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学在新加坡的发展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时段：19世纪末期，新加坡曾出现过儒学热，甚至被标榜为“儒学复兴运动”①。20世纪中叶，中国移民在新加坡创办了一系列华文学校（“崇文阁”“萃英书院”“养正书室”，等等），旨在“究洛闽之奥”，并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作为教材②。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了儒家伦理教育，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旨在推动儒学在新加坡的复兴。但是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传播更多的是停留在“通俗儒学”的层面，即作为一种华人道德价值观存在于普通民众中，并以家庭环境熏陶的方式留存。19世纪末的儒学热被五四思潮浇熄，20世纪80年代的儒家伦理教育也仅持续了8年时间，无疾而终（1990年，儒家伦理课程被公民与道德课程取代，东亚哲学研究所也更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③。更重要的是，学术层面的儒学研究在新加坡极少专门涉及朱子学，鲜有影响力的朱子学研究成果问世。
  管见所及，仅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龚道运曾经专门从事过朱子学研究。作为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他对朱子学有相当深的研究，著有《朱学论丛》④《日儒林罗山（1583—1657）的朱子学——着重对其教育思想之研究》①《朱熹心学的特质》②等。他主要运用的是以考证和义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尽心工夫的角度切入朱子理论体系的研究，并兼对元代南北方朱子学者金履祥、郝经、许衡、许谦的思想以及日儒林罗山的教育思想有深入探究。他指出，朱子的心性践履之学乃是朱子心学的主要特征，体现了气禀及工夫与理论体系并不相分。朱子由尽心工夫体会心不即是理（因为理超越于一般心理活动与气之上），这是朱子对儒家心学的特殊贡献。类似地，元代的几位朱子学者也遵循了朱子由气质切入切实践履工夫的心学义理系统。他还指出，这种朱子式的心学对今日道德修养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即提示我们需依本身气质所近而从事切实的德性践履。
  相比于新加坡，朱子学在越南的流传是具有相当广度的。秦汉时期，儒学伴随中国移民迁入越南而开始在越南传播（自秦、汉始至五代末，越南的中部和北部地区曾为中国的郡县），越南的儒学已在越南存在了上千年，而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也从南宋末年（13世纪中叶）就已开始③，并在黎朝（1428—1788）到阮朝（1802—1945）的前期达到高峰，成为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在越南思想史上，曾出现了黎文休（1230—1322）、朱文安（1292—1370）、黎贵惇（1726—1784）等从事朱子思想研究的儒者④，并有一系列朱子学研究论著问世①。遗憾的是，朱子学在越南始终没有像朝鲜朱子学和日本朱子学那样得到深化和细化。当代越南从总体上来说，也没有十分突出的朱子学研究成果（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越南的儒学研究成果，毕竟，越南拥有西贡文科大学、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的人文与社科大学、汉喃研究院等众多研究机构，以及一大批从事儒学研究的当代学者，如陈廷厚、潘玉、武挑，等等）。管见所及，当代越南尚无朱子学研究专著问世。从越南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重点主要是放在先秦儒家及越南儒学发展史上②。

①具体情况参见Yen Ching-hwang．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99—1911”．In: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6:33-57． ②参见冯增铨《儒学在新加坡》，载《孔子研究》，1986年版。转引自高令印《朱子学在新加坡和泰国的传播和影响》，邹永贤主编：《朱子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 ③参见李焯然《儒家思想与新加坡》，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韩国与东南亚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版，第180页。 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 ①新竹《清华学报》新23卷，1993年第4期，第429—448页。 ②这是龚道运在1987年12月初在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的学术演讲。 ③陈太宗曾按照朱子学理论来改造尚不成规范的礼仪；还全面推行科举选官制度，设立国学院，诏谕天下儒生到国学院讲习朱子学和“四书”“六经”，传播朱子学。之后，朱子学逐渐成为官学。明成祖朱棣时期，在越南设立了交趾布政使司，并广办学校，颁赐《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等书籍供越南士子学习，加速了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参见李世财、杨国学《朱子学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建构特征比较》，《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1页。 ④朱文安著有《四书说约》，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介绍了《四书》的内容，这是朱子学传入越南的最早证据。黎贵惇受朱子理气论的影响，在《芸台类语》中将《理气》篇列为首篇。但有学者研究指出，《芸台类语·理气》篇中并未严格遵循朱子强调的儒释道之分，由此可知，《理气》篇虽涉及朱子思想，但并不以其为宗。相反，《理气》篇的论述较接近气化宇宙论的实用观点。参见蔡振丰：《黎文敔〈周易究原〉与其儒学解释》，《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2年9月第2期，第104—105页。 ①黎显宗景兴年间（1740—1786），范贵适取材于程颐《易经序》、程颢《易经序》、朱熹的《图说》及《朱子五讚》、《易说纲领》、《朱子筮仪》等，撰写成《易经大全节要演义》。黎朝时期的问答体科举文集《周易策文略集》（汉文书），附载有《易序》《程子序》和朱熹《周易图说》。黎朝大儒黎贵惇著《四书约解》的内容，主要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另据记载，越南学者裴辉碧撰写的《性理节要》，又名《性理大全节要》（汉文书），为朱熹《性理》一书的概要，于绍治二年（1842）、三年、四年连续印行。《性理略集》（汉文书），为朱熹《性理》一书的评注本。绍治三年（1843）壬寅科进士潘廷扬的《行吟歌词诗奏》文集（汉文书）刊印，该书收集有《朱子家训演音》跋。成泰六年（1894），《朱子家政》重印于慈廉县上葛社三圣庙。该书后附载《女训要言》论及女子四德。《名诗合撰》（汉文书）系诗文集。此书包括五部分，其中第四部分为《朱子家训》。《朱子小学略编》（汉文书）为蒙学教科书《朱子小学全书》的简编，刊印于成泰甲午年（1894），该书总论、题词、序文及书中主要内容採自朱熹，陈选集注，桂山阮劝撰再版序文。《小学句读》（汉文书）为蒙学教科书，内容从《论语》《孟子》《朱子语录》等书中摘出的若干短句而成。《筮仪演义》（喃文书），题朱子撰，为《筮仪》的喃译本，每句汉文原文后为喃译。从以上介绍可知，除了越南官方大量印行朱熹的“四书”外，阮朝还先后出现过一些用汉字或者喃字翻译注释、阐发朱熹的其他著作。可见，当时朱熹的著作在越南的流传相当广泛。参见张品端《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1.1期，第81—86页。 ②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是，陈重金撰写的《儒教》（1928），这是20世纪初最为系统地向越南读者介绍儒教知识的读物；潘佩珠的《孔学灯》（1957）；阮才书主编的《越南思想史》（1994）；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院学者编纂的《越南文学历史》（1988）；陈廷厚的儒学研究作品《从传统到现代》 （1992;1994）；潘玉的《越南文化本色》（1998）；武挑的《儒教及其在越南的发展》（1997）；潘大尹主编的《关于越南儒教的若干问题》（1998），等等。