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地位和当今价值
  闽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它不仅承接了两宋之际儒学的传衍，而且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闽学最早形成于福建北部山区，这里的奇山秀水和良好的问学环境使其自宋代以来成为儒生汇聚讲论学问之处。从起源上说，闽学上承北宋程颢、程颐之理学思想。作为宋明理学的创始者，程顥、程颐在中国哲学史上被认为是把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年的儒学道统承续起来的思想家，代表了两宋理学的主流。二程门下，有弟子杨时、游定夫，皆为福建人。由程顥、程颐到杨时、罗从彦、李侗，再到朱熹，这是宋代儒学中程朱理学一系在福建发展的基本脉络，尤其是闽学中的朱熹思想在宋明两代合计六百年的儒学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为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儒学发展乃至中国哲学史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闽学也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被定位。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流派，闽学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许多无可替代的传统思想理论，虽然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术流派，闽学已经不再存在了，但闽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上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闽学思想的现代功效和实践力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只要运用现代的语言加以诠释，就可以重新豁醒它的意涵。因此，我们在主张对作为传统文化的闽学的局限性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更希望透过闽学思想的转化，使之适应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
  第一节 朱子学说与闽学对福建文化发展的影响
  北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为闽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而当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产生以后，则反过来对福建文化的发展进一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建地域文化从此深深地打上了朱子思想的烙印。以朱子思想为代表的闽学对福建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朱熹对福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影响
  朱熹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朱熹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教育与人才的培养。为此朱熹自年轻时起就积极从事学校、书院教育活动。当时年仅25岁的朱熹在同安县主簿的任上就大力整顿教育，改革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试图通过教育培养人才，进而振兴儒学以挽救南宋衰世。
  后来朱熹及其门人更极力推行书院制度和民间自由讲学。所谓“书院”的称呼最早见之于唐开元年间，不过那时的书院主要是进行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图书的地方，并不具有教育的职能。书院之成为私人教育机构，成为治学与教授生徒的地方，主要是宋代以后的事。宋代是书院教育的黄金时代。就福建而言，最早的书院是闽北建阳创建于唐乾符年间（874—879）的鳌峰书院，由建阳熊秘所立。五代梁开平年间（907—910），又有黄峭在邵武建立和平书院。北宋时期，游酢、杨时等一干名儒讲学于闽北地区。从此，福建书院与理学传播发生了紧密联系。而到了南宋，在朱子及其门人的积极推动下，福建书院进入了发展最快、最繁荣的时期。
  朱熹在书院教育与推广中所起的作用，陈荣捷曾在其《朱熹与书院》一文中有如下的介绍：“朱子个人与二十四所书院有关，其中包括三所精舍。若干种类是相跨的。例如，朱子在这些书院中讲学，他也为这些书院题匾额。还有许多其他书院的关系，未记载或者隐没在地方志里，许多庙宇都建立起来祭祀他，还有许多祠堂的建立是为纪念他的来访。后来这些大多数的祠堂，都变成书院。戴铣在1506年所写的《朱子实纪》，他列举书院达二十八所。王先谦这位湖南大儒在188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仅湖南一处，他举书院十所。除了一所以外，所有书院都在一种或他种方式与朱子有关。至少朱子有八位门人建立书院，其中尚有门人之父与门人之孙先后承建者。又至少有七人充任堂长。还有至少有六七人在书院中讲授，其中尚有一位门人有随游者数百人。还有至少三人很有名的在推行白鹿洞学规。朱子及门人，在推行书院制度上，在宋代较之其他社团，更为积极与活跃，那是毫无疑问的。”①曾有学者统计，朱熹在各地创建、修复和读书讲学的书院多达60多所。其中最重要的，在省外有经他修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鹿书院。在福建本地，则有由他亲手创建的四所书院，即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和考亭书院，以及武夷山隐屏峰下的武夷精舍。在福建，朱熹亲自倡建创办、题匾、讲学过的书院还有会心书院（仙游）、蓝田书院（古田）、溪山书院（古田）、螺峰书院（古田）、龙峰书院（长乐）、同文书院（建阳）、温陵书院（泉州）、小山丛竹书院（泉州）、石井书院（泉州）、潭溪精舍（建阳）等。而朱熹的门人弟子在福建所建的书院则更多。福州一地，朱熹在《福州学经史阁记》中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十人。”②朱熹高弟黄榦不仅在建阳修建了潭溪精舍、环峰精舍，同时也在福州附近的闽县办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札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斖斖不倦”③。据史料上的不完全统计，宋代福州一带有书院54所。因此迨及南宋，福州已经成为“理学之邦”。吕祖谦的《冶城》一诗就形容道：“路逢十客九青矜，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淳熙《三山志》中也记载：“凡乡里各有书社。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程守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卷。’”④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福州的学风之盛，学生之多。而在闽北一带，建宁府、延平府、邵武等三地的书院也有三四十所之多。除朱熹亲自创建的书院外，多为朱熹弟子及二、三传门人所建，如西山精舍、庐峰书院、台溪精舍、文定书堂、南山书堂、云庄书院、紫之书院、溪山书院、梦笔山房、建安书院、凤岗书院、横渠书院、龟山书院、樵溪书院、云谷书院，等等。由此，在福州及武夷山两地形成了两大传播朱子理学思想的中心，并由这两地而影响闽南漳泉一带，波及莆田、仙游等地，福建全境遍布书院、精舍。
  福建书院教育的内容，在朱熹时，就是以孔孟思想及北宋时形成的二程、周（敦颐）、张（载）的理学思想为主。传统的儒学教育，都把“六经”作为主要的经典教材。朱熹认为，“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但同时也更强调《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即《四书》）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主张《四书》的学习是更为基础的。朱熹的思想（包括教学的主张）在宋理宗时得到了充分肯定。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下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①理宗并亲自书写朱熹所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颁布于全国。从此朱熹的教育思想遂以官方的形式肯定下来，成为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的程式。
  朱熹对教育之内容的选定，与其对书院教育之目的、宗旨的主张是一致的。自唐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几乎所有的官学都以应试教育作为教育的目的。因而陷入程式化的学习，却对人的素质与伦理道德的养化有极大忽略，这自然不合朱熹的理学思想。朱熹曾对此种教育作了尖锐的批评，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②由此可见，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立学教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明人伦之本：“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③朱熹及其门人弟子之所以大力主张并身体力行地倡办私学（书院），就是要以此避开官学的应试教育之弊，使儒生能真正认真学习圣贤之道，在学习中修养身心、诚意正心，进行道德修养的培炼。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在福建所长期坚持的这种教育实践，对于福建的人文教化发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讲到福建文化事业在南宋以后的发展，还必须提到刻书业。宋代刻书业的发展远超于此前的历朝百代，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宋代印刷术出现了重大的技术进步，毕昇的活字印刷出现使得印刷出版变得简便容易；二是北宋末年朝廷开放了印书之禁，民间与官方都可以印书，于是印书之风大盛。而作为南宋时期全国文化中心的福建，刻书业自然也十分兴盛。宋人叶梦得记载评价当时的雕版印刷业时说：“其精杭为最，其多闽为最，蜀皆次之。”①认为当时全国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中，杭州出版的书质量最为精良，闽地出版的书的数量最多，而四川在两方面都居于次之地位。历来的学者都认为叶梦得的评价大体是允当的。因为杭州出版业是由官府经营，杭州又是南宋的首都，故出书虽不多，然而质量最好。而福建的出版业则是民营的，故在质量上有参差不齐的现象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闽地出版的书都是质量较差的，实际上，福建当时出版的书中有相当的部分是质量上乘的。
