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普遍探讨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本民族发展的基石和源泉。当前，正值闽东新畲村建设的关键期，新畲村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免不了受到畲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畲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建构就成了畲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一环。而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革与建构又是该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文化开放性包容性多元共存的需要。长期以来，闽东畲族人民创造了大量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这些灿烂的文化一直推动着闽东畲族的繁荣与发展。由于畲族崇尚祖先崇拜和女性崇拜，女性地位有时甚至高于男性，闽东畲族传统文化浸染了丰富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征，在畲族农耕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中，畲族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革命战争年代，闽东畲族女性涌现出了比男性更豪壮的革命精神，如：畲嫂弃儿救曾志、革命好阿妈钟淑兰、舍家为革命的女交通员钟二妹、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蓝五嫂等。她们是广大畲族女性的代表，折射着闽东畲族女性迷人的人格力量，她们身上所焕发出的民族传统精神具有深远的当下意义，对于闽东畲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性建构势必产生深远影响。当前，要对闽东畲族文化进行现代性建构就不能忽视畲族女性文化，不能不深入挖掘畲族女性在文化传承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甚至可以说，从女性角度审视闽东畲族传统文化对当前构建社会和谐、发扬民族精神等都具有时代意义。
  一、畲族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文化特征
  1、畲族女性与传统农耕文化
  畲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畲族的农耕文化始终与山地农业联系在一起，早期更是一种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游耕的基本特征是，采用“刀耕火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在一个地方耕作几年以后，地方资源耗尽后则迁徙别处。这种社会经济生产模式，产生出与汉族迥然不同的男女两性社会分工。由于环境的制约和生产方式的单一，畲族男性始终没有在农业中取代妇女而成为绝对的主力，相反，作为农业劳动另一大主力的妇女在农耕劳作中却始终占据着社会文化的高地。
  畲族女性早在唐代就担负着家务、农活的主要劳动，全国各地的畲族女性历来不缠足，与男子同样上山下田劳动。甚至新婚妇女，婚后没几天即夫妻双双下田劳作，耕地少的家庭，则是“女耕男猎”，男子常上山打猎，女子在田间干农活。不少妇女不仅能肩挑重担翻山越岭，还能犁田、耙田、耖田、插秧。畲女不仅能干农活，且采薪较有名气。早在明代，福安一带的畲族女性就是以“樵薪为生”。直到现在畲村从事采薪的依然多为畲女，她们特别勤劳，不辞劳苦，常带饭深山砍柴。有畲族歌言为证：“饭那食了走岭上，碰着一帮拣柴娘，柴头又砍二尺五，柴尾艳艳转回乡”；“上山砍竹响当当，落山砍竹溜落潭，郎姐砍竹斗本领，女人卖输男人强。女人能换男人工，男人会做女会传，男人一工砍三百，女人三百砍一工。［1］不仅畲歌里唱响畲族女性劳动的欢歌，畲女勤劳的美德也被艺术地呈现在了绘画里，畲族绘画作品—《山樵》就描绘了畲妇勤于畲男的事实，图画中艺术地再现了两名畲妇已在山上用刀忙碌地采薪，可是一位畲族男子却才慢悠悠地上山的场景，两相对比，孰勤孰懒，不言而喻。畲族歌谣里也常常反映男女上山下田劳动的情况，如“公婆两人齐下田”、“夫妻成双共做事”、“男落田，女落田，有酒有肉好过年”。在春耕季节，畲族男女共同劳作，他们通常“男耕田地女拔秧”、“男人犁田女人割草，男人插秧女人挑灰”，劳动中男女配合默契。畲族家庭，大多由妇女持家，她们能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通过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安排好家庭生活。有些家庭没有男劳动力，畲族妇女便拖儿带女，辛勤劳作。由于劳动能力极强，她们既能安排好家庭生活，又能管好田间生产，承担着家庭内外一切事务，显示出畲族女性非凡的持家才能。
