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无论是现实还是神话，畲族妇女在家庭、社会中均有着崇高地位并受到人们的尊敬，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畲族妇女在生产活动和家庭事务中所起到的作用与男子相当。但随着时代的转变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由于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妇女在生产经营、公共事务、主持分配等方面充当的角色地位受到了现实的挑战。畲族女性无可避免地也受到时代的挤压和冲击，于是其文化内涵也势必承受来自各方的影响与制约，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汉文化的影响与世俗文化的侵蚀
  任何文化都存在自己的社会性别规约，即种种的社会道德、法制和民俗把人组织到规范好的“男性”“女性”的活动框框中去，畲族男女的社会地位自然无可例外地受到种种力量的作用而悄然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婚姻方面，畲族由族内婚逐渐演变为畲汉通婚，而畲汉通婚的直接后果，是使畲民家族中的畲文化成分的逐渐式微，而汉文化成分却逐渐增强。如，古朴的婚俗被日益汉化的婚俗所取代，近现代以来，大部分畲族女性婚姻恋爱观、婚俗观与汉族女子基本无异。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生存环境中汉族强势文化的包围，以及成为畲民家族成员之汉族女性的潜移默化与传播影响。随着畲族文化中汉人家族伦理思想的逐渐强化，充当家族中直接传授汉文化的角色，即畲民家族中的汉族女性，便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来自汉人家族伦理中既定的模式。“她们因自由传播汉人的家族伦理思想而获取的不自由，她们均觉得自然而然而心甘情愿。”［13］此外，汉族的贞洁观念、男尊女卑观念，也渐渐影响畲族女性，如结婚索要彩礼、为嫁好人家而学汉族女子裹脚、溺女婴等陋俗开始出现。但是，在广大畲村民族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尽管汉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强，尽管畲族女性的地位在悄然变化，但闽东畲族女性，其地位总体上仍然高于一般汉族女性。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涌现了一批女干部、女学者和女专业技术人员。她们从畲村脱颖而出，带着传统的畲族民俗文化印记，走向新时代、新岗位，在各自的领域自强自立，不让须眉，创造了骄人的业绩。我们相信，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畲族民俗文化的传承，畲族女性的文化和女性地位必将有一个新的超越。
  2、性别分工与经济地位的劣势
  在闽东广袤的山野，畲族女性以其勤劳能干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过去，在女耕男猎的劳动模式中，畲族女性由于客观原因创造了比男性更丰硕的成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直接参加了更多的社会活动，经济地位也逐渐取代了女性。换句话说，如果畲族妇女像汉族妇女一样不直接参加各种生产活动，而从事次要的纺织、炊煮和生儿养女等家务劳动与世俗义务，那么她们必然会沦为家庭女仆而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正是这种社会生产的变化导致地位变化，使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畲族妇女也就没有了母系制存在的依托，其社会地位必然大大降低。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以“男主外、女主内”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模式，现在，畲族家庭中这种“女主内”的性别特征也愈发明显，社会上也开始把畲族男性视为家庭的最主要成员，享有更多的支配权。主要表现为男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组织活动空间，掌握着更关键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岗位支配权，拥有更大的心理和身体优势。国外学者迪莉娅·戴文区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女性在家庭、社会方面的地位，认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而非政治。失去了经济主导权，畲族女性也无可避免地在新一轮社会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具体体现为：在新经济模式下，劳动市场上的性别隔离模式使得畲族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在家庭领域，父母虽然不厌弃女性但受到汉文化影响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也偏好男性、依赖男性，从而在教育方面也更乐意投资在男性身上；市场经济主导下，女性被进一步边缘化，有的畲族女性沦为留守妇女，经济上的收入更是远远低于男性；在城市，由于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更需招聘拥有更大劳动力的男性，畲族女性自然又进一步被排斥于从业的大门之外。
  3、政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畲族女性关注不够
  “‘女性问题’是世界事务中列于人权、民主、环境、和平和发展这些基本议题之后的一个独立的重要问题”，“妇女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所有问题都是妇女问题”。［14］虽然女性问题一直以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的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党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女性的觉醒意识深深地被崭新的时代深情召唤，畲族女性自然也沐着时代的春风更加自信地步入社会，但是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和社会所推行的策略只是解决了畲族女性经济、政治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政府的有些行为也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缺乏实际行动，它们甚至以官方的权威使女性在解除了一个枷锁后又被政府套上了另一个更沉重的枷锁，使得畲族女性人格心理的自觉诉求更是远远无法得以实现。要知道当今绝大多数决策者都是男性，他们无法完全摆脱自身性别意识或性别特权的牵引，根本做不到以平等、客观、发展的视角审视畲族女性的真正解放等问题。比如，现在的闽东畲村村委会、农业合作社、民间团体主要负责人基本都是男性，虽然闽东霞浦半岭村也出了一个女村长雷金花，但各畲村的干部男女比例依然严重失调。所以在畲村日常事务上、经济决策上，畲族女性都根本无法与男性比肩。而面对这些，政府似乎更加热心于任命男性畲民担当畲村的主要职责，畲族女性同全国其他女性一样在政治权利、管理权方面很难获得组织部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