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文化的共生，体现其文化的各个层面，其文化表现方式既有精神层面的文化共生，如宗教信仰、图腾文化等，又有制度层面的文化共生，如宗祀文化、祖图文化、族规与家训文化等，还有物质文化层面的共生，如谱碟文化、音乐文化、契约文化、习俗文化等。通过了解文化共生，了解畲族文化与周边民族与族群关系，特别是与汉民族文化的关系，破解影响畲族文化的主要因素与发展动力，促进畲族文化的当代发展，实现畲族文化的现代性。
  （一）共生文化
  “共生”源于一个生物学概念，德国著名真菌学奠基人DeBary(1831－1888）首创。其原意为不同生物之间密切生活在一起（LivingTogether）的共栖、共存的一种状态。“共生”从生物之间的共栖、共存引申为指不同种类的一个或更多成员之间的物质联系。它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后，用来表示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关系。袁纯清认为：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①强调共生关系受共同生存环境、共同生存空间、个体内部和个体间依存关系等因素影响。
  文化共生是多元文化的共栖、共存的文化状态。其实质是强调群体（族群）文化在相同地域、空间，通过文化交流与文化接触下，充分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允许异质文化间共存与共荣。
  文化共生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文化共生是指文化共生单元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组织结构和作用方式，它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共生形式。广义的文化共生是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结构模型和作用方式，它反映的是各个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包括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构成形式，也包括文化共生单元的相互作用方式与强度，还包括各个文化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换关系和能量互换关系。②由于任何完整的文化共生都是行为方式和共生程度的具体结合。因此，民族地区的文化共生应该是广义的文化共生，其共生形式不仅包含物质文化层面的共生，也包含精神文化层面的共生；不仅是指民族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等要素互换关系，也包含文化集团之间构成与相互作用共生关系，即“构成共同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③
  （二）畲族文化共生
  文化共生是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文化共生关系的发生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文化集团，其在共同区域、空间下，他们之间的文化单元具有一定联系、能够相互作用和影响。因此，任何文化集团文化的传统性、现代性，都会受到外来文化及周边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关系、依存关系和共栖关系的文化共生形态具体表现在文化共生的原生性、冲突性、妥协性与和谐性。
  因此，多元文化携手生活在共同的空间和领域，形成一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多元文化共在、相互尊重、互相兼容、交流互动和协同发展的和谐文化形态。
  自明清以来，畲族先民主要生活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地，长期游走在南方山区之中。浙江畲族先民最早何时开始耕种现在已无从考证，据在遂昌井头坞村《钟氏族谱》所载的《宋绍熙三年谅公宣公等由广潮始迁各省府州县行程誌》中，记载：“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二十日，钟三公带子孙移过罗源县徐江里，上炉茅山居住，初学耕田为活，供膳家口。”这说明畲族先民在此时期的已经开始学习农耕生活方式，但也不排除依然处在较为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说明清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畲族民众已实现从游耕生存到农耕生存方式的转变。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畲族先民在向当地汉族民众学习农耕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着自身族群“原样”生活样式在异文化的环境和社会中，通过不断的文化接触，使其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价值取向逐渐发生变化，或是部分接受，或是只限定于某个文化侧面，结合自身的文化形态，形成具有“新”的民族文化样式。同样，群族带着“新”的文化方式迁徙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与社会中，经过相同的文化渗透、同化，重新达到自身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和谐，这种文化的和谐性或许使其丢掉物质层面的原生文化因素，而且还会丢失精神层面的文化内核，但这种民族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等要素的互换，促使文化单元体环境适应性与发展性，从而达到文化的共生。这样的生活样式，一方面来自内部文化发展与改造需要，另一方面是来自外部强势文化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