  畲族女性不但是农业劳动中的主力军，她们在编织、刺绣等方面也表现不凡。她们用手纺车纺纱织布，用草汁或树汁染布，制作各种衣裙。她们将苎麻剖成麻丝，捻成麻线，织成麻布，制作成的麻衣又牢固又好穿。她们还养蚕，用蚕丝织花带、刺绣花边，自织土丝绸布，缝制衣裳，所制作的刺绣花边衣，工艺精湛，配色讲究，花样繁多。她们除了在衣裤上刺绣花边，还在许多生活用品上绣各色各样花纹，其中编织花带被公认为畲族女性的绝活。畲族歌言《十二看娘》中写道：“二月闲心去看娘，路中都是锄田娘，田头锄转田尾落，脚肚洗白转回乡。三月闲心去看娘，路中都是摘茶娘，日里采来夜里炒，炒出茶叶香喷喷”，［1］这些劳动方面的出色作为，奠定了畲族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当之无愧地成了推动畲族农耕文化发展的主力军。
  2、畲族女性与传统家族文化
  畲族女性确立家族地位始于原始宗教信仰中对三公主的崇拜，三公主的神圣地位招引着一代代畲民对女性由衷地膜拜。于是，三公主自然地也便成了畲族妇女朝圣的对象，她们似乎在竭尽所能地要在这位女性始祖身上找寻到力量的源泉，对女性始祖的模仿便潜在地成了她们的群体意识，如畲族妇女的服饰、头饰等特殊标记就源自三公主。三公主被畲族奉为“宇宙女神”，即凤凰神，畲族妇女着“凤凰装”最具有民族特色，据说这也是沿袭三公主的装束，“她们用红头绳扎的头髻，象征凤髻；在衣裳围裙上刺绣出各种彩色花边，并镶绣金丝银线，象征着凤凰的颈、腰部美丽的羽毛；后腰随风飘动金黄色腰带，象征凤凰的尾巴；周身悬挂着叮当作响的银器，象征凤凰的鸣啼。在头饰方面，闽东畲族妇女多梳‘凤身髻’和‘凤尾髻’”。［2］这些装束即表明女性的社会地位，更体现畲族女性在家族文化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家庭中，畲族妇女同男子一样担当着家庭管理的各项事务。畲族妇女不仅要打理家庭琐事，而且也直接参与家族大小事务的商议和决定。有些家庭，女性还是一家之主，特别是大家庭中的老年妇女，家中事务基本都是由她说了算。如家中或村里有人遇到纠纷斗殴，只要妇女出面调解，干戈立即得到平息。畲族女性在家庭中往往起主导作用，她们对家庭事务有绝对的发言权，能名正言顺地继承父辈财产，也能毫无约束地自由参加社会活动。如畲族族规规定：“凡登记为本氏族的男女，都有权参加祠堂的祭祖、会餐和分配祭礼品；氏族中出生的孩子不论男女一样登记，且与汉族只男子有排行不同，畲族女子和男子一样有辈分的排行次序，并能同上族谱。”［3］这些规定足以说明畲族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绝对平等。
  畲族崇尚女性家族传统还体现在姻亲的家族地位很高，即母舅的权威超过叔伯。畲族的母系亲属，俗称“娘奶亲”，在亲属中地位极高，尤其母舅为最。家族赋予了母舅相当高的权威，如外甥、外甥女出生、满月、周岁、十六岁，都得报请母舅参加相关仪式。仪式中，母舅所受待遇最高，所受的礼节也最繁琐、最郑重。在闽东畲村，外甥女出嫁前，要先由母舅请“做表姐”，其他亲戚方能继之；出嫁时，还要母舅抱上轿；婚宴时，要请母舅坐大位；敬酒时，新郎也一定要先向母舅敬酒；外甥女分家多由母舅主持，外孙女夫妻不和，母舅也最有调解权；外甥女婿犯事，母舅有权管教甚至打骂。畲族女性在家族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畲民家族习俗中处处体现畲民母性的尊严。如夫妇关系，男方对女方稍有虐待，“女方家便以‘打生利亲’显示娘家的威严，此俗又称‘作娘家头’，即女家可带亲朋好友乡邻到男家论理，可没收男家的禽畜，以示惩戒，而男家对来人不得有丝毫怠慢，只得自认倒霉，并不敢再度冒犯。”［4］母舅或娘家的这些特权既彰显了畲族女性的家族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畲族女性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得以代代传承。
  3、畲族女性与传统民俗文化
  从女性学角度看，女性的乐观精神是与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同样地，从民俗学角度看，畲族女性的自尊与自信，与本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氛围有关。
  畲族人民在生育观上向来没有重男轻女观念，基本上能做到男女平等。畲歌云：“养男养女都一样，以后也会养爹娘”；“世上男女都一样，夫王莫看女儿轻”。［5］孩子出生不以性别为重，家长不分男女予以同等的呵护，这无疑使畲族女性的地位从人生的起点就有了保障。
  畲族妇女从来不裹脚，跟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男人能做的事，妇女也能做，甚至妇女比男子更能吃苦耐劳。畲族婚俗体现了其民族平等开放的本色，男女恋爱比较自由，他们通常是在生产生活或对歌中建立感情，然后经父母同意后成婚，结婚时女家不计聘金，婚礼时至今仍传承着“男拜女不拜”的传统，新郎在婚礼仪式中必须三跪九叩，而新娘则只需供手轻轻作揖，这种“重女轻男”的与汉族迥异的习俗凸显着女性的家庭地位。
