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地理位置及人口分布
  福鼎位居闽东北部，紧邻浙江。东和浙江平阳相接；西与福安、柘荣相邻；南与霞浦分界；北与浙江泰顺毗连。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高峙，本县政治文化中心和农产品集散地之桐山镇，就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山城。两条公路，穿境而过，向北，可通浙江温州；往西，可抵福安、福州。公路沿程，伸展有许多支线，蜿蜒向丰饶的山村；从内海放舟可达霞浦等地，水陆交通，尚称便利。
  福鼎县是个方圆的山城，共有72299户，258010人。勤劳勇敢的畲族人民，就棋布在崇山峻岭，星散在8个区76个乡镇，共有4852户，16689人，占全县总户数6.95％，人口数6.79％。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辟山地，垦田园，种植水稻、番薯；高山之巅，垦殖茶树。除农业以外，茶叶也是畲族人民主要收入之一。此外，还兼营编竹器、烧炭、狩猎等副业生产。
  二、族称来源及其传说
  自古以来，畲族人民就以“山客”相称，意即从外地迁来居住山上的人。又因他们“傍山吃山、傍湖吃湖”，故又自称为“吃客”，此种称呼，并不普遍。畲族这一名称由来已久。由于国民党对他们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汉族地主侮辱谩骂他们为“蛇民”、“邪婆”、“臭蛇姆”，使他们普遍对承认自己是畲族有所忌讳，而代代匿称，年复一年，数十年后，一般人只知自己是少数民族而不知族称何谓。有的以苗族相称，直至解放后。国民党民族压迫之甚，可以想见！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国家主人。几年来，他们要求党和政府正确处理族称问题，当党和政府正式承认他们为畲族时，他们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只有在党领导下，畲族人民才能找到正确名字来称呼自己民族！
  “畲”字意义与来历在汝南《蓝氏宗谱》有详细的记载：“……惟字典内有畲奢贰音，释为三岁治田曰畲，奢又曰火种也……老叟雷有金云：开山为田，以供田赋，高地无水之处，栽种山苗——我们所谓奢禾。该地邻人因我们业种奢禾，遂称呼我们曰奢客，如今之采茶人俱称曰茶客一类。”
  至今，畲民的生产尚有许多地方保留古代习惯，他们居住深山野岭，多是梯田，每岁耕作如劈田塍，烧草木灰作肥料等往往都留存着刀耕火种的迹象。畲语“稻”音“禾”，亦与记载相行不悖。
  畲族有崇拜龙期的习俗。蓝、雷、钟、李诸姓，有龙头杖、《高皇歌》等遗留下来，这些特点久而相传，很确切地认为是他们习俗方面的特点。
  本县畲族并非土著，而是外省迁徙来。据说，他们的祖先最早居住广东潮州凤凰山，因生齿日繁，才散居雷州等地。其后，有一支从雷州迳往湖南长沙、武陵诸地。
  冯翊郡《雷氏族谱》载：“帝以三公主招为驸马，徙居广东潮州凤凰山，以后雷州之地封之，子孙蕃（繁）衍，散居长沙、武陵蛮、交趾皆是矣！”
  到隋唐之间，又有一支从海路扶舟来到福建。
  《蓝氏宗谱》载曰：“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由内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飘流不知去向。到明季之间，另一支来福建经闽南，北徙连江、罗源、福安、霞浦，由福鼎折入浙江，这是陆路跋涉来的。而进入福鼎的路线却有二：一霞浦，一福安。”
  颍川《钟氏宗谱》载曰：“及询所由来，知若祖良贡公原自闽之南安人也，明季之间，自闽来浙……其派居鼎之长岗、长园，皆闽中一脉所从出。”
  冯翊郡《雷氏宗谱》载曰：“深考其旧谱所载，前明始讳于华公父子同迁霞邑，后改迁福鼎十四都大旗坑牛埕下。”
  《雷氏宗谱》又有记载：“入闽抵福安，迁鼎之牛埕下，生三子……三名法罡公移居平邑。”“我始祖法罡公……自牛埕下复迁平邑……是为浙肇基之始祖也。”
  陇西郡《李氏宗谱》的记载与以上并不相违：“……传至万十三郎公，由鹰落洋（霞浦）转徙白岩（福鼎）……生男六……派衍泰顺……迁平阳。”
  《高皇歌》亦记载曰：“广东人民达千万……广东搬来去下口（闽南）……也有搬走去福州，也有搬走去罗源，也有搬走福宁府……也有搬去浙江城。”
  在漫长的流徙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并没有全数迁走，迁走的只是一部分或是绝大部分，其余乃在原处安居下来，故迁移沿线，都有畲民住居。
  这里，家喻户晓地传诵着畲民祖先的传说。据说，他们的祖先名叫龙期。在上古时代，因平番有功，高辛帝妻以第三公主。结婚后，入山居住，生三男一女，长子姓盘名自能，次子姓蓝名光辉，三子姓雷名巨佑，女配婿钟志深。
  畲族中这个传说不是普通的故事、寓言或传说，而是具有神圣意义的民族起源与图腾信仰，非但家喻户晓，口口相传，而且有依此绘成的“祖图”在祭祀中悬挂，各姓宗谱开头与祖图卷末，还有文字记述，又有歌传如《高皇歌》等。畲族社会的发展虽则已经超过了原始社会的阶段，而这种民族共同的信仰却用来作为民族的记认，维持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以巩固居处十分分散的同族人民的团结。由于民族的歧视和不平等，使畲族人民坚持信奉这种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图腾，以表示畲族的共同性，而巩固民族内部的感情与团结。
  三、政治概况及革命斗争
  （一）政治情况
  解放前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同样遭受国民党反动的统治，生活极端穷困。由于畲族人口既少又分散，住在偏僻的高山上，耕的是层层的梯田，土地贫瘠，交通十分不便，而且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是最被瞧不起，被看成是“下贱人”，农村被视为贫穷与落后的象征。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非常歧视，更不以人为待。畲族还受到地主和资本家残酷剥削。人民不仅吃不饱穿不暖，甚至终年劳动所得拿来交租还不够，简直是民不聊生。特别在1936年革命低潮后，反动派对他们的抓丁派款更是层出不穷，反动保长如此侮辱他们说：“你们‘土匪’（指参加过革命）可以当，而为什么兵不可以当呢？”特别是湾头保长与牛埕下的畲族人民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例如牛埕下雷家臣一家6人，受到国民党抓丁派款，弄得家破人亡：出卖妻子，儿子送命、父亲被抓受刑，回来不久死去，母亲因饥饿夺去了天年，剩下兄弟俩只得把家里财产全部变卖光，离开家乡到深山远谷去安身。从这个辛酸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旧社会吃人的罪恶，类似这种情况在畲族地区并非个别。早在保甲建立之前，畲族人民就遭到形形色色的敲诈，流氓经常到畲族地区鱼肉人民，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群众无时不提心吊胆。雷振桐的妹妹就是在小时候被国民党兵吓坏而成疾的。
