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改变，畲汉相邻乃至相杂而居村落格局的出现，促使畲族社会生活逐渐有所变化，产生了一些文化新质。
  其一，生产生活方式中的海元素的渗入。闽东北有些畲村就在海边，如福安下白石镇的长坑、坑门、樟澳诸村，湾坞乡的半屿村；霞浦牙城镇的凤江村，溪南镇的后慕、小马、炉坑诸村，盐田乡的南塘、姚澳诸村，北壁乡的盘前村，松港街道的大沙村；福鼎佳阳乡的象阳、罗唇诸村；蕉城漳湾镇的雷东、又加塘诸村，八都镇的金垂村，等等。半屿所辖的鹳屿和小马所辖的竹江两个畲族自然村，还在海中的小岛屿上。这些村子往往都有大片的滩涂，可以于农业之外兼营小海渔业，现在还发展了多种海产品养殖业。③不过，海边畲村数量不多，而且闽东北的汉民的海洋利用方式，传统的也是以海为田，作为农业的一种空间延伸，畲民更是如此。它对族群文化品性的影响，不宜估计过高。
  其二，原有信仰与本地神明间的互动。畲族多元崇拜，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接受当地民族村民所信奉的“神明”。闽东富有特色的民间信仰，以陈靖姑和林公大王最为通行。据传，林公大王实有其人，名祖亘（也单称亘），善于搏虎，祖殿在今周宁玛坑乡杉洋村，建于明中叶（成化年间），后遍及闽东北。畲民主要供作猎神和村庄保护神。陈靖姑信仰与畲民巫术文化则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契合，二者同属“闾山教”谱系，在畲族巫师科仪唱本中，恭请陈靖姑行罡作法都是一项核心内容。有畲族学者认为，陈靖姑等三奶夫人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作为畲族内部神灵的资质”，在明清陈靖姑信仰的造神运动中，“大量迁入闽东方言区的畲族也参与其事，其中畲族巫师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①。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汉、畲两种文化在交流碰撞中产生文化新质的一个例子。
  其三，儒家思想的浸润与牵引。畲族文化以蛮、越为底色，与儒家观念位差过大，两者原本难以相合。但到了前文所指的汀、漳中心期，畲、客往往同在一山，这两大边缘族群接触较密切，文化上发生初步交流，彼此都受到对方的影响。②而闽东北为丘陵沿海地带，海岸线绵长却富含内陆品性，且区位僻远，与浙江当时比较落后的温、处地区紧紧相连，这里的汉族，社会发展水平不很高，但朱熹理学在民间有一定的传播。畲族入迁时，二者的文化位差已有所缩小，加上这里人口密度比闽西高，村间及至村内畲汉杂居势不可免，文化采借逐渐从器物、技术层面上升到价值取向。霞浦白露坑半月里是著名的畲族文化名村，但房屋、坟墓形制与当地汉族无异，门匾、墓碑都标榜先祖出自中原世家。村陈列室收藏了一双“三寸金莲”绣花鞋。①一座清代秀才大厝在大门内侧还专设女眷过道，不与大厅相通。这其中，有客家文化的印记，也有闽东北汉族文化的影响。闽东北畲族谱牒的谱序、谱论、谱式、谱例，都贯穿着儒家伦理准则。族谱大多是请汉族文士修撰，他们在尊重东家文化基质的同时，也必然带进自己的儒学认知（由畲族读书人自己修谱，情况并无二致）。请人修谱的过程以及自身参加祭谱、阅谱的过程，成为学习儒家学理知识的过程。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由江西萍乡人钟大琨主持，历时7年修成157乡（包括城区居民点和祠堂3处）钟姓连环谱，其中137乡属闽东北沿海三县，加上罗源县6乡，合占总数的95.3％，可见本文指称的“滨海畲族”对谱事的热情和重视，也多少可以反映出儒学家族伦理对他们的影响。在新环境中畲民原来的“善啸聚”、“喜仇杀”的风习也渐渐有所变化。
  其四，尝试运营“民族—家族”企业的新经验。到了清代，闽东北成为福建的重要茶区，茶市兴盛。同治十三年（1874年），宁德县八都猴墩村畲民顺应华茶对外贸易形势，开始创办茶庄，收购周边二县数十个畲村的茶叶，形成畲族茶叶专业市场，年销干茶4000多担，并择地开铺，兼营煤油、布匹、海产、山货，雷氏商号闻名遐迩，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繁荣。其主要经验，是农商并举，依靠“畲家阵”之间的相互信任，民族意识与家族伦理融为一体，构建和维护“茶农——猴墩茶市——福州茶叶中心市场”的稳定经济网络②。畲民本不经商，以往他们迁徙所至，也都是偏僻山林之地，农耕气息浓厚。而闽东北在明代就有重商风气。③八都是霍童溪的出海口，水、陆交通条件不错。当咸丰、同治间（1851—1874年）太平军四次入闽，武夷山从陆道运往广州茶叶外贸受阻，福宁府从水道到福州的茶路便迅速代之而起，猴墩畲村遂有机会成为所在一带的茶叶集散地，这里的畲民遂有机会成长为优秀的茶叶商人。