  福建刻书业之所以兴盛，有学者认为与朱熹有着密切关系。高令印先生就主张：“福建历史上刻版印刷业兴盛于宋代，是与朱熹及其后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②此说有相当的历史根据。当时福建的出版印刷中心在建宁府，此地正处武夷山腹地。而南宋时武夷山已然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尤其是理学（闽学）的研究中心。闽北地区书院甚多，不仅招收了大量的理学弟子，更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或求学，或求交流研讨的学生、学者甚多。如此众多的儒生集聚，本就为出版印刷业打下了一个相当雄厚的市场基础。再加上朱熹及其门人不断地搜集整理理学书籍以及先儒遗著，也为出版印刷业提供了刊刻印行的材料。建宁府的印书中心为建安县的麻沙镇与崇化书坊。两地印书的数量与版本之多，使得宋代祝穆在其《方舆胜览》中把麻沙、崇化两地合称之为“图书之府”。③朱熹也曾在《嘉禾县学藏书记》中说：“建阳版书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④朱熹的三传弟子熊禾（生活于宋末元初）更描述道：“目卷我考亭之阙里，实为崇化之书林，渊源又渐，文献足征，二帝三王以来之道，至此大明，四书六籍而下之文，靡所不备……光天薄海，无地不有其书。”①熊禾的这番话，一方面点明了朱熹与福建刻书版业之兴盛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建宁府当时的刻版印刷业的盛况。
  福建刻书业不仅在南宋时已成为全国三大中心之一，而且至明朝时期更在全国独占鳌头。明代时，四川、杭州的刻书业已走下坡路，唯有福建的刻书业仍维持不衰。顾炎武曾说：“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②实际上，福建已成为全国唯一的具有市场经营性质的刻书业中心（因官府印书是非经营性的）。到了清代，则有汀州四堡刻书业的兴起。后来四堡，北京、汉口及江西浒湾被并称为清代四大刻书中心。福州地区自宋以后的刻书业也有很大发展，这与福州是福建的政治中心是分不开的。福建刻书业的兴盛首先惠及的是福建文化教育事业，不论是人才的培育，还是学术的研究，都能提供相应的学习与研究的材料；其次，它极大地助推了朱熹及其闽学思想向全国的传播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宋代以后福建文化的历史地位，可谓功不可没。
  二 闽学思想对福建社会文化性格生成的影响
  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对福建文化性格的变化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福建在历史上由于所处自然环境的原因，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属国内开发较晚的地方。与之相适应的是“信巫鬼，重淫祀”的巫觋文化直至闽越国时代仍是福建文化的主要特征。秦汉之际，虽然福建地区已开始较多地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但是信巫好鬼的文化传统却未有大的变化。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大量中原人南移闽地，带来了中原文化，土著文化渐受移民文化之影响，二者相结合而使福建文化开始发生变化。但是，由于民间巫鬼信仰的传统力量十分强大，加上统治者的有意利用，使得中原儒家文化虽然在闽地的影响日增，但与此同时，却又有道教、佛教对福建文化的深远影响。王审知称王治闽之后，一方面对儒学的传播有相当的功绩；另一方面对道教在闽地的流行也有相当有力的推动。王审知一直对道教十分优礼，其后的各代闽王也同样笃信巫鬼，推崇道教，以致在闽国时期道士地位特殊，甚至能影响闽国政治。迄至北宋时期，福建道教已然成为全国的重镇之一。与此同时，以王审知为代表的闽国统治阶层同样对佛教也十分迷恋，对佛教在福建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五代时期，佛教在福建的发展，甚至大大超过了道教的发展。可以说迄至隋唐五代，中原的儒家文化的南移虽然已对闽地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当时的福建文化主流还是以巫觋文化、道教、佛教为特征的。推其历史原因，一方面是福建信鬼好神的文化传统极易与道教、佛教之宗教信仰相结合，也契合当年战乱不断的境遇下大量北方移民求安宁安定的社会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统治者深知道教、佛教之对于巩固政治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故大力加以推广。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唐末五代，福建文化实际上形成的是以佛、道信仰为主，同时儒家文化又有相当发展的格局。这种文化格局其实也契合了隋唐时期全国倾朝崇佛，而唐李氏王朝又以老子后人自居而推崇道教，从而成为儒学衰落的历史背景。
  入宋以后，理学兴起。理学的主要宗旨之一，就是要一改佛、道二教兴盛的局面，并努力吸收佛、道二教的合理思想，恢复儒学在中国思想格局中的主流地位。理学的这一宗旨，在朱子闽学那里得到了实现。朱子在吸收佛、道二教的合理思想的同时也极力排佛抑道，并用“四书”取代“五经”，从而形成新儒学体系，并使之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朱子闽学的影响下，福建民间对佛、道二教的信仰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南宋以后，虽然佛、道二教在福建的影响还很大，但从格局上而言，却是以闽学为代表的儒学居于主流地位，佛、道二教实际已是陪衬的地位。到了明清以后，佛、道二教则逐渐走上了衰落之路。唐末五代之际，福建人对于佛、道二教的信仰是极为狂热的。而南宋以后，闽人从此再无十分浓厚的宗教热情，这与闽学在福建的深入人心是分不开的。清代时，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又一次叩响了中国的大门，福建也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比较起来，北方中原地区对于天主教的热情显得高得多，而福建地区对于这一宗教的热情显然就低很多。在福建，儒学居于主流地位的格局可以说直到近代以后才发生了改变。
  福建地区在朱子之后可说是捍卫朱子学（也即闽学）最为坚决而持久的地方。“庆元党禁”之际，朱子的门人大都临危不惧，置大祸临头而不顾，泰然处之，仍以坚持和发展朱子学说为己任。如蔡元定虽因“庆元党禁”祸及自身，遭流放到湖南道州。临行前，他仍与朱熹终夜相互探讨《周易参同契》的考辨，后来死于流放地。黄榦则在朱熹去世后，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传讲朱子学说，以致诸生云集。同时又撰写《朱子行状》，讲述朱子一生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子思想，极力推崇朱子的道德人品，认为朱熹一生的坎坷及学术思想都表明他足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①。刘爚与黄榦、蔡元定、真德秀并称朱熹四大弟子。他除了在朱熹去世之后继续传播朱子学说以外，还极力推动对“庆元党禁”中遭受迫害的朱熹及其门人的平反。在《宋史》卷四〇一《刘爚传》中说他：“与弟韬受学于朱熹、吕祖谦。……伪学禁兴，爚从熹于武夷山，讲学读书怡然自适。……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乞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他的“乞罢伪学之诏”以及“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的请求都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从而为朱熹及其门人恢复了名誉，为闽学从此开始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不多，主要的时间都在从事学术的研究与讲学，而年寿又在乾道诸儒中最高，所以门人之多，实为孔子之后所罕见。而朱熹的门人中，又有近半为福建人。他们大多都在福建进行讲学活动，所以闽学在福建的影响最为深远。入元以后，福建的儒者一方面大多坚持民族气节，不肯仕宦于朝廷；另一方面则以坚持和发挥朱子学说为己任，主要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潜心于“五经”“四书”的注疏。据不完全统计，元代闽学学者有关经书的注疏达100多种，他们从不同方面，各个角度阐发了朱子学说。明代中叶以后，王阳明的心学兴起。阳明心学极力攻击朱子学说，尤其是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刻刊后，引起强烈反应，一时攻朱护王者大有人在。朱子学说在全国急趋下坡之势，而阳明心学则洛阳纸贵。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的学者仍然以朱子为宗，积极捍卫朱子思想，阳明心学在福建一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清代闽学大师李光地曾评论道：“时则姚江（按：指王阳明）之学大盛于东南，而闽士莫之尊，其挂阳明弟子之录者闽无一人焉。此以知吾闽学者守师说，践规矩，而非虚声浮焰之所能夺。”①清人陈科捷也认为：“吾闽人仍守朱子家法，终明世无为王氏学者。”②由此可见，作为朱子学（闽学）的故乡，福建学者始终有着一种捍卫与阐扬朱子学的传统。他们只认朱子学为正统，其他诸如汉学、阳明心学之类则非正统，并以卫道者自居。到了清代，由于朝廷认朱子学为最正统的儒学，闽学因此衰而复盛。在此背景下，福建儒生对朱子思想愈加尊崇。朱子学学者辈出，如李光地、蔡世远、蓝鼎元、童能灵（皆为福建人），等等。他们都以朱子学为正宗，大力讲学著书，宣传朱子学说。由此，自朱子死后（1200年）的七百余年间，福建一地的思想学术始终是朱子学说居于主导地位，对福建文化学术的衍变打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闽学在福建的悠久历史，使得福建地区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虽有着相同的一面，也有着不同的、特殊的一面。福建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礼与礼节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有着繁琐复杂的礼仪规定，这与朱子重视关于“礼”的问题是分不开的。种种详尽的礼仪规定在经过岁月浸染之后，早已化成了特殊的福建民俗风情，形成了自己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岁时节庆习俗以及祭祖尊祠习俗，等等。福建的种种民俗语中，虽然也有相当的迷信宜忌的成分在，但其中也有许多闽学思想浸染的成分在。比如：福建各地对于婚嫁礼仪虽略有不同，但大旨却一，大抵都依“六礼”而行，且规矩繁多。其中当然主要反映了祈求新婚吉利、新人幸福的良好愿望，但也突出了敬畏天地、孝敬双方父母以及夫妻和睦相伴的内容。这是因为儒学一向认为“治家”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因素，家和万事兴，故在婚嫁礼仪中特别突出了学会“治家”的成分。福建各地的丧葬习俗同样礼仪繁缛，程序复杂。如福州地区就有送终、搬铺、初丧、报丧、戴孝、守灵、哭丧、入棺、做七、吊唁、出殡、下葬、回龙、探墓等程序，每一程序中又有许多礼仪的规定。这些礼仪习俗都反映了人们对死者的尊重，突出了子孙辈对于长辈的孝敬以及慎终追远的精神，这些都与儒家精神相契合。孝道是儒学十分看重的一个民族传统，百事孝为先。所以福建文化习俗中，凡逢重要的节日，都少不了尽孝的内容。而在福州地区更有“拗九节”为孝顺节，此节定于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此日家家必备“拗九粥”，于是日清晨先献荐祖先，再孝敬父母，然后合家早餐。凡出嫁女子还必于此日送自己亲手做的“拗九粥”回娘家以示孝顺。除了重孝，还要尊师。自宋以后，福建文化就极重“尊师重教”，拜师学习的礼仪很复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一整套的尊师礼仪。同样的，老师在接受学生拜师及教授学生过程中，也有一套重教之礼，可谓事师之礼既繁，教人之礼也不略。每年春节之际，各地还定有专门的日子让学生弟子拜见老师，一来说明新学年已开始，二来表示对老师的尊敬畏服。