  反动保长经常以“抓丁”为名，或耍尽其他伎俩，强迫畲族人民给钱。由于畲族人民在这样严厉而残酷的统治下纷纷逃匿，保长捞不到钱就另择手段，当时牛埕下许多淳朴的劳动人民，为了能安心生产，结果被骗去许多钱财。
  由于国民党的强迫抓丁，男人逃匿居山洞，雷汉昌就是因住山洞脊背被白蚁咬烂的。妇女在家里提心吊胆。田园有种无人管，没有施肥和除草，田地荒芜了。以陶必山一村为例：1936年以前该村有20户，1936年只剩下13户40人，到解放时土地荒芜了四分之三。特别是1939和1940两年国民党抓丁猖狂，逃匿的人更多，饥饿死亡人数更是大大增加。如雷汉昌家1936年粮食还可维持到翌年4月份，而1939年则成为讨饭户。畲族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苦难是说不完，从他们编出的几首山歌中，便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对国民党的刻骨仇恨。
  介石贼仔实在呆，各村各户做门牌；
  百姓都要大落难，大小男女苦哀哀。
  各府成立保甲长，月月派款几多两；
  介石贼子无良心，各府各县抓壮丁。
  保长吃银风吃草，正正好抓穷苦人；
  仔那（儿呀）抽丁难回转，爹娘想来泄买做（不会耕种）。
  田园毛做（无耕）成荒山，保长做事不公平；
  几多夫妻甲尽好（感情很好），一时分散隔天边。
  被被拿去无被盖，大小男女苦哀哀；
  锅那拿去无锅煮，害人家里拿钵煨。
  从以上这一小部分事实和歌谣中，不难看出畲族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辛酸日子：朝不保夕，妻离子散，卖妻鬻子，生产荒废，田园荒芜，生活是处在水深火热的苦海中。解放前畲族地区保长绝大部分都是汉人地富来充任，甲长被迫轮流当。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候，畲族人民只有被抓丁派捐的义务，不敢在家住，不敢出门，不敢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这就是他们解放前的政治待遇。瓦窑坪钟大桩很感激地说：“如果没有解放，我们全村现在不敢在瓦窑坪住，也没有饭吃，路也不敢走，平时也难看到一个青年人。”
  由于国民党的压迫，英勇的畲族人民，忍无可忍，曾奋不顾身自发掀起了几次斗争。他们用田刀、木棍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搏斗，特别是双华和附近人民掀起了3次反抗国民党收鸦片税的斗争，其中以1930年和1932年规模最大，国民党派来两三百个士兵，群众得知，立即鸣锣集众，聚结山头，用土枪土炮和石头给予还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使得国民党兵不敢进村捣乱。以后为了防御国民党兵继续骚扰，便在山头筑起防御工事，把山上通行大道破坏，山头堆满石头及木头，准备再给予敌人迎头痛击。
  （二）革命斗争
  福鼎靠山临海，交通不便。全县以前8个区91个乡镇中，有76个乡镇居住着畲族，人口16000多人。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偏僻的山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而居住的地区大部分是革命根据地，对革命有过自己的贡献。
  福鼎畲族的革命斗争是离不开整个福鼎地区的革命活动的开展，因此要知畲族的革命斗争，必须先了解福鼎的革命情况。福鼎革命比福安迟，1930年下半年由叶秀藩、黄淑宗同志首先在沿海一带发展起来。1931年7月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成立福鼎县沿海区等组织。革命开始由沿海到山区，畲族居住地区既小又分散，有聚居村，没有聚居乡，因此革命一开始就和汉族地区交杂一起而同时开展起来。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畲族人民是饱受地主高利贷的盘剥，再加上民族的歧视，其痛苦比起汉人实有过之而不及，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英勇的畲族人民在反鸦片捐税中，曾掀起了数次规模巨大的反抗国民党的斗争，锻炼了他们的斗志。随着党的活动在全县各地开展起来，畲族地区人民同样以英勇的姿态先后卷入革命斗争的行列中，开展打土豪分青苗分粮食的斗争，从秘密的宣传鼓动一直到公开的武装斗争，人们都是刚毅果敢、忠心耿耿地跟着党闹革命。1936年是革命最活跃的一年，与此同时，党提出“五抗”、“打倒地主土豪”、“分青苗”、“分田地”等振奋人心的口号，立即成为群众的行动目标，群众组织起来了，建立了红色政权——区、村苏维埃政府（牛埕下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浮柳、白石组织了霞鼎东北区政府）。
  随着革命的发展，各地一开始就抓财政、斗地主。单牛埕下就抓了20多人，筹到许多款项，解决了游击队和工作人员的给养，购买了枪械，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活动。当时在浮柳白石区政府所在地曾雇来12个裁缝，共做了300多件衣服，还有干粮袋和帽子，发给参加红军的人员及工作人员。除了衣服外，还发给鞋子、钢笔等日用品，并有微薄的饷给。同时还雇来7个人，造了50多把鸟枪和一部分假枪，并没收地主反动派的土枪来武装农民，破坏敌人的交通。早在1935年8月，党曾领导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敌人交通活动，锯电杆、割电线，破坏敌人碉堡，单双华和二区大路就掘掉5个，给予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革命开展较早的双华地区，在1934年3月就向地主开展斗争，把反动地主蓝廷玉之子蓝青容、其弟蓝景算及地主雷德禹等4人杀死，其他地主反动头子都像落水狗一样夹着尾巴到处逃窜，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嚣张，使群众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与此前后，华中、华阳、山兜以及其他地方有100多个群众曾浩浩荡荡地掀起一次示威游行，显示了革命的巨大力量，给予敌人莫大震惊。
  除了抓财政、斗地主以外，在1936年还普遍地开展分青苗、分粮食的斗争。秋季收成后，把交给地富的租谷集中起来，抽20％作军粮，其余部分按人口分给缺粮的农民。分粮时首先烧毁地主、反动派的契据，然后对应分青苗户进行登记，发动农民到指定的地点割稻子，进行平均分配。同时在武装配合下也到白区进行征收粮食。当时每人平均分到150斤粮食，有的地区较少。
  为了革命工作的联系和配合，保证斗争顺利进展，在革命地区纷纷设立交通站，浮柳白石区政府所在地曾成立一个交通部。除了联系本乡、本区和本县外，还联系邻省的浙江、接壤的福安、霞浦等县。双华就是一个联络站，经常与浙江、霞浦联系。在革命斗争中也建立起地下党组织，双华、苏木洋各成立一个党支部。
