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淳（1159—1223），字安卿，号北溪，漳州龙溪（地在今福建省漳州市）人，早年在乡村从事童蒙教育活动。师从龙溪林宗臣（字实夫，1133—1189年）。林宗臣是乾道二年（1166）进士，是名儒高登的门人，“受业高东溪登之门，官至主簿。一见陈安卿淳，心异之，谓曰‘子所习科举耳，圣贤大业则不在是。’因授以朱文公所编《近思录》。安卿卒为儒宗，实夫启之也”①。据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自述，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他说： 某穷乡晚生，愚鲁迟钝，居于僻左，无明师良友，不蚤闻儒先君子 之名。自儿童执卷，而世儒俗学已蛊其中，穷年兀兀，初不识圣贤门户 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录》读之，始知有濂 溪、有明道、有伊川为近世大儒，而于今有先生，然犹未详也。自是稍 稍访寻其书，间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语孟精义》《河南遗书》，及 《文集》《易传》《通书》，与夫先生所著定《语》《孟》《中庸》《大学》 《太极》《西铭》等传，吟哦讽诵，反诸身验诸心，于是始慨然敬叹。② 绍熙元年（1190）四月朱子至漳州任知州，给久读其书而向往已久的陈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师从机会。然而，一直到十一月在陈淳打消了“先生，郡侯也；某，郡之一贱氓也。贵贱之分有等”的顾虑之后，在“见贤者之心，油然动于中，终有不容遏”的驱使之下，方以“旧日自警之章为贽”。朱子接到陈淳的求见信，次日就在郡斋接见他，从而使陈淳“十年愿见而不可得”的夙愿，成为“今乃得亲睹仪形于州闾之近”的现实。① 《朱子语类》详细记有陈淳初次问学的情形： 淳冬至以书及自警诗为贽见。翌日入郡斋，问功夫大要。……先生 缕缕言曰：“凡看道理，须要穷个根源来处。如为人父，如何便止于慈？ 为人子，如何便止于孝？为人君，为人臣，如何便止于仁，止于敬？如 论孝，须穷个孝根原来处；论慈，须穷个慈根原来处。仁敬亦然。凡道 理皆从根原处来穷究，方见得确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践履便了。多见士 人有谨守资质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讲论义理，便偏执己见，自立一般 门户，移转不得，又大可虑。道理要见得真，须是表里首末，极其透 彻，无有不尽；真见得是如此，决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窥见一班 半点，便以为是。”② 关于穷究根原的教导，对陈淳影响很大。从此，他开始注重义理的辨析，以穷究根原做为上达的工夫。为此，他还撰写了《孝根原》《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事物根原》等文。朱子对陈淳极为赞赏，“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淳善问”③。离漳州任后，陈淳还不断地向朱子书信请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中有《答陈安卿》书信六通，书二、书三甚至长达万言。《北溪大全集》卷六至八有陈淳向朱子请益的“问目”三十六通，内容涉及朱子理学的诸多方面。 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陈淳与其岳父李唐咨一同来到考亭。这是漳州阔别十年之后的第二次面向朱子问学。当时，朱子已犯病在床，故朱子每在病床上指点陈淳的学问。陈淳自记这一过程说： 十一月中浣到先生之居，即拜见于书楼下之阁内，甚觉体貌大减， 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声音则如故也。晚过竹林精舍止宿，与宜 春胡叔器、临川黄毅然二友会。而先生日常寝疾十剧九瘥，每入卧内听 教，而谆谆警策，无非直指病痛所在，以为所欠者下学，惟当专致其下 学之功而已。① 这便是《宋史·陈淳传》所说的“时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②的文献来源。 陈淳前后两次从师虽然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朱子教之“以穷究根原做为上达的工夫”，第二次授其以“下学工夫”，对其思想形成与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就在陈淳与其岳父抵达考亭的当天晚上，陈淳又到朱子的卧房内，向朱子表示：“适间蒙先生痛切之诲，退而思之，大要‘下学而上达’。”朱子教导他说：“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③“事事理会”，这是下学的工夫，也是上达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上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朱子对此时“所阙者下学之功”的陈淳一再强调下学之功，就是为了“将来”他能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即所谓上达之功。 