  朱子闽学对闽地文化心理的影响，还可从福建祠堂兴建之盛的角度来加以体会。中国古代礼制，族有谱，家有祠。只不过在唐代以前，能建祠堂的大多是官宦或贵族世家。两宋理学兴起，相伴而兴的是把同族内的各家先人集中起来祭祀的宗族祠堂。就儒家思想而言，本就一向重视血缘宗法关系，主张依血缘宗法为基础建立伦理纲常，两宋理学很自然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到了朱熹这里，则把坚持这一传统的必要性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并对祠堂及祭祖的规制做了详细的规定。朱子闽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对各地祠堂的兴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朱子学说诞生地的福建，兴建祠堂的热情不亚于其他各省。据不完全统计，仅泉州一地，有史可查的祠堂、家庙、宗祠以及公妈厅就不下万座；长汀一地虽据万山之中，但一座小小的长汀城也是祠堂密布，凡有街巷必有祠堂数座。至今在长汀的河田还保留着宗祠一条街，在一条仅千余米长，古老、狭长的小街里，留有二十余座宗祠；作为闽学诞生地的武夷山，不仅有大量的家祠宗庙，更留下了许多纪念理学先贤的祠堂，此类祠堂约有四十余座。祠堂的大量兴建对于一个地区的社会伦理及心理的建设起着重大的作用。就民间祠堂而言，它具有如下几个主要功能：首先是祭祖敬宗，溯源报本。祠堂是一个家族的中心，它以血缘为基石，亲情为纽带，联结着祖先之间的心灵。祠堂的存在，使家族后代知道自己血脉源流，明了先祖功德，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凭依，并感念先祖，从而构成家族乃至民族的和谐稳定的基础。其次，祠堂是一个道德教化的场所。祭祀祖先的过程，本就是一个追思先祖，传承先贤功德的过程。而且几乎所有的祠堂都有堂号、楹联、匾额、壁画，还有自己的族训、家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起着激励后代子孙敬贤向善、励志奋发、传承家族美德的教育功能。最后，替代宗教信仰的功能。朱熹一生排佛抑道，仅靠理论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给处于底层的社会百姓的信仰提供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重建稳定的血脉家族制度，形成家族的精神凝聚力。而这凝聚力的始发处就是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其实又与鬼神观念分不开。因此朱熹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反而是把鬼神的存在与祭祖敬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祠堂的存在，使得人们感受到祖先并未远离后世子孙，它始终存在着并成为后世子孙的根，所有的后世子孙都是先辈生命的延续。只要血脉在，生命就不会断，就会以血脉相承的方式延续着。这种观念对于人的心灵慰藉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可以削弱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求。明清以后，佛教、道教在中华大地的衰弱，实与朱熹所主张的重建家族制度，树立祖先信仰分不开。当然，祠堂还具有一些其他功能，比如议事、调解诉讼、执法、办私学等社会功能，但主要的功能则是上述三点。
  闽学对福建社会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福建地域的人比较注重世俗生活中的礼仪礼节，待人处事温文尔雅，这是“重礼”的一面。福建地域的人还比较重“理”，做事要明理循理，要讲“天理良心”。同时又比较重读书，认为只有知书才能达理。所以家族往往以“耕读传家”为荣，一方面表示自己的家族是靠着辛勤劳作，踏踏实实地过日子的；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的家族有重视读书与教育的传统。另外，又比较重视维护家庭、家族在社会上的声誉，维护家族利益，注意家庭和谐，并由此而推及到注意乡邻的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有闽学思想对福建世俗文化的影响存在。
  三 闽学对近代福建文化的影响
  在历史上，福建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有着突出影响和贡献的有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朱子闽学的形成对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朱子闽学的出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性与思辨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闽学取得了中国儒家文化正统的继承者的地位，并上升为南宋以后历代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了自南宋以后直至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另一个则是自清初直至20世纪初的历史阶段，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乃至文化方面的强烈冲击之下，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福建的文人志士却开风气之先，率先大胆地接触、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反对保守顽固的旧制度、旧文化。尤其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关头，在中国近代史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里，都有福建文人志士的影子在，而且他们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发生着深远的历史影响，书写了闽文化历史上最重要、最为浓烈华彩的篇章。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社会精英，他们不仅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就福建文化历史而言，这是最为值得骄傲的一部分。
  福建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中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当然有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在，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闽学思想的存在。
  清初，朝廷再次尊崇朱子学，闽学因此得以再兴。在朝廷的支持下，书院教育再次得到重视，福建地方对于兴办、恢复书院教育则更积极。康熙年间，张伯行任福建巡抚，将书院的兴办当作复兴闽学的一件大事，创办了后来几为东南第一书院的鳌峰书院。鳌峰书院在政府支持下，不断持续地斥巨资购买大量经典书籍，扩建校舍，选择全闽各地学习优秀的学生前来学习。同时总是聘请最好的学者出任书院山长，聘任有名的学者讲课。因此，鳌峰书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成为八闽文化教育的中心。清初理学大师、福建籍的朝廷重臣李光地也十分关心鳌峰书院的建设发展，他亲自物色管理书院的山长，力荐首任山长蔡壁之子蔡世远继任山长。李光地还借省亲返乡之机，亲自到鳌峰书院讲学，其讲学内容后被编为《鳌峰讲义》。在《鳌峰讲义》中，李光地提出了自己的办院主张，其基本要旨就是要重振朱子理学，要求学生要“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认为一切学术的归宿最终要落实在一个“实”字，力戒空疏空谈。并且主张学生不仅要学经典的儒学著作，举凡天文、地理、形胜、农桑、医药、河渠、兵法、政事、算学都应列入学习的范围。总之，学习内容的核心是朱子理学，而范围则涉及一切经世致用的部分。李光地的这一办学思想，在鳌峰书院得到了长期的贯彻，书院因此成了学术研究的场所，学术气氛相当浓厚，并以学风创新闻名于东南沿海。有清一代，鳌峰书院培养出众多著名的学者官吏，如蔡世远、雷鋐、孟超然、郑光策、叶观国、萨玉衡、陈寿祺、梁章钜、赵在田、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李彦章等。他们大多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敢为天下先。其典型代表就是林则徐。林则徐不仅以其强烈的爱国心和无欲则刚的精神，毅然挑起禁烟重担，点燃了虎门销烟的大火，更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率先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成《四洲志》一书。后来，魏源正是遵照林则徐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规模巨大的《海国图志》。