  随着革命的蓬勃开展，建立起武装组织，各村相继组织了肃反队（后改编为游击队）、义勇军、抗租团，设立步哨站。经常组织群众日夜轮流站岗放哨，打听敌人的消息，监视敌人的活动，保障了革命同志的安全和工作顺利进行。
  在经济斗争的同时，还开展军事斗争。双华畲族人民曾数次配合红军攻打蒲门、马站等反动据点，规模最大的是1936年2月，有300多人配合刘英部队进攻马站、赤溪，大获胜利。浮柳的武装群众曾杀死第80师高排长，缴获轻机关枪一挺；牛埕下畲族人民配合红军曾开展过12次的斗争，缴获大量物品。随着斗争的胜利开展，壮大了革命的声势，使得反动派闻风丧胆。在革命活动过程中，敌人总是千方百计想扑灭革命火种，绞杀革命力量，但并没能如愿以偿，我们红军英勇机智，每当革命时机到来时总是先发制人，使得敌人计尽技穷，疲惫不堪。
  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教育了畲族人民，启发了革命的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才能够消灭凶恶敌人的真理。因此，就是在敌强我弱，敌人的兵力暂时还占着绝大优势的时候，觉醒了的畲族人民对革命却满怀着热忱与希望。他们从革命一开始就表现非常英勇，即使付出了生命也在所不惜。畲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例如1936年4月，蓝青改同志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施尽毒刑，但他毫不畏惧，就义前还从容地向周围的群众告别，并痛骂国民党：“我是红军，你杀死我一人不要紧，今后还有许多红军能替我报仇。”并呼吁群众，“我们一定要革命”。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砍断了他的头，又挖出他的心肝。群众无不被蓝青改的英勇行为所感动。往里村钟邦基被抓到桐山吊打灌水，受尽酷刑，但是敌人始终没有从他口里得到什么东西，由于群众守口如瓶，使得敌人无计可施。畲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地爱护革命同志，当时革命主要领导者林辉山曾携眷居住华中村后面一个山洞里达半年之久，群众为他送饭，多方保护他的安全。区长希眼生病，群众晚上把他背上山，白天抬回来，无微不至地护理。兽性成习的反动派，杀害了我交通员李信群还不止手，还要灭他的家，幸而孩子逃出，躲在李思凑家里。李思凑一家不顾危险掩护李信群的孩子，充分体现了群众和革命同志间的阶级友爱。这样的英勇行为不胜枚举。我们还不能忘记一个为党的工作出生入死的女通讯员，这就是双华蓝梅花同志。她今年已近花甲，在1934到1936年坚持为红军送信，她的爱人李吓金是当时双华领导人之一，经常外出，家里还有3个小孩，晚上叫哭乱跑，但这些个人之事在她的思想中显得是那么渺小。她总是贪早摸黑及时送信，登山越岭，受尽风吹雨淋，度过寒冷的夜晚，把信夹在发髻里，缝在棉袄里，有时以“走亲戚”为名，有时装成“讨饭”，在国民党匪军的面前，她总是这样混过去。由于她的聪明机智，从未被敌人发觉过。爱人牺牲后她仍坚持革命。当我们访问她的时候，她是那样爱憎分明，又是那么和蔼可亲，充满着革命的乐观精神，我们不禁为这位平凡妇女作出不平凡的事迹所感动。
  畲族人民不但是勤劳勇敢，而且又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他们利用鸟枪和梭镖配合红军作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度过了多少风雨交加、霜露俱降的夜晚；没有棉袄棉被，只有凭一颗革命的心熬过山野严寒封冻的冬天。
  由于革命的迅速发展，红旗到处飘扬，沉重地打击了地主和反动派，嗜杀成性的国民党军队，自从革命一开始就越来越不择手段进行迫害和摧残。
  在1936年10月后，福鼎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以第30师1个师的兵力配合地方的反动团队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全面的进攻。敌人又在政治上编保甲，实行法西斯的统治，利用“自新”政策分化革命内部。在军事上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建立碉堡。例如浮柳白石是当时政治的枢纽，区政府的所在地，从1936年10月到12月的3个月间，曾先后受到国民党兵的10次围剿，并在附近停仔村建筑起炮台，敌人多至300多人，最少也不下几十人。同时政治上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双华的西庵、北坑头、对面山村就是被国民党全部烧光、抢光，牛埕下被杀死20多人，房子被烧38座58间，倒塌78间，损失东西难以数计。
  以上这一些事实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敌人是如何地变本加厉镇压我革命活动。从正规军到民团以及强编的壮丁队，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反动势力，全面疯狂地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更严重的是，敌人强迫老区人民“移民并村”，进行严厉的监视。在敌我力量悬殊，暂时敌人兵力还占着绝大优势的时候，1936年底许多地区革命同志被迫离开。虽然某些地区还继续进行斗争，大多数地区革命暂时受到挫折、中断而停止下来。
  总之，从畲族较集中的双华、佳阳、浮柳、瑞云和牛埕下5个民族乡为例，革命骤起骤息，除了佳阳苏木洋村有5年之久评为基点村外，双华只有两年多，其他地区时间更短，解放后多半评为一般苏区。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过一些斗争，经过了土地革命和坚持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群众也初步发动起来。革命活动从秘密到公开，从宣传鼓动到武装斗争，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倒了一些地主，同时也分到了一些粮食，革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尚未分过土地。由于时间较短，有的地方如浮柳农民分到的胜利果实在低潮时仍被地富抢走。由于敌人的不断摧残，使得正在萌芽成长的革命新生力量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多革命同志为了人民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畲族人民的英勇革命斗争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随着革命力量壮大的同时，也混进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恶霸、走狗、民族的败类蓝青伴混进红军，出卖革命。在艰苦的环境中，也出现一些意志薄弱者，如雷振太之流，使革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虽然革命在一些地方暂时失败了，但是革命的火焰并没有熄灭，特别是畲族分布地区很广，有些地方的畲族仍然和汉族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福鼎革命开展虽然较迟，但坚持时间最久，尽管在极端困难，斗争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仍一直坚持下来，1949年全县解放时，还保存了党的县委和支部组织。红旗始终不倒，这里也有畲族人民的一份功劳。
