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第一节 服饰形制比较
  一 相似性
  毫无疑问，浙闽地区畲族服饰性质上存在诸多相似的地方。男子服饰在历史上均为“椎髻跣足，不巾不帽”，由于两地男子服饰受汉族男子服饰影响较大，都为圆领右衽大襟，劳作时为短衫长裤，礼服或正装为长衫。浙闽两地的宗教祭祀服饰中，祭祀巫舞“奶娘踩罡”起源于对陈靖姑女神形象的崇拜，而陈靖姑为福建一带敬仰的民间俗神形象，浙南丽水、景宁一带也有这种活动，并通过“上刀山”、“炼火”等形式来祈福避灾，由于这种沿袭性，两地宗教祭祀服饰形制基本相同。
  对于畲族日常女子服饰而言，虽然浙闽两地存在很明显的外观差异，但两地服饰仍然保持着以凤凰装为代表的祖先崇拜痕迹，服饰形制虽然在具体的细节上各具特色，但均以蓝黑色麻布或棉布为服装主料，衣衫均为右衽大襟，上衣领口、大襟等边缘处多花边装饰，同时在上衣外面均系有拦腰，正因为有拦腰的固定搭配，上衣的底摆长期掩藏在拦腰下，故无装饰。这种上衣、下裤（裙）中拦腰的搭配成为浙闽两地畲族共同的服装组合形式。绑腿是两地畲民共同的服装配件，虽然景宁一带的畲族受现代汉族服饰的影响，现在绑腿应用较少，但在诸多史料记载、畲民记忆和演出服饰中，绑腿仍是当地服饰中的重要配件。浙闽两地畲族服饰中装饰手法和工艺特征也有诸多相似之处，镶绲、刺绣等装饰工艺均深受畲民喜爱，且彩带是贯穿各地的一种畲族妇女手工艺品，不仅会织，而且在服饰上多用于固定拦腰和绑腿。
  综上所述，浙闽畲族服饰的共同之处在于：
  首先，共同的盘瓠祖先信仰下产生的服装形制上的统一性，无论细节如何变化，畲族上衣尤其是领边和大襟边缘均有边饰、上衣外搭配拦腰的穿着方式以及腰部系扎彩带且带尾下垂的特征，符合史书上对于盘瓠后代“制裁皆有尾形”的描述。此外，各地女子皆有佩戴凤冠的习俗也是对始祖婆凤凰嫁衣传说的继承。
  其次，历史上和经济上的一些原因形成了各地畲族服饰用料的一致性及色彩搭配上的相似性，服装主体部分衣尚青蓝，装饰多以大红、玫红色调为主，和蓝黑色服饰本料形成反差和对比。
  再次，各地畲族服饰装饰工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刺绣和镶绲工艺同属汉文化中服装装饰的重要手段，其在畲族服饰中的盛行不排除畲汉文化交融的影响因素，但刺绣图案的一些题材带有明显的山地生活痕迹，多层多色重复镶绲的形式也独具特色。彩带编织工艺是各地畲族共有的传统工艺，浙闽各地在彩带的字符织纹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一方面可能与彩带工艺的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彩带体积小、实用性极强，虽历经迁徙仍在一代代口手相传的同时承载着民族的记忆。
  二 差异性
  虽然源出同族，但由于长期的迁徙以及和周边民族杂居的影响，浙闽两地畲族服饰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男装受汉族影响形制皆与汉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女子服饰上，具体表现为领部至大襟的装饰造型和头饰外观变化：
  首先，上衣开襟和领口的具体形制不同。罗源式衣领为无纽交领，其余各式均为立领有纽，领圈开口窄小，实际穿着时领口多敞开不扣。领座高度不一，福安式领座最矮小，霞浦式居中，福鼎式约为福安式的2倍，福鼎式在领口饰有两颗红绿毛线制成的“杨梅球”。景宁和福安的服斗大襟为上抬式，即自领口平行向右延伸12—15厘米，再下行至侧缝，转折处2粒扣固定，但福安式大襟几乎成直角，景宁式则较为圆顺，弧线向下至侧缝；霞浦和福鼎为下凹式，即从领口直接下凹弧线至侧缝，故较前两者在门襟处少2粒纽扣。
  其次，花边装饰的面积和多寡不同。镶绲工艺的运用程度由浅至深依次为：罗源最盛，福安、景宁次之，霞浦更次之，用在胸口大襟边及服斗多层绣花带的间隔处，以刺绣见长的福鼎最末，仅在领圈和部分大襟边口处有极细的绲边，装饰效果甚微。服饰刺绣应用多寡以福鼎刺绣面积最大，图案最丰富，霞浦次之，罗源的刺绣面积虽小，但结合云纹补花和花边，显得最为华丽，福安较少、景宁最少。花边镶嵌为罗源装最有特征和代表性的装饰手法，因其使用简单为广大畲族人民所喜爱，在现代畲族服饰中大量使用，如景宁的现代畲装在领口、袖口大量镶嵌机织花边，但由于使用手法简单，缺乏特色，装饰效果和辨识度远不如罗源装。