  闽学本来就具有创新与包容的精神。闽学之所以能成理学之集大成者，并影响中华民族七八百年，就因其本身就有创新的要素，因其新而成闽学，因其常新而能影响久远。闽学本身就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朱子当年虽然极力排佛抑道，但也十分注意吸收佛、道二教中的合理思想，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闽学这种敢于创新且又海纳百川的精神也影响着近代福建文化。鸦片战争以前，虽然已有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但总的来说对中国影响甚小。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在闭关锁国政策的支撑下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对外部世界一向暗昧无知，然而却又妄自尊大。直至在鸦片战争中招致了惨败，国人乃至朝廷才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存在的现实。但福建地区却有与外部世界长期交流的历史传统，这种交流主要通过海外贸易实现。在长期的海外贸易交流中，福建地区不断吸收来自海外的生产技术、农作品种、宗教文化、建筑风格，等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成为福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近代，福建可以说是最早开眼界，最早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地区。福建船政局的兴办可以说是典型例子。左宗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即开始筹建福建船政局。其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设厂造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贯彻实践林则徐、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福建船政局从一开始就雇请西方技师监造船只，同时要求他们教会中国员匠，保证中国员匠能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实践之后，不仅能自行造船，同时还能自行驾驶。船政局在兴建船厂的同时，也开始创办学堂招收学生。学堂开设的课程，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一方面要学习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外语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这里的学员因此同时受到了中西方文化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熏陶。与此同时，学堂还选派学习优秀的学生出国深造。这些出国深造的学生，更是直接接受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浸染，回国后大都成为国内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在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福建船政学堂更成为近代中国海军将领的摇篮。曾有学者做过统计，当时清朝水师的海军将领约三分之二都出自福建船政学堂。在中法马江战役和中日甲午战争中，船政学堂的许多毕业生面对外敌侵略，奋起抵抗，英勇作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首首爱国主义的悲壮诗篇。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空前的亡国危机。在此危机之下，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寻找一条救国图存之路。于是在洋务运动失败以后，又有了维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福建的知识分子有着突出的表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严复。严复为侯官人，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先执教于福建船政学堂，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之突出的功绩在于他率先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学术名著，其中就有著名的《天演论》。严复大力宣传和介绍西方进步社会学说和进化论哲学思想，深刻教育和启发了整整一代热血青年。严复不仅是“中国西学第一者”（康有为语），更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第一人。在译介西方思想学术名著的同时，严复还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对传播西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严复本身并不排斥闽学。相反，传统的闽学教育对严复一生始终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不仅具有坚实的国学根底，且终老都不曾中断对国学的钻研，晚年还回归传统。在日常生活中，严复也一直恪守儒家行为规范，表现出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形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福建以及全国的维新思想的传播影响较大的还有林旭、陈衍、陈宝琛、沈瑜庆、陈壁、林纾、陈季同等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教育且功底甚深，多为进士、举人出身；第二，他们都是福州人（闽县或侯官县均属福州）；第三，他们都主动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思想，成为维新一派，对于清末新学及维新思潮的兴起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以至于有学者把以严复为代表的这样一批福建人的维新思想称作“侯官新学”，可见其影响。而在戊戌维新变法中，林旭则与谭嗣同、刘光第等人一起进入军机处参与新政，成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1906年在日俄战争后发生的全国性立宪运动中，闽侯人郑孝胥参与筹组预备立宪公会，并被推为会长，成为全国立宪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福建人受其影响而参加预备立宪公会的则大有人在。而在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及后来的辛亥革命中，福建人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的黄乃裳、郑权、林森、陈楚楠等一大批革命党人积极组织社团、开设学堂、创办书刊，积极宣传鼓吹革命思想。除此之外，还运动新军、联络会党、筹划起义。1911年，在同盟会总部筹划的著名的广州起义中，同盟会福建支部便组织了大批革命志士前往参加。起义失败后，福建以林觉民为代表的革命志士大多壮烈牺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竟有超过三分之一者为闽人，“是役，福建中坚分子多死难，精华殆尽”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年纪轻轻的知识分子。
  总之，自宋以后，尤其是闽学兴起之后，闽学思想就深刻影响了八闽大地几达800年之久，使福建历代都有杰出人士产生，并在文化方面成为国内的重要省份之一。闽学使福建享有“海滨邹鲁”“武夷中原”之美誉，从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乃至创新都有积极的历史贡献。
  第二节 朱子学说与闽学思想的学术贡献
  我们知道，闽学的创生，一方面是二程洛学思想传承的结果，靠的是杨时等思想家在熏承师训的同时，又承担起了在讲学、著述活动中对构成洛学思想内涵的基本要素做出突破性发现的责任，这种责任使得南传的洛学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只能被看作是出发点。而在另一方面，闽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并非是偶然的，它同时也是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特点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一种学术思想流派的伟大之处无疑在于这一思想观点的持久性，接受这一思想的区域范围，以及这一思想提出的问题和提供的解决方式的普及性和渗透性，而这一切取决于这一思想流派的理论特点。作为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闽学由于传承的因素、地域性及思想的集大成特点等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理论特色。
  一 既联系又独立，既接受又突破的学术风格从学术传统的变化因素来看，经过儒佛之间数世纪的思想紧张与文化冲突，到了宋代新的思想综合体呼之欲出。而宋代理学的产生正是在一个相对自由活跃的学术环境下吸收佛道两家的某些理念与实践，逐步建立起了更为宽松同时也更为精密的哲学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由各种主题构成的、极为复杂的传统体系，包括濂、洛、关、闽等在内的各种流派，这些体系在许多方面紧密联系，而在另一些方面却互不相关。有时它们的联系跨越了地域的界限，有时则在特定的环境下独立发展。闽学正是在这样的既联系又独立的状况下得以崛起。从杨时开始一直到朱熹及其弟子，在闽学的体系里几乎包容了所有能够证明自己合理性的儒学传统思想，同时它又努力不受过去思想的限制而直接思考宇宙、时间、存在、思想的实质、正确的伦理规则和逻辑规则等。而福建区域的文化环境则是进行这种哲学活动所必须具备的最一般条件。
  当时的福建文化发展水平已达到了相当水准，钱穆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这一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①而到了宋代，南方文化尤其是福建的文化发展更是达到了盛况空前的程度，这就为理学传播中心的南移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再加上北宋末期统治者出于巩固中央集权而救“内重”之弊的需要大开言路、鼓励直谏，这种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与福建北部山区本来就长期存在的相当突出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批判意识和参与意识十分契合，因此造就了闽学的转生和形成。这也是为什么闽学在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对各种思想流派并非采取完全接受姿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它全面而不是有所取舍地传承了二程洛学的思想精髓，并在后来发展中有目的的不断吸取佛道两家之思想，这一点在朱熹的思想体系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闽学在传承以及吸取各种思想流派之内涵过程中，其目标和实质内容都要受到高度的选择。比如，朱熹在其致中和学说中，先是从程颐的“涵养在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思想中撷出“仁性爱情”一语作为指导原则，并把仁当作“性之德、爱之本”，或“心之德、爱之理”，同时朱熹亦对张载的“心统性情”之说甚为同意。他认为：“后来看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乃知此话大有功，始寻得个情字着落，与孟子说一般。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又曰：仁义礼智根于心，此是性上见得心。盖心便是包得住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心字只一个字母。故性情字皆从心。”①在这里，朱熹明确地把心性情分成三层内容：恻隐是情，仁是性，恻隐之心是仁之端，而不能是仁本身。这样就有了情是形而下，性是形而上，心则兼摄形上、形下两个方面。