  四、解放前畲族地区经济
  畲族劳动人民有着勤劳的传统美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辛劳在高山峻岭之中，从事农业耕种。但是他们的一生却极悲惨，过着“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非人生活。山高水冷，地质贫瘠，加以耕作粗放，技术守旧固然影响作物收成，但促使畲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并非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封建统治阶级。
  畲族劳动人民多是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地主租种田地，然后把一半以上的收获物交给地主，给自己留下贫困与饥饿。畲民常说，我们辛苦终年养活了地主，饿死了自家人！这句话概括了畲族劳动人民在生活重轭下无限苦楚，无限辛酸的遭遇。畲民受饿、受冻之日，正是高利贷活跃之时！地主、富农趁机放高利贷，盘剥农民，一旦叫这条毒蛇缠住，就无解脱之日，辗转数年，本利递增，年复一年，无日理清，祖孙三代协力理债而不清者，亦非少数。其毒之甚，无以复加。国民党反动派也浑水摸鱼，借端勒索，今日摊捐，明日派款，无名之税，甚于牛毛，从上至下巧取豪夺，畲族劳动人民在国民党、地主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压榨下，于是乎卖妻鬻子者有之，典房当地者有之，流浪乞食者有之，服毒自杀者亦有之……广大畲族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这里流传着这么一首歌：
  蜡烛弯弯倒，
  火笼当棉袄，
  典妻又卖儿，
  塞肠用野草。
  它是虎口余生的畲族劳动人民苦难写照，从中可以窥其艰难生活之一斑。
  （一）农业
  1．生产力及其有关情况
  畲族人民多居崇山峻岭，从事农业耕作，本县亦不例外。他们利用溪涧之旁的田，种植水稻；山坡或无水之处，则种植番薯，培植茶树，以番薯水稻为主。
  这里山高水冷，气候干寒，地质贫瘠，多是沙泥黄土，农作物生长不易。水稻以单季居多，四月播种，九月收场，产量极低，顶好田亩产300斤，差的100多斤；一般都在150～200斤，荒年不在此例，颗粒无收的不在少数，所以有“种田得稻草”的说法。个别水利条件较好气候较暖的较平地带亦种双季水稻，但为数不多，产量低。如双华片华阳村早稻顶好的亩产120斤，差的60斤，平均亩产90斤，晚稻好的亩产200斤，差的92斤，平均亩产146斤。
  稻谷用于交租，番薯米是畲民主要食粮。番薯本是高产作物，由于劳力不足，加上肥料欠缺，无力改良品种，只有红薯、白薯和台湾秋三种。因此名为高产作物实不高产，好的园地亩产400斤番薯米，一般均在200斤左右，4担生番薯做成1担番薯米。10月之后，霜露浓重，番薯水分增多，就需要420斤生番薯才能做成100斤番薯米。
  稻子、番薯收成之后，田地任其荒废，只有极少量靠近房屋周围的肥沃田园，才种上大麦、油菜、马铃薯、豌豆之类作物。大麦一般在10月末播种，翌年三四月收成，亩产平均50多斤。小麦畏寒，而这里11月就降霜，故一般不种。浮柳片有人试种过，产量极低，亩产仅有20斤，得不偿失。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经济落后，不重视发展茶叶生产，茶叶销路呆滞，使广大茶农无所倚望，多砍伐为薪。尤其1937年至1938年间为甚，据浮柳李绍连反映，砍伐时多是大刀阔斧，一下子几千株、几万株根枝异处。他家里收成40多斤茶叶，无法出卖，只好让其霉烂，当作垃圾。
  畲族地区，经济林很少，唯有杉木、竹林苍郁终年，用于编制竹器、建筑或烧炭之用，比重不大。其他如乌药、草子可作药材，桕油、桐油等均系土特产，数量丰富。
  畲民主要生产工具有犁、耙、锄头、山锄、田刀、草耙、斧头、四齿耙、镰刀等。这些工具均系铁制，其功能与形状似汉族的，并由汉族铁匠锤打火烧而成。可以看出，畲汉两族人民在文化交流与劳动合作上是有其久远的历史。
  耕畜有水牛和黄牛两种，以水牛为多并普遍应用。
  耕畜的使用率很低，主要使用在犁田耙地之上，运输驮载方面因多羊肠小道交通阻塞关系，大受限制。人们劳动仍然是肩膀加扁担。
  畲族是一个勤劳刻苦著称的民族，男女老少无不参加劳动生产，妇女劳动能力尤其精强，田上田下事务无不勇于担当，她们把孩子捆在背上，跟男人一道上山下地，起早摸黑，毫不以孩子为累。劳动一般无甚分工，只有按劳力强弱作出适当安排。但由于守旧风盛，迷信妇女犁田插秧“影响”收成与“不雅观”的鬼话，不让妇女插手，影响了妇女劳动力的发挥。迷信的揭穿，鬼话的破产，妇女学习插秧，那是解放后的新事。
  小孩从小就劳动锻炼，五六岁就过牧羊放牛的生涯。稍长，则跟大人一道下地干活。十五六岁的孩子肩挑上百斤担子，远行一两公里的事极为普遍。老年人除指导生产外，还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生产，他们虽年迈力衰，脊梁多让苦难给压弯了，但并无示弱。解放后，干起活来，仍不失当年的敏捷与豪迈！
  由于梯田面积小又分散，花时间多，劳力消耗大，加以国民党经常抓丁拉夫，抓的抓，躲的躲，剩下多为妇女与老人，深感劳力不足，农忙难于应付。于是在春耕或秋收季节，农民之间自发展开帮工活动互相支援，不论劳力强弱，不计工资报酬，这种关系纯粹是互助性质。
  那时，尽管多么身强力壮，想图个吃饱穿暖亦非常不易。1亩水田以丰产300斤计算，除交地租150斤，牛租24斤，种子6斤外，只剩120斤，1个人一年要口粮500斤，至少得耕种四亩多田地才够养活自身，还得保证收成，生活之难可以想见。浮柳片蓝朝纱一家5口，耕种11500株田园约8.8亩，其中租种地主田地有7000株，年收成12担谷子，14担番薯米。交地租8担谷，牛租224斤，种子30斤，几占总收成量42％，因而终年劳动所得不够半年糊口。无粮户、缺粮户不可胜计。以牛埕下陶必山村计算，全村13户40人，3户口粮够吃到6月末，3户够维持到4月份，3户够吃到2月份，其余4户均无粮过冬，1人一年平均只有270斤口粮。浮柳片八斗村11户，口粮够维持到4月份的仅两户，其余皆无粮过年，每人平均只有20多斤口粮。饥饿之时，或沿街求乞，或接受雇佣，或从事烧炭伐竹等副业生产，这就是解决口粮的办法。
  畲族劳动人民在长年累月劳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何时播种收成，何时施肥除草心中有数。农事活动一般都按一年24个节气安排：
  威胁农作物的除了旱灾就是虫灾，过去，作物的病虫害很严重，种类又多，为害之甚，尤以下列诸类为最。
