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
  1975年9月，初秋的日头依然很烈，我正在金涵水库工地上挥汗奔忙着，突然就接到了组织上的通知，选送我到中央民族学院干训部学习。这个消息对于我这个连初中大门都未能进过的人来说，简直就如一个经过长途跋涉的人吃上了一碗大补汤。于是，我就这样走进了人生的第一堂大学课。
  这一年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我获悉要上大学之前，我已经接到组织上通知：任命我为飞鸾公社党委副书记了。这也是我之前没有考虑过的。这还意味着，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将会有一次不寻常的转变。
  第一次上北京，我心里既激动又恐慌。激动是我梦寐以求上北京愿望实现了，恐慌的是唯恐上北京找不到中央民族学院。当时从福州乘火车到北京要两天两夜，那也是一生第一次乘火车，幸好有乘务员、老乡关照。那天上午9点抵达北京车站，出站到广场，东张西望，寻找迎接学员的车子，终于找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横幅红布条，高兴极了。来接的老师很热情，把我们的行李拿上车，接回学校。我和青海、西藏的6位学员住一间宿舍。
  当时，全区到北京学习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来自福安松罗公社的副书记，他也是一位少数民族干部。据说，这次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主要是为培养在职的少数民族干部而进行的。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不学好，那是太可惜了！我暗暗在心里给自己施压。这回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弥补先天的不足，还要多积累经验，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后，我们先经过了一段基础理论学习，学习的内容大致有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党建等这一类课程。除了在校门内学习理论知识之外，我们要走出校门，到广大农村去体验生活。我们到过农村，下到工厂，去参加劳动，去学习经验。
  当时到过的地方，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大寨。那时，“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还在开展，大寨的精神正鼓舞着全国农民的心，不断地有各地的人前来参观学习。没到过大寨不知道，到了那里后，我们才切身体会到什么叫艰苦奋斗，什么叫穷棒子精神。我们到那里后，由大队领导来给我们作介绍。在那里，我们看到当地地理条件的恶劣，人们在那里挑土造田，一筐筐，一篓篓，就那么一点一点地干起来，在那近乎于荒蛮的土地上，我们被一种力量震慑住了：什么是人的力量，什么是团体精神！许多年后，我的内心中依然被这种精神所感动。
  1976年，是大灾之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了人世。这年冬天，北京城莫名的冷。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复杂，我们学校真正能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只是代表，而更多的同学是在由学校组织举行的追悼会上对周总理追思。那天中午，我们每个人都无声地走进宿舍，谁也没有讲话，有同学在宿舍内的床铺上发出了恸哭声，此起彼伏。食堂做了午饭，结果没有一个去吃，大家都被巨大的哀伤裹住了。我的心情与同学们一样异常沉重，我想，这是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使他永远让普天下黎民百姓难以忘却了。追悼会结束后，我把学校发的黑纱悄悄地藏进了箱中，至今仍然保存着它。这一年的6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为防震，学校不敢上课，我们都搬到操场和校园大路搭铺睡觉。由于地震，我们75级学员提前离校。
  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学习收获是相当大的。这次学习不仅仅是提高了政治理论，扩大了知识面，开阔了视野，结交了一批朋友、同学。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段学习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工作以及政治上的成熟，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我也在此时拿到了第一本大专毕业证书。
  2
  1978年，我任金涵乡书记。在职期间，我又一次得到学习机会。这一次是组织上派我到省农干校学习了半年。在这半年里，我在农干校着重学习农业知识。当时感觉很好，因为，做农村工作太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了。比如田间管理、水土栽培、畜牧等基础知识。这半年学下来，给自己补充了不少原先空缺的东西。这也为我之后的农村工作帮了不少忙，至少在指导农村工作做到了不讲外行话，能给农村工作适当的指导。