  再次，凤冠的样式及佩戴习惯不同。福安、霞浦的凤冠式样相似，面前均有银片“圣疏”遮面，罗源凤冠制式和景无凤冠最为接近，也与史料中记载的形象最吻合，福鼎式凤冠简化程度最'高。两省凤冠佩戴习俗差异显著：景宁凤冠自结婚之日始戴，为日常头饰；福建畲女平日梳凤凰髻，凤冠为结婚时新娘的装束。两地的凤冠均可作为去世后入殓的冠戴。第四，拦腰的装饰细节不同。景宁式最简单，黑色麻质素面配大红腰头；福安式较简洁，裙面上方绣对称的花篮或盆花；霞浦式较福安式略复杂，花盆或花篮位置和福安相同，但绣花更饱满繁复，两边各3个褶，一些精致的拦腰还在左右侧边和上缘增加绣花装饰；福鼎式在图案装饰上较简洁，但裙面分大小双层；罗源式拦腰装饰最为繁复华丽，有大朵的云纹角偶图案和花鸟刺绣。各地装饰对比如表3-1、表3-2所示：
  三 脉络相承性
  （一）服装的演进脉络
  民族服饰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本民族的历史变迁、社会经济和文化习俗，随着族群的迁徙、时间的推移以及民族的发展和融合，服饰样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民族迁徙脉络在对浙闽两地畲族服饰建立连贯、系统的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迁徙脉络影响着民族服饰样式的演变，民族服饰样式的变化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民族迁徙的路径。当初粤、闽、赣交界的畲族先民们所穿服饰已不可考，但根据文献记录以及当代实地考察所见的畲族服饰，可以清晰地看到浙闽畲族传统服饰所存在的异同：罗源、福安、霞浦、福鼎和景宁几地的传统服饰各具特色，也是目前为大众熟知的几种式样，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具有各自的地域特色，这与畲族传统的耕猎徙居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根据畲族由闽入浙的历史迁徙轨迹，笔者绘制了一份浙闽畲族迁徙地图（见图3-1），虚线部分为回迁走向。根据图中地理位置可以发现，福安、霞浦、福鼎、景宁四地处于闽东浙南交界的山区一带，正是形成服饰分流的主要地区。畲族由福安一带分两路入浙后，一支一路向北迁徙，另一支迁往苍南的畲族经过发展后一部分回迁入闽东福鼎、霞浦一带，一部分继续留在浙南并逐渐发展至平阳、温州一带。结合民族迁移脉络和畲族服饰的几种典型式样来看，罗源、福安、霞浦、福鼎和景宁几处恰好处于民族迁徙路径中由闽入浙的几个重要节点上，其服饰也正是畲族服饰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几种样式。由此可以大胆推测：迁徙脉络和服饰样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畲族先民漫长的迁徙过程中，迁入地的服饰源自迁出地，而后又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不同，以及与当地其他居民的交互影响而各自产生变异与演化，乃至分化为同源异貌的不同样式。由罗源至景宁一带短短两百余公里的迁徙路途上形成了今天颇具代表性的五种畲族服饰式样，这一路段是畲族服饰形成多样化分支的重要地点。往前追溯至闽北顺昌的畲族服装式样普通，唯头饰较有特色；景宁以后扩散至浙中、浙北各地的畲族服饰基本维持景宁式样。
  根据前文对服饰形制上的异同分析，再结合历史上畲族在浙闽之间迁徙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自连江、罗源始，到福安，再向西入霞浦，进而北上自福鼎进入苍南、平阳，是一条畲民历史上由闽入浙的迁徙路线，而从罗源到福安，一路向北，再到景宁、云和、丽水是畲民迁徙历史上第二条由闽入浙的迁徙路线。在这两条路线上，贯穿着本书着重研究的几种颇具代表性的畲族服饰式样：罗源式、福安式、霞浦式、福鼎式和景宁式。这使得畲族服饰由罗源式为起点至景宁式为终点，途经福安、霞浦、福鼎和泰顺，存在一脉相承的连贯性。
