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八井村能人群体的类型
  第一，历届村两委干部。其中有的村干部后来到乡或县上当干部。例如雷世珠，新中国成立后，任小获大乡乡长；1952年，任八井乡乡长；1953年8月被选为出席全国赴朝鲜慰问团民族代表；1955年被提拔到七区任民政干事；并区后，又调城关区工作。现离休住在村里，作为84岁的老人，已经不过问政事，但他是村里的革命元老，于1954年和1965年两次担任八井畲村党支部书记。曾经在新中国建立前到20世纪60年代对八井村的政治生活有很大影响。雷志岳，1955年到1958年，1959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两次任八井村党支部书记，后曾担任过罗源县农业局副局长和外贸局长，1991年退休后住在村里。他的儿子雷信银1983年到1997年一直任八井村支部书记。雷志森，1953年任八井乡党委副书记，后曾任罗源县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住在县城中，但在八井畲村中还有一座六扇房楼房。村里得到的许多民族扶贫款都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现在对村里仍然很有影响。退下的老村干部，曾经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现在被边缘化和冷落，因此，对现在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不是很满意，认为他们不民主，但对村里现在交通、水电等公益事业的改善状况感到满意。
  第二，经济能人。八井村民根据其收入来源，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养殖户（养鱼虾、养蜜蜂、养羊），打工群体（含行医），加工户，工匠群体，小商业群体（开小卖部），种田群体（经济作物或谷物）。其中养殖户和打工群体属于20％的高收入户，30％可以维持收支持平，50％经济收入较低，但吃的基本没有问题。因此养殖户和打工群体中的成功者属于经济能人。村里的年轻人，包括读书没有考取大学返回村里的，读完小学或初中的，他们穿梭于各地，少数在外打工时间较长，工作比较固定，但多数都是临时工，每次在外呆上几个月就回来了。这些人由于经常往外跑，对外面的世界了解较多，而且有的人也赚了不少钱。而养殖户的成功也给大家树立了榜样，他们的经验是大家致富的财富，这就增加了他们进入政治核心的机会。本届当选的村委委员雷知文，既非党员，又不是村委培养的后备干部，2003年7月选举时也不在家，他当选的优势是在外打工时较成功，在村里有一定影响。雷可华书记则在外村承包虾池养虾；雷桃俤村长经常外出行医。
  第三，文化能人。他们是有文化、懂知识、眼界宽、有理想和闯劲的群体。只要自身有能力，很容易得到上级的信任和村民的认可。现任书记雷可华，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党员，20世纪90年代，他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较高的文化程度使他在1994年23岁时就进入村支委，1997年起任村支部书记。
  第四，民族技艺继承者。八井畲族的民族技艺有：畲族武术、畲族传统医术和畲族山歌等。拥有这些民族技艺无疑对自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容易提高自身在村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容易获得村民的认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雷德明老村长，他被誉为八井畲村的歌王，又是武术高手，还懂得传统医术。他的几个女儿也都学习了畲族武术，参加过各种级别的民族武术比赛或武术表演赛，并获得过奖。这些特长使他有机会在村民面前显露出自己的能力，并以非党员的身份做过两届半村长（第二届任内辞职不干，第三届又选上）。今年当选的村主任雷桃俤也是懂得畲族传统医术的土医生，每年在家或去连江县一带行医，收入颇丰。
  第五，宗教仪式主持者。村里老一代的法师叫雷佺尧，现在76岁，已经不再主持仪式了，其孙子雷可良继承其衣钵，也成为法师（道士）。据雷可良介绍，他专门参加过罗源县道教协会组织的培训，通过了考试，获得做道士的资格，每月要向罗源县道教协会交纳30元管理费。道士与政治的关系不紧密，但因为他们经常在村里给人家做各种禳解的仪式，代表神灵为人驱邪解困，因此说话也有一定分量，因此也会对选举产生一定影响。
  八井村的族中房长人选的条件非常苛刻，首先必须是年岁最长者；其次必须是辈分最高者；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个人选必须是“一根红线”传下来的。也就是说，从祖宗开始，三代以内未有过抱养、过继、招赘等情况。八井村雷姓畲族分福、禄两房，共有两个房长，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房长除了族中之事，比如修祠堂、修族谱等，基本不插手村里的政事。因此笔者没有把房长列入能人群体。
  二、由八井村的能人群体与村委会选举分析引起的几点思考
  （一）如何整合能人群体的力量