  3年后，我已是当时宁德县的副县长。就在这一年，当学习机会再一次在我面前出现时，我依然没有将它放过。如果一定要在我的一生进程中梳理出一条主线的话，那么，我会觉得“学习”两个字就是贯穿我为政一生的主脉。这一次是去福建省委党校开办的第一期干部培训班学习，是在职领导干部学历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回得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入学，这对当时的我难度太大了。
  当时正是迎来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浪潮，为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宁德全县开展了大念“山海经”，加快水电建设，大抓工业，解决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日常要处理的事务相当多，我常常在一线奔忙。
  要考试才能入学，这道门槛对当时的我来说无疑是一道障碍。但不论它究竟有多高，又成为我想去攀越的新目标。于是，我决定报名参加考试。能让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如果能上省委党校这次办的培训班，我将可以获得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大专文凭。
  决心是下了，但能否通过考试心中却没谱。因为是第一期办培训班，所以来报考的人很多。当时，我们地区为了满足一些报名者的要求，在地委党校临时办了一个辅导班，前来参加这个班的就近30人，职务是副县长的有3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个是分别来自柘荣和连江。辅导班学习更是紧凑，只有一个星期时间，在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补习，那确实是辛苦得很，不过很值得欣慰的是，最后我如愿以偿考入了这一期培训班。
  3
  对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什么是唾手可得的东西，只有你付出了努力，你才有收获。付出得越多，你收获才可能越丰厚。这在我的人生际遇中时常遇到。就是在这次颇具挑战性的入学考试中，我又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最后的考试中，只有13人通过考试，进入了第一期培训班，落下的不乏一些年轻的干部或是有较高文凭的人。这次考试是严格的，考场设在福州党校，前来监考的都是省委党校老师。事后回想起来，这次能进入培训班，除了之前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积累下知识之外，自己也付出了刻苦拼搏之力。为了心中的那股激情，学习功课基本是在夜间进行，有时看得头脑发晕，脸涨得通红，我就用凉水冲；有时太紧张了，还整夜不能入睡。这种彻夜难眠的感受，与我当通讯兵那段生活有些相似。
  由于是用十二分的辛勤换来的，接下来的学习自然是一点马虎不得。说实在的，这样的学习机会，不是谁都能得到，我不想把它浪费掉。在省委党校的宿舍内、操场上、教室中，我开始像大学生一样闷头读书。平时，宿舍的同学上街去，或扎堆侃大山时，我就抓着课本，认真温习。我自认为我的起点比人家低，但在同样的环境中，最后的结果我不会比人家差。在困难面前，我常常会生出一种人一我十的拼劲，总之在争取最后的目标上，我不会输给别人。
  省委党校第一期培训班的学员有113人，来自全省九地市。因为是第一期，其影响力自然不一般，不管学校还是学员，肩上所承受的压力是此前没有想象到的。
  当时的学习是紧张的，也是非常严格的。几乎是每学一节内容，就要考一回，而我每次都能得到八九十分，两年下来，我每一年都被评为优秀学员。
  这一次为期两年的脱产学习，收效可以说是最大的。我不仅拿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专文凭，更重要的是使我在政治理论水平的提高、党性锻炼以及对进一步学会做人、做事、做领导都起到了推进作用。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后，是1983年秋，恰巧是原宁德县长郭世英同志退休了，我被安排到了副书记的职位上，并代理县长一职。不久，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我正式被选上县长。
  4
  1986年初，中央党校开办第四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组织上再一次选送我上了这期领导干部培训班。我知道，能到中央党校培训的人员不是一般的人选。从这儿培训出来的都是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其中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样的机会使我再一次从心中涌出了一种感激之情，感谢党对我这少数民族干部的关怀。
  记得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是王震，中央分管党校工作的是王兆虱我们这一期培训班开学式上讲话的是王兆国同志，一年后，毕业式上也是他在讲话。这确实是一个高规格、高层次的培训基地。在这里，所接触的至少是厅级以上干部，交流的思想、观点都具有相当高的格调。更重要的是，到这里来给学员上课的都是一些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具有教授级别的领导和老师。这使我真正从思想上得到了提升，’知识得到增长，视野得到拓展。我当时还是学习组的组长。
  那一时期，我主要学习了政治理论知识、党建工作、科教、领导行政管理等。学习结束后回到地方岗位上工作。