  水稻方面：蜉流子，以稻根为食，通常以菜油于炎热太阳光下喷洒三四次即可消灭；琉球虫，寄生叶上，以叶为食，或用木梳梳除，或用手捉；枯心虫，匿居稻秆之内，蚕食稻秆，为害甚大，不易发觉，不易消除；螟虫，发生于三月秧苗中，以拔苗除之。在双华还发现一种叫臭龟虫，1929年开始发生，威胁极为严重，一旦发生，株连全片，受害之田，亩产只剩20～25斤。
  番薯方面：以食叶的金龟子、九节虫，食番薯的臭虫、土猴等为害最大，一般只用手捉。
  风灾对作物的摧残亦相当严重，往往在水稻扬花孕穗之时，风暴突临，把到手的果实刮得一干二净，因而群众中有句谚语：“只怕风灾，不怕员差。”（员差指国民党喽罗走卒）此外，还有山猪、麂等破坏农作物。
  解放前在经济十分贫困的情况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防治是无力的，除了求神问佛、祈望保佑外，只好使用人力作局部消除，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提出“人定胜天”与自然挑战的行动口号。
  2．生产关系
  解放前本县畲族地区土地大都为地主所占有，以浮柳统计，全片畲族293户，无田无地的有223户，约达总户数76.2％强。占全片0.7％户数的地富，却拥有42％的土地。牛埕下片共有水田589.6亩，地主雷振其1户就占115亩，几达1/5，双华片260户畲族中，地富就有15户，集中在华阳、华双二村。华阳村64户中无田地的就有42户。
  无地农民为了求取糊口食粮，他们或接受低资雇佣，出卖劳动力，或被迫接受高租向地主租种田地。在这样情况下，一方面是拥有大量生产资料，并通过无奇不有的剥削手腕，逐渐积累财富的地主、富农，另方面是惨遭剥削，失去土地、无以为生，只好接受雇佣的贫雇农，阶级分化极其明显。
  地富拥有大量土地，形成地主、富农土地所有制，另外还有一部分公田与寺院占有土地。浮柳片有蓝、雷、钟、李所属公12亩；牛埕下片陶必山村有9亩公田，系钟氏所属公田。这些公田皆由族长经营，出租本族农民，按时收租，祭祀祖先。浮柳片有一寺院，拥有70.5亩水田，出租给畲民耕种，每年收取高租厚利，以供10余个和尚过寄生生活。
  兹把牛埕下解放前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统计于下，以此推想一斑。
  解放前，这里典当买卖之风极盛，土地房屋可以典当，妻子儿子也可以像商品一样典当拍卖，以救燃眉之急。浮柳片八斗村1936年有13户103人，卖子的有7人，卖妻的有5人，单蓝清箩一人就卖了3个儿子。牛埕下片陶必山村共13户，卖儿6个，卖妻5个。岗来村雷譬瑶把妻子典给浮柳片白坑村李忠见，典期5年，大洋20元，雷家无力如期赎回，只好让她在李家度过终生。浮柳片深垅村李忠粉一妻系由泰顺典当来的；白坑村李有狮将蓝阿丹的妻子典来为偏室。典妻应立证据，典当期间所生子女皆归男家。财产典当了，每年还要付一定利息，浮柳片一张契约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浮柳蓝承简把一座瓦屋典给蓝承门，典金10块大洋，既典之后，其屋任听蓝承门掌管，而承简每年给承门付利息。既已典当，又须纳息，可见剥削之重。
  典当买卖之风兴盛原因，不外乎生活压迫，如浮柳八斗蓝清箩一家9口，每天只靠半斤米煮汤度饥，上山采金银花当菜。解放前地主剥削形式有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两种，以实物地租为普遍，剥削甚重。每租一担的地（约7分地）就要交纳100斤租，土地好坏，地租有不同，最多的是由地主确定租额，合则来，不合则去，铁价不二。租谷以湿谷计算。牛埕下片雷伯前租10担谷，收成15担，肥料、种子、牛租不计在内，单还租就达收获总量77％。如果歉收，不敷还租，则以番薯米代替，1担番薯米抵1担水谷。浮柳片朝阳村蓝阿料租种地主1担谷，收成200斤，还租100斤，牛租8斤，种子4斤，劳动所余只有80余斤水谷。
  照蓝乡牛食岚片86户，每年交纳地租达70620斤之多，约占总收入1/3强；浮柳片每年租入324.43亩，1亩以150斤租计算，每年交纳地租就达48600斤，占总收成量45.2％；八斗村有13户农民，耕种62.14亩田地，其中52.7亩是租来的，每年交付地租达70多担谷子，剥削之甚，无以复加。
  除固定地租外，尚有对分制、年尾租等剥削形式。
  劳役地租并不普遍。但是农民为了租种地主田地，不得不给地主做工，租1亩地需给地主做60天工。双华片蓝青驹租来3分地为地主劳动18天，平均租1分地付出6天的劳动代价。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都是农民直接向地主租地耕种，构成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叫做“小批”。尚有一种叫“大批”的租佃方式亦在诸乡流行。所谓“大批”即地主把整批土地租给富农或富裕中农，约定租额，富农又将田地转租给贫雇农，从中赚取经手利。地主之所以这样经营土地，一则不论荒年歉收，都可以向富农领取一粒不短的田租，十拿九稳；二则整付整收，手续简便。大批也好，小批也好，对农民来说都是繁重的经济榨取。
  寺院与畲民结成剥削被剥削关系中，租额尤高，1亩平均300斤左右。浮柳片蓝升加租种寺院3.74亩地，每年纳租达1080斤谷子，占总收入72％。
  地主对出租的田地享有予夺之权。浮柳片李学垒租种高家公田3亩，因拖欠400斤租谷，田地便被抽回给别人耕种。因此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和刁难，农民每年都得给地主预付“洽耕银”作定。农民亦有过佃情况。兹摘录清光绪十一年公元经年十二月一张契约，以供参考。
  ……蓝阿布原有（由）父手承来夏宅公田一所，坐落在坊浮柳洋桥期外安着，应分布边耕种。所因例（历）年租历（理）不清，归将（过去）更少来租五百余斤，本冬（光绪十一年）又少来租二百五十斤，新旧年计共八百斤，为因夏边其田要召别佃耕种。布边自思不能了（料）理，已向与房兄次儿边杞商，备银与我赔租，其田许尔过批耕种。如有弟布边有（朝）有钱之日，备还赔租五十八斤、重洋番陆元正，其田仍归弟布边。兄边还愿约字文，还弟耕种，两相不得异言等情……
  据浮柳片蓝朝纱反映，民国前非但公田如是，私田亦然。
  借贷相当普遍，有借粮、借钱两种，都向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借来，尤以地主、富农为最。借贷都以契约之类抵押。放贷时间多在青黄不接，即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付还，期限虽短，利息却高。
  借谷：青黄不按时向地主借来谷子50斤，秋收还谷1担，利息100％。如果年底不清，明年还两担，后年就要4担，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大农民越无力还，就越贫困。一般都是当年逼清，如果不清，则把抵押品廉价折算。牛埕下片雷家约就是因无力付还欠债，经常躲避不敢在家，结果棕衣、锅子都被债主拿走，情形实在悲惨。浮柳片李学垒向富裕中农借谷50斤，拖欠3年，1亩抵押水田被抵算掉。