陈淳对“下学”的理解，最主要的就是致知与力行。“所谓致知，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格；所谓力行，亦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周。要如颜子之博约，毋遽求颜子之卓尔；要如曾子之所以为贯，毋遽求曾子之所以为一”。④这一见解，伴随着陈淳的终身，他在晚年严陵讲学中，将此说写进《用功节目》中，向其后学广泛传播。其中，最能完整而简捷地表达这一思想的是《与姚安道》书中所说的： 圣门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释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说，欺愚惑众。须从下学，方可上达，格物致知，然后动容周旋无阻。陆学厌繁就简，忽 下趋高，阴窃释氏之旨，阳托圣人之传，最是大病。① 陈淳的两次问学皆有记录，漳州所学名为《郡斋录》，考亭所学称《竹林精舍录》，但原文今均不存。《北溪大全集》中仅有《郡斋录后序》《竹林精舍录后序》两篇序文。《朱子语类姓氏》录其庚戌（1190）、己未（1199）所闻，分别为绍熙元年（1190）在漳州、庆元五年（1199）在考亭两次从学时所录，其原始文献应即出自《郡斋录》和《竹林精舍录》。 陈淳早年在漳州从事乡村塾师之业，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故其时他在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朱子在其赴考亭二次问学时，劝说“安卿更须出来行一遭。村里坐，不觉坏了人”②。朱子逝世后，为继承和弘扬师说，也为了经历先师所说的“要都经历一过”的游学和讲学实践，陈淳开始了从训童到向成人讲学的变化，在漳州、莆田、仙游等地，以及江浙一带从事讲学，广招门徒。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严陵讲学。 嘉定十年（1217）五月，陈淳至临安应试，应同出朱门的学友赵师恕（季仁）等人之邀，在书院讲学近三个月。同年八月应知严陵府郑之悌等人之邀，于郡庠讲学约两个月。 陈淳的严陵之行，面对的是在“庆元党禁”之后，朱子学备受打击和摧残，两浙的学术空间弥漫着陆九渊的学说，而朱子的学说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严峻现实。陈淳将此描述为“大抵世上一派禅学年来颇旺于江浙间，士大夫之有志者多堕其中，而严（陵）尤甚”③。“江西禅学一派，苗脉颇张旺于此山峡之间，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而不复致道问学一段工夫，以求理气之实。”④为传播朱子学，陈淳在严陵郡庠讲授朱子思想，讲学的内容就是《严陵讲义》。他认为，陆学取消道问学的工夫，“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有严重的阳儒阴释禅学倾向，“不止是窃禅家一二，乃全用禅家意旨，与孔孟殊宗”。①他指出，当时的学术界有两种不良倾向： 求道过高者，宗师佛学，陵蔑经典，以为明心见性，不必读书，而 荡学者于空无之境。立论过卑者，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为经世 济物，不必修德，而陷学者于功利之域。② 《严陵讲义》分为《道学体统》《师友渊源》《用功节目》《读书次序》四章，内容是对朱子学的性理体系做提纲挈领的阐述。 在《道学体统》中，陈淳阐述了朱子“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的“一本万殊”的理学思想。他说： 圣贤所谓道学者，初非有至幽难穷之理，甚高难能之事也，亦不外 乎人生日用之常尔。③ 无论是对个体而言，内在如心，“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外在如身，“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朋友、夫妇、兄弟之伦”；还是对人事而言，“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饮食衣服，大而礼乐、刑政、兵财、律历之属，凡森乎戴履，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着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④这就是朱子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一本万殊”思想。 《师友渊源》的主旨是重申道统学说，阐明儒家圣贤之学的递相授受的传承关系。他强调朱子承接儒家道统的重要地位，是在伏羲“首辟浑沦”，周敦颐“再辟浑沦”之后，“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上以达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而会于一。