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休斯（J.Donald Hughes）曾指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历史叙述必须把人类事件置于地方和地区生态语境之中。”②因此，在考察畲族及其先民的族群文化之前，先对与之相关的地区自然生态进行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一、唐宋时期的畬田农业及其分布情况
  畬田农业作为一种粗放的耕作方式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存在，唐宋以后仍在中国南方地区广泛存在。“畲”在唐以前一般写作“畬”，其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最早是指开垦出来的两年或三年田地①，反映的是春秋时期以前我国广泛存在的一种休闲耕作制度。从战国到隋唐，中国古代农业从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转入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②由于休闲耕作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畬”在隋唐时期增加了新的音和义：读“YU”时是指开垦两三年的田，读“SHE”时则为“畬田”（烧田）的含义。③
  畬田是一种区别于精耕农业的耕作方式，如《魏书·崔辩列传附模弟楷传》记载：“遥途远运，惟用舟舻，南亩畬菑，微事耒耜。”④唐宋以来，畬田农业大量出现于文献中，如刘禹锡的《畬田行》曾具体介绍了畬田的耕作过程：
  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
  顾，群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
  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夜色不见
  山，孤明星汉间。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
  热。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巴人拱手
  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⑤
  文章描写了“畬田”前卜“雨卦”、烧山、种畬等一系列过程，并指出“畬田”的主人为巴人，是西南一带的非汉族群。温庭筠《烧歌》也详细描写了带有“楚越”之地风俗的烧田（畬田）情况，“畬田”的主人也应是非汉人群。⑥
  唐代或有一些汉人也从事畬田农业。如唐代韩鄂的《四时纂要》描写的七月开荒田，其耕作方式与畬田有相似之处。将这种耕作方式写入其文曰：
  开荒田。凡开荒山泽田，皆以此月芟其草，干，放火烧，至春而开
  之，则根朽而省工。若林木绝大者，〓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
  年之后，根枯茎朽，烧之则入地尽矣。耕荒必以铁爬漏凑之，遍爬之，
  漫掷黍稷，再遍耢。明年乃于其中种谷也。①
  相对于刘禹锡《畬田行》一文中粗放的畬田耕作方式，开荒田似乎比较精细，这意味着或者开荒田借鉴了畬田的方法；或者可以认为畬田开始慢慢向汉人精细农业转变。韩鄂的《四时纂要》是一本按照四时及月份列举出应做农事的月令式农书，开荒田被列为七月应做的农事，间接说明在唐代仍有许多地区实行畬田或与之相近的农业耕作方式。只不过在非汉人群中，畬田更为流行而已。如唐代黔州之西的东谢蛮地区，“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畬田，每岁易。”②而南蛮地区也是“宜五谷，为畬田，岁一易之。”③
  到了宋代，在一些偏远的山区多有“畬田”农业的记载，如宋代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畬田词并序》描写了西北地区居民刀耕火种的情况：
  上雒郡南六百里，属邑有丰阳、上津，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底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然后酿黍稷、烹鸡豚，先约曰某家某日有事于畬田，虽数百里如期而集，锄斧随焉。至则行酒啖炙，鼓噪而作，盖劚而掩其土也。劚毕则生，不复耘矣。援桴者，有勉励督课之语，若歌曲然。且其俗更互力田，人人自勉。仆爱其有义，作《畬田》五首，以侑其气。亦欲采诗官闻之，传于执政者，苟择良二千石暨贤百里，使化天下之民如斯民之义，庶乎污莱尽辟矣。其词则取乎俚，盖欲山民之易晓也。④
  从序言中可以看出山民“畬田”的斫山田、烧林木、播种、盖土的劳作程序，同时也看出在“畬田”时，不同地区人们互相协作，主人酒菜待客，同时伴有宛如歌声的“劳动号子”。作者显然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感染，写了五首简单易懂的《畲田词》①，希望能进一步推广“畬田”，将其用于各地山林的开辟。
  在中国南方各地，“畬田”的耕作方式普遍存在。如《宋史》记载西南地区抚水州一些“聚山险”的蛮夷从事畲田农业，但是由于耕作方式粗放，“收谷粟甚少”②而宋代张淏在《云谷杂记》中提到湖南等地区的畲田收成较好：
  沅湘闻多山，农家惟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③
  朱胜非在《绀珠集》中则记载宋代江南畬田：
  江南人多畬田，先纵火谓之熂炉，俟经雨下，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种，复生草木。宋西阳王子尚云：山湖之俗，熂山封水以种，名疁田，即谓此也。《尔雅》田一岁曰菑，田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田凡三岁，不可复种，故名畬。熂音饩，疁音留。④
