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活跃于中国东南的土著人群，早者有山都木客之说，或作兽类，或作鬼类，皆为异己记载之开端。但因其去向不明，后人亦只作“姑妄”之说。而畲民的记载，则自宋、元以来，及至明、清、民国，皆有连续见证。自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明确提出畲民名称，畲民便作为一个有别于华夏之人群见诸笔端，作为猎奇也好，作为华夷之防也好，甚至于作为“与齐民无别”的强调也好，其实皆反映出畲民作为“异己”的存在与汉族知识精英的看法。
  检视现存史料，南宋刘克庄之《漳州谕畲》是最早明确提出“畲民”称呼的。在该文中，我们可知漳州之畲民分为西畲、南畲两种，“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他们有自已独特的劳作方式，通行刀耕火种，以狩猎为生，不事赋役，“二畲皆刀耕火耘，厓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且有自己集团独特的祖先崇拜，即崇拜盘瓠，“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①
  在刘克庄之后，关于畲民的记载不绝于书，其中尤多见于地方志。作为具官方色彩的地方志书，普遍地将畲民问题纳入到视野中，在广东多见于惠潮二府，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所修之《惠州府志》有详细记载：“其在惠者俱来自别境，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它徙。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故称猺，所止曰。……其姓为盘、蓝、雷、钟、苟，自相婚姻，土人与邻者亦不与通婚。猺有长有丁，国初设抚猺土官领之，俾略输山赋，赋论刀为准，羁糜而已。又之稍稍听征调，长枪劲弩，时亦效功，然此猺颇驯伏，下山见耆老士人皆拜俯，知礼敬云。”②
  在记载中，畲字亦作“畬、”书写，畲人又称猺人。在此，人们可清楚地知道畲民刀耕火种，善于射猎，以采集为生活的辅助，食尽一山则迁徙，祭祀盘瓠，与汉族人不通婚姻。即便有所谓输山赋，亦只是象征性的。在此我们可大胆地猜测，作者对于畲民自相婚姻的强调，一方面是作为畲民习俗的介绍，而更深层次似乎是在将畲民与汉族人作血统上的区别。而以上引文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在别处记载中也时常可见。
  如潮州府的畲民就极相似，“其曰户者，男女皆椎发跣足，依山而居，迁徙无常，刀耕火种，不供赋役，善射猎，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③。
  他们有两个种类，“潮州府，民有山，曰猺獞，其种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有病殁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俗有类于夷狄，籍隶县治，岁纳皮张，旧态无所考，我朝设土官以治之，衔曰官”①。畲民的这些特征与前文记载皆大同小异，在程式化的描述之余，其简短的评论——“俗有类于夷狄”却让我们窥见汉人知识精英所流露出的华夷之别。
  而更为甚者，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所修的《兴宁县志》则从祖源上将其与汉族人作了“明确”区分。将“猺人”祖图所言之图腾传说作为信史解读，以污名手段将其与汉族人决裂。认为畲人与汉族人祖源不同，血统不同，言语不同，甚至于劳作方式也不同。“猺人亦多种，传记多载。余尝得其世出图观之，大抵祖槃瓠，亦有次第……然散处南粤，在在皆有之，大抵依聚山林，斫树为。”②
  也许是见了不少诸如此类的记载，一些汉族人开始反省前人对畲民的描述。崇祯《兴宁县志》的修纂者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王化”作些什么，于是在论及“徭疍”时，表现得颇为语惊四座。“按吴志名徭疍曰夷狄，令人愕然。求其说而不得。此非山戎氐羌之比，错居中土，衣冠与世同，无复椎结之习，一耕于山，山有粮，一渔河，河有课。既籍其名于版，子孙数十世势能徙居塞外矣乎？出入同乡井，又能区分限域矣乎？王者无外，听其蠉飞蠕动于穹环之间，亦齐民矣。已恶得而狄之。”③
  然而，所需强调者，往往亦是存在危机者。纂修者这一用心良苦的强调，更明确地反映当时汉族人将畲民“狄化”之普遍。
  非但知识精英如此，与畲民毗临而居的下层百姓亦无例外地“异化”畲民。
  范绍质撰写于清初的《猺民纪略》对福建畲民的状况作了详细的交代。从记载中我们可知，作为普通百姓的“乡人”与畲民之间有明显的族群界线，乡人有专门对这一群人的称呼，即“畲客”，其独特的生活劳作方式也作为族群的外显标识为汉族人知识精英所一再强调。“汀东南百余里有猺民焉，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临清溪，棲茂树，阴翳蓊郁，宵然深曲。其男子不巾帽，短衫阔袖，椎髻跣足，黎而青眼，长身猿臂，声哑哑如鸟，乡人呼其名曰畲客。”①
  而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修纂的《福州府志》中所引《连江县志》，我们同样可看到的是，在汉族人视其为“异种”的同时，畲民对于“我者”与“他者”亦有明确区分，这从其对汉族人的称呼上可一目了然。“连深山中有异种者曰畲民……其民短衫跣足，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璎珞状，亦跣而杂作。以其远近为伍，性多淳朴，亦受民田以耕，谓平民曰百姓。”②
  江西兴国的畲民则被人们称为“山野子”，并被邻郡之汉族人讥笑为“异类”。
  “太平乡崇贤里有山民户。……号为‘山野子’，其人多雷、蓝、毕三姓……邻郡皆哂兴邑山民为异类，与徭僮狼黎比。”③
  作为“异类”的畲民即便与汉族人有少量的接触，也是不受礼敬的。“福建、江西、广东深山中有畲民，同于猺獞，不与平民相接。有作工于民家者，食之阶石，不以人礼待之。”④
  因此，无论是汉族人知识精英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皆把畲民视为有别于己的“异类”，这一现象是广泛存在于历史上的，甚至是把其作为低自己一等的人群存在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东南这片地区历史上确曾生活着一批与汉族人迥异的人群。在长期的生活中，他们形成了明显有别于当地汉族人的劳作方式，日常习俗，乃至信仰。随着山区的开发，这些与汉族人有如此殊别的人群与汉族人何以相安无事，他们又为何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线？“迁徙论”是不是足以解释这些问题？这就是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