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太古，人被许多的障碍包围，圣人出现于那里，教人们“相生相养之道”。为他们作君作师，驱逐猛兽毒蛇，使之定居中国。对于寒而定衣服之制，对于饥而定饭食之制。另外，制定住居之制；立工业者而使之作器具，立商业者而使之通有无；设立医药之制，葬祭之制，制定礼乐刑政；对于欺诈，备有印章和度量衡；对于掠夺，备有武器、城郭……对于一切灾害，圣人都给予防备。但是，老庄之徒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打碎斗、不折断衡，则民之争不停（《庄子》胠箧篇），必须说这不思考亦太甚。“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人类一定很早以前就灭绝了。为什么？因为人没有必须防寒暑的羽毛鳞角，没有为争食物所需的爪牙。（《原道》）
  我们在这里看出极其特征的儒教的立场。这可以说是文明主义的立场，并且是文化主义的立场，而把这样的文明赠予人类的人被视为“圣人”。即儒教所说的圣人的两个观点之内，现在所说的圣人无非是所谓的“作者之谓圣”（《礼记》）的圣人。所谓作者之作，就是“制作”，即礼乐、制度的创始。在宋学以前，对圣人的见解，大体上是作为“作者”的圣人。作为“作者”之代表的周公，本来比孔子居于上位。这样的圣人概念，不久在宋学里，被内面化，变为当作仁义道德的完全体现者的圣人。就儒教而言的话，则是从把周公作为典型的“先王之道”“礼乐之道”移为孔子所教诲的仁义道德之道、圣人之道。这篇韩愈的文章，的确显示了这一过渡时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