  仅从心性情的分层内容来看，朱熹在理论上的发展早已形成自己的主旨而表现出对儒学基本概念的进一步研究和认真的思考，并不完全囿于孟子和程颐原有的限定。尤其是论及心与理的关系时，朱熹的观点也是充满辩证的，他认为心与理并不是本来就具有直接的导致关系。只有通过后天的修养工夫才可以使心与理相统一，但此心又可以随时流放出去，听任情欲翻腾而可能导致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由此，朱熹铺成相关一系列的教化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探讨很多宋明理学及其之后的思想流派的时候，哪怕是其中一些基本思想是与朱熹相对立的，但在讨论几乎所有的主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朱熹关于这一主题的概念不加以明确的思考，那么，这种讨论就会被认为是不完善的。
  二 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关怀相一致的学术志向
  闽学代表人物由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乃至之后的朱熹门生弟子，无论其投身仕途或退避山野，其忧国之诚、推行道德教化之勤，始终不衰。因此，闽学之思想决不是一套抽象的哲学理论而已，它代表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比如，朱熹所谈的理究竟是怎样的理？它决不是形式逻辑之理，因为它所指向的是实质的内容，不是推论的形式。表面上它似乎更为主要的是涉及自然科学所研究之理如物理之类，因为朱熹讲格物穷理，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但是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朱熹思想的中心与兴趣显然是在人伦。在他的认识理论里，日常的闻见之知是不可穷尽的，他所谓的豁然开朗并不是指找到某种实验科学上的解释世界的理论方法，而是通过认识上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的质的飞跃，进而实现观念上的超越形而上的目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朱熹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做一比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的纯粹形式也就是上帝，是完全超乎时间流淌过程之上的，它本身没有质料、没有运动而永恒存在，是万物对它的向往才产生了整个宇宙的历程。但是，朱熹所讲的理首先规定其必须通过气而具体现实化为万物，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万物之内在归本穷源只是一理。朱熹的宇宙论、人性论正是以这种超越的形而上的思想为依据的。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无疑也是传统儒学思想的本质。在朱熹看来，由理之内涵规定生生不已，在具体现实化的过程之中虽有过恶的出现，但生生不已的变化本身便是一种价值实现的过程。这一关于理的思想不仅与西方哲学中有关世界原初的理论不同，而且也与佛家的空理、道家的玄理不同。这种由理出发而深入探析宇宙论并最终折返于道德人性的理论，即从宇宙论走向人性论，使宇宙论服从于人性论，使理气问题最终归结为心性问题，从而建构起道德的形上学。如此之道德思维，其目的在于突显出了把传统儒学思想中内在与超越的关系直接表述为道德与形上学的关系，内在地统一了宇宙万物与人的内在道德性。这也反映出朱熹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道德生活本身并不存在某种超然独存的道德本心，道德本心只有在于感性情欲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发挥其主宰功能和显示其自身的存在。正是在这样一种哲学前提下，朱熹对现实政治的道德关怀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实践特征。他以内圣之学本，怀抱强烈的政治意识，随时准备投入为朝廷、百姓服务。由于这种超越的道德理想与恶浊的现实政治总是格格不入，朱熹及其他闽学人物每每自觉地在野形成一股清流的舆论力量，与当朝的权臣集团势力相对立。这让人们看到了儒者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另一面，即不仅致力仕途，而且当政治与道德理想无法通过这一途径得以实现的时候，还可以在学术教育文化的层面形成一个不与现实力量相妥协的压力集团。这在孔孟时期已开其端，到了宋代理学时则形成了儒者面对政权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态度，尤其是朱熹，在其屡屡受召而屡屡固辞时，表现出来的不只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自觉选择——在现实政治之外建立一种理想阵地，以维护自己的哲学理想。①因此在闽学传统中，宇宙论的玄妙推演其最终必然指向现实社会与政治，指向天理人欲界限的分野。在朱熹看来，闽学所坚持的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是肯定要起冲突的，在理论上君主是政治及道德的化身，但事实上道德则另有标准，而一种思想流派在这方面承受过多则必然引起政治层面的反激。朱熹本人就曾因为这样的反激而在晚年被诬为伪学。
  三 重视儒经义理：以理学解释经书，以阐明经书来发展理学的学术路径
  宋代以义理解经成为一种文化风潮，“理学家们普遍先择《周易》《中庸》《大学》《孟子》《论语》等儒经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它们的阐发来建立以儒学为主体、并建构‘性与天道’的理学思想体系。理学成为经学中的义理学派的典型形成”①。闽学作为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十分注重在儒学经典文献的框架内，通过解读经学中之义理，进而论述自己的闽学思想。作为独特的研究路径，闽学的历代代表人物更多注重的儒学经典是《六经》中的《周易》《春秋》《尚书》，以及后来经由朱熹的注述而合称为《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比如杨时就十分重视《六经》：“因言秦汉以下事曰：亦须是一一识别得过，欲识别得过，须用着意《六经》，《六经》不可容易看了。”②
  在闽学史上，一向认为《六经》蕴含着先圣的天人之道，是认识世间一切事理的根本依据。杨时重《六经》，重在以义理之学探析其真义之所在，并以此批判了汉唐只以追逐文字为目的的辞章之学；罗从彦一生关注政治伦理，其在《六经》更多地评议的是《春秋》。他认为：“《春秋》一书，独谨严。”③“此书乃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也。”④李侗对《六经》的态度可从他与朱熹师徒之间相关问学内容而略知一二，其对《春秋》《论语》《孟子》的思考与阐析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朱熹则在强调《六经》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又对儒学的经典学说进行了一番新的评述与整理。他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地位，且将《四书》居于《六经》之上，从而实现了儒学发展中的某种转向，这种转向虽然不是自朱熹而始，但朱熹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自《四书》推出以后，儒学史上才有了孔孟并称。《四书》将孔子置于儒学最重要的位置并将《孟子》升为经，将《大学》中之“明德”提升到本源心性的层面来思考，从而以孔孟取代了宋代之前的周孔。自此以后，虽然道统论仍然是自三代讲起，但实际上孔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已实现了大大的超越。可以这样说，以《四书》代替《六经》为经学研究的中心是成熟于闽学的主导倾向，而且在对儒学经典进行义理研究的基础上，闽学还非常重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四部经书中的义理并抬高其地位。比如杨时就认为：“《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取道至径。”①“《中庸》之收，盖圣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也。”②“圣学所传，具在此书。”③由此可见，闽学在以理学思想重新诠释儒学经典的过程中并不抱残守缺，尤其是朱熹不仅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只重注疏不重经义的汉代治学之缺陷，同时也不断地要求避免另一种只强调个人的解经意图而脱离经典本义的极端，而主张将严肃对待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读经文相结合，最终达到在遵循经文本义基础上的深入阐发义理之目的。
  四 严辨儒与佛、道之别，又会通佛、道之精要的文化趋向
  儒学在受到魏晋玄学及隋唐佛学的冲击之后，宋代理学家多对佛、道持批判态度，但同时也改变了看待问题的视野，不得不客观地承认佛、道两家哲学理论的可借鉴之处，尤其是许多地方用儒学之内容而借佛、道之形式，不仅丰富了自身而且以此区别于原始儒学的方向。闽学有不少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在治学初期出入佛、道，如杨时就曾与禅师交好，常借佛、道理论阐释儒学义理。罗从彦虽然从倡明儒学的必然性上坚决地批评了佛、道思想，但在不同方面同时也承认佛氏之学“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窥”。佛学有一条修养功夫的途径，又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架构，许多儒者不得不为其所吸引，闽学所提出的静坐观就烙有佛学理论的印迹。而在朱熹那里，综其大概，思想渊源中有众多源头活水，他的理学核心中不仅是吸取了圣贤的思想精华，而且也是折中融合了佛、道思想，他曾经回忆说过：“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有两册。”①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道”“理”“太极”是作为同等序列的范畴。在儒学的一贯思想中，道德根源于理性，道德境界同时也就是天地境界，二者不能有高下的区别，因为如果达不到对宇宙全体的认识，就谈不到真正的道德。因此必须借助道家思想于无形，把儒学传统的纲常伦理通过“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普遍形式上升为宇宙本体的高度，实现儒学思辨性的提高。另一方面，朱熹也折中融合佛释之学，他对“理一分殊”的解析便吸取了佛家中的“一多相容”思想精华，从而使得“理一分殊”成为其理学思想体系至为重要的命题。钱穆《朱子学提纲》中指出：“朱子于老庄两家颇多发挥，亦不全加废弃。其于释氏，尤其于禅宗，则特有精辨，于理学家朱子辟禅之语最多。后代理学家所辨儒释疆界，其说几全本于朱子。”②可以说，朱熹的本体论、人性论、修养论等思想都不同程度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但是朱熹纳佛、道入儒并不是简单拼凑，他对儒与佛、道的思想接轨下了很大的工夫。应该说，闽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佛、道两家理论采取既吸收又批判的两重姿态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体系逐渐成熟的必然选择。虽然这种必然选择也引来后人的各种非议，但是这种以闽学为主，吸收、融合佛、道的文化趋向，不仅没有减损闽学的影响，反而促进了闽学在各种思想流派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五 以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和流转性奠定闽学极强的传播特性和影响力的治学方向