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统，而粹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⑤他最后的结论是： 学者欲学圣人，而考论师友渊源，必当以是为迷途之指南，庶乎有 所取正而不差矣。苟或舍是而他求，则茫无定准，终不可得其门而入。 既不由是门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圣人心传之正，万万无是理也。① 在《用功节目》中，陈淳阐述了朱子“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思想，强调学者须以“格物致知”为先，诚意、正心、修身继其后，要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陈淳认为“圣门用功节目，其大要亦不过曰致知力行而已”。他说： 致者，推之而至其极之谓；致其知者，所以明万理于心，而使之无 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谓；力其行者，所以复万善于己，而使 之无不备也。② 在《读书次第》中，他阐述了朱子关于“四书”的进学次序，认为“书所以载道，固不可以不读，而圣贤所以垂训者不一，又自有先后缓急之序，而不容以躐进。”《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故需先读，其次是《论语》《孟子》。“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大学》“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实群经之纲领，而学者所当最先讲明者也。”《大学》《论》《孟》之既通，然后才可以读《中庸》，因为“不先诸《大学》，则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诸《论》《孟》，则无以发挥蕴奥，而极《中庸》之归趣；若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经纶天下之大经哉？”③ 陈淳的严陵讲学，在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个月的讲学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地学者一再挽留，希望他能够继续讲学。陈淳在《寓严陵学和邓学录相留韵》一诗中对严陵之行作了一个小结，也寄托了了他对当地学者的厚望： 道为贤侯讲泮宫，渊源程子及周翁。 路开正脉同归极，川障狂澜浪驾空。 珍重前廊浑气合，督提后进要心通。 圣门相与从容入，矩步规行不用匆。④ 陈淳的严陵讲学，与黄榦在临川、汉阳、安庆等地相互应，在朱子逝世后，共同将朱子文化发扬光大，在闽学发展史和传播史上意义重大。 朱子是历代儒家学者中最重视童蒙教育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陈淳继承了朱子童蒙养正的教育思想，并结合其早年在乡村长期从事童蒙教育活动的实践，也编写了诸多适合儿童阅读的教材，如《启蒙初诵》《训蒙雅言》等。 陈淳的重要著作还有《北溪字义》，是陈淳门人王隽根据陈淳晚年讲学笔记整理而成的理学入门书。《北溪字义》上下二卷，从“四书”中择取二十六个范畴条目，每拈一字，详论原委始末。以字义研究的方式，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深入浅出地诠释朱子学理论的范畴和内涵，是其终身服膺和实践朱子的“事事理会”“下学上达”，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之后，对朱子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此书被视为朱子性理之学的入门书，对明代胡广所编《性理大全》、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此书传播海外，特别是日本，对日本的朱子学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陈淳晚年频繁的讲学活动，吸引了各地，主要是漳、泉、莆田一带的学者如陈沂、杨昭复、王昭、苏思恭、黄必昌、黄以翼、卓琮、梁集、王隽、郑思忱、郑思永、王次传、江与权、叶釆、邵甲、王震、张应霆、朱右、郑闻等投身帐下，在闽南培养了一批朱子学者，形成了朱子学的“北溪学派”。 清人全祖望认为，“沧洲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①。四库馆臣评价说：“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修饰。元王环翁序以为，读其文者，当如布帛菽粟可以济平人之饥寒，苟律以古文律度联篇累牍风形露状，能切日用乎否云云。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② 作为朱门四大弟子之一，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无论是阐发师说或义理，均能博采众说，融会贯通，得朱子之真传。清人李清馥评价说：“泉南人文之盛，自紫阳文公倡兴同安，继以白石蔡先生，北溪陈先生宗主文公家法，而士习翕然向风，由是濂洛关闽之书，家弦户诵，号为‘紫阳别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