  借钱：利息高，一般以月利二分计算，利上加利。正月借10元，二月还12元，三月就以12元计算利息。一般为期一年。浮柳片蓝厝里蓝升兴的祖父蓝元汤，民国初年向桐山地主黄茂森借钱5元，如期无力付还，辗转数年，这笔债到他父亲手上，最后又转嫁到他手上。解放前夕，债主还登门逼债，说有50担谷款未清。祖孙三代协力还债而不清，高利贷之毒，甚于蛇蝎。
  实物代役租：就是向地主借谷或钱，然后到地主家里去做工，按工资折算清还。这种一般是劳动力强，受雇于农忙季节。农民往往忙于债主工役而误了农时，遗害极深。浮柳李绍连父亲，曾向富农雷孝文借谷1担，以每天10多小时工作时赚得4斤番薯米折还，总共做了20多天的工役。
  青苗钱：就是在谷物快登场时，地主或私商把谷折成时价之半发放，秋收收回1担谷子。
  此外，还有借谷还钱，青黄不接时谷价高昂，富农趁机把谷子折成时价抛出，九月收回原本，利息25％。
  解放前告贷之户相当普遍，牛埕下片有111户受过高利贷剥削，占总户数78％弱；照蓝乡牛食岚片每年还高利贷谷子就达31300斤，约占总收入1/4；双华片华阳村64户，有12户借债，因无力如期偿还，共有22亩土地被折算掉。
  高利贷的盘剥，高额地租的压迫与国民党的勒索，使广大畲民倾家荡产，挨饿受冻。牛食岚片共86户，有4户（6人）沦为乞丐，有15户（25人）无棉被过冬。罗唇乡1014户，无粮过冬达126户，无棉被99户，讨饭吃15户，当长工24户。牛埕下片陶必山村13户（40人），其中讨饭6人，饿死17人，流亡5户（5人）。浮柳八斗村13户（103人），到解放前夕剩下10户（35人），不是饿死，就是被抓去当兵。全村讨饭13人，饿死10人，求乞死于异乡4人，抓去当兵7人，食毒鱼自杀3人。双华片263户，在民国三十至三十七年（1941—1948年）之间，讨饭18人，卖地25户，当长工54人，稻草当棉被188户，当壮丁失踪36人。倾家荡产的何止于此？但这些已够说明反动派迫害之甚，畲民受苦之深！
  在饥饿受冻走投无路之时，只好投靠地富出卖劳动力，接受雇佣，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雇佣形式有两种：一曰长工，一曰短工。一般是被地主、富农与部分富裕中农雇佣的。
  短工非常普遍。短工是以日计资，工资低微，都在农忙时受雇。民国三十年（1941年）饥荒年景，每天只给两斤番薯米，一般年景一天也只有5～6两米，吃一餐中饭。假如是自动找上门来，工资则更少。被中农雇佣工资较高，但机会少。替地主做工还得限额完成，稍不如意，就百般刁难。
  雇长工大多以工计算，小部分以年计资。做杂工有规定数量，如一天舂米200斤，积肥8担，砍柴480斤，不能完成规定额就要扣资。生病就要回家，不给工资。农忙季节，加班加点，地主家红白喜事，帮工打杂等都不给加工资。年终结账，谷价大增。钟昌清全年工资仅够买两担粮，因而，那年他只赚1套粗布衣。1943年他转给牛埕下地主雷振琪当长工，为时6年。第一年工资350元（折谷7担），每年规定300天，年终货币贬值，结算起来，每天工资不能买一两肉。
  以年计资的长工比较少。浮柳片朝阳村雷阿料，替本片地主做长工，约定工资24元（约6担谷），劳动天数不受限制，可长可短。耕田6亩，一年消磨在田间的就达220天，其余时间，则为主人砍柴、舂米、打杂，虽然约定劳动时间可缩短，实际上天天忙碌。
  解放前，长工、短工都极普遍。牛埕下全片有120户给人雇工，占总户数72％，雇工所受剥削量达70％以上。
  （二）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情况
  手工业是紧密结合着农业，利用农闲季节进行，没有专业工人。百年前，这里畲民尚不懂编织竹器，只是把原料出卖，后意识到这样做无利可图，就跟汉人学习。仅牛埕下片做竹器的工人就达38人之多。缝纫的技艺都是学自本族技师，一个师傅规定带领一个学徒，6年之内不给工资。那时，缝衣匠有掌班制度。解放前，浮柳全片衣匠16人，以技艺超群者充任师傅，负责对外联系工作，分配工作项目，并按技术高下把全班工人分成等级，以此定工资。师傅亦参与劳动，并在劳动中给予技术指导。此外，又有烧木炭、理发、木匠等，亦属半工半农，没有什么组织形式。
  兹统计浮柳、牛埕下、双华三片手工业种类及人数于下表：
  五、解放后畲族地区经济
  （略）
  六、社会组织与物质生活
  畲族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同一血缘的同姓家庭，通常聚居一起。同一近祖的若干家，组成房，而祭祖等事宜就是按房为单位轮流负责。女子婚后跟丈夫住，生的孩子也从父姓；独女可以招赘，所生的子女，长子从父姓，次子也有从母姓。母系社会的残余仍很浓厚，集中表现在舅父权力很大，不但分家由他主持，外甥的婚嫁，也需征得他的同意。
  畲族血缘住居的原则极其明显。牛埕下片绝大多数都姓雷；陶必山是钟姓的自然村，浮柳片的蓝厝里全属蓝姓；深垅全属李姓；往里全属钟姓。各姓都有祠堂组织，有族长，族长由年高望重、能说会道的担任。下设理事若干，系公众推举产生，负责经营公众财产，主持祭祀事务，解决内部纠纷。而充任族长的，一般都是“名门望族”，至少也是小康之家。汝南《蓝氏宗谱》记云：“景昌兄……有千济之才，具从容之度……朝夕勤营，聿成家计，间乃完弟婚、葬父母，手置田宅。……乡族中凡有巨细公务，靡不玉成其事，如建本村神宇，辑合族谱书，兄亦与有功焉！……女一适名门右族……”（《景昌兄传》）
  又云：“英姿卓荦，气度雍容，莫若浮柳洋蓝君之卓越恒流也。居名承祖，官章胜云：生平裕，干济之才，凡乡族闾里中有睚眦起衅，欲兴鼠角雀牙者，兄剖析之，调停之。法语巽言，人钦其论。……当咸丰辛酉，金钱猖獗，人心汹汹，兄乃团壮丁，联里甲，一乡譬固，鸡犬无惊。秦统帅歼除会匪，论功进赏，授加六品军功。论君之齿未臻强仕之年者，考之业已倾中外之望也！”（《承祖公传》）
  族长职责，除“玉成”公务，“建本村神宇，辑合族谱书”之外，还剖析里中的“睚眦起衅”，还“团壮丁，联里甲”。有些族长拥有地主武装，与官府有瓜葛。
  家庭中的父亲，对内是一家之长，发号施令，掌管家内一切事务，对外则全权代表全家，参与社会活动。妇女非但无财产继承权，连讲话的余地都没有。家内财产，由男子承继，长子例可享多分财产权，先抽1/10或1/20给长子，这叫做“抽长田”，据说以作接待来往客人之用，其余则与诸弟平分。过去和现在大家庭的迹象都不多见。
  勤劳俭朴、“务本力农”是畲族人民传统的美德，男女老少无不参加劳动，妇女劳力，一般都很精强，除奔跑于上山下地之外，还纺芋织布，从事副业。一年收芋三季，分别在5、7、9三月，妇女就把加工的芋麻收存起来，待农闲或雨天纺织。织成品有麻线、夏衫、布袋、蚊帐、围身裙、裙带等。所织的围身裙带，古朴美观，上有图案与简易文字，表现了畲族妇女的聪敏与智慧。
  畲民的服饰，男人受汉族影响深，已全部汉化；妇女头饰尚保留些本民族特色，有的妇女衣着亦与汉族相同。
  过去，畲族妇女的服饰相当讲究，由专门衣匠缝制，衣服一般呈黑色，向右开襟。衣领与袖管，都绣有花边，胸前偏右，绣有一朵碗大图案，有百鸟朝凤，有草木花卉，富有本民族的色彩与风格。胸前偏上方，缀有两粒红绒球，中间镶嵌各色料珠，闪闪发亮，异常美观。若是用于婚嫁之服装，其质量更是讲究，一般是绸衣，灰绸或红绸裙子。鞋呈黑色，布底、单鼻、秃头、阔口，两侧与前头均有绣花。
  妇女发饰亦因婚否而有不同。已婚妇女通常梳一扁圆髻，紧贴脑后，罩以黑色髻网，插银簪若干。若髻上扎有白芋麻线，则表示死了公婆，为父母戴孝的一种标志。丈夫与妻子平等，故妻子不必为丈夫挂孝。
  未婚少女，梳一条辫子，从前顶斜围脑后，一束红色或红绿色芋麻线，斜扎脑顶与辫子平行。