  畲族对不育妇女与生育妇女一样看待。汉族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观念，在畲族没有市场。不育的畲族女性，由于少了一份汉族不育女子的惶恐与内疚，生活得更自由、自在、自信。在畲家，过继的子女、入赘的女婿，不受歧视，他们也可以入本家族谱，享有财产继承权，正如畲歌所云：“亥时眼下都是亲，女婿不是生份人。”［6］更为可贵的是，畲族对女性非婚生子采取宽容的态度，她们无须堕胎或溺婴，不受社会和家庭的歧视，所生孩子同婚后生子一样对待。畲女死后的丧礼与葬俗与男子一样：“畲族妇女死后，跟男子一样，做三天三夜（学过师的）或一天一夜的功德道场。畲族妇女亡故后，同样可上祠堂受祀，祠堂同样安放有如‘蓝大×××娘之灵位’，基碑同样刻‘蓝大×××娘之墓’。”［7］这不同于汉族妇女不能入祠堂受祀，墓碑也仅有“×氏孺人”一类的从属性套语。一句话，畲族女性从出生到离世，一生中在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都与畲族男性平分秋色。
  最能展现畲族妇女地位的民俗当属畲族女性有资格参加神圣的宗教仪式，这对于汉族女子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畲族崇尚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维系氏族的重要因素，氏族成员以图腾崇拜来统一思想，他们在一个图腾之下共同繁衍生息。畲族是信盘瓠图腾的民族，祭祖时必须举行盘瓠图腾的学师仪式，此时家族规定一定要有畲女参加，女的代表“西王母”，并要有两个穿民族服装的“伴娘”，陪同“西王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女子参加就不能做入教仪式。畲族对妇女参加入教仪式极为重视，这一民俗观念正与恩格斯的一句论断相符，即“他们认为妇女是一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也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取妇女的意见”。［8]
  4、畲族女性文化与民间文学
  在畲族民间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崇尚女神。在《盘王歌》、《高辛氏》、《祖婆歌》等神话传说中，三公主的形象深深地植根在了畲族民众的潜意识里。《祖婆歌》这样写道：“自公主出生以来，天上也有云彩戴，地下也有百花锦。公主长成尽灵通，鸟唱歌言教人传，山哈歌言从此起，流传万代教子孙。”［9］对始祖三公主的崇拜使畲族文化中渗透着女性崇拜的因素，对女性的膜拜几乎成为畲族民间文学的一个创作母题。
  畲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民间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其中以民歌、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最有特色。畲族民歌按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叙事歌（含神话传说歌言和小说歌言）、杂类歌言（含歌俗歌言、生活歌言、劳动歌言、家教歌言、爱情歌言等）、礼俗歌言（含婚嫁歌、丧葬歌、祭祖歌和功德歌等）。在畲族创世神话《男造天，女造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天是男人造的，男人懒，做一气，歇一气，结果把天造小了。地是女人造的，女人勤，没停没歇地掘啊掘，男人大喊：地造大了！女人赶紧抓了几把，想把地缩小回来。这一抓呀，有的地方凸起来，变成山，有的地方凹下去，变成湖海，五个指头抓出了条条江河。”［10］神话中畲族人民一方面生动想象了人类的诞生、祖先的起源，另一方面却间接地肯定了女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除了以人物为题材外，神格化的自然也是畲族女性崇拜的表达对象。畲家自然神中与农耕生活最为密切的女神就有谷娘、谷仙子、种子仙、稻秧仙、青稻仙、黄稻仙等，由这些物形象敷演出的精灵化传说就有《神郎和秀姑》、《四姑坦》、《圣姑姑》、《天娥少女》等。这些精灵用各种超凡的力量书写着女性的传奇，辅佑着人间的美满与幸福，而透过故事我们自然体悟到了畲民的心底所流溢着的那份女性崇拜的情愫。畲族民间文学大力渲染女性的智慧光芒，她们的智慧淋漓尽致地展露在改造自然、惩恶扬善中。畲族民间文学中所塑造的智慧女子首推蓝聪妹，在《稻谷和稗子》、《三间新房》、《打官司》、《没泥哪来谷米》等故事中，生动地塑造了聪明果敢、疾恶如仇、随机善变的畲女形象，人们对她的尽情歌颂正体现者畲族女性在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闽东畲族歌言有许多题材来自汉族小说，但他们所塑造的形象与汉族小说略有不同，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在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如《孟姜女寻夫》，小说歌言中的孟姜女果敢坚强、不畏强暴、仗义救人的形象绝对比汉族小说更加鲜明生动。她断然拒绝蒙恬结亲的可耻要求，说：“姜女不愿结为亲，将军宝剑白如金，那愿将军刀下死，不做将军身边人”。［11］面对秦王的威逼利诱，孟姜女的智慧更是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先是诱使秦王杀掉仇人蒙恬，然后提出结亲的条件是“我要办酒祭范郎”，而后还要“五百和尚做功课，祭得范郎上天堂”，最后“范郎姜女上天堂，秦皇无奈倒沙场”。［12］其间，女性的智慧、坚韧与决绝被渲染得动人心魄。
