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根据传统民族的划分其最重要的因素是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特征和共同语言。而使一个民族从单纯的族群意识上升为成民族意识，还需要拥有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形成的共同文化。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经过不断地与各群体文化的交融并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在此过程，影响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不外乎二方面的因素，一是内发性因素，二是外发性因素。对畲族文化共生与发展也可通过共生的内发性因素文化表达与外发性因素的文化表达二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一）畲族文化共生的内发性因素
  姓氏是血缘关系的纽带，对一个长期处在迁徙过程的民族而言，姓氏显得更加重要。畲族姓氏相对简单，其原始姓氏只有四大姓氏，即盘、兰、雷、钟，其他姓氏，如李、吴、周、林、千、刘、张、羊、王、宗、世、章、朱、爱、曹、方、康等姓氏是后来融入其群体组织的。畲族社会集团在历史各个阶段的整合过程中，其社会组织及其组织内部的制度性相对不是很严密、很完善，在这种状况下，血缘关系有着极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强大血缘关系成为畲族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要特征。
  作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姓氏”在我国的发展已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并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演进中构筑起一条今人揭示原始氏族状态的通道。而“姓氏是随着图腾名称的产生而产生的，最古的姓氏就是图腾名称；姓氏渊源于图腾名称，是姓氏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④而这样的论述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出现，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同样简述过此问题。
  目前虽然对畲族始祖的考证现在没有公论，在中国历史上，每个部落、民族的始祖都是神话过程，畲族也不例外，但我认为畲族始祖也不能排除与部落首领与中原强在帝国联姻的结果并加以神话处理。而在现实畲族始祖神话处理过程中有些专家认为有不当之处，但无论是从盘瓠传说、高皇歌中四大姓体现畲族文化的核心，还是畲族大姓之盘（大哥地位）的消失或者是融入其他民族，畲族文化共生一开始就发生，并长期存在。畲族在历史上没有产生跨地域性的强有力的社会管理机构，其内部社会整合的传统机制主要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和父系世系群（宗族）组织构成，血缘关系成为畲族内部传统社会关系的主轴。也可从畲族聚居村落上分析，现代畲族村寨多以血缘相近的同姓聚族而居，这一点从现存的宗谱或族谱上可以得到反映⑤。而对根据相关文献、族谱及传说记载，长子姓盘，名自能，受高辛皇帝敕封，敕长子盘自能为南阳郡武骑侯，从广东潮州凤凰山自海路迁徙时，盘姓一族的船被海风吹翻沉没大海，或传说是被告海风吹到“番国”，因此未到达连江登岸，故无盘姓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等地生息。据德国学者哈·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写道：“他们只有四个姓：兰、雷、钟、盘。然而在景宁及其附近地区已没有盘姓氏族了。有人认为他们已改为姓潘而成为汉人了。在景宁有一姓潘的富裕人家，据说是畲民的后裔。”
  在畲族文化的起源—畲族盘瓠神话传说中，钟姓是作为盘瓠的女婿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进入畲族族群。在传统的汉文化中，尽管钟姓入赘成为其女婿，也只是半子，其原身份应该是汉族或是其他民族，虽属于这个家族的正式成员，但其血缘关系，按照民间的文化语境解读，钟姓女婿后裔进入畲族群体的记忆反映了他们和畲族其他群体交融的历史真实，站在学术的观点考察，盘瓠传说暗示了钟姓其与汉族的关联。许多钟氏宗谱也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对钟氏“女婿”表述方式是盘瓠传说对畲族历史和文化共生的最好表达。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畲族于1956年正式成为一个我国民族统一大家庭中的独立一员。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畲族的姓氏组成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关注对象，就目前的事实而言，浙江的畲族共有蓝、雷、钟、李、吴、罗、杨、娄等姓，在福建闽东地区，畲族也有李、吴、周、林、千、刘、张、羊、王、宗、世、章、朱、爱、曹、方、康等姓氏，除盘、蓝、雷、钟四姓为畲族上古姓氏传承，其他姓氏均年代较后，且多为汉人入赘加入畲族而保留原姓者。其他姓氏的加盟，促使畲族文化在区域内文化共生，促进文化集团的交流与融合。
  畲族文化共生的内发性因素就是畲族语言。畲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因其长期与汉族及汉族的客家群体生活在一起，语言汉化已经非常明显。台湾学者吴中杰在畬族语言研究中，通过对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畲话，以及广东增城畲语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研究，通过畲语内部语音系统、畲语与畲话关系、畲语及畲话的语法现象、声韵组合及基本词汇等，提出内部分片的标准，以呈现各方言点之间的异同及远近关系；通过横向的比较研究，如探讨畲话和客家话关系和畲语与各地方言的关系，提出畬话的几项条件音变。并指出：