  女子出嫁时的发饰与前述两种又有不同，通常是把头发扭成一束，高高堆在头顶，结成髻，冠以尖形布帽，形似半截牛角，上贴有一片短形银牌，轻薄似纸，顶端缀有银饰器与各色料珠，下垂前额，遮向面部，三把银质头花插在前顶，围成环状，头花下沿，系有不少料珠、银片、银铸之类装品，垂向眼前，摇来晃去，颇为美观。
  男人婚饰比较简单，头戴红顶首帽，身着黑绸长衫，外套龙凤马褂，脚穿黑色布鞋，阔口、秃头、双鼻、布底。
  妇女结婚穿的裙子，平时绝对忌穿，留待死时穿用。妇女平时多穿粗布衣衫，一件新衣非做客、进城绝不穿用，一到家又马上更换，故能保持常新。浮柳片蓝美莲有件母亲留下的衣服，于今20多年了，但色泽之鲜艳，质地之良好，一似从前，这是畲族劳动妇女的俭朴美德。
  畲民住屋，多是平房、瓦顶，有厅堂、边房，两层的较少。厨房一般不设烟囱。一座房屋的建成，往往需要三五年时间，先搭个架子，然后盖以瓦片，围以四壁，铺以地板，逐步完成。
  七、生活习俗
  汝南《蓝氏宗谱》云：“畲民……男耕女织，恪守法纪，其风俗近古。”据说，畲民的风俗由于长期与汉族不断的交往接触，才接受一部分汉族先进文化，改变了固有风俗。
  （一）婚嫁
  畲族仍保留着氏族社会残留的外婚制，同姓不婚，畲汉少婚的保守局面继续存在。
  过去，青年男女的婚姻皆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不能做主。由于婚姻是一种商品性的买卖行为，结婚十分不易，除铁定的聘金100元或50元一分不少地支付外，繁缛的礼节也够人头昏脑胀，应接不暇。青年男子因结婚而负一身债的不在少数。
  男女经媒婆撮合，卜卦测定，父母同意，才订婚，才结婚。
  订婚时，男方给女方送礼，有猪肉80斤，面20斤，布12尺，饼50斤，鸡1只，戒指2粒，耳环1对，头花3朵，盘担1挑（内有鸡、酒、面若干）。此外又有手巾、黑纱、蜡烛等。女方则回以糯米糌粑20斤，布衫2件，毛巾1条，袜1双。
  择吉日时，男方又送饼20斤，猪肉10余斤，耳环1对，龙凤帖1对，此外又筹备一席酒菜，宴请媒婆。女方则回以红粕1两，糖半斤，饼5斤，年糕、面、万年青、红豆、花生、葱等若干。
  结婚前一天，男方再送猪脚50～60斤、红纸包3包：梳头包、感谢包、舅父包；女方回以铺床包、下轿包。
  花轿未出，陪嫁先行。陪嫁有衣裳10余套，皮箱1只，面盆1只，面盆架1个，桌2张，衣柜1架，被1床，蚊帐1顶，绣花鞋1双。舅父赠的锡茶壶、酒瓶各1个，羊1只。陪嫁多寡，以聘礼之厚薄为定。
  出阁凌晨，花轿至女家迎娶，新娘大吵大闹，不愿出嫁，亲戚婶嫂替她梳妆，也不肯顺从，遇见姑母，就对姑母哭诉衷曲，遇见舅父，就扑在舅父怀里号啕大哭，边拥抱舅父，边哭边歌：“舅呀舅，你杀鸡来又请酒，我无以报答你，真真无人情呀！”舅父亦细语抚慰：“甥女呀，你爹生女真无用，长大要嫁别人家……”
  吵闹到力乏了，才肯梳妆。当姑母替她梳头时，她又以哭当歌道：“姑母呀，梳头要梳圆，梳扁不好看呀！”当舅父把她扶出厅堂分饭时，又得哭一场，然后，才含口饭喷些饭粒在兄弟衣襟上。唱道：
  一颗给你当钱宝，一颗给你藏谷仓，
  春来播种一把谷，秋来收成万颗粮。
  分罢饭，由姑母戴好头花，带上红鸡蛋、炒米。上轿后，花轿在大厅两进两退之后才出门。临出门时，女家则把一碗茶叶拌米，洒向轿顶，祝福一路平安！
  花轿过桥，都得停下，待新娘向“桥神”扔下一粒红鸡蛋，才又前进。
  轿至男家，停在大厅。姑母出来，托两杯茶向轿内一晃，新娘起立，递上红纸包，把花生、炒米撒满地，让周围小孩争抢。新娘向祖宗三鞠躬之后，婚礼宣告完毕，新娘进入洞房。畲民婚礼，没有拜堂，恭敬祖宗只用敬礼，不可下跪，相传她们始祖母是高辛皇帝之公主。新郎远远望见花轿，就要躲避起来，怕“犯冲”，直到婚礼结束，才敢出头露面。因此，结婚仪式，实际上是新娘一人在演独角戏。
  晚上，新娘陪同十男喝喜酒，席间新娘高居大位，新娘倾注第一盏酒。饮酒开始，十男和声同唱：
  一劝酒，到万千，女扬挂斗出朝天，
  举子出在明月下，洞房花烛满堂前。
  二劝酒，事周全，奉劝上位大小官，
  新郎身穿康熙褂，礼乐诗书讲团圆。
  三劝酒，食未多，前门姜女唱笙歌，
  头戴金盔青顶帽，身穿青褂绣龙袍。
  四劝酒，五支花，龙楼凤阁起凤娥，
  仁义礼智长久远，国恩嘉庆保荣华。
  五劝酒，众人醉，桌上一班讲诗对，
  畅意之时齐要讲，古文经义齐讲来。
  十男酒席在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中结束后，立即把酒桌的蜡烛扶到洞房，闹房开始了。新娘藏妥红鸡蛋后旋即出门，十男一拥而入，围坐床上，分吃5碗干点：花生、蚕豆、饼干、豌豆、大豆。吃罢，新娘提壶进内，向十男倾倒糖水，十男抢饮，唱曰：
  糖交蜜，蜜交糖，新娘交新郎，
  荣华交富贵，富贵天地长。
  糖过去，蜜过来，七子八婿郭子仪，
  九世同居张公义，满堂儿孙笑微微（咪咪）。
  饮罢，十男各掏腰包，赠予新娘，以谢厚意盛情。接着，十男分头在床上搜索红鸡蛋与红纸包，边找边唱：
  把被翻过去，新娘生子好读书；
  把被翻过来，新娘生子中秀才。
  翻来覆去，直到找着为止。红纸包既已拿到，红鸡蛋又已下肚，兴意益发浓烈，引吭高歌，有对唱、有独吟，直至夜深人静，才乘兴归去。
  这种婚姻形式是最普遍的一种。此外，有“姑换嫂”，就是以亲妹跟对方换取妻子。有“对婚制”，即多男子之家以男子与多女子之家互相换取，一方受女为媳，一方得男为赘。有“服务婚”，男子至女家做工，以工资报酬，抵算聘金谓之。有童养媳。招赘情况不很多，一般招赘，都因家无后嗣，欲以亲生女儿招赘，继承家产、养老送终。所生子女，两家对分，长子从父姓，次子从母姓。婚后倘有他故，不愿在女家过活，允许出走，出走前需付一笔双老赡养金。有嗣之家，有时也招赘，多因男子年少，欲以招赘担负田间劳动，女婿劳动所得与女家平分秋色。一般是何时招赘，何时完亲。倘女方年少，则可例外，女婿就在女家劳动，日后双方情意不合，可以分离。若由女方提出，男方就可领走劳动期间的报酬；若是男方主动提出，则离开时分文皆无。
  寡妇再嫁，遭到亲房叔伯百般刁难，除陪嫁外，一概不许带走。婴孩带去抚养，成年回家，延接香火。只准后门出，不许大门走；只许夜间走，不准白天走。小叔往往有娶嫂的优先权。据了解，浮柳的情形例外，寡妇行动自由，亲房无权干涉。入赘的多，出嫁的多。
  离婚手续简便，一纸离婚书即可离婚，离婚时，男方可向女方索回聘金。
  （二）丧葬
  解放前，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请巫师“驱鬼”治病十分普遍，名曰“做王”。“做王”有“做大王”或“做小王”，皆由巫师决定。“小王”程序简单，只要一碗饭，一盘菜，燃几炷香，化几张纸箔就算了事。“做大王”须由巫师主持，首先在病房内排几碗菜、一碗饭，点香，化纸钱，其后念经，舞动法宝，吹响法螺，指手画脚，作恫吓状，驱逐鬼魔。说这样才能把三魂七魄索回，归还病人。
  死了人，向土地买水，替死人洗涤，穿上盛装，抬到后厅停放，等时辰入殓。死人手执桃枝与粽子——草木灰为馅，竹叶为壳。桃枝以驱赶拦路狗，粽子喂狗，起“调虎离山”（实际是“调狗离道”）作用。
  发丧之晚，请巫师念经，设灵台，化纸钱；并告晓亲朋好友，前来凭吊。
  棺材极为粗陋。一般是当天发葬，两三年后清明或冬至之日，破土取骨藏诸瓮内，葬入墓洞或是山坡窟窿之中。
