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珍藏在各地博物院的朱子画像虽然数量不多，但大多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精品。其中，藏品最为集中，且所存画像历史最为悠久的，是在明清时期可视为“皇家博物院”的故宫南熏殿。
  故宫南熏殿始建于明，位于武英殿的南面。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高宗弘历巡阅内府所藏，发现库存历代帝王后妃、圣贤名臣肖像有斑驳脱蚀、逐渐坏损之虞，乃命工部将内府所藏画像重新装裱，并将这些图像改贮于南熏殿中，因此这批图像也被称作“南熏殿图像”。嘉庆二十年（1815年），清仁宗下令将南熏殿图像收入《石渠宝笈三编》。受命编纂的胡敬又另编《南熏殿图像考》二卷，对这批画像的流传、收存和画中人物一一进行了考证记述。南熏殿图像历经宋、元、明三代累积而成，凡卷、册、轴100多件，图像580多帧。这些珍贵的画像，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所共知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包括朱熹画像在内的“宝笈”，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从北平故宫被转徙到台湾，现珍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这就形成了这些珍贵的历史画像被分储于两岸博物院的格局。
  据《石渠宝笈三编·南熏殿藏一》所载，南熏殿图像分别有《圣君贤臣像》、《历代圣贤名人像》、《历代圣贤像》和《至圣先贤像》等画册，而在《历代圣贤像》和《至圣先贤像》这两部画册中分别各有一幅朱熹像。
  其中，“《历代圣贤像》一册。本幅，纸本三十一对幅，皆纵一尺三寸五分，横一尺二分。设色画历代圣贤半身像六十有一（按，据胡敬《南熏殿画像考》，应为六十二），各像标题”。①此册收上起仓颉，下迄许衡共62位名贤。其中，两宋理学名贤有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杨时、张栻、吕祖谦、蔡元定、蔡沈和真德秀等，朱熹名列第56位。②此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即台湾曾于上个世纪发行的“朱熹”邮票的图像底本。（图7—1）据著录，此图42.6厘米×34.6厘米，被收入台北《故宫书画录》卷七，第64—66页（图7-2）。③这也是陈荣捷先生《朱子画像》一文中所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更有一幅。纵四十二点六厘米，横三十六点四厘米（按，应为三十四点六厘米）。一面为像，一面为说明题款七八行，字甚劣，云‘朱晦庵名熹……’最后录其《书画像自警赞》。”④
  另一册名《至圣先贤像》，《石渠宝笈三编·南熏殿藏一》著录说：“本幅，纸本六十对幅，皆纵一尺一分，横七寸六分，设色画至圣先贤半身像百有二十，各像签题。”此册收上起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下迄元代魏国公许衡鲁斋，共120位名贤。其中，两宋理学名贤有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吕祖谦等，朱熹名列第117位，第118位是张栻。①
  这幅画像即陈荣捷《朱子画像》一文中所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又藏一幅两面全身像。一面为‘徽国公朱熹’，右颊有七黑子，一面为‘华阳伯张械’。两面均纵三十三点三厘米，横二十四点三厘米。”这幅“至圣先贤半身像”见载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书画录》卷七第四册，第59页。（图7-3）
