓝五嫂、雷金花、雷美凤们，把畲族音乐、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以及畲族女性的创业精神、革命气概充分挖掘出来，这样，闽东那群“耐劳杂作、弗事商贾”的“女中丈夫”才能超越传统的农本意识，才能走出“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封闭心理，建构起属于闽东新时代女性的文化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