  二、当代畲族女性提升社会地位的制约因素
  无论是现实还是神话，畲族妇女在家庭、社会中均有着崇高地位并受到人们的尊敬，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畲族妇女在生产活动和家庭事务中所起到的作用与男子相当。但随着时代的转变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由于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妇女在生产经营、公共事务、主持分配等方面充当的角色地位受到了现实的挑战。畲族女性无可避免地也受到时代的挤压和冲击，于是其文化内涵也势必承受来自各方的影响与制约，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汉文化的影响与世俗文化的侵蚀
  任何文化都存在自己的社会性别规约，即种种的社会道德、法制和民俗把人组织到规范好的“男性”“女性”的活动框框中去，畲族男女的社会地位自然无可例外地受到种种力量的作用而悄然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婚姻方面，畲族由族内婚逐渐演变为畲汉通婚，而畲汉通婚的直接后果，是使畲民家族中的畲文化成分的逐渐式微，而汉文化成分却逐渐增强。如，古朴的婚俗被日益汉化的婚俗所取代，近现代以来，大部分畲族女性婚姻恋爱观、婚俗观与汉族女子基本无异。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生存环境中汉族强势文化的包围，以及成为畲民家族成员之汉族女性的潜移默化与传播影响。随着畲族文化中汉人家族伦理思想的逐渐强化，充当家族中直接传授汉文化的角色，即畲民家族中的汉族女性，便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来自汉人家族伦理中既定的模式。“她们因自由传播汉人的家族伦理思想而获取的不自由，她们均觉得自然而然而心甘情愿。”［13］此外，汉族的贞洁观念、男尊女卑观念，也渐渐影响畲族女性，如结婚索要彩礼、为嫁好人家而学汉族女子裹脚、溺女婴等陋俗开始出现。但是，在广大畲村民族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尽管汉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强，尽管畲族女性的地位在悄然变化，但闽东畲族女性，其地位总体上仍然高于一般汉族女性。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涌现了一批女干部、女学者和女专业技术人员。她们从畲村脱颖而出，带着传统的畲族民俗文化印记，走向新时代、新岗位，在各自的领域自强自立，不让须眉，创造了骄人的业绩。我们相信，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畲族民俗文化的传承，畲族女性的文化和女性地位必将有一个新的超越。
  2、性别分工与经济地位的劣势
  在闽东广袤的山野，畲族女性以其勤劳能干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过去，在女耕男猎的劳动模式中，畲族女性由于客观原因创造了比男性更丰硕的成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直接参加了更多的社会活动，经济地位也逐渐取代了女性。换句话说，如果畲族妇女像汉族妇女一样不直接参加各种生产活动，而从事次要的纺织、炊煮和生儿养女等家务劳动与世俗义务，那么她们必然会沦为家庭女仆而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正是这种社会生产的变化导致地位变化，使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畲族妇女也就没有了母系制存在的依托，其社会地位必然大大降低。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以“男主外、女主内”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模式，现在，畲族家庭中这种“女主内”的性别特征也愈发明显，社会上也开始把畲族男性视为家庭的最主要成员，享有更多的支配权。主要表现为男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组织活动空间，掌握着更关键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岗位支配权，拥有更大的心理和身体优势。国外学者迪莉娅·戴文区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女性在家庭、社会方面的地位，认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而非政治。