  这里提到的“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种，复生草木”，说明了从事畬田的民族必须常常迁徙，以获得新的山地用以烧山种畲。
  华南地区的福建也实行畬田。早在唐代，诗人贯休曾在《怀武夷红石子》写有“竹鞘畲刀缺，松枝猎箭牢”⑤诗句，依稀可以了解唐代建州或存在畲田农业；《全唐文》收入唐代陈元光的《请建州县表》，其文称：“况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⑥虽然陈元光的《请建州县表》被考证是伪作①，但至少说明在某一历史时段，漳州的“蛮僚”或当地居民曾从事有关“火田”（畬田的别称）的耕作活动，其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在后人建构该篇伪作的时候仍被重新提起。宋人杨杰在《故温州录事参军陈君墓志铭》中记载当时宁化军有盗寇持畲刀盗割粮食，其文称：“再调汀州司理参军，宁化军有盗六人，持畲刀，夜割人禾，田主逐之，五人逸去，其一独留，且杀主人。”②这则材料比较肯定地说明宋代或更早福建存在畲田农业。
  明清以后，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仍是南方一些非汉民族主要耕作方式。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曾记载：“南方多畬田，种之极易。春粒细香美，少虚怯，只于灰中种之，又不锄治，故也。”③明代谢肇淛记载闽东畲人烧畲“……过湖坪，值畲人纵火焚山，西风甚急，竹木迸爆霹雳。舆者犯烈炎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④清代杨澜《临汀汇考》描述汀州地区畲客刀耕火种情况：“此外又有棱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和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⑤范绍质在《徭民纪略》也称：“汀东南百余里，有猺民焉……糞田以火土，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耘耔而获。”⑥
  在广东的粤东等地的輋（畲）民也存在类似的耕作方式，如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輋人……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蛊死，以为肥，曰火耨。是为畬蛮之类。《志》所称伐山而甾蓻草而播，依山谷采猎，不冠不屦者是也。”⑦吴震方《岭南杂记》则写道：“潮之西北山中有畲户者……刀耕火种，不供赋也。”⑧
  总之，唐代以来，南方许多地区存在刀耕火种的“畬田”耕作方式．这种相对粗放的耕作方式常常作为非汉族群文化特征被大量记载在文献中①。有关畲田的耕作技术，大泽正昭以及周尚兵等学者均作了详细的考证，②兹不赘述。
  实际上，“畬田”（或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很长时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几个地区。自20世纪40—50年代起，由日本学者中尾佐助、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等提出了“照叶树林③文化论”。该理论认为：从喜马拉雅山南麓东经不丹、阿萨姆、缅甸、中国云南南部、泰国、老挝、越南北部、中国长江南岸直至日本西部的辽阔地域存在一个地域广阔的照叶树林文化带“照叶树林带”（见图1-1）。这一地带的文化具有相通性，其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以栽种水稻、杂粮（包括旱稻）、薯类为主的烧田农业。④照叶树林地带上的少数民族众多，有许多民族都曾从事或者至今仍在延续传统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方式。⑤
  根据“照叶树林带”的分布情况，结合有关新石器时期区系划分，可以看出中国南部两个中心文化区，即华南地区及长江流域部分地区属于照叶树林的分布范围；而二者之间的过渡带，即南岭以北和武夷山以西地区过渡地带则恰好处于东亚半月弧中心的东缘和南缘。⑥这也间接说明了该地区在历史上广泛存在刀耕火种（畬田农业）的经济方式。
  日本学者大泽正昭发现，唐宋时期实行畬田分布的地域一度相当广大，⑦并且与獠、蛮、氐、羌、山棚、山越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曾雄生将这些以畬田（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民族定义为“畬田民族”。①实际上，畬田的耕作方式曾广泛存在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族群中，只不过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畬田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被主流农业生产者所淘汰。如果以更广阔的时空来考察畬田（刀耕火种），笔者更愿意将所谓的“畬田民族”认定为特定时期某一人群的特定称谓。唐宋以后，畬田耕作方式逐渐被边缘化，自唐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更进一步，畬田区域呈缩小的趋势，大泽先生因此认为畬田是中国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②
  将大泽正昭的“畬田分布图”（见图1-2）与东亚地区“照叶树林带”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唐宋的畬田基本在照叶树林带的范围内，少部分畬田在“照叶树林带”偏北地域，这反映了中国古代自然生态的变化：即烧田农业有向南、向西偏移的趋势。