  反观各地服饰式样，福安至景宁北迁一线都保持上拱式大襟，服饰边缘以绲边装饰，绣花较少，拦腰式样也较为朴素；福安至霞浦、福鼎西迁再北上的一线，在福安式上衣的基础上增加服斗处的绣花，发饰也从福安的盘匣式，到霞浦的上下双髻，再到福鼎的脑后大盘髻，逐渐简化。同时，苍南地区部分畲族的回迁又导致了这一带服饰之间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先骕在《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一文中记录“妇女之衣，喜沿领襟用彩线花绣作缘。平阳风俗，未嫁者领缘之下钉以彩线，扎成两小花球，已嫁者去之，今则已嫁者亦每不去其球矣”①。其描述与福鼎畲族女性上衣相同，究其原因，这一地区的畲民在历史上有部分回迁至福鼎、霞浦，现今温州苍南一带畲族服饰式样最为复杂，也和此因素有关。当地部分畲民历史上与福鼎一带有回迁互动，另有部分畲民自景宁迁入。所以，一部分畲民衣着与福鼎式极为相似，另有一部分畲民服饰与景宁式相同。现今，苍南凤阳乡畲族服饰服斗绣花面积比福鼎式更大，占据整个右片直至腰头位置，腋下有飘带且同为双层裙面拦腰，但头饰为圆底无檐尖顶帽，帽檐一圈流苏；温州市苍南县岱岭民族乡富源村的服装与头饰则兼具福鼎式与景宁式的特色。
  结合畲族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对福建罗源到浙江景宁、苍南的畲族服饰整体形象变迁归纳如图3-2所示，箭头代表的是历史上由闽入浙的迁移路线，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服饰最为朴素的是福安装，从霞浦至福鼎装逐渐在大襟处有大量绣花，直至浙南温州苍南一带恢复了罗源装的华丽，但样式和色彩搭配已有较大改变；景宁装服装式样简单但头饰较好地保持了传统样式（罗源新娘凤冠样式）。
  笔者对田野调查中收集的五种畲族服饰典型样式进行整理，发现沿着畲族历史上的民族迁徙路径，其服装装饰风格产生了花边装饰和绣花装饰两种主要风格。以服装中最能表现样式特征的门襟为例进行比对分析，将罗源、福安、霞浦、福鼎、景宁五种样式的门襟平面图按照历史迁徙路线排列，可以看出作为起点的罗源式门襟兼有花边和绣花两种装饰，但花边装饰的面积和重要程度强于绣花装饰。在服饰变迁的过程中以福安为节点形成景宁路和福鼎路两种线路，景宁路保持了罗源式的门襟镶边装饰，简化门襟的绣花装饰，最终形成今日景宁地区花边衫（兰观衫）的特征；而福鼎路则简化了花边装饰，由霞浦至福鼎逐渐形成繁复精致的门襟绣花装饰。福安式处于两种变化的分支节点，既保持了花边装饰，又延续了绣花装饰工艺，但两者都较为简单，形成了朴素大方的服饰风格。
  （二）头饰的继承演进脉络
  浙闽畲族头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据史料记载，畲族女子发饰多为竹冠裹布，珠饰累累，而现代仅浙江畲族仍保留珠饰凤冠，福建各地仅在新娘装束时采用竹冠为骨，裹有红布，带有珠饰的凤冠，平日则以红绳缠绕发髻为饰。《侯官乡土志》（中国旧县名，大致为现今的福建省福州市区和闽侯县的一部分）记载畲族女子“高髻垂缨”①，清光绪年间的《福安县志》记载“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璎珞状”①，《处州府志》（丽水）记：“冬夏以花布裹头，巾为竹冠，缀以石珠，妇人皆然”②。清同治《景宁县志》：“断竹为冠，裹以布，布斑斑，饰以珠，珠累累”③，可见清末时期，浙闽各地畲族妇女主要以竹冠珠饰为头饰。福建永定巫宜耀《三瑶曲》赞叹畲女：“家家新样草珠轻，璎珞妆来别有情”④。永定在闽粤交界处，靠近漳州，其对畲族女性的描述应该是畲民由粤入闽时期的写照，依此可以判断畲族初入福建时期头饰亦为珠冠璎珞式样。