失去了经济主导权，畲族女性也无可避免地在新一轮社会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具体体现为：在新经济模式下，劳动市场上的性别隔离模式使得畲族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在家庭领域，父母虽然不厌弃女性但受到汉文化影响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也偏好男性、依赖男性，从而在教育方面也更乐意投资在男性身上；市场经济主导下，女性被进一步边缘化，有的畲族女性沦为留守妇女，经济上的收入更是远远低于男性；在城市，由于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更需招聘拥有更大劳动力的男性，畲族女性自然又进一步被排斥于从业的大门之外。
  3、政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畲族女性关注不够
  “‘女性问题’是世界事务中列于人权、民主、环境、和平和发展这些基本议题之后的一个独立的重要问题”，“妇女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所有问题都是妇女问题”。［14］虽然女性问题一直以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的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党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女性的觉醒意识深深地被崭新的时代深情召唤，畲族女性自然也沐着时代的春风更加自信地步入社会，但是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和社会所推行的策略只是解决了畲族女性经济、政治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政府的有些行为也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缺乏实际行动，它们甚至以官方的权威使女性在解除了一个枷锁后又被政府套上了另一个更沉重的枷锁，使得畲族女性人格心理的自觉诉求更是远远无法得以实现。要知道当今绝大多数决策者都是男性，他们无法完全摆脱自身性别意识或性别特权的牵引，根本做不到以平等、客观、发展的视角审视畲族女性的真正解放等问题。比如，现在的闽东畲村村委会、农业合作社、民间团体主要负责人基本都是男性，虽然闽东霞浦半岭村也出了一个女村长雷金花，但各畲村的干部男女比例依然严重失调。所以在畲村日常事务上、经济决策上，畲族女性都根本无法与男性比肩。而面对这些，政府似乎更加热心于任命男性畲民担当畲村的主要职责，畲族女性同全国其他女性一样在政治权利、管理权方面很难获得组织部门的支持。
  三、闽东畲村女性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1、农耕文化蜕变下畲族女性劳动能手的角色转变
  在农耕文化背景下，畲族女性“勤劳动、善持家、巧手艺”，她们以劳动的主角登临上畲族农耕文化时代的高地。她们不只是煮饭、担水、种菜、喂养畜禽，还要刨番薯丝、割稻、摘茶，甚至还要养蚕、织布、裁衣。即使是农闲季节或严冬雨雪天，她们也无闲暇要纺纱、捻麻线、缝补衣服、赶集等。新婚妇女，一般婚后三天即夫妻双双下田劳动；带小孩的妇女还要背小孩上山或下田干活；不少妇女不仅能肩挑重担翻山越岭，还能犁田、耙田、耖田、插秧，称得上劳动的“多面手”。这里其实也包含着畲族女性的乡土情怀和生命意识，她们是在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展现自己爱乡爱土地的生命激情，然后将人性的美自觉地呈现在劳动的审美里。
  现在，闽东畲族女性秉承传统、勤劳能干，她们已经分布到社会的各条战线上，有的从事经营工作，有的从事管理工作，有的坚守农耕阵地，继续演绎着畲族女性战天斗地的劳动史。但毕竟社会变化了，生存的空间变化了，劳动的模式也发生了迥异的变化。对此，畲族女性务必摆脱固有的对农耕文化的生命认同，敢于紧跟时代步伐，在秉承传统文化时将畲族女性的优秀品德带到各条战线上，连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面对多样的人生价值，她们甚至要主动改造思想，敢于创新，不仅以农业劳作为荣，更要以奉献社会为耀，敢于承担社会责任，不以劳动贵贱论得失，在社会化的劳动中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
  2、现代教育背景下畲族女性伦理建构的现实意义