  由此可以说明：一是畬田的生态环境分布在中国的中南部，随着历史的变迁，烧田农业有向南、向西偏移的趋势；二是烧田农业的缩小与走向，与帝国开边进程（中国地方区域经济渐次开发）的趋势和走向是相一致的。随着帝国权力的深入和经济的开发，主流农业势力在地域上逐渐由北向南，在地区上逐渐由中心平原盆地向偏远山区扩张，这也意味着主流农业的生产者（主要是汉族）族群势力与之同步扩张。而造成唐宋时期畬田地区与獠、蛮、氐、羌、山棚、山越等族群分布区域高度重合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上述族群较多分布在中国中南部及偏远山区的历史事实；二是汉族在农业扩张过程中，与固守畬田农业耕作方式族群产生的生态冲突而留下的历史印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畬”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早已存在，唐宋以后的社会经济转型，使得畬田农业呈缩小和偏移的趋势，畬田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矛盾随着社会发展与族群扩张逐渐显现。
  二、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之间的冲突
  竹村卓二先生在研究东南亚的农业形态时给出，山间坡面粗放的刀耕火种农业的生态系统受到要素的制约：一是局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二是与其内部的社会组织、技术、人口动态有关；三是与外部社会有关。①也就是说，刀耕火种的生态系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资源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刀耕火种的生态系统往往因为某一要素的缺失而受到破坏。文献中常将刀耕火种的特点描述为“随山种插，去瘠就腴”①“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它徙”②“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数岁一徙”③等，这种粗放型的耕作方式要求在自然生态中，必须有相应的大片的山地资源供其耕作。在外部社会中，随着汉民族“华夏化”④进程的加快，不同族群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方式存在着竞争关系。显然，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二者之间在生态资源上存在的竞争关系慢慢突显，并逐渐引起生态冲突。早在唐宋以前，这种冲突就已存在，如《晋书·食货志》就载了东南地区水田与陆田的冲突：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堰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⑤
  唐宋以后，大部分汉族地区农业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入精耕细作农业扩张时期。⑥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更是加剧了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从《五灯会元》的一则记载看出：
  南岳玄泰禅师……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畬，为害滋甚，乃作畬山谣曰：“畬山儿，畬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远迩传播，达于九重，有诏禁止。故岳中兰若无复延燎，师之力也。①
  玄泰禅师显然十分反对在南岳地区畬山“斩伐烧畬”，他将这些“斩伐烧畬”的“山民莫徭辈”②蔑称为“畬山儿”。③玄泰禅师所提到的从事“刀耕火种”的莫徭，被认为是一种“承盘瓠之后”的“夷蜒”族群，“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④因此，学者经常将其与后世的畲、瑶等族群联系起来。
  唐末五代以后，在中国南方各地开始出现梯田，这是一种与畬田有所不同的山田梯田的兴起，是精耕细作农业从平地延伸到山地的表现，这是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元代王祯在其《农书》上对梯田的地理环境、耕作情况、作物及收成等进行介绍，其文曰：
  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自横麓，上及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磴，即可种艺。如土石相半，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种，蹑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总曰梯田。上有水源，则可种杭林。如止陆种，亦宜粟麦，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养，不无少获。然力日至此，夫免艰食，又复租税随之，良可悯也。⑤
  可见，梯田付出更多的人力劳动成本，这是对山地最大限度地利用，收获也比刀耕火种来得多。学者认为，南方梯田的产生与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及大量北人南迁有一定关系。①应该讲，梯田耕作技术比畬田要求更高，虽然梯田和畬田二者并非前后继替的关系，但有史料证明很多的梯田是由畬田转化而来的。
  最早出现“梯田”一词，就目前发现的史料应该出自于南宋范成大在乾道七年（1172年）以后几年所作《骖鸾录》，该书主要讲述范成大在乾道壬辰十二月，以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途中的所见所闻。在乾道八年闰二月，范成大到达江西宜春，由于慕仰山之名，特意逗留几日，其文写道：