  其五，族群权益意识、维权实践的初步表现。不能说畲民在本文指称的潮州中心期和汀漳中心期就没有权益意识和维权实践，①但确实少有记载（这与他们尚处徙居游耕阶段有关），也缺少官府方面在法制框架内的互动。福宁府中心期的情况，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畲民入迁之初，渐渐从游耕过渡到定耕，各地乡保摊派差徭，有无、多少，缺乏统一则例，畲民乍受摊派，特别不服，向地方官府强烈要求“免差徭”。县堂大约考虑到他们偏远零散，人少村贫，尚未站稳脚跟，答应给予宽免，并立碑明示。碑已不存，但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重修的福安甘棠田螺园《冯翊雷氏宗谱》和福鼎华洋（双华）《汝南蓝氏宗谱》②中各保存2篇这种文告，时间跨度为康熙三十七年至嘉庆七年（1698—1802年）。
  闽东北畲村编图隶籍以后，征赋摊差相对规范化，畲民维权重点逐渐转向社会治安问题，尤以恶丐强乞与盗贼抢偷最为突出。于是，吁请县衙“出示严禁”，经过批准，畲村在路边勒石立碑，有的还成立巡逻自卫队。③这些碑刻或碑文，现尚存十余通，时间集中在光绪年间（1875—1908年）。常见的评论，把丐、盗骚扰及前述的“免差徭”都归属为“阶级剥削”“民族压迫”，这当然有相当的理据。但总的说来，清代官府对闽东北畲族的政策还是相对比较宽和的。故笔者以为，冲突的发生和展开，与人口压力增大后的资源竞夺、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隔阂以及晚清畲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有一定关系。
  如果说差徭负担及丐、盗骚扰主要涉及畲民基本生存权的层面，那么，争取平等参加科考，则已上升至发展权、政治权的层面。嘉庆七年（1802年）福鼎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试，书生王万年串通生监诬蔑畲族五姓为“犬生”，将钟赶出考场。钟在乡亲捐助下，变卖家产，层层上告至省衙，经巡抚李殿图批复，才获得圆满解决。此事一方面被官府编入志书（道光《福建通志》），一方面被畲民编成“长连”（小说歌），在闽浙畲区广为传播，影响极大。新近在紧邻福鼎的浙江苍南县（1981年从平阳县析出）发现道光年间（1821—1850年）畲民雷云“反阻考”诉状手稿，他在省、府二级官衙“缠讼三载”，写过23次诉状，1847年温州知府终于颁布了、《禁阻考告示》①。钟良弼和雷云的事迹，从他们自身方面看，表明晚清“滨海畲族”（苍南一带地块实与闽东北连为一体）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与汉族有了较多交往之后，重视教育，捍卫科考权利，培塑本土精英的迫切诉求。
  以上所述诸例，都属单向目标维权。1899年在霞浦创办的福宁山民会馆（后改称三民会馆、三明会馆），则可以看作是一个综合型维权的公益组织。在该会馆活动鼎盛期的30余年中，它以提供膳宿服务，促进畲族各姓的联谊；以搜集、整理畲歌，传播畲族文化；以举办祭祖大典，增加畲族的联宗凝聚，等等，大大扩张和突破了畲民原有组织的最高级形式——联姓宗祠的功能。因此，有的学者强调它是“畲族主要聚居区畲族民众联合组建的国内唯一跨省、跨地区的畲族社会团体②；有的学者指出“山民会馆的创建标志着畲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兴起”③，这都是很到位、很深刻的表述。笔者还特别关注到它对内化解本族纠纷，对外则为畲民做主，代写诉状，代理官司，保护畲民合法权益，解决了多起畲民入学、畲汉山林、海埕纠纷。山民会馆的创建表明进入民国时期，畲族的维权意识、维权实践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本文首次提出“滨海畲族”的概念，并就其概貌作了初步勾勒，譬之绘画摄影，只是几张速写、快照，难免有笼统、肤浅之处。希望今后有能力就文中已述或未述的若干要点，再作比较深入的专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