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黄向春认为，在《漳州谕畲》中“畲／汉”边界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既可以“入畲为寇”，又可以“籍峒为民”，从而实现“版籍／无籍”和身份的相互转化。黄向春根据杨澜的《临汀汇考》中有关隋唐之际巫罗俊“请授田”的记载，说明当时出身“蛮夷”的地方豪酋通过与官府的相互利用与合作而进入正统社会的主体之中，成为南方汉人的重要来源及汉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85
  黄氏所引的《临汀汇考》关于巫罗俊事迹的记载，基本上沿用李世雄修纂的康熙《宁化县志》，较原文略有出入。86而巫罗俊事迹的则是来源于巫氏家谱，根据清代王捷南记载：“明李世熊《答巫以侯书》辨巫罗俊事颇详。书言谱修于明初，旧志盖据巫氏谱也。”87除了《宁化县志》的记载外，巫罗俊不见于其前诸史籍。以明初族谱记隋唐之事，显然不能当作历史的真实。笔者推测，巫罗俊本质也同陈元光一样，是祖先的历史记忆的重构，目的在于创造与汉人正统性的连接。88
  有关“畲”、汉身份转化，在史料多有记载，在宋代不仅有百姓“入畲”、“陷畲”，连一些官员都“隐畲”以求庇佑。如刘埙的《隐居通议》记载南宋“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89
  元时畲乱不断，入畲更多，如《元一统志》记载：
  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西邻赣，南接海湄。山林深密，岩谷阻窃，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时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
  武平南抵循、梅，西连赣，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峒”，少不如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税之田产，为所占据而不输官。90
  可见，在元代汀州“椎埋顽狠之徒”数量众多，他们“号为畲民”，说明他们中许多是打着“畲”的旗号，弄兵作乱。这类“畲”数量增多的原因是“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这些人原本并非“畲”民，其在汀州所占之地被称为“长甲”、“某寨”、“畲峒”，被视为化外之民。可见此时的族群之间的界限模糊不定，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下，畲成为人群与队伍的一种手段，其势力得到扩展。
  明代前期，闽粤赣的畲族势力仍较强大，入畲的汉人较多。这从王阳明的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出：
  有被煽动蛊惑入畲的，如：“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流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辈，固知决无所就；而原其封豕长蛇之心，实已有不可言。”91
  有无籍汉人避役入輋的，如：“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輋为盗”。92
  还有原本非畲的百工技艺游食之人入輋的：“其初輋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分群聚党，动以万计。”93
  以上描述的多为江西一带畲族情况，闽粤其他地方也类似，如“闽潮人叛逃流亡，就地垦荒者谓之畲蛮。”94到了清代，仍有此类人员：“雷公岭，……层冈叠嶂，为潮惠二县之界，奸民逋赋役者，辄借口邻封，彼此窜避，或托为猺獞逃化外。”95
  明代特别是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以后，随着国家加强对闽粤赣的管理，许多畲民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谢重光先生曾高度评价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谢先生注意到原来是畲族基本住地的赣闽粤交界地区，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的住区96，只能找到少数畲族聚居小区的现象。与以畲族外迁来解释此现象观点不同的是，谢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应是畲民大部分转化为客家人了97。陈永海在《一个山区的族群标记：畲“贼”之例》一文中指出，畲民与客家人出现分化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转向的不同：有一部分畲瑶人群坚持其盘瓠信仰仍为“畲”，另一部分人群则接受儒家的礼仪，转为客家人。98这也再一次印证文化认同在族群边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在明清时期，“畲”、“客”经常合称均指蓝、雷等畲民，在闽西南地区，与“畲”、“客”相区别的，则是福佬，如道光《平和县志》：“和邑深山穷谷中，旧有猺獞，椎髻跣足，以槃、篮、雷为姓。……闽省凡深山穷谷之处每多此种，错处汀、潮接壤之间。……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99再如漳州南靖县南坑高港村《曾氏崇本堂世谱》中，也记载“畲”（客）与汉的区别：
  “蓝、雷者，即传记所称猺人是也，乃盘瓠之后，楚粤为盛。闽中唐宋以前亦在在有之。然多在深山穷谷中，又迁徙无常，故土人称之曰“客”，而彼称土人为其“河老”，为其自河南光州来，畏之也。凡三团左右有曰“畲客营”者，有曰“客仔寮”者，有曰“番仔寮”者，皆其旧址也。”100
  畲、客的共生关系可见一斑。直到清代后期“客”才开始成为客家族群的专用名词，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促使闽西、粤东的客家人加强了这种自我意识认同的紧迫性。⑩这又涉及“畲”（客）与广府、潮汕人族群边界冲突的历史，在族群危机下，客家精英通过不断建构历史记忆，试图证明中原正统文化传承的合理性。可见以上所述的“畲区”变为“客区”，确实不能单纯以人口实质性迁移来解释，而应将其视为在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汉族的边界逐渐扩大、华夏边缘在东南的进一步扩张的结果。借用王明珂关于“羌在汉藏之间”102的概念，我们似乎也可以“客在畲汉之间”103来解释这个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