  闽学乃洛学南传之结果，由判定为伪学到确立为官学，再到定于一尊，历经几代人的传衍、笃力推行，除了理论创新上的巨大贡献之外，闽学发展的一大突出特色是教育复兴，通过兴学育人、传道讲学充分发扬重教、兴学、育才的儒学文化传统。也正是透过这一文化传统，闽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开放性思想体系，尤其是书院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聚人才、激荡思想和传播新观念的重要平台。所有的理学家几乎都是从事终身教学的，也多半曾在书院进行过讲学活动，而闽学中的思想家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典型。杨时一生讲学不辍，仅在东林讲舍前后讲学有十八年之久，明代著名的东林书院就建于东林讲舍旧址之上。到了晚年更是从游的学者不断，南宋度宗敕建龟山书院；游酢在武夷山的五曲筑讲学之所“水云寮”，理宗时敕建豸山书院；罗从彦作为上承二程、杨时，下启李侗、朱熹的闽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倡道东南，先后在洞天岩、南斋书院等处论道；李侗更是致力讲学论道接引后学，乃至后人感念其诚而建有延平书院祭祀之。到了朱熹，闽学之书院文化更是蔚为大观，中国历史上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是经朱熹复建或修建而成的。由于朱熹树书院讲学之新风范，在他身后数百年来留下的书院书堂遍及各地，而闽北闽中更是比比皆是。书院不仅成为了闽学的思想学术基地，同时也是闽学人才诞生的摇篮，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区域文化发展，呈现出“中原文献，十九在闽”的繁荣之势。可见，通过书院体现出来的朱熹人格之感召、教泽之广被、学脉之传承、讲学之流风，处处可以看出朱熹及其闽学各个阶段代表人物所建立之思想体系的开放与交流特性。同时，闽学思想的形成与传播还体现在书院这种形式包容之下的寓政治、伦理思想于学术之中的活动过程，把义理之是非与生民之忧乐、政治之明暗、信仰之存灭等内容相交集，熔铸成极富思辨性的集大成之理学思想体系，大大提高了传统儒学的思维水平。
  可以说，自杨时、游酢将理学引进福建，通过讲学论道、研磨心得，培养了一大批闽学学者，实现了福建文化在思想学术层面的一次重大提升，从而刺激、催化、加速了东南地区特别是闽文化的进一步开发。因此，闽学的形成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转机，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文化昌盛基础，同时也是闽文化的一次飞跃式发展。这一飞跃式发展实现了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学术文化的相融合，突显了几代闽学思想家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兼容并蓄的思维模式，最终实现以定儒学于一尊的方向来整合诸家、吸收异质文化以重建儒家，并进而推动儒学思想成为正统学术的理想目标。
  第三节 朱子学说与闽学思想的现代转化
  叙述闽学对现代社会有怎样的意义是一个值得学界深入思考和普遍关注的问题。闽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系统，尤其是朱熹思想在中国历史过程中的每一个大开大阖的思想激荡中，都有其不断的义理开新。在下面的内容里，可能在许多地方更多地以朱子文化来指代闽学思想。这是因为闽学中的许多精粹思想内涵基本上都融合进朱熹的著述之中，而且朱熹之后闽学的发展也基本上都是朱熹主体思想的发展，闽学的发展最终也归结于朱子文化的发展。反之，这里所说的朱子文化，也并不只是指朱熹个人的学术思想而已，而是包括了闽学流派或其本源在内的广义朱子文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想要使朱子文化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以狭义的朱子学说是怎么也无法办到的。这不是要违背朱熹的基本精神，反而可以说是真正尊重和学习朱子文化的态度，因为朱熹本身就是以这种方式学习、传承孔孟之学的。
  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闽学的现代转化问题是与整个儒学思想的现代发展紧密相连的，在诸如儒家思想究竟是中国现代化之阻力还是助力？它能否在经过转化之后继续维持其生命力？我们应当如何评估当代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在儒学重建中的积极成就？这些问题客观上也包括闽学现代发展之问。
  一 作为构成中国文化“坚硬内核”的重要部分，朱子文化不是一种僵化的道德说教体系
  在哲学上，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说奥妙无穷，但是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这些深奥的哲学道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和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希望从社会的最基础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通过编著《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等，把儒学的道德性思想贯穿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去。有学者认为，宋代的文化特点是向平民社会发展，禅宗、古文运动和新儒家所代表的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复兴、古典思想的重构，表示这确实是一个与新的时代相符合的文化运动，北京大学陈来教授称之为“近世化”：“在这个意义下面，理学不应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①这种“近世化”十分具体地体现在了闽学的形成与发展上。
  朱子文化在南宋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与思想领域起着十分巨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清代康乾二世，基本上确立了朱熹闽学的指导思想地位，这一点只要看康乾两代修了多少部理学著作就可以略知一二了，而且康熙还特意组织编纂了《理学经义》和《朱子全书》等。我们知道，历史的康乾之治从发展的总体规模上要远超于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其中朱子思想在政治上主导地位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比如自宋代开始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重视宣扬孝悌敬祖、宗亲和睦的家族观念。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家在倡导“敬宗收族”和重家族制度上尤为专注，他们在分析传统家族形式基础上提出重建一套与前世有所不同的新模式，即每个人都必须隶属于某个血缘关系的家族之中，每个家族要建造一座祠堂，作为供奉同族祖先的祭祀场所；同时要设置公共田产“族田”，以保障春秋祭典费用和赈济穷困宗亲之需；还要订族规、设族长等，把家族建设成社会基层最小的管理组织，使它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有效稳压器。从福建区域来看，宋明时已有些大姓巨家致力家族制度的建设，到清代福建各地家族兴建祠堂，广置族田，兴修谱牒，设立族长等，蔚然成风，反映了清代福建家族制度的普遍确立与完善。通过层层祠堂将不同地点、不同辈分的家族成员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血亲分明、繁而不乱的家族体系。
  朱熹思想是传统儒学的新发展，是儒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福建社会人文相适应，并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结果。“每一次儒家经典解释的新思潮出现，差不多都是一种新的系统工程的建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1）时代主题的切换；（2）解释者身份与视角的微妙变化；（3）一种根源性解释——精神的归属的改变；（4）对某些经典的偏爱和特别重视；（5）解释方法的改变。”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更应该把朱子文化看成是一种“构成性”的，而不仅仅是“解释性”的。朱子文化往往被不同时代融入该传统的重要作品或被根据事实需要而提出的发展要求所改变，也就是说朱子文化本身并不提供对于所有问题的最终解释，他提供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原理性”思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朱熹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正心诚意、舍生取义自强不息见利思义、推己及人、与人为善、诚信待人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仍然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社会力量、协调利益矛盾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闽学在理想人格追求方面，提出了许多内在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和方式。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孔子倡导“仁者爱人”，要待人以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主张凡事要“推己及人”；而到了闽学朱熹这里，在继承的过程中对经典儒学文献义理的特别关注，可以说是极其自然的事，并因此通过朱熹个人及闽学其他学者的直接体验和理性的道德思辨，把儒学的这些思想推向一个更精微广大的境地。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化继承的意义同样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上，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断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工业文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金钱名利的追求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会不会反而使人更多地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成为“物化”的存在？面对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失落、意义的迷失、道德的滑坡、人际关系的疏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朱子文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更加完备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在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问题的启示性思维。建设和谐文化肯定包含着对意义的追求、形上的探索和超越层面的体验，因此，对朱子文化的思考和护持就必然地成为我们对最有益和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的选择了。