  闽东的教育起点并不低，最有说服力的事件可延伸至唐神龙二年（706）薛令之进士及第，成为福建第一位进士、第一位诗人、第一位在京都做官的闽人。对于闽东畲族而言，除古田富达和其他少数畲村外，多数畲村的教育都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总的来说，畲族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如男性多，但她们也十分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认为母亲应该成为子女读书求学的引路人，于是她们便将家教理想编成歌言，互相传唱，有力地推动了畲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如周宁畲歌中的《家教歌》这样唱道：“子时教仔久长长，送仔读书去书堂。”宁德《劝子读书》这样勉励学子：“学得字多肚内光，编写文章哲理通，日里不怕人来借，夜里不怕贼来偷。文化字划渺谜谜，再穷要送子读书，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穷人养仔要读书，读书者莫养他”；“一教吾儿志读书，从师先读《人之初》，三坟五典皆博览，八壑九丘尽宏图，雪案用功磨铁砚，丹墀对策挂金鱼”。这些歌言足以鉴照出畲族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伦理智慧，这对于当前青少年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极其深刻的当下意义。
  一直以来，畲族文化也在逐渐渗透入畲族女性的伦理道德观念。清中叶以后，闽东畲村编的《族谱》涉及儒家伦理道德的条文比比皆是。“为人以孝忠为本，不可作忤逆事，倘有人天伦和行者，谱内除名”、“孝父母，父母为吾身所以出，恩同天地”、“人以孝悌忠信为本”、“古有古人行孝顺，经里流传至自今，古今行孝多说尽，随同共你说因由”，这些家族伦常规约者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诉诸行动，畲族女性自然在家族的伦理建构中再次成了自觉实行者和缔造者。在霞浦半月里村的牌匾和楹联中，也可以读出畲族文化对畲民传统道德教育的巨大力量，这些民族文化环境必然深深构建着畲族女性的道德伦理世界。而一代代畲族女性便在家族伦理影响和规约下为畲族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福安溪塔村十分重视家族文化教育，畲族女性成了子女家庭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在她们言传身教的努力下，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七十多年来，溪塔畲族村从未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村里也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这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畲村无疑有着积极的借鉴和推广意义。
  闽东畲族相对而言没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也较高，婚俗中的男拜女不拜、女子参与田间劳作、女子习武、男子刺绣等等，凸显了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家族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很有现代色彩，说明畲族女性在家族成员中不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其社会地位甚至高于男性。畲民“男女绝对平等，不以汉人生男则喜，生女则悲也。而犹有我汉人所梦想不到者，即女子有‘承受财产权’是也。”这对于当前男女平等的全球性诉求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利于当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政府应该以此作为计生教育的资源，不仅在畲族民众中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而且还可以畲族女性作为楷模，组织计划生育政策宣讲团，让畲族这一文化在各地充分传扬，有力推动闽东各地区的计划生育事业。
  3、家国理想抱负下畲族女性精神家园的空间延伸
  由于闽东畲族传统文化中对“家国同构”有着一致的精神认同，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加上畲族家训的精神规约，广大畲族女性也极为强调对国家和家庭的尽忠尽孝。所以，闽东畲族女性在爱国爱乡爱家情感上有着高度的统一。畲族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担当多重角色，拥有着一份家国政治的认同感，可以说，对家国理想的精神认同成就了闽东畲族女性“女中丈夫“的形象内涵。革命战争年代，闽东畲族女性深明大义，不惜牺牲，为后人留下了大量革命先进事迹和精神财富，如“畲嫂弃儿救曾志”、“卖子换粮救红军”、革命好阿妈钟淑兰、舍家为革命的女交通员钟二妹、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蓝五嫂、用山歌作为“反围剿”匕首的雷七妹等等。无数畲族女英雄的事迹感喟着闽东下一代，成了闽东人民勇往直前，战胜一切困难不竭的力量源泉。
