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按照古代“四夷”的分法，古代华南地区属于南蛮的范围，秦汉之前福建人属于百越地区。隋唐以后，中原王朝加强对福建地区的开发，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为唐开元年间“一州四县”的新置。这一州四县开置的顺序分别为：汀州（733年）㊴、宁化县（734年）㊵、尤溪县（741年）㊶、古田县（741年）㊷、永泰县（766年）㊸。一州四县空间相邻，在开置山洞的时间顺序呈现由闽西向闽江下游不断推进的趋势。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认为：“据从唐初到唐中期这一时期的资料表明，这一阶段支持新县设置的是从华北入侵到福建的以土豪为中心的社会集团”。㊹
  帝国权力深入边陲，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结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许多新县的设置，经常记载为“开山洞置”，反映了汉族族群边界的扩展，有关这种扩展还可以在宋代的《太平寰宇记》中看出，如尤溪县：
  “其地与漳州龙岩县、汀州沙县及福州侯官县三处交界。山洞幽深，溪滩崄峻，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多投此洞。开元二十八年，经略使唐修忠使以书招谕其人，高伏等千余户请书版籍，因为县，人皆胥悦。”㊺
  以上反映的是脱籍“逃人”入山洞后成为化外之民，而后又恢复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一个过程。
  帝国边略造成华夷界线的逐渐南移，这还可以从闽粤赣地区有关山都木客的记载情况窥视一二。山都和木客是一种古老土著民族，在闽粤赣交界地区最为活跃㊻。根据郭志超研究，山都见于方志、文集的准确记载，始于西晋，频见于唐宋，依稀见于明清。记载较多是赣南、闽西，其次是粤东。㊼靳阳春进一步研究，认为山都木客在闽粤赣文献出现时间顺序与中原王朝疆域的开拓时间顺序相一致。㊽随着中央政权在闽粤赣交界地区扩展，在唐以后，闽粤赣交界处的山都木客基本就消亡了。㊾从山都木客的记载情况，可以认为：西晋至唐，闽粤赣地区存在汉人与山都木客的族群边界，山都木客进入主流文化圈的视野与汉人边界扩张有关，这条族群边界呈现由北往南移动的趋势，反映了族群势力的消长，族群边界的模糊与消失说明文化融合的完成。
  与唐宋帝国开边相同步的，是中原汉人和盘瓠蛮不断南迁，由此导致了人口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变。谢重光先生认为，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到了五代宋初，在漳、泉二州形成了福佬族群。㊿而五溪地区的盘瓠蛮“向南又折而向东迁徙”51，逐渐分布于今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江岭广大地区，并与闽越土著及南迁汉人产生互动与交流，以上三类族群被认为是组成畲族先民的重要来源。
  帝国权力深入边陲，族群社会重新整合，这些为“畲”族群的认识提供了社会基础。正如郭志超先生所论：
  “中央王朝和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是随着王朝的开疆拓土和人口向周边的迁徙而增多的。大抵说来，以中原为中心，这种认识的半径的延长与时间成正比。并且，这种认识与半径长度成反比，对于越远之地的风物、族群，认识越模糊。”52
  必须强调的是，在古代中国，史料文献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主流（汉）文化圈手中。因此，关于非汉族群的记载，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或全貌，其中许多充满着想象与偏见。正如傅斯年、桑原骘藏所指出的，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53许多学者也指出，南方或该地族群所特有的如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已经不是简单的疾病、风俗或气候的问题，更多的是观念问题，是主流文化圈的文化再创造。54随着南方各地区的渐次开发，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慢慢消失，显示的是族群边界的模糊化。55换句话说，在族群间存在严格的边界、族群文化尚未融合之时，一些类似气候、风俗乃至族群的装饰、饮食、起居等可能成为相互嘲笑的把柄，目的就是把“我群”与“你群”56区别开来，例如在中古之时就有“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57之说。
  隋唐以前，南方开发缓慢慢，作为一种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等词语常用于表示一个地区经济落后、蛮荒化外、教化不及的状态。如《史记·平准书》载：“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汉书·武帝纪》：“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59《汉书·地理志》又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60《盐铁论·通有》云：“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61《晋书·食货志》：“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62《隋书》：“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赎物，以裨国用。”63有的记载甚至直接将“火耕”、“水耨”等耕作方式认为是蛮獠的习俗，如《唐大诏令集》载：“闻岭外诸州，居人与蛮獠同俗，火耕水耨。”64按照文中意思，“居人”相对于“蛮獠”，应该是汉人；“火耕水耨”是“蛮獠”的风俗，汉人在耕作方式上被同化了。
  有的甚至引用春秋以前的休闲耕作制度来形容一个地方的未开发程度，如万历《古田县志》记载：
  林諝《闽中记》：开元二十八年，都督李亚丘会溪峒逋民刘疆辈千余计归命向化，乃状其事以闻。越明年四月二日，命下允俞而始立邑，当环峰复嶂间，平陆三十五里，版垣墉高丈许，步三百周。树室辟户，张官置吏，子男之邦，周宏远规。先是，田畯锄芜敷苗，为厥疆亩，因著之名。65
  林諝《闽中记》修于唐大中年间，是福州较早的一部方志，已散佚，林諝事迹见诸《八闽通志》。66林諝用“田畯锄芜敷菑，为厥疆亩，因著之名”来解释古田县名的由来，其中“田畯”、“敷菑”、“疆亩”的典故出自《诗经》、《尚书》等文献，67均是春秋战国以前休闲耕作制生产及其管理的专用词语。林諝用典的寓意：或者是好古，用典溯及三代，言辞溢美；或者用以说明古田设县之前，该地“溪峒逋民”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可见，主流文化圈时常将一个地方的开发程度与当地的农业方式联系起来，其中有部分记载并不都符合史实，显示的是主流文化圈在“南北问题”上的文化偏见。唐宋以后出现的大量与“畬”有关的文学作品，并有许多与山区的非汉民族联系在一起，除了一部分写实、猎奇的功能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用“畬”来区别族群，如上述所说的莫徭、蛮、獠等。唐宋时期“畬田”农业与一些非汉族群的分布地区的高度重合，原本就带有“华夷有别”文化偏见的汉人将“畲”作为一种族群标签贴在某类族群身上。
  这种标签体现在后世记载就是将经济方式、经济作物与族群发生联系，如明嘉靖《惠安县志》：“畬稻种出獠蛮，必深山肥润处伐木焚之，以益其肥，不二三年，地力耗薄，又易他处。近漳州人有业是者，常来赁山种之”。68清唐赞衮《台阳见闻录》：“畬稻，种出獠蛮，晋江四十七都多种之”。69再如《广东通志》：“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70刀耕火种或耕种作物深深地打上了族群的烙印，正是地方文化再创造的结果。
  总之，隋唐以后，帝国的边略政策使得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群势力进一步扩张，华夏边缘向中国东南区域延伸。掌握话语权的族群通过贴标签对其他族群予以认知，目的在于区分人群，增强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