  二 朱子文化可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
  1．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客观上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朱子文化作为宋代以来儒学思想发展的集大成者，势将成为我们发掘儒家体系中现代因素的最基本对象之一，在这一点上，陈来教授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华民族是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就也是以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延续的意见，更具有满足当今社会价值重建需要的意义。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就此而言，对朱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深刻而辩证的思考，无疑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
  2．朱子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与当代社会的道德秩序。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经典，朱熹思想中的一个本质目的是为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和制度背景，所以如何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角度对朱子文化进行解读，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价值体系建设工作。我们知道，儒家不是宗教，没有僧侣制度，也没有权威性的教义，但是儒家在推行道德教化方面的最纯净圆熟形式却不比其他宗教逊色，而其中至为典型的莫过于朱熹在文教上的影响力，朱子在文教上的影响，本质上就是儒家成德之教的真切体现。在朱子的著作中，向来强调把道德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并要求以道德理性制约人们的感性欲望，以求人的本性在现实中得到符合道德目的的实现，从而真正形成有序和谐的社会道德秩序。由此朱子坚持把道德与人的欲望相分离，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便是突出强调了理与欲的对立。这一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实际借鉴意义。
  3．朱子主敬穷理在当代社会提升人格修养方面的重要性。
  朱子学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从这个意义上，朱子所讲的天理可以归结到对康德所说的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主敬所包含的敬畏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当前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能停留于一般的道德观念之上，更多的还应当致力思想境界或心灵世界的提升，朱子文化在这一领域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朱子十分强调“涵养”（存养）与“心”的关系，其实，孟子和程明道也讲存养工夫，但在孟子那里主要是指存养本心性体；在明道则主要是指识仁之后，存养本心仁体。而朱子所说的涵养却不是涵养本心性体，而是以肃整庄敬之心，汰滤私意杂念，使心气之心达到如镜之明，如水之止，然后“心静”则“理明”。当今社会，科学文明总是不断向前发展，人们所感受到的外界刺激也总是与日俱增，如果我们只适应外界的刺激而怠慢了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坚持与努力，那么，所谓人的主体性就无法坚持，其结果将是人为外界所支配而无法支配外界，而成为“役于物而不能役物”。朱子强调“主敬穷理”，主张以敬代静，敬是贯穿动静的功夫，其目的可以引申为现代人的真正主体性坚持。它要求随着科学文明的进步，人们就要收敛身心，提升自我的人格修养以深固主体性。朱子文化中有关这方面的思考比比皆是，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尤其是朱子思想中有益于我们把现代科学文明与人伦中的情意、境界、修养视为一体论述，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挖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尤其需要强调这种向内做工夫以求获得人格提升的精神。
  4．朱子关于学习和践行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需要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视界与宽阔胸怀。
  朱子学最为强调的是格物穷理，而这方面的方法多种多样，朱子特别突出的是学习精神，他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的论证和展开，它在许多方面适用于今天社会的几乎所有人，有益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朱子的“即物穷理”，虽然在道德实践这一主题下并不具备积极的探究事物和掌握知识的意义，但我们还是可以由朱子的理气之分思想中，“引出科学知识”的思想依据。事实上，朱子对于有关外在事物的知识也是很感兴趣的，如像《朱子语类》第二卷、第三卷中论天地鬼神，都就“存在之然”而作讨论。这种由气的运行变化来说明自然界的情形，虽然还没有达到科学的阶段，但它基本上可以划入物理的范畴，因此在基本原则上说也是属于科学的，隐含着“纯知识”的可能性。而且，朱子所讲的“心”，也正是知性层面上的认知心。这种由哲学层面开拓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自本自根的科学知识，无疑具有更加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多元视界，也成为了朱子心性思想的时代意义之所在。尤其是由这一思想所导引出的关于朱子“通识教育”理念，它所包含的对人的综合素质的诸多论述更是可以成为与当代价值理想教育相通的文化资源。
  5．朱子文化中的化民成俗思想与当前推行文明礼俗。
  朱子十分重视社会民俗的改善，他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可得化民成俗之效。朱子尤其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希望从社会的最基础着手，改变家族和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人从幼童而少年，而青年，而壮盛之年，而中晚之年，在这么一个漫长的人生过程中，无论为士、为农、为商，也无论是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你奉持的规矩，践行的道理是从何而来？朱子认为这一切都必须从家教来，从师教来，从礼教来，从经典中来。《朱子家礼》便是极其重要的经典之一。尤其是它并非朝廷功令，在实际生活中《朱子家礼》完全靠民间自然依循，因此才成为数百年来儒家文化地区（包括中、韩、日、越等）在婚丧嫁娶与人伦日用上所共同采行的生活宝典。在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秩序同样需要一套新的礼仪规范，朱子在这些方面的许多论述有益于我们思考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作。
  三 重视朱子文化与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矛盾关系
  深刻把握朱子文化在当代社会文化价值建设方向上的积极意义，护持住朱子文化在福建社会发展上的积极影响作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些困难。
  1．继承朱子文化与发展现代文明的冲突。
  把握朱子文化在构建福建当代文化上的积极意义的首要困难是面临继承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明的冲突。朱子文化相当强调家国意识和宗族观念，重德轻利，以道德人格为本，关注人的道德的纯洁性，其实质上是一种伦理道德型的社会价值观。闽北曾经一度是整个传统儒学文化的中心，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文化上的保守，明清以后其教育事业和人文事业反而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再也没能重现宋代时的辉煌。虽然闽北乃至整个福建很早就开始有了农业之外的商业贸易方面的发展，使其人文性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局限，但从总体看，追求传统教化，重农纯朴仍然是山区地区基本的价值观念。
  这种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与现代文明中的关注人的全面完整发展的人本价值观，崇尚科技理性，强调人权、自由和个人价值，以法律和道德并重制约社会秩序的一系列思想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异。在福建文化的现代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文明自觉不自觉地相遇和碰撞。朱子文化中强调的平均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按劳分配原则，朱子文化中突出的中和思想与现代文明的优胜劣汰观，传统人文中的安贫乐道与现代文明的提倡竞争，构成了两种文化理念和人文特点的差异与对峙。从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并使其成为构建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资源来看，这种差异和对峙有可能引发福建省文化发展的目标模式、价值判断标准及行为准则取舍的困惑。而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之优势，常常会使传统文化包括其中的优秀文化在现实面前受到否定性、中断性的冲击；另一方面出于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和区域文化独立性的警觉，传统文化亦会表现出排斥外来文化和固守自身特质的韧劲。这种矛盾的解决是我们当前思考文化建设问题的基本前提之一。
