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上叙述了影响到宋学之创立的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但是，所谓影响，简言之，与其说是给予影响一边的问题，莫如说是接受影响一边的问题。影响这种现象的主体，与其说在给予这方面，不如说在接受这方面。“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大学》的这句话，指点了这个道理。
  那么，宋学的主体是谁呢？它无非是“士大夫”。所谓宋学，是士大夫之学，是士大夫的思想。所谓士大夫是什么呢？它是在唐代伴随科举制度的确立而产生，至宋代成为确乎不动之势力的独特的统治阶级。在经济方面，他们通常是地主，但这未必是必须的条件。士大夫的特征，首先要在他们是知识分子这一点上，换言之，［他们］是儒教经典之教养的保持者这一点上、即“读书人”这一点上寻求。现在若稍稍周密地说，［他们］则是那样的人们——由于那儒教之教养（这同时也意味着道德能力）的缘故，做出那十全十美的应有状态，期待通过科举而可成为当政者（官僚）——的阶级。
  汉代的社会，屡屡被称为豪族的社会。但是，那豪族，未必是知识阶级。并且，汉代代表性的知识人，是所谓博士弟子员，即太学的学生，或者是其毕业生。但是，大政治家不一定经过博士弟子员。随后的六朝时代，称为贵族的时代。但六朝的贵族，未必把学问的教养作为第一，出身、门第才是那个条件。并且，在六朝，学问的承担者是所谓的“经生”；达到这个经生［地步］，大体上应该说是经学的匠人，但还不是那样的阶级，就像设想的那样，由于经生［资格］的通过而适合作为担当天下国家政治的人物。试图与他们相比较的场合，士大夫的特征最鲜明。士大夫不是把出身作为原理的封闭的身份，而是把能力作为原理的开放的阶级。其所谓的能力，就是儒教经典之教养的能力，在这个限度内，其知识的关心，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教养与能力同政治直接结合这样的辉煌的展望，与货币经济所产生出的社会生气相因果，给这个阶级带来了独特的朝气和理想主义。
  对我的这一看法，不用说会有反对［意见］：即所谓士大夫始终是指身份，科举的考试，假如形式地看，似乎只根据知识能力，无论谁都能考，但实际上能进行为了考试的准备，仅局限于一部分阶层，对于财产不足的所谓一般庶民来说，机会等于零。对这样的反对论，虽然我不认为全无理由，但从许多小说和传记的说明处，可以得知这个科举的平等主义，是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事实上的平等主义，就是说，相当的下层社会由于科举进入士大夫阶层这一点绝不是稀奇的现象。清朝末年，所谓的改革运动、革命运动变得激烈起来的时候，孙文、章炳麟、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所谓志士们之间的共通的认识是主张在中国“秦汉以后，无阶级（根据出生的身份）”，此说也许被现在的历史学家简单地处理为是把秦汉以前即周代所谓的“封建”同欧洲的封建制度做简单比附而导致的谬论，但我认为也不能把当时志士们共通的这样的认识视为违背他们自身实感的完全错误的认识。士大夫这样的人群，一是知识的独占，他们自己更把这解释为道德能力的独占；二是其阶级的内容经常可能流动。我相信，起码这二点是应该承认的。［5］
  但是，在唐代，作为士大夫之对抗者的九日贵族，仍然顽强，然而他们在唐末、五代的混乱时期内，完全没落。新建立的宋朝明确地宣明了尊重学术的政策，科举在全国规模里恢复；木板印刷术的发达，书籍以飞跃的局势被普及，对于士大夫来说，蔷薇色的时代的确开始了。这一高昂的意气所向，正统和异端的辨别被强调了。对佛教、道教的对抗意识，并反过来吸取之的事开始出现。儒学在其天人一贯的规模之雄大方面、在其不回避现实政治的踏实性方面，怕是远远凌驾于佛教、道教之上吧！所谓的宋学，无非是如此高昂的士大夫的意识和教养之理论化、组织化者。不同于佛教的“出家”、道教的“入山”（这不一定抛弃家室），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是所谓的“名教”。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名教体系而打算自觉实行它的士大夫，其无非是受佛教、道教影响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