  随着畲民的逐渐迁徙，畲族的分布由罗源至福安，再由福安分两路至浙江境内。沿着这个迁徙路径，可以发现畲族妇女的冠戴逐渐发生了变化：福建境内的畲族凤冠由平时佩戴改为新婚佩戴和死后入殓做寿衣冠戴，平日则以红绳缠发梳成发髻；而景宁畲族凤冠则自结婚之日开始佩戴，平时及节庆均佩戴，亦做入殓时寿衣冠戴。福建这种新婚和殡葬服饰采用凤冠盛装而平日着简装的习俗并非历史沿袭下来的，“各地畲族都传说，在清朝时，妇女婚后所着服饰仍是婚礼上所穿的式样，所以凤冠天天戴”⑤，从文献记载情况来看，对于各地畲族头饰的描述较为一致，也符合这种情况，这一改变的原因主要是头戴高耸的凤冠，珠串飘垂两鬓，很不适应上山下地的劳作生活，遂逐渐朝着实用化方向发展为平时梳凤凰髻以区别民族身份。
  将各地凤冠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罗源的凤冠（新娘冠戴）与景宁、丽水的式样最为接近，景宁式珠饰尾端璎珞改为银挂件，丽水的则保持了右侧发髻斜插的璎珞（见图3-3）。温州平阳、苍南地区的畲女头饰为珠冠，“取径寸许长二三寸之竹筒，裹以赭色柳条布，镶之以银，筒后又饰以长尺余阔一寸五分之红布。筒之两端，悬以长二尺许绿豆大白蓝绿色之石珠串。……在景宁则珠冠为日常所戴，在平阳则仅嫁时一戴耳”⑥。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浙南凤冠与罗源式凤冠的一脉相承关系（见图3-4、图3-5），平阳一带对凤冠的佩戴习俗与福建相仿，这种习俗上的相似性很可能是由于这一区域地理位置上与福鼎相距甚近，且历史上有迁入与回迁的原因造成习俗上的相互影响。浙江畲族对凤冠习俗保持得较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自福建辗转迁徙而至浙南，反而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固守传统的心态，故在罗源式凤冠的基础上，将竹冠缩小简化至头顶，珠饰也绾在耳侧，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浙北畲族由于是从景宁分迁而至，故保留了景宁的服饰习俗。
  综上所述，浙闽地区的畲族女子服饰虽然各具特色，但存在明显的一脉相承性，这种一脉相承性表现在服装式样的渐进式演化以及头饰的形制和佩戴习俗上，借助畲族在闽东浙南山区的迁徙路线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种脉络关系。
  第二节 服饰工艺比较
  一 工艺上的共性
  浙闽地区的畲族服饰虽然形制各异，但在服饰工艺上仍保留有鲜明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主要表现为各地畲族均保存下传统的彩带工艺，彩色绣花装饰和银器錾刻工艺。
  不论是福建地区还是浙江地区的畲族妇女都保留着编织彩带的传统工艺，并且将彩带织带用于固定拦腰，当作系带使用。同时，对于适婚的青年男女，彩带还被赋予传递爱意、寄托情思的作用。在彩带的编织工艺上，保持着一致性，统一经过整经、提综、上机、织带、织纹几个步骤（图片详见图2-75）。由于制作工艺过程的一致性，图案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最后形成的图案多以几何纹为主，除了犬牙纹、鸟纹外，文字形的提花图案是浙闽畲族彩带的突出共性。
  作为传统服饰装饰手段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彩绣也被大量运用于畲族妇女服饰、服饰配件（肚兜、香囊、花鞋）和儿童服饰用品上。畲族服饰上的彩绣针法多样，多以参差绣、辫绣、十字绣、贴布绣为主，用色艳丽大胆，题材多取自畲民日常生活所见的花草植物、吉祥动物和传说戏文。彩绣的装饰部位以服装上衣的领口、大襟处为主。
  此外，银器饰品上喜用錾刻形成装饰图案。不论是景宁、罗源凤冠上凤头、凤身部分的银片，还是福安地区新娘凤冠上的“圣疏”银片，甚至畲族妇女日常发髻上的银簪子，上面的装饰工艺都是錾刻。通过细密而有秩的錾刻点形成象征夫妻和睦的双人图案或鱼形图案，及寓意喜庆吉祥的凤凰牡丹纹样。