  但随着畲族汉化现象的日益严重，畲族女性传统文化正在逐渐式微，许多外来民族文化和普世观念开始维系着畲族女性的社会从属性，她们开始习惯于面对现实，开始接受由来已久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劳动价值分割规则，畲族女性几乎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也加剧了其可能被日益边缘化的窘境。畲族女性自古以来就确立了自身在社会家庭中的突出地位，这是女性的骄傲，也是许多民族女性所向往的精神归栖的终极目标。然而，在当下市场经济大潮中，许多畲族女性却淹没在了时代浪潮中，这与现今畲族女性自身的理想缺失有关。
  但是，毕竟畲族女性拥有着许多优越的自身条件，在改革大潮中也涌现了形形色色的畲族好女性，如果说过去她们是开发建设我国东南山区的主力军，那么现在她们依然是畲族商品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为畲族妇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今天在畲族地区，已涌现出很多女专业户、女劳模。景宁畲族自治县的雷马翠、雷益珠等就是浙江省的劳动模范；闽东畲族也有许多畲族妇女成为三八红旗手，如雷金花。在政治上，畲族妇女有当家作主的诉求，有些女性直接参加选举人民代表和妇女代表。在全国和省、地、县的党代会、人代会、妇代会上都有畲族妇女参加。随着畲族妇女在政治地位、文化水平上的提高，畲族妇女将在发展畲族商品经济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今的社会结构不再单一，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份岗位都在召唤着畲族女性积极参与，这无疑要求闽东畲族女性务必培养包容、开放的心态，务必树立更远大的理想，而不能将自己始终钉在农耕文化的小圈子里，也就是说，闽东畲族女性应该把自身特有的文化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为闽东社会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也才真正是闽东畲族女性精神家园的终极追求。
  4、传媒文化引导下畲族传统文化宣扬的重新策划
  文化要实现内在价值，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过去，我们传扬畲族文化主要借助开展“二月二”、“三月三”等节俗活动，这些方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比较单一，所以要拓展畲族文化活动，就必须加强载体建设。如今，除了报纸、广播、电视外，网络、手机、数字电视等新技术正占据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一方面媒体大大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少数民族日益汉化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固然挡不住文化融合的脚步，却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因势利导来加强本民族文化传播。在传统的传播中处于相对弱势状态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因新媒体的介入而更容易实现本民族民俗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文化的传播迎来新的契机。”［15］畲族女性文化的弘扬自然也避不开媒体的介入，所以，相关组织、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推动大众传媒更好地宣扬畲族女性文化，如中华畲族宫、闽东畲族博物馆、宁德及各地电视台和广播站、闽东日报等报纸杂志、相关企事业单位网站等等。
  新媒体与现代人的生活紧密相伴，促进着人与人的文化交流。在闽东畲村，由于传统媒体的渗透和新媒体的介入，正不断改变着畲族同胞的人生观、价值观，促使畲族传统文化进行新一轮的整合与分化。所以，畲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必须通过各种媒体的通力合作，甚至建立起一个立体式的传播阵营，做到电视里有畲族节目、报纸里有畲族专栏、广播里有畲族歌声、电脑里有畲族网站、生活中有畲族语言，并有目的、有重点地开辟畲族女性文化平台，如畲族女性服饰、畲族对歌、畲族婚俗、工艺美术、畲族女性风采展示等，让人们通过媒体交流民族情感，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最终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特别是“福安畲族网”和宁德市政府官网应全面开辟畲族专栏，在闽东整个社会间提倡学习畲族文化，学习畲族女性的美好品德，营造爱畲护畲的文化氛围。这样通过发动全民参与，畲族传统文化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保护和传承。