  能人群体是村委会选举和选民投票的核心，他们是村委会曾经、现在和未来的干部人选，选民投票的变动范围无论怎么变，也超不出能人群体的范围。能人群体既是选举的主体，又是选举的客体。我们之所以称其为能人群体，而不是集团，是因为集团的含义是有某种利益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而群体则是不稳定的、分散的。从八井畲村的情况来看，能人群体也只是根据“能人”这一标准来划分的，他们的联系是：都是能人；而能人之间，能人与其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明显，前面提到过很多人的经济来源并不在村里。因此，如何整合能人群体之间的力量，就成为村民自治和村委选举的关键之一。
  整合途径是必须在村委会与能人群体之间建立联系，如成立各种纯民间的协会，相互通报信息，村委会决策要多听取各方建议，尤其是各方面能人群体的建议。把他们的力量整合进村委会的工作中来，同时服务于他们。避免能人群体之间、能人群体与村委会之间相互拆台和消耗精力，或者对村委会的工作漠不关心。同时突出他们在群体中的代表性，让他们真正成为群体的代言人并能帮助本群体发展经济和解决困难，帮助解决村委会因缺少资金而带来的很多工作的空缺。另一方面，也给众多的能人提供舞台，让他们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大家认识他们的机会，以便村委会改选中，后继有能人。当然，这些协会的成立尽量不要人为催生，而要尊重客观实际，顺其自然，先为其产生创造好客观条件。
  （二）如何维护和提高村民对选举的积极性
  从前面对能人群体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村里靠土地吃饭的，都是中老年人和经济上入不敷出的弱势群体，而其他很多群体的经济收入来源并不靠土地，也不在村里。因此会出现选上的干部觉得当不当村干部无所谓，而投票的选民也觉得选谁都一样的情况。由于这个缘故，村民投票的标准就会走样，往往会把自己全家的几票投给与自己关系较好或有亲戚关系的人。这里提到的全家几票，是指一个家庭往往由户主代全家投票，高度统一，几乎不会出现分歧。家庭的一致，扩大了就是家族的一致、小房支亲堂的一致。人们的目前的观念仍是：关系好，好办事。而这里的关系多指家族、宗族或亲戚，追溯其根源，是人们往往把诚信的范围圈定在血缘或姻亲上，其他人即使有能力也信不过。“我”选了他，他会在关键时刻维护“我”的利益吗？说穿了，还是利益让选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也使上级政府变得猜疑起来，认为选举乱套了，有意无意地想去扭转和控制局面，于是，法定的指导就演变成插手村落直选。而在基层选举中，选民和政府是两个互相抵触的矛盾体。政府认为选民的素质低，不能公正投票，选民则认为要选谁都是政府说了算，自己投了票也没有用，因此对所谓的直接选举积极性不高；甚至政府干涉得越多，选民的积极性越低。
  《村委会组织法》是按照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这样两个引导性目标在虚拟性框架内所做出的理性设计，其重要的依据就是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提供经济民主后，必然要产生村民对政治的民主需求，并以政治上的民主跟进，来实行两者的互动发展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最初都是由中国农民创造的，后由国家把其作为农村建设的基本政策加以推广。因此，村民自治也由最初的村自发阶段转变成政府在农村推动的民主，原动力是在政府一边，而不是在选民一方。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政府是否给予村民充分的信任，就成了衡量选民积极性的一把尺子。政府的信任与选民的积极性呈正相关。
  综上所述，要维护和提高村民对选举的积极性，首先是政府必须对村民多一些尊重和信任，把村民自治的权利完全还给村民，不要截留。政府的职责是监督《村委会组织法》在农村的落实和执行。只有政府首先做出诚信的表率，并通过对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建设一个诚信社会，才能真正解决选民的后顾之忧，敢于大胆地监督能人和选举能人。选民能有效实施监督，是敢于大胆地选举能人的前提，能监督就说明能把能人选上去，也能请下来。因此，第二是要进一步增大选举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正如八井畲村有人提出的一样：要公开竞选。而在有条件的地方，要尽早地推行电子政务。
  （三）什么样的能人可以当选和应该当选
  能人之所以是能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能说会道，能办事，能赚钱。但是，另一方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能人也会因为有财有能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办事方法简单、粗鲁。前面的优点会让他们获得选票，而后面的弱点则会让他们丢掉选票。因此，有人会觉得自己有能力，但与村干部无缘；而选上的干部，又觉得他仅仅是一个好好先生，不会得罪人，但也无法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选举的弱点之一，就是往往会把最富有挑战性和锋芒最露的人排除在外。人们会认为这种人不踏实，甚至看不惯他们的言行；但是，这类人最有闯劲、最富有创新精神、敢说、敢干、不怕得罪人，只要他们还具有公心，他们应该是最理想的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