  由于浙闽各地的畲族存在一脉相承的民族共性，在漫长的民族迁徙过程中，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亦有一定的共同性，都选择重峦叠嶂的山地进行耕猎，从而使得生产生活方式也存在一致性，在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下，使得浙闽各地的畲族保存了民族共同的审美偏好和族源崇拜，最终形成了服饰工艺上的共同性。
  二 各地服饰工艺的特殊性
  尽管在族源影响等综合因素下，浙闽畲族保持了一些相似的传统工艺，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和风俗演化等多样的因素，各地畲族服饰分支在工艺处理上呈现出鲜明的工艺个性。
  罗源地区的畲族服饰偏好镶绲饰边（当地称“捆只颜”）和贴布绣，同时服饰极为绚丽多彩，彩绣也喜用艳丽的色彩，图案以块面式满铺为主。这种服饰工艺喜好给服饰带来了华丽的效果，特征鲜明，观之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也使得罗源式服饰成为畲族服饰的突出代表服饰。
  福安、霞浦地区主要的服饰装饰工艺为彩绣。福安地区的服饰简单、朴素，绣花面积少，花型细密、简单。在领口胸襟处等服饰边缘地带喜用五彩马牙纹进行装饰。而霞浦地区的绣工明显较为繁复，喜欢通过层叠的边缘装饰来增加服饰的华丽度，通过门襟处花边的层次多少来表现服装的隆重程度，俗称“一红衣”、“二红衣”和“三红衣”。福鼎地区的服饰装饰也以彩绣为主，领口的绒线球（即当地人俗称“杨梅球”）工艺最具地方特色，绒球以红绿色为主，和服饰领口、胸襟处绣花遥相呼应，别具情趣。景宁地区的服饰较为简单，绣花运用较少，服饰以镶拼彩条为主要装饰，彩条主要在上衣的领圈、胸襟处，层次、宽窄不一，俗称“兰观衫”或“花边衫”。景宁地区服饰上彩绣多用于儿童服饰用品和香囊、绣鞋上进行装饰。
  可见，福建地区的服饰工艺较为重视彩绣，各地虽然彩绣面积、繁复程度不同，但多少皆有刺绣装饰；浙江地区的服饰则在形制上保留了传统样式，但是成年女子服饰装饰上已经很少使用彩绣，通过镶拼彩条达到装饰的目的，从这点来看，浙闽两地的畲族妇女服饰装饰工艺还是具有显著的差异。
  第三节 浙闽畲族服饰异同成因分析
  一 文化认同与民族归属导致的统一
  浙闽两地畲族一脉相承，同根同源，在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属性上毫无疑问地存在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直接导致民族观念、祖先传说、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一致。而服饰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外在物化表现，服饰上由于相同的民族记忆所表现出来的符号性也表现出一致性。两地畲族在民族文化认同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对始祖传说、宗族祭祀、重大节庆和信仰上。
  各地畲族一致认盘瓠为祖，认广东潮州凤凰山为祖地、对于民族的迁徙、历史发展则通过《高皇歌》这种类似于民族史诗的歌谣进行传唱，以及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犬图腾进而发展为对凤凰的崇拜等。后汉书记载盘瓠“其文五色”①，后代“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形成“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斓”②的服饰习俗。而畲族服饰传统中不论何地均衣尚青蓝，似乎与之不符。但深入分析畲民历史上长期以来的经济生活环境，可以发现畲民生活基本处于相对贫苦的条件，又穿梭于山地间，男女皆耕作，“射猎其业，耕山而食”①，“随山散处，食尽一山则他徙”②，在动荡不稳的生活环境中难以耗费大量精力在织绣上。