  闽东畲族人口众多，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区。凭借这一客观优势，闽东绝对是闽台、宁台民族文化交流的中心。而加强闽台、宁台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除通过定期合作开展畲族文化展演活动、畲族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外，新媒体的充分开发与利用势必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媒体，可以彼此充分展示海峡两岸同胞同祖同根、一脉相承、共创未来的文化精髓，增进两岸的文化认同感和宗族意识，彰显祖根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让闽东畲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空间不断扩大，各方配合所形成的文化合力不断增强。这样，畲族女性文化的现代建构也就会水到渠成。
  5、民族意识召唤下畲族女性文化自觉的自我振作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心议题之一，主要是指：“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面对剧变的社会环境，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调适。即对自身文化的渊源、特色及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面对‘他文化’的冲击，既不是简单的‘传统回归’，也不是盲目地‘全盘他化’，而是在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的基础上，加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既不丧失自我又能顺应时代潮流的状态中求得自身文化的发展。”［16］
  首先，畲族女性文化的保护是一项有赖于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复杂工程。但外在的保护无论多么给力都无法实现民族文化的“真正保护”，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全体畲族人民特别是畲族女性的文化自觉。这里，畲族女性自身的民族自信心的唤起和重新定位便是其文化自觉形成的先决条件。畲族女性要完成自身的时代嬗变就必须积极参与“民俗文化再生产”，为维护本民族传统、张扬民族个性、增强民族自信力不断激发女性自身的文化振作。因为畲族女性是畲族制度创新、经济变迁的主体，只有主体对自身的文化观念自觉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才能清除民族深层文化结构中阻碍自身文化变迁的消极因子，从而内生出畲族女性群体的创新力量并推动自身文化的发展。
  其次，必须把畲族女性的“文化自觉”建立在文化实践层面上。畲族女性的“文化自觉”能够调动起畲族女性自身传统资源发展的诉求欲望，有欲望才会有实践，有实践才会有创新，有创新才会减少畲族女性自身的文化“劣势”，减少文化变革的阻力。这就要求畲族全体女性必须大胆地投入到当代现实社会洪流中去，穿畲服，讲畲话，唱畲歌，跳畲舞，通过每一位畲族女性的公共努力，创造出更多富有民族新时代特色的文化成果，涌现出更多的雷静贞、钟淑兰、蓝五嫂、雷金花、雷美凤们，把畲族音乐、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以及畲族女性的创业精神、革命气概充分挖掘出来，这样，闽东那群“耐劳杂作、弗事商贾”的“女中丈夫”才能超越传统的农本意识，才能走出“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封闭心理，建构起属于闽东新时代女性的文化大体系。
  四、结语
  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存在，更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根源，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闽东畲族女性文化在其民族传统文化中所占据的突出位置体现了畲族女性在本民族发展历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时代的发展、环境的变迁又潜在地不断消隐畲族女性的文化作为，畲族女性要不断攀越民族文化高地，就不能不扎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不断开拓创新，大胆地投身于每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再生产”活动中去，才能肩负起时代使命，实现女性自身的价值。此外，畲族女性还须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对畲族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层反思，辩证地将畲族历史传统与现实文化进行相互比照、协调整合，不断继承传统、超越传统，才能凸显闽东畲族女性文化的厚重质地与斑斓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