  2．汲取朱子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整体文化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随着对文化和文化生产力认识的提高，人们也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在整体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特定的心理积淀、学术传统、价值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一系列文化因素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它们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精神状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我们是站在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理解、把握和发掘朱子文化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它们的再认识和它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比如朱子文化作为福建省传统学术中的优秀资源，却在它的原创地越来越起不到应有的影响作用，那里的人文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与沿海地区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而且，文化消费也是个体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在推动社会和谐前进和个人全面发展中，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闽北、闽西及闽东部分山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民众的文化水平不高，获取和利用科技文化的能力较低，生存和发展观念落后，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识程度较低，缺乏现代经济社会意识，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福建整体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因此，提高山区民众文化素质，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的提升和文化普及的程度又往往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状况。
  3．朱子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的继承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难以协调。
  资源性文化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既要保护继承又要开发，继承在于发展，开发需要保护。相对于现代流行文化，传统文化是弱势文化，比如朱子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欠缺足以支撑闽学的制度或组织（如传统中国历史上所见的科举考试制度，或过去闽北地区林立的书院、私塾等组织），已经完全不可能通过具体的学术或教育活动对社会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了。我们对朱子文化的继承和研究也并不是为了夸大朱熹思想中所包含的某些不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所限定的恒常价值在解决人类文化发展中所遭遇的普遍性问题方面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而是更多地通过对朱熹所阐发的义理命题的学术探讨，通过对他所提出的“家国天下”意识和接续“斯文”、承担“道统”的文化使命的透悟，在文化的方向上为当今的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历史资源性的思想架构。钱穆先生曾说：“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①但是，在朱子文化的学术研究及其闽学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对社会教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实践措施的史料发掘和整理开发，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还不是非常充分。
  另一方面关于朱子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关系的辩证认识，还难以落到实践，尤其是闽北部山区经济较为薄弱、资金短缺，要么开发不足，要么又急于利用文化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必然影响着文化资源保护和后续利用。一些有关朱子文化的开发是伴随着旅游文化资源的拓展而进行的，有的地方出现了盲目迎合旅游者的趣味和标准，缺乏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结果极其容易导致旅游地朱子文化真髓的丧失；大规模的旅游活动带来了朱子文化的某种商业化，流于表面的快餐化，等等。此外，目前在文化资源开发方面更多的是侧重于有形物质文化而非朱子文化这种维护开发时间比较长、经济效益小或表现不明显的以非物质文化为主的文化类型，再加之文化现代化、一体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常常造成了这一类型文化资源继承与发展、保护与开发协调性的难以实现。
  4．朱子文化面对文化市场发展的趋向所必然产生的迷茫。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朱熹思想相对于其他传统儒学派别，不仅在于对儒家内圣心性之学所包含的普遍性价值的确认上，而且还表现在对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思想进路之客观有效性的确认上。这使得这一学说不甘于要求人们只做某种只专注于探求形上义理的哲学家或只关注自我生命之解脱、安顿的人。这一学说主张的是实现儒家的“圣王”理想，要使自己的理论发挥某种影响社会人生的实际功效。朱子学说中的许多关于道德理想和人格修养方面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水准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面对目前在文化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和非理性倾向，以及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道德价值观的混乱和偏差，都与朱子文化构成了无法消解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这就提出了一个朱子文化的现代社会适应性问题，即在其内部存在着文化的传承性和由于传承性而产生的分歧性也愈来愈大，甚至愈是强调传承性的时候分歧性愈大。虽然朱子文化写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受到政府的重视，然而一方面由于缺乏创造性的诠释；另一方面也由于其中的价值思想与现代化的步调和市场化的现代生活脱节，而显得创造力不足，其理想性和可行性在某种程度上有显得逐渐模糊的趋向。
  再加上文化产品商品化的冲击，朱子文化中的人文性和品味性受到了忽视，由于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群中贫富差距的显性化，文化均富问题被突显了出来，太贫者无力于享受文化成果，太富者则无心重视文化，而中产阶级者又往往受市场化、商品化等大众品味流行的影响。在这样的冲突情况下，朱子文化作为传统文化无力对现实文化问题进行纠错，也必然带来其对现实社会影响力的萎缩。

①台北《史学评论》，1985年第9期。 ②《朱子文集》卷八十。 ③《宋史》卷四二〇《黄榦传》。 ④淳熙《三山志》卷四十《世俗类》。 ①脱脱：《宋史》卷四十二，理宗纪。 ②《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 ③《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①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②高令印、高秀华：《朱子学通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5页。 ③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建宁府》。 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①熊禾：《熊勿先生文集》卷五。 ②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 ①黄榦：《勉斋集》卷七。 ①李光地：《重修文庄蔡先生祠》序。 ②陈科捷：《紫峰文集》序。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4），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456页。 ①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4页。 ①《朱子语类》卷五。 ①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347—368页。 ①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②杨时：《余杭所闻》，《龟山集》卷十一，第218页。 ③罗从彦：《遵尧录别录》，《罗豫章集》卷八，第89页。 ④罗从彦：《遵尧录四·仁宗》，《罗豫章集》卷四，第44—45页。 ①杨时：《余杭所闻》，《龟山集》卷十一，第216页。 ②杨时：《中庸义》序，《龟山集》卷二十五，第348页。 ③杨时：《题中庸后示陈知默》，《龟山集》卷二十六，第357页。 ①《朱子语类》卷一百〇四。 ②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 ①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①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