  泊袁州（今江西宜春），闻仰山之胜久矣，去城虽远，今日特往游之。二十五里，先至孚惠庙……旧传二龙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师，迁居于此……出庙三十里，至仰山，缘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之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建寺之祖仰山师者，事具《传灯录》中，号小释迦。始入山求地，一獭前引，今有獭桥。至谷中，即二龙所居，化为白衣，逊其地焉。大仰之名，遂闻天下。②
  文中的提到的“仰山祖师”就是伪仰宗的创始人慧寂禅师（815—891年）。慧寂禅师曾于唐会昌元年（841年）从湖南伪山来到仰山脚下“创庵以居”，③至唐宣宗年间正式建寺，并由宣宗赐名“栖隐寺”。当时的仰山并非如范成大所描述的“禾田层层”，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仰山可能大部分还是畬田耕作方式。《五灯会元》卷九《南岳下四世·仰山慧寂禅师》记载了仰山慧寂禅师生平，并载有大篇幅的师（沩山灵祐禅师）、徒（仰山慧寂禅师）对话，其中谈论到仰山烧山种畲的情况：
  师在沩山，为直岁，作务归，沩问：“甚么处去来？”师曰：“田中来。”沩曰：“田中多少人？”师插锹叉手。沩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师拔锹便行……师夏末问讯沩山次，沩曰：“子一夏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务？”师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沩曰：“子今夏不虚过。”④
  另外，在《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中也记载了慧寂禅师与师兄弟谈论烧畲自种自食的事：“山僧与汝诸人说着：‘开得一片畲，绵绵密密。两顿粥饭，其道自办’。”①
  其中提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中的“刈茅”应该也与烧山种畬活动有关。由此可见，唐代后期的湖南、江西等南方地区都广泛分布着畬田，而社会上对畬田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总的趋势是，畬田的地域慢慢地缩小，以仰山为例，唐末还可以“〓得一片畬”，过了一两百年的范成大生活的南宋时代，仰山就全部被开垦为梯田了。
  在宋代以后，在南方的一些丘陵山地开垦梯田，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事了。如宋代方勺《泊宅编》曾记载福建地区因地理环境垦造梯田的情况：
  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为之硙，不唯碓米，亦能播精。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诗，盖纪实也。②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者，可谓无余地也。”谢肇涮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闽之福塘，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髪、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③清初学者周亮工在《闽小纪》也记载道：“闽中壤狭田少，山麓皆治为陇亩，昔人所谓磳田也。”④梯田的耕作更为辛苦，收获却不多，道光《永定县志》称：“地斗隘厥土骍刚，山田五倍于平野，层累十余级不盈一亩。”⑤梯田之所以流行于南方地区，原因有二：其一是南方多山地丘陵的地理环境；其二是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加，平原土地开垦殆尽，迫使人们往山地丘陵寻求土地，因地制宜地开垦梯田，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进行生产。相对于畬田农业的粗放管理，梯田在土地利用率上更高效，因此，也更适用于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
  宋代以后，畬田农业在一定区域受到限制，如北宋政府开始实行“火田之禁”，《宋史·食货志》载：
  大中祥符四年，诏曰：“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畬田，并如乡土旧例，自馀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①
  诏令反映了两点：一是“诸州县”存在畬田现象，二是对畬田进行时间（“须十月后”）和地点（“毋使延燔”，即不让火势蔓延到畬田以外的地方）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在确保主流农耕文化的利益：要求畬田要“合顺时令”实际上是合顺精耕细作的“时令”；要求畬田不要“伤生类”实际上是不要损害以汉人为代表的利益。直到明清，这种生态的冲突依然存在，如王阳明在《平輋》一诗中写道：“处处山田尽入輋（畬），可怜黎庶半无家”②，描述的是赣闽粤部分地方百姓的田园为畬田所占的情况。
  总之，“畬”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早已存在，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族群都曾从事“畬田”农业方式。唐宋以后，随着经济的开发，由于在生态资源上存在竞争关系，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边界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