  以数量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能是当代珍藏朱熹画像最多的博物院。除了《南熏殿图像考》中著录的两幅画像之外，还有一幅是该书未曾著录的。陈荣捷《朱子画像》一文描述此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朱子半身像。右上角隶书题“宋徽国朱文公遗像”。纸本纵二十八点三厘米，横二十二点四厘米。无款印，纸色已黄，闻来自清宫。朱子右颊有七黑点。额皮有皱，比前像约长二十岁，而庄严温厚，则且过之。《故宫图像选粹》、《朱熹牍册》、《宋朱熹吴说墨迹》均印此像，可云朱像中之精粹。拙译朱子《近思录》与一九八二年国际朱熹会议之秩序表与布告，均采用之。拙著《朱学论集》与《朱子门人》两书封面亦用之，惟影片反底为面，黑痣由右颊移至左颊矣！（图7-4）①此画像经过陈荣捷先生在国际会议的推广，和他在台湾出版的几部朱子学研究专著封面上的使用，逐渐被世人所认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世界朱氏联合会在评定朱熹的标准像时，此画像被评为三幅标准画像之一。近年来，在两岸朱子学的交流活动中，此画像多次成为会议的会标，特别是台湾朱子学研究会、台湾朱氏宗亲文教基金会的成员将此画像或印入名片中，或与《朱子家训》制作成小型印张分发给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从而使此画像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所知晓和认同。
  对此图的来源，陈先生仅用“闻来自清宫”一语带过，语焉不详，以下略作考证。
  此图清代原存南熏殿延春阁，民国时期存北平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十三”著录《宋朱子尺牍一册》云：
  本幅，纸本，接幅。纵一尺三分，通横二尺九寸五分。草书。“八月七日熹顿首启，比两承书。”（按，以下即《秋深帖》全文，此略）
  前幅，墨画朱子像。题“宋徽国朱文公遗像”。隶书，无款印。
  后幅，题跋。《题晦庵翰墨卷后》：“右晦庵翰墨文卷，乃有宋沈著舜卿出杂色倭纸，奉邀徽国朱文公走书晋彭泽令陶渊明《归去来辞》。（下略）正统八年辰在癸亥秋菊月节日，潮州府海阳县儒学教谕三山晏宁书。……”①
  由上录可知，此“宋徽国朱文公遗像”在前清收藏于延春阁时，并不是一个“单件”，也没有收入圣贤画册中，而是“朱子尺牍”书册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幅”。馆臣对其仅有“墨画”、“题‘宋徽国朱文公遗像’，隶书，无款印”等简要描述，与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子半身像全部相同。据《宝笈三编》的编者按，此后幅晏宁的跋，与本幅以及朱子像关系不大，内容是朱子书陶潜《归去来辞》，并非跋本幅，“当由收藏家以跋语亦为朱子书而作，故附装册后耳”。②
  除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珍藏外，在台北“国家”图书馆也藏有“历代名人图像”画稿若干，如张横渠、张宣公、宋文公、王文公等。其中，张横渠是张载，张宣公是张栻，宋文公之“宋”应系“朱”之笔误，王文公则应是“王文成公”之笔误。毫无疑问，这四幅画像全部出自上官周《晚笑堂画传》，是一位未知其名的画者的临摹之作。这些画像与上官周原作不同之处有二。一是上官周的原作，我们现在见到的，都是黑白作品，而临摹之作则全部是彩色的。二是原作中的文字部分，在临摹的作品中全部被删除，为了填补因此造成的空白，画者在原来的文字部分或是增一个花盆，或是添一束花朵。只是画者对历史太陌生了，大名鼎鼎的朱文公竟错成了“宋文公”（图7-5），也由此可知，这些画像的问世时间不会太早，甚至有可能是对历史有隔膜感的现代人所为。
  在祖国首都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院，现存一幅朱熹像，是彩色图像。朱子的目光深邃，炯炯有神，显得坚定而刚毅。与传统的朱子像最大的不同，是此画中的朱子面部较胖，且所戴学士帽无翼，可视为历史上流传的朱子像中的另类。（图7-6）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朱子像，是朱熹与另一位不知名者的两人立式全身像（图7-7）。
