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因长子朱塾（1153—1191）英年病逝，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打击，悲痛至极，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那时，朱熹已辞去漳州知州之职来到建阳，居住在一个名叫“考亭”的村庄。
  这年六月，朱熹在清澈的溪河中心一个沙洲上建造起一座教学点，起初命名为“竹林精舍”，这是他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从此，这里又成了四方学子新的朝拜圣地，朱熹又开始了学术著述。黄榦也在此“代即讲席”，担任了大半部分的教学工作。比如，绍熙四年（1193年），南城包扬率其徒子徒孙14人来竹林精舍就学，包扬请朱熹讲解《论语·有子》章，而朱熹即指定黄榦为之代讲。他说：“直卿与相聚多年，平时看文字甚仔细。数年在三山（福州），也煞有益于朋友，今可为某说一遍。”于是，黄榦为之宣讲“此章之旨，复历叙圣贤相传之法”。
  黄榦始终勤勤恳恳地教学，他的德行、才干征服了前来听讲的学子，声名逐渐远播。
  身为教书先生，黄榦的喜怒哀乐与国家命运的兴衰起伏相融合，表现了一份赤诚的忧国忧民之心。“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道出了山河破碎，统治者腐败昏庸，黑白不明清浊不分，民不聊生，国家政治黑暗。可惜，那时掌权者未能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加以妒忌、诋毁。
  无可奈何，他只能在教学中让学子们感受现实的社会问题与弊病，让他们通过努力学习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师生情绪日益高涨，学风蒸蒸日上。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者为研究和传播儒学思想而创立的一种教育机构和组织形式。通常由名儒以私家之力创建而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书院制度萌芽于唐代而盛行于宋代。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在建阳一带结庐讲学，创建书院。就这样，理学中最大的学派逐渐在建阳考亭形成，这就是“考亭学派”，建阳也因之有了“南闽阙里”的美称。
  因此，以朱熹为主的学派，也称理学为朱子学、闽学。闽学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又吸收佛、道及诸子之说的优点，加以创造性地发挥，创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闽学综合了前人研究的成果，深入时代社会内部，抓住时代的根本倾向问题进行研究，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建立了新的哲学体系。应该说，理学家是精读了“四书”和“五经”，但又跳出儒家读经穷理的苦海，从理性的高度对自然界和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社会的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达到过去哲学所未达到的高度和水平。
  朱熹在晚年因遭受“庆元党禁”的迫害而不幸在贫病交加之中逝世。但由他所创建的集儒家传统学说之大成的闽学思想体系，由他所开创的考亭学派却没有因此而中断。当时的思想界，迫切需要一位能率领考亭学派继续前进的领袖人物。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朱熹的高弟——黄榦的肩上。
  可以说，黄榦不仅有志坚思苦的品性和匡世入时的政绩，还具有缜密的思维。据《宋史》卷四百三十载，朱熹编《礼书》时，叫黄榦编写《丧》《祭》这两篇。黄榦完稿后，朱熹一看非常高兴，说：“所立的规模次第，缜密而有条理。以后应将所编的家乡、邦国、王朝礼等篇，全部仿效黄榦这种写法。”
  从此，朱熹为了方便与黄榦学术交流，并且能够互相照顾，翁婿二人相约终老相从之计，黄榦准备在朱熹宅居附近买地盖房，安家落户，彼此为邻。时人称：“晦翁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无虑数百人，独勉斋先生从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切。”
  绍熙五年（1194年），建阳竹林精舍因扩建而改称为沧洲精舍。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朱熹异常激动，立马写信告诉黄榦：“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模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所谓“挂牌秉拂”，即《宋史·黄榦传》中所说的“请直卿代即讲席”。
  可见，朱熹对黄榦的器重和黄榦在学术上已有很深的造诣。朱熹明确提出“传心”二字，并说：“学未传心，言徒在耳。”黄榦在阐述“心法”时认为：“见得荣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无愧无惧，方见得动静，语默皆是道理。”这就把学术与做人结合在了一起，要做到无愧无惧，那么即使是沉默不语也都是道理。
  除此之外，黄榦对朱熹的日常生活细节也做了许多描述。“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广履”。早起后则“拜于家庙，以及先圣”；然后“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照且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护念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未尝有须臾之离也”。由此朱熹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修身以礼，可见一斑。
  黄榦对朱熹日常生活描述得如此细致，其实是暗借《论语·乡党》的笔法，将朱熹比作圣人孔子。
  在南宋闽北群星璀璨的书院中，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当首推沧洲精舍（后称考亭书院），它是朱熹继建阳寒泉精舍、崇安武夷精舍之后创建的第三所书院。由于这时期是朱熹思想最成熟、阅历最丰富、学识最高端的时期。因此，沧洲精舍声名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据考证：朱熹在创建沧洲精舍前后的门生多达214人。其中有不少是从江西、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远道而来。有的是从武夷精舍、寒泉精舍时就追随朱熹，有的去而复来。即便在庆元党禁之时，门生仍络绎不绝。在考亭讲学期间，“诸生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与共”，“家故贫，简瓢屡空，晏如也”。然而，朱熹仍以极大的毅力，“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朱熹在考亭除了传道授业，更注重著述刻书，留下《书集传》《楚辞集注》《礼书》《伪学籍》《辩正》《后语》等多部著作，并编写部分教材刊刻问世。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四书集注》也刊刻于考亭时期。这些著作对形成闽学学派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来，朱熹病逝，黄榦、蔡沈等人接过沧洲精舍的接力棒，继续发扬光大。
  随着沧洲书院的生员日渐增多，教学几乎由黄榦一人担任，可谓劳苦功高。朱熹多病，自号“沧洲病叟”，并说：
  “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这里的“沧洲”，含有朱熹隐居讲学传道的意思，由此可窥见他对女婿黄榦的器重。另外，朱熹还亲撰《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其祝文开场曰：“后学朱熹，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恭惟道统，远自羲轩（源自伏羲及轩辕黄帝）。”又在《大学章句序》里说：“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
  朱熹在这篇文告中祭告孔子等先贤，提出了自己构建的“新道统”论这一伟大创新理论，“新道统”论在尧舜禹汤之上增加了伏羲氏，形成了一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朱熹”的中国道统思想谱系，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天才地把儒家传道系统的根深挖到远古伏羲氏这个人文始祖之处，把儒家道统的“道”溯源到《易经》这个民族文化的活水源头之处，从理论上廓清了民族虚无、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的阴霾，牢固奠定住儒家道学（程朱理学）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正统指导地位，昭示出中华民族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世代传承的核心价值，有伴随着民族的诞生延续至今的生命源泉，它就是千年不移的“道”、万世永续的“理”，它生生不息、与时俱行、顺应天时、不断创新。
  学子们对知识的如饥似渴，激起了黄榦对现状教育的更加关注。当时好多州县地瘠民贫、文化落后，许多人都求学无门。想起自己当年求学的艰辛，黄榦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办学规模、校风、学风及成效在当时的全国首屈一指，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