  5
  1995年，我得到了一个我一生中都受益匪浅的锻炼机会。这一年组织上选派我到北京国家机关——外经贸部外资司挂职锻炼。组织上的安排，使我人生中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到了一个国家枢纽机器运转的全过程。也正由于这一段难得的全接触，为增长我的见识乃至之后的工作都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这是一次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组织的，旨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一个重大举措。在这之前已举行了四期，但都安排在西部地区。这是第五期，恰好轮到福建。福建省安排7位同志前去挂职锻炼。当时，有漳州、宁德、泉州及省直机关部门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挂职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锻炼。在这前去挂职的七人团组中，省委组织部指定我当组长，丁国炎为副组长。我被安排在外经贸部的外资司，担任司长助理。当时，外资司司长是刘治本，副司长是马秀红（现在是商务部副部长）。这年5月，我怀着欣喜的心情再次进京。
  外资司是一个管外贸投资、配额，促进地方招商的部门。到了外资司才知道这里是个五脏俱全之地，其分工细、工种全。单在外资司中，就有6个处，50多人。这里面有管国内部分的，其中又按区域分华北、华中、华东等，而国外部分的，则按洲与国家来分。一个司尚且如此，整个部可见其范围之广了。这是进入外资司后的第一感觉。
  另外，中央政府机关运作的规范程度也是非常之高。外资司里的机制非常完善，程序也是相当的完备。由于这样高的规范程度，机关人员的素质都很高。这里的工作忙得不得了，工作人员每天几乎是早上6时就得起床，然后赶车上班，中午还不能回家吃饭，大家在单位中吃工作餐。每个人自己手头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如果你是外人，到这里来办事，根本不会有人专门腾出时间来接待你。各处的办公室都很拥挤，一般的都站在走廊上等，事办完了就走。一般情况下，来人都将送来的材料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就等着答复了。因为来自各个方面的报批项目材料太多，所以在相关处室里的办公桌上都压着厚厚的一叠从各地送来的待批材料。因此，我们时常所见的一份文件送上去要压上几个月的事就很正常了。由于平日中的工作都是极为忙碌的，所以，休息日是北京人相当看重的，一般都不轻易白白浪费掉，每个人都会抓紧时间，处理一些自己的私事、家事，或是打理打理相关的事务。
  在外经贸部，有专门的外商或外宾的接待室，这里的工作人员每人都备有一套西装，以备待客时用。司里没有专车，有事要用车时，由部里统一派车，其时间安排也非常紧凑。我到外资司主要是学习、搞调研，参加会议及对外招商活动，并完成司长交代的任务。
  6
  在外资司挂职的8个月里，我见识到，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从外资司日常的工作中，我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其实我们基层渴盼了许久的一项政策很可能就是出自某个司、某个处的工作人员之手。因为，在具体工作中，往往是处里工作人员先接触到基层反映上来的问题，而后草拟文件向上报，由部里或国务院决策。而每一次下基层中，零距离接触到各地为发展地方经济而对政策的不同需求，更加深了我对经济政策的理解。
  在那8个月里，我随外资司里的工作人员跑了十多个省市。其实，对于外资司人员的到来，当地政府是非常欢迎的，不说其他，单就咨询法规政策这一块，就够他们乐的了。可以想象，在那个中国正处于“自改革开放后第二波浪潮”的时期，国家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将对社会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辽宁省大连市的那次调研印象最为深刻。大连市浮法玻璃厂正举行开工典礼、剪彩仪式，我受司长的委托前往参加。大连人的开拓精神让我们确实为之一震。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类似于这样的令人振奋、又叫人羡慕的事例。在大连市一个开发区，其小小一个招商局就可以批项目，大到一个千万元的投资项目只要报备报批就可以了。其独立审批权大得可以说令我们咂舌。这在当时我们闽东可以说是不敢想的。辽宁省大致从1993年起搞开发区建设，但人家政策运用得好，领导具有开拓改革精神，人的思想观念也新，机遇抓得非常准，靠精明的头脑和对市场规则良好的把握能力，一路声名鹊起，效果相当好。于是，10年后，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大连——一个美丽的国际性的大都市。
  当时的外经贸部长是吴仪，我们到部里第一天是她接见的，并给我们介绍情况，提工作要求。挂职结束时，还是吴仪部长接见我们，并征求我们意见。她平易近人，对属下非常关心，没有特别安排，中午总在食堂与大家一起用餐。
  7
  我当了16年的地委副书记，在1996年提升为正厅级。在地厅级岗位上的21春秋，我经历过许多事情，看到许多人事的变迁，同时走过了许多地方，认识了许多人，也结识了许多的朋友。但是，我从没有长时间地离开过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