  畲话表层固然有当地汉语方言成分，但就所有汉语方言来说，客家话无疑是跟畲话最接近的，两者重叠现象甚多。然而畲话也有若干虽属于汉语方言成分、却并非来自客家的特色。畲语固有层和畲话有关系，不过这样的词项极其有限，许多畲话的非汉语成分跟畲语说法无从衔接。因此，畲话绝不等于‘客家话跟若干畲语残存成分的相加。⑥
  2015年9月，与学院吕立汉、王闰吉、雷艳萍等语言文字专家到开化畲族村落考察，也同样发现此问题。雷艳萍通过畲民讲话与个别字的发音，并与松阳客家话进行对比，开化畲族群体其主要语音语调与客家方言非常接近。另一方面，雷艳萍通过请其导师对畲族语言进行录音分析，其语音比较乱，且古音较多，这进一步说明畲族民众在长期迁徙过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主动接触汉文化，融入当地的语言环境，用汉语文字、汉语语法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
  （二）畲族文化的外发性因素
  由于历代封建王朝与社会势力的影响，加上畲族自身游耕生产生活要求等因素，畲族陆续从闽、粤、赣交界地区向闽、浙、赣、粤、皖的一些偏僻山区迁移。在长期的迁移过程中，与汉族文化进行深度接触，不断地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力有了提高，明清时代逐渐由游耕和狩猎经济发展方式向定居农业经济转变，分布上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亦告形成。畲族定居聚落一般都与汉族村落交错分布，既与汉族村落保持一定的距离，又相距不远，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密切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具体体现在商品交易，如进行必要的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交易等，畲族生活地区与周围的汉族构成了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共生依存格局，也构成了两族间的共生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促进了畲族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了生产力，更主要的是使畲族文化与当地文化形成共栖、依存格局。有些是主动接受，有些是被动接受与融合。但在这过程，更多是主动融入，形成共栖、依存的文化关系。彩带文化、服饰文化、祖图文化、契约文化等是最好的见证。
  在畲族文化里面，祭祀已经形成畲民家族群体的文化象征符号，作为家族祭祀神圣之地，已深烙于畲民心中，成为一种不容抹煞的精神文化。特别是明清以来，畲族十分热衷兴建祠堂，这一方面体现畲族家族文化发达，另一方面体现畲族受生活在东南沿海汉文化的影响。畲族兴建祠堂文化活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当地汉家祠堂文化的同时，根据自身文化特点有着比较明显的民族特色，在具体兴建祠堂时，就有着从想象到具象的发展过程。祠堂文化或者祭祀文化是畲族主动融入，形成共栖、依存的民族文化表达。
  祠堂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逐渐发展过程。祠堂文化的萌芽是香炉代替祠堂。畲民初到某地，由于家族人力、财力、物力所限，不能有鼎建祠堂之举。香炉便代表家族的存在进行祭拜。《云和县志》载：“云和畲族没有祠堂。蓝姓香炉置于安溪青石岩，雷姓香炉置于黄处鬼岩。”随之，又以一种特殊的祖籍替代香炉，这种文化形式称为“祖担”。“祖担”是二只箱子或箩筐，箱子里装着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祭祖香炉、祖牌、龙头祖仗、铃刀、龙角、祖图与宗谱等祖籍是畲民流动的祠堂。浙江《建德县志》载：“畲客之祠以竹箱为之，内贮祖牌及香炉。”祖箱来往于畲族乡村，主要用于畲民家族的祭祀，其中尤其是畲民醮明祭，更必须将祖籍请进家门，醮明祭却指传师学师。可以说，传师学师是祖籍文化形式发展而来的。在随祖籍进门的有家族父老，还有畲族巫师。祖籍中除了祖牌、香炉处，还有祖图、祖杖等器物。蓝、雷、钟诸姓的香炉的个数是不同的，蓝姓6只香炉，雷、钟诸姓为5只香炉，祖籍中的祖杖长度也不同于祠堂中的祖杖。
  随着家族的繁衍，房屋的增建，村落的扩展，家族经济实力的提升，才能考虑到建祠。在祠堂未建之时，往往会把祖屋当成族从祭祀、议事之所。即使祠堂建成后，祖屋仍是族人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教化之区。祠堂建成后便成为畲民议事、祭祀和红白喜事设宴的公共场所，这与汉族姓氏祠堂的功能相差无几。畲民称为“众厅”，是家族联建的大房屋中预留的大厅，产权属家族公有。汉民姓氏祠堂只是某一姓氏的祠堂，其他姓氏是不能在祠堂中进行各种祭祀、议事和红白喜事设宴的。而畲民的祠堂与不是单姓祠堂，可以是多姓祠堂。
  总之，畲民的祠堂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现代意义上畲族祠堂，业已成为畲族“民族即家族”理念的标志。而从香炉—祖籍—祖屋—众厅—祠堂，则是家族历史沧桑的反映以及族人文化变迁集中展示。其功能与汉族的祠堂功能没有区别之外，在此过程畲族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传师学师文化。传师学师文化产生与发展是随着畲族活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样式，也是迁徙到浙江畲民对畲族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正是由于其吸收了外来文化样式，才有今天畲族的祭祀文化、祠堂文化及传师学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