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宗旨，在于复兴儒学。在这一点上，两人并无异致，然在如何复兴儒学的方法、理路上却有很大的分歧：韩愈以孔子之道为准则，排斥一切，以维护儒家圣贤一脉相传的“道统”。在形式上他似乎捍卫了儒家思想的纯洁性，但他没有根据社会需要的发展而发展儒学，实际上是窒息了儒学。韩愈激烈排斥佛教，主要仍着眼于伦常、费财、夷狄、伤风败俗等老问题，而于佛道思辨哲学几乎未触及。即没有从“本然之全体”上批判佛、道。苏子由评论说：“愈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①不知形而上的哲学理论问题，这便是韩愈的儒学之所以不能与佛教相抗衡的症结所在。 柳宗元以孔子之道为准绳，采取有容乃大、吐纳百家的开放方法。他认为儒、佛是可通同、可调和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②这个“合”，是指佛、儒相通之处，这在柳宗元看来，是属于“伸所长”的范围，而佛教的“迹”，是他所黜的“奇袤”。于是，他批评韩愈由于不入佛，而不能区别佛教的“迹”与内容，“外”与“中”之弊。 宋明理学家在总结以往儒释论争的经验教训时，深感韩愈封闭的、简单的方法之弊，而采取了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方法。他们均沿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走出入佛、道的和合途径。 韩、柳都讲“道”，然而韩、柳“道”的内涵和侧重点是不同的。韩愈强调《大学》中的道德修养方法。以“正心诚意”来与佛、老相抗衡，而不讲“致知格物”，即不及形而上的哲学问题，被朱熹批评为“不探其端，而骤语其次，亦未免于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病矣”。③可谓击中要害。柳宗元与韩愈的分歧便在于此。柳宗元哲学逻辑结构的核心范畴是“道”。“道”既是自然现象亦是社会现象的概括和抽象。“道”不离“器”，“道”以物为准，依物而存，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道”。“人道”的旨趣在于“利人”、“备事”。而不讲“天”与“神”。所谓“天道”，就是指自然及其规律。如果“道德”是就“人道”而言，则“阴阳”是就“天道”说的。“天道”的具体内容便是“阴阳之气”或称“元气”。 柳宗元的哲学逻辑结构是： 道 天道 人道 阳阴仁义 “道”。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通而为一的道学体系，开宋明理学之端绪。 两宋理学家讲道、行道，被认为是重要课题。道学盛于宋，而实萌于韩、柳。然而，韩愈比较偏重伦理道德，而柳宗元合天地自然和社会伦理为一的道学思想体系，对理学家构筑融自然、社会、人类为一的思想体系，影响更深远。 如果说韩愈在建立“道”的学说中，注重《大学》，李翱强调《中庸》，对宋明理学家有很大的影响的话，那么，柳宗元重视《周易》，在他的文章中，对《周易》思想顺手拈来，非常贴切而言，对宋明理学家亦有重要影响。理学家讲《易》著《易》，易学逻辑结构几乎是他们思想体系的圭臬。 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论争的一种表现形式。韩愈与柳宗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讨论了“天人”关系问题。柳宗元针对韩愈的“天”能赏善罚恶说，明确指出：天地、元气、阴阳如同果蓏、痈痔、草木，都是没有意志，不知报、怒，不会赏、罚的自然物。人事的功、祸与上天无关，是人自己造成的，“非天预乎人也”。这六个字是柳宗元对刘禹锡《天论》三篇的概括。当时刘禹锡鉴于柳宗元《天说》是“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①。把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发展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思辨关系。宋明理学家很重视天人关系的问题，并围绕天人关系而扩展为理与气、太极与阴阳、道与器、心与物等问题，使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理学家一方面否定了韩愈天是能赏善罚恶的主宰之天。以“天”为宇宙或自然界，而与柳宗元相通。另一方面，理学家否定了韩愈人为天地之“疣赘”的观点。在韩愈的“天人关系”中，天是主宰，人是天的奴仆，完全否定了人的能动作用。理学家把“人”从“天”的奴役下解脱出来，赋予人以应有的地位，并以人为中心，说明天人关系，而与柳、刘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相接近。 柳宗元在提出天人“不相予”的同时，亦提出了“元气自动”论。他认为，渺茫宇宙的本始，昼夜明暗的交替，天地万物的造始、发展，都是元气的运动变化，天地万物是“元气”的表现形式。 韩愈和柳宗元的学说，对后来宋明理学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韩愈着重在纲常和道统论方面，那么柳宗元着重在“统合儒释”的思维路径上，以及天人关系、“元气自动”论方面，实开宋明理学学说之先河。柳宗元入佛、道而出佛、道，企图建立一个能融会“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原望，由于宋明理学的转生而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