各地畲民在青蓝色服装上均有五色镶边、刺绣装饰，以领口和胸襟处的装饰为主要装饰，各地均有拦腰和腰带，腰带一般为白色间杂字符图案的自织彩带（亦有地区为自织布或蓝底白花布的宽腰带），腰带系扎后一般在前腹中心或后腰中心垂下一尺余长的带尾，末端饰有流苏，这被畲民视为一种对凤凰尾部的模仿，实则可能源自对其始祖盘瓠的崇拜，盘瓠实为五色犬，这个腰带尾部其实是对犬尾的模仿，后由于受汉文化及东夷凤鸟文化的影响，遂逐渐改为凤尾。而且各地彩带的形式、图案大同小异，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且都起到腰带、绑腿带等系扎功能。此外，相同的民族归属感使畲民普遍认同祖辈流传下来的刀耕火种、耕山为食的生活，共同的山地生活使各地畲族服饰上有一定的共性，比如尽管各地服饰样式有差异，但都喜欢在小腿使用绑腿且多自织彩带。正是因为畲民需要在山岭间耕猎劳作，所以不穿长袍而选择绑腿，使行动便捷、保护小腿在劳动时少受蚊虫树枝伤害，而且能使长时间劳作下的小腿不易发胀。
  《高皇歌》和《抚徭券牒》中均有对盘、雷、蓝、钟四大姓氏的描述，且由于历史上畲族流行族内通婚的婚姻习俗，导致千年流传至今，姓氏仍保持得相对稳定。除盘姓流落消亡外，各地畲族也基本由雷、蓝、钟三大姓氏构成，这使得各地畲族很容易就产生一种民族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又促进和加深了他们在文化上的认同，进而在服饰上通过一些固有的形制和符号体现出来。此外，正是由于这种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一些远迁他地的畲族分支反而更加固守原始的民族文化中的某一部分以示不忘先祖，这也导致现今由闽东迁入的浙南畲族的凤冠特征更加符合历史资料中对畲族装束的描述。虽然由于迁徙及由地理阻隔形成的畲族服饰次文化圈使服装形制外观各异，但各次文化之间的共性非常鲜明，文化内涵相近或一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各地畲民在民族文化上的认同及由此产生的民族归属感正是导致畲族服饰保持相对统一的搭配形式、服饰配件和色彩基调的原因，从而保持服饰内涵和服饰文化的统一性。
  二 民族迁移与民族融合带来的变化
  浙闽两地的畲族所处自然环境极为相似，均为山地林密、耕地紧缺的自然环境，相似地貌和自然环境决定了浙闽畲族服饰形制的统一性，而由于迁徙带来的服饰形制演变和差异则是基于此同一性上的外观装饰变化，这种变化是主要受到迁徙后与周边民族融合、聚居地之间的地理隔离隐私以及经济条件和审美习俗导致的装饰偏好所形成的服饰亚文化圈影响。
  历史上畲族由于长期迁徙形成的游耕与狩猎生产生活模式，使得尽管浙闽各地的畲族聚居区都处在崇山峻岭之间，生存大环境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各散居地畲民生存的小环境不尽相同。前文在对自然地貌的阐述中可以看出闽东浙南一带均是山高岭深的自然环境，这些分迁后的畲民分支的地域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和明显的地理障碍，这些障碍足以使各个迁居点的畲民也处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较为密切的文化圈内，他们和周边文化不断交融互通，但由于地理隔离、交通不便等因素而与本身的同源文化圈内的族民逐渐减少甚至中断联系，从而形成了包括服饰差异在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次文化圈。由于居住地境内高山成群，一些看似相隔不远的畲民聚居区之间其实存在着旧时人力难以跨越的障碍，如太姥山南脉在霞浦式服饰分布区域与福安式分布区域交界处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霞浦式服装覆盖区域与福鼎式区域之间最近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公里，但有近千米高的玉山盘桓阻隔①，这种隔离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和发达的道路网的时代对两地文化圈起到了较强的隔离作用，畲民迁至这些地区后分别形成自己的服饰次文化特色。