  人们对墓地的选择极为重视。据说，得福地，则福荫子孙，人财两旺；得坏地，则家破人亡，祸延后世。当然这是迷信。因此墓地多请地理先生选择，然后择吉破土。入葬前，置蜡炬于墓内，观火焰曲直，测定风水好歹。埋葬时，巫师高立墓顶，手拿麦粒、谷粒，念念有词，撒向墓坪，让子孙踊跃捡之，带回家藏诸谷仓。临回家时，需把墓内蜡炬接引回家。埋葬归来，儿孙身围红布，沿途吹吹打打。
  居父母丧，头年不做粽，1周内不刷锅，120天内不理发。子孙戴孝3年，100天内不可以结婚，越超百天，需待3年之后才可结婚。
  （三）节日
  畲族人民笃信鬼神，逢年过节备办各色菜肴飨祭历代先祖，纵使家境极其清寒之户，也要设法几盘，以示虔诚。一年四季祭祖活动有：
  正月初一日，家家贴红，人人穿新，亲友相遇，互为祝贺，备办三牲厚礼祭祖。
  三月初三日，祭墓，有公田之宗族，尚可在祭罢痛饱一餐。
  五月初五日，家家喷雄黄酒，户户钉青艾叶，除魔清邪，福佑平安，备办粽果、米粉及酒菜恭祭先代祖宗。
  七月十五日，以糌粑等莱肴、果品祭祀历代先祖。
  十二月十五日，是最末一次也是规模最大一次祖祭，备办鱼、肉、鸡、鸭、糖果等，或6盘或8盘或12盘，偶数为佳，一般都陈列祠堂内进行祖祭。
  由于知识的贫乏，生活的贫困，对自然界现象无能为力，所以把人文的繁茂和谷物的丰稔，一股脑儿地祈望于神明。于是乎一年四季除了繁琐的祭祖之外，又出现了许多名目的“福日”。
  二月初二日，为“地主爷福”，祭土地诸神，保佑全乡平安。
  五月初四日，为“保苗福”，五谷丰登，田园大熟全寄托在此福身上，祭礼既丰厚，气氛又热闹，其他福日倘若因故可以疏忽，此福却不容粗心大意。
  六月初六日，为“杨府爷”福日，保佑四季平安。
  十二月二十四日，谓“完满福”，欢庆一年丰收，四季平安，答谢诸神协力庇佑。
  做福有“福祉”，各房轮流，各家负责。有公田之族，牲礼则由公田收入开支，无公田之族，则按口募捐。祭罢，又是一顿丰餐。
  （四）生育
  婴儿出生前数月，请临水奶娘菩萨保佑生产平安。出生后卜卦算命，命中若有带“煞”，则必“过关”消除。巫师主持过关之礼仪，挂神象，排法宝，念咒语，请菩萨，舞铃刀，吹法螺，指手画脚，煞有介事。过了关才能除病消难平安长大。经济宽裕者，则在婴儿出生时就过青童关。1岁至16岁均可过关。
  （五）禁忌
  不学理发，不抬轿子，不吹喇叭，不当乞丐，不做民夫。男女18岁不结婚。不吃狗肉。
  畲族人民过去有许多禁忌，据说是祖先神圣的托付，不可违背。《高皇歌》亦有记述：“摇磨撞铁都无分，山客不要派民夫。”“山客扛轿理不该。”
  虽有如许禁忌，奈因年远世湮，播迁靡定，加上生活所迫，有些禁忌被废除。
  （六）山歌
  畲族是一个热爱唱歌的民族，男女都是歌手，肚子里蓄藏有成千上万的山歌。劳动时唱歌，婚礼上唱歌，心旷神怡时唱歌。唱歌是他们生命活跃的表现，也是一种兴味极浓的娱乐。为了唱歌，可以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他们用歌声传出生活的抑郁和光明的希望！步入畲族地区盈耳而闻的是歌声：清亮、悠扬，闻着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山歌一般没有歌本，只是口口相传，歌词都七字一句，四句一首。有追怀祖先英勇平番的业绩，如《高皇歌》，有歌颂古英雄志士的“古人名”，有即兴性质的“十条鞭”、“顺口编”。在《高皇歌》中，他们这样追怀祖先的英勇：
  番王酒醉在高楼，身盖金被银蛇头，
  文武百官无随后，龙期咬断番王头，
  口含王头过海河，番贼个个无奈何，
  枪刀好似春林笋，番边贼仔闹吵吵。
  解放前，畲族人民在国民党、地富、高利贷三位一体的盘剥下，遭遇着空前的灾难。他们以歌声传达生活重荷下的痛苦并进行血泪的控诉。
  在一首“顺口编”中，充满畲民痛苦的呻吟：
  蒋贼统治理不该，山客离散遭残害，
  蜡烛点火斜斜倒，夜间火笼当棉被。
  解放后，拨云雾，见天日，畲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当家做主。他们压抑不住内心炽热情感，放声高歌伟大的党和恩人毛主席：
  太阳上山红圆圆，红红圆圆照门前，
  中国有了共产党，山客生活大改变。
  太阳出来东方红，人民领袖毛泽东，
  领导畲民大生产，人人富裕不愁穷。
  八、文教卫生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剥夺了畲族人民受教育权利，使他们在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浮柳片1000多人，而正式上过学校的仅有1人；以牛埕下片1958年7月统计材料看，全片文盲、半文盲的尚有241人，占全片总人数39.9％，解放前的文盲数可想而知。过去畲族地区没有学校，念书要跑七八里、10余里之远，极不方便。
  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先后在畲族地区创办了14所学校，学生达652人之多。其中有27人被保送到福安民族中学学习，有5人在福鼎县中学学习。
  今年1月，福鼎县第一所畲族人民文化站在双华片建成，工作人员1人，除放映幻灯，借阅图书，还定期刊出黑板报，登载有时事、山歌，颇受群众欢迎。
  本县畲族民间文艺组织有鼓吹班，畲民遇红白喜事，则请他们吹奏。此外民间还流传一种武术——打柴棒（有单打、有对打），一般只在老一辈中流传。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不顾畲民的疾痛，对畲族地区卫生工作采取漠视冷淡态度，医生从不跋涉到畲族地区，人民患病只好求神问佛。加上畲族多居深山高岭，气候恶劣，疾病蔓延快，死亡率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天花猖獗，夺去不少生命，浮柳片蓝厝里33户死于天花的就有18人之多；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痢疾流行，双华片华阳村64户，三四天内就死了6人；同年霍乱又起，该村又死6人。此外，又有疟疾、麻疹、鼠疫等流行病直接威胁着畲族人民生命的安全。
  解放后，由于党对畲族地区卫生重视，政府还不断派遣医疗队到畲族地区巡回医疗，使畲族地区的卫生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福建霞浦县畲族情况调查（摘录）
  调查整理：雷恒春（畲族） 施联朱 陈佳荣 顾海
  白滨 王非 蓝清凤（畲族）等
  一、概况
  霞浦县共有66057户，人口244485人，其中男140927人，女103558人（1958年人口普查数字）。畲族有25084人（系按1953年人口普查时全县总人口为212154人中，畲族21764人占10.25％的比例推算而得）。除海岛外，散居在全县12个乡中，而以西部与中部居住比较集中，南部较少，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平原与沿海较少。霞浦县的畲族是从其他地区迁来的。
  根据老人们传说及族谱中记载：畲族迁来霞浦居住约有150～300年之久。当他们迁来时，汉族地主、富农及小土地私有者已基本占有了全县土地，汉族农民也基本都在平原的田地上耕种，只有一些有主的山上尚有荒地可垦。所以后来迁入的畲族大部分居住在山区与半山区，他们将水源较充分地区垦辟成梯田，并利用山地种植茶、竹及各种经济林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