  这些年间，总有人问我，你有那么多的关系，就不去找找他们，挪挪窝？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时常不知如何回答。可是说实话，这些年来，我还真是没有一次认认真真地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才发现，不知道何时，在我的心中已牢牢地形成了一个结：闽东是我的家乡，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方热土已让我有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应当把我所有的精力留在这里。我告诉自己，如果组织上没有特别的需要或安排，我就留在这儿做我的工作。
  这些年来，我走过一些地方，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不少的便利。现在想来，在北京挂职的那段经历应算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之一。自挂职结束回来以后，我对外经贸这项工作有了特殊的感情。我常利用工作之余，对我市的外经贸工作开展调研、提出建议。在1996年，我还被聘为外商投资协会的名誉会长。
  8
  在20世纪末，宁德地区民族工作又一次得到了党中央的嘉奖，荣誉的取得不仅表明全区民族工作成绩得到肯定，它更是激励我们在此后的民族工作中锲而不舍，再创好成绩。我在这里回顾一下那次获奖的情形。
  1999年9月29日上午，在庄严的首都人民大会堂里，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进入主席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这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模范集体和个人，中央、国家机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及首都各界代表4000多人参加。这次受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共有1254个，其中模范集体626个、模范个人628个。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颁发了奖。我们省这次受表彰的模范集体有8个、模范个人6个，我们地委、行署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福鼎市民委主任雷朝瑞、吕卫宁被授予模范个人。
  福建省出席这次表彰大会的集体和个人代表有6位同志，高山族陈建华代表上台领奖。宁德地委、行署能在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接连被授予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光荣称号，是来之不易的。
  这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大会规格高、规模大。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等6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部级250位领导出席了大会，并在会前亲切会见了全体代表，与大家合影留念；第二，大会召开的时间特殊，是在世纪之交和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
  大会期间，出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423名代表组成全国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由国家民委副主任江家福为团长。国庆观礼团参加了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和联欢晚会，观看了大型民族歌舞晚会《团结颂》，参观了北京“锦绣大地”（现代农业示范区）、长城、颐和园、北京市韩村河乡，听取了北京市负责人关于北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情况的介绍，参加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招待会。这一系列的国庆观礼活动，使各族代表都受到极大的教育。
  这次大会后，回到闽东，我们组织了各级党政领导及广大干部群众进行认真学习，结合宁德地区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推进宁德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9
  在我的从政路程上，我从未忘记我是一名党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在心底里，我也最明晰：这几十年，我从一名普通的干部成长为见证了闽东发展的高级干部，这一切是党给我，更是给一个少数民族干部的关怀。可以这么说，我是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也从未忘记我的民族，我永远都是一个“山哈人”。
  我走过了人生旅程的60个春秋，驻足回望，我从一个“山哈”的放牛娃成长为一个厅级干部，我靠的是什么？我想我靠的是党，我跟着党。
  党的民族政策，使我走上了光明的道路，也使我的一生沐浴在党的光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