  陈荣捷《朱子画像》一文载：“一九六一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印行之《宋朱熹书翰文稿》，有两人全身合像。卷末杨仁恺附记于辽宁省博物馆云：‘画像为两人，右立的清瘦白须老人，面上有痣者便是朱熹。’此《附记》并未明言左立者为谁。衣冠两人相同，年岁亦相若。左立者身材比较肥大。两人略斜对面，而画中左立者稍后，或以示其长幼有序之意。《附记》亦未说明原画现藏何处。然《书翰文稿》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则原画亦想必为所藏。朱子右颊有七黑子，并有长须。右上下角与左下角有收藏家四印。朱子相又放大印于下页。左立者疑是张栻南轩（1133—1180年），年岁似五十余。然张栻卒年四十七，其时朱子五十一岁。倘若此像果是二贤，则必后人绘之以纪念二贤之道终同一耳。”①
  这幅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朱子像，又被收入2008年黄山书社出版的《历代法书真迹萃编·宋朱熹法书选——行书信札及文稿》一书中。此书的主体部分，实由朱熹的两幅法书所组成，最早的历史著录，见载于《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藏二”，题为《朱熹二帖一卷》：
  本幅，宋笺本三幅。
  第一幅，纵一尺六分，横一尺八分。白描二人小照，儒者衣冠，无名款。
  第二幅，纵一尺五分，横一尺四寸五分。草书。“七月六日，熹顿首。（按，以下内容即《致表弟程洵帖》，下略）”
  第三幅，纵九寸二分，横三尺六寸。草书。“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诚，乃物格知至以后之事。（按，以下内容为朱熹《大学或问诚意章》，下略）”①
  如上所述，《朱熹书翰文稿》的主体部分即“本幅”，由三幅书画作品构成。第一幅是朱子画像；第二幅是朱子手书《七月六日帖》，是他寄给表弟程洵（字允夫）的回函，故又被后人称为《致表弟程洵帖》；第三幅是朱熹《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朱熹书翰文稿》的“后幅”即元明时期书家、藏家的题跋、题识，由元鄱阳朱公迁、德兴傅贵全、著名学者虞集、李祁、汪泽氏、赵汸，和明代的文征明等11位元明书家题识组成。
  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认为：
  册中的朱氏画像“活脱圆融”，确得写真的妙谛。从传神的特点说，能抓住对方的精神实质，尽管朱氏去我们已经七八百年，仍能体会到这位理学家宁静的表情，具有很深的素养，虽然是须眉皆白，而阿堵中却显现出充沛的活力，使你觉得他依然还有生命似的。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画家传神技法的高超。……站在朱氏身旁的一位中年人，面对朱氏似有所语，或者是质疑问道，从朱氏深思的神态中也多少可以看出一些。至于他究竟是谁，元时人的题识没有提及，也不可能提及。今天，我们更不好有所附会，只能存疑而已。①
  2007年9月至11月，在苏州博物馆新馆展出的，以“石渠宝笈·唐风宋韵”为主题的《辽宁博物馆清宫散佚唐宋国宝书画苏州特展》中，朱熹的这幅书翰文稿也在展品之列。据主办方辽宁博物馆的文字介绍：
  前段纵33.5厘米，横34厘米，后段纵28.2厘米，横113.6厘米。……此翰札书体，不拘一家，信手而出，不事雕琢，独见自然之美。运笔迅急，势如破竹，前呼后应，加强了整体感。尽管无意求工，而转折自如，点划波磔，无一不合书家法度。行笔中稍敛笔锋，且带有几分方劲的隶意，又隐约看出受苏轼笔法的熏陶，有筋有骨，姿态韶秀，气格坚凝，深沉古雅。
  与陈荣捷先生认为“左立者疑是张栻南轩”，杨仁恺先生只作“存疑”而“不好有所附会”不同，主办方认为“此卷《朱熹书翰文稿》，引首绘有朱熹本人与程洵画像”。之所以得出是程洵的画像，是因为书翰的主体部分是朱熹“致程洵（允夫）书札”、“和《中庸或问诚意章》注释书稿。”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主办方还对朱熹的书翰文稿的历史流传作了简要介绍：