  畲族先民在长距离、长时间的迁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周边民族进行交流，畲族直至明末清初才稳定形成目前的杂散居分布状态，所以在漫长的族群迁徙历史中，畲族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给畲民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浙闽畲族栖身的山脉周边，汉族是最多也最大的族群，畲族所处村落一般在山腰上，山脚下多为汉族的田地和村落，畲族在迁徙过程中受到汉文化影响最大。畲族在历次迁徙过程中尤其是由闽东迁往浙南的过程中，和汉族形成了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关系，畲民经常需要负薪挑担下山至汉族地区进行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的购置与交换，或者为汉族地主帮佣做工，这种经济生活的交融促使了服饰上的一些转变。经济上的交流融合首先是各族男子间的接触，所以首先发生变化的是男子服饰。在清末的各地方志记载中可以发现，当时畲民男子服饰就已经和汉族没有太大差异。世界各地的女子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符号性代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慢，对本民族文化因子保持得较为坚固。所以畲族女子服饰仍固守着传统的凤冠穿戴，上衣的基本款式也受汉族女子上衣影响，但在装饰细节和局部点缀上维持本民族特征。
  所以，畲族历史上长期的民族迁徙使得服饰上在保持民族一贯性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多变异，这些变异是随着迁徙地周边的民族融合互动而逐渐产生的，有的地区对周边服饰文化接纳度高，有的地区接纳度低；有的地区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装饰工艺而改进本民族服饰，有的地区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局部细节来改进本民族服饰，最终导致了多样化的畲族服饰外观。

①胡先骕：《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转引自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①光绪《侯官县乡土志》卷5《人类和地形略》。 ①光绪《福安县志》卷38《杂记》。 ②光绪《处州府志》卷29《艺文志中·文编三》。 ③同治《景宁县志》卷12《风土·附畲民》。 ④（清）杨澜：《临汀汇考》卷3《风俗考·畲民附》，清道光刻本。 ⑤潘宏立：《福建畲族服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1985年，第102页。 ⑥胡先骕：《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转引自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①《后汉书》卷86《南蛮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30页。 ②同上书，第2829页。 ①万历《永春县志》卷3《风俗》。 ②嘉靖《惠州府志》卷14《外志》。 ①潘宏立：《福建畲族服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1985年，第5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