  此卷《朱熹书翰文稿》，引首绘有朱熹本人与程洵画像，另一段为朱氏致程洵（允夫）书札及《中庸·或问诚意章》注释书稿等三部分。据清初鉴藏家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所著录，可知此卷未进入清宫之前，卷中尚有朱氏所书《独游宝应寺》一首，但现不知所在。卷拖尾题跋颇盛，多为元代学者，朱公迁、傅贵全、虞集、李祁、汪泽氏、赵汸等诸家翰墨，世间罕有。
  卷中鉴藏印记58方，最早为元“程氏敬轩家藏书画”白文长方印，最晚为“东北博物馆珍藏之印”朱文方印。此卷在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石渠宝笈》续编、清阮元《石渠随笔》等均有著录。
  此卷《朱熹书翰文稿》元代由程洵六世孙程敏中从金氏书斋重金购得。明嘉靖后，经滁阳孙存（字性甫）、张笃行、孙承泽、卞永誉先后收藏。后入清内府。末代皇帝溥仪逊位之后，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将其携出清宫，经天津运往长春伪皇宫。其后辗转入藏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①
  在此，还要对文稿中的第三幅草书“我者是亦似矣”究竟是《大学或问诚意章》，还是《中庸或问诚意章》作一辨正。此文稿在清人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卷八中，只称为“《或问诚意章》手稿”，清阮元《石渠随笔》卷三中则将其称为《中庸或问诚意章》。其文曰：
  朱子二帖，卷前画白描二儒者小像。次幅寄程允夫（洵，号克庵）札，次幅《中庸或问诚意章草稿》。据《庚子销夏记》，小像后尚有《独游宝应寺》诗，今佚。①
  阮元此书名为《石渠随笔》，应是读《石渠宝笈》的笔记或短札，但阮元显然并没有认真地阅读原书，何出此言？在《宝笈三编》“朱熹二帖”后幅《前人题跋》中，首条朱公迁跋即言“赵君彦达得晦庵朱子遗墨凡三幅，余友俞君仲谦揭其一，以示余，则《大学》传之五章《或问》也。心画之妙，著书之苦，皆于此见之。……”跋中已明言此乃《大学或问》；最后一条明嘉靖二十四年文征明跋说得更是明白：“右晦庵先生《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较今刊本一字不异，盖定本也。……”其实，就是不读跋文，以阮元清代汉学大师的学识，即便阅读朱子墨迹原文，也能辨出此文应是《大学·诚意章》的内容。之所以会有如此低级的错误，盖缘于朱熹所说的读书不认真，“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②
  最后，还要介绍一幅收藏在安徽歙县博物馆的朱熹像，题为“文公先生真像”，是一幅比较罕见的坐式画像。原图未见，但却两次见到此图的照片和复制件。一见于汪银辉先生著《朱子学与徽州》（2007年铅印本）一书卷首插图（图7-8）。图像上方有大段文字，仅识得“文公先生真像”几个大字，而大字之下的小字，因图像模糊，无法辨认。且在全书正文中，对此图没有文字说明，故对此图的来龙去脉，暂时无从知晓。二见于署名为“徽州寻根馆”以歙县博物馆馆藏为底本制作的“新安朱夫子自画真容”（图7-9），两侧的联语“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原为清康熙之语，与上方的图题均非原图所有，系复制者另加。
  笔者见到此图的地点是台北，是在2011年10月8日“两岸四地朱子学论坛”的会场上。傍晚时分，会议散场，我正和与会的几位教授步出会场，两位来自安徽的朱氏宗亲携带着他们的先祖朱文公的画像，热情地向与会者介绍他们的情况，并送给我一枚精心制作的，以此图为本的朱文公纪念章（图7-10）。说实话，当时，我对这幅画像虽然感觉很陌生，但却很好奇，有要搞清楚此像出处的冲动，于是，按下了快门。这幅来自中国大陆朱子祖籍徽州的画像，在不经意之间，在台北的“两岸四地朱子学论坛”上得以“拜识”，为珍藏在